武汉中北路上，各大银行总部高楼林立，金融商务区的轮廓出现。在中北路立交桥下，是武汉楚河汉街商业区的入口，夜幕降临，前来汉街游玩的人开始络绎不绝，昔日这里热闹场景开始重现。
　　经济恢复，消费市场往往最先火热，吴龙对此感受更深。
　　吴龙是河南信阳人，在武汉做水果生意已经10多年了，每天晚上店面收摊后，他都会把水果现切装盘，拿到汉街商业街卖，“这样每天能多赚几百块”，这也是他应对生鲜电商冲击的方式。
　　当天是工作日晚上，在楚河汉街里，美食店门口人头攒动，记者扫描街区里共享充电宝站，显示“无充电宝可用”，这些都是武汉经济恢复的横截面。
　　即便遭受疫情重创，武汉去年全年的GDP依旧达到了1.56万亿，进入全国前十。今年一季度，武汉GDP达到了3574.11亿元，同比增长58.4%，也超过了疫情之前2019年同期（3357亿元）。
　　众所周知，武汉是中国地理的中心，有着九省通衢的独特区位，作为中部地区的“一哥”，武汉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湖北经济的恢复，更决定着中部崛起能否实现。

大而不强

　　疫情让全世界都重新认识了武汉，这座1100万人居住的特大型城市，成为抗疫战场，武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城市，武漢的地位再一次提升。
　　事实上，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曾谋划武汉的发展，“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甚至，他还提到，武汉未来的城市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一直以来，武汉凭借九省通衢的独特区位优势，并集聚着丰富的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成为华中区域的中心城市，也是中西部省份中，强省会的代表。
　　即便是受疫情冲击，武汉经济也交出了一份有底气的成绩单，2020年全年GDP达到1.56万亿，位列全国第9，今年一季度最新数据，更是高出疫情之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武汉在这场经济复苏战中也并没有掉队。
　　从去年全国27个省会的发展情况来看，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等11个省会GDP破万亿，个个都是强省会的代表。
　　梳理这些强省会发展的逻辑，大概有两种方式：一是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空间和经济体量的双提升；如2020年，长春合并公主岭，2019年，济南合并莱芜，2016年成都代管简阳，他们的首位度都直接上升了1～2个百分点。
　　二是，通过放开落户限制，加大人才引进政策，来提升人口规模，从而实现资源集聚，扩大经济规模进而提升经济首位度，如西安、合肥、郑州、武汉、杭州等城市，过去几年都相继成功加入GDP万亿俱乐部，首位度也有明显提升。
　　业内一般以城市经济首位度来衡量强省会的程度，即该城市GDP占全省GDP的比例，一般占比在30%以上被认为是强省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波放宽落户限制前，武汉的首位度就常年维持在30%以上，2020年最新的数据是35.9%，比2019年提升了0.5个百分点。这背后主要是源于武汉的资源优势，武汉丰富的科教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等。

从去年全国27个省会的发展情况来看，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等11个省会GDP破万亿，个个都是强省会的代表。

　　不过，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看来，武汉依旧不够大，“城市的经济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辐射周边城市”，当前，武汉的自身的产业结构来看，整体呈中低端化，“赚的都是辛苦钱”，没法辐射周边城市。
　　成都和武汉作为中西部强省会的代表，但与成都“一城独大”稍有不同，湖北省内，除了武汉之外，还有襄阳和宜昌两个区域副中心城市。不过，襄阳和宜昌两个副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在4000多亿，武汉是它们的3倍多，这也意味着，湖北省内，GDP在5000亿到万亿的城市，依旧是空白。
　　另一个视角是看武汉与环周边城市的经济对比。在地理上，与武汉市土地直接接壤的周边城市共有6个，分别是黄冈、孝感、黄石、咸宁、鄂州、仙桃。这其中，前5个均为普通地级市，仙桃则为湖北省直管的县级行政单位。以2019年的数据来看，武汉的人口在1100万左右，其余6市总人口在2000多万，是武汉的2倍，人口虹吸趋势并不是很明显。
　　不过有一个现实因素是，武汉的面积才8500多平方公里，其中，2000平是江湖和滩涂，1000平防汛抗旱预留用地，其实武汉真正的有效用地只有5000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在万亿GDP城市中，是很少见，小于北京、天津，更别说通过区划调整扩容的成都等省会。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武汉提出打造“五大中心”，即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而湖北省的区域发展格局是“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期待武汉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这也意味着武汉需要回应周边城市的发展需求。

“工业化后阶段”

　　作为近代化工业重镇，早在上世纪80年代，武汉的经济排名就进入了全国前十，如今，却仍在前十的尾部徘徊，与其说武汉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不如说，武汉在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中显得有些乏力。
　　2011年，全国万亿GDP城市才6个，10年之后，2020年，扩容到23个，翻了将近3倍。在这期间，一大批新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加入万亿俱乐部。如2014年，武汉和成都GDP双双破万，分别成为中部、西南地区首个加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次年，杭州也加入万亿GDP城市。 　　事实上，这三座城市开始暗暗较劲，一方稍有不慎，就会被反超。1980年代的时候，武汉远超杭州、成都等城市，到2008年，杭州超过武汉，2010年，武汉再次反超杭州。此次疫情之前，武汉的经济一直压杭州一头，疫情之下，杭州开始反超武汉。
　　提起武汉的经济，就不得不提，武汉九省通衢的独特交通区位以及丰富的教育、科创资源优势。但回看这几年武汉的发展，似乎这些优势并未能完全凸显。
　　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邹薇看来，在传统商贸物流时代，武汉九省通衢的区位确实能发挥作用，但在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现代物流，武汉似乎发力较晚，研究发现，无论是客流还是人流，都只是把武汉当作一个中转站、客运站，并没有把武汉作为商贸的重点，人流、物流、信息流没法在武汉长时间停留，也就没法带来经济效益。
　　的确，武汉有83所高等院校，高校数量仅次于北京，拥有百余万大学生，但大学生毕业后留在武汉发展的比例并不高。“主要是留不住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两所学校的学生。”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罗知对记者坦言。据这两所学校公布的毕业生质量报告，2019年，武大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留在湖北发展的比例都不足30%，而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留下本地发展的比例约为80%，差距不小。
　　此外，武汉拥有9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但科教成果本地转化率只有20%左右，科创实力无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这是武汉科创资源的B面。在罗知看来，科教成果转化率低，背后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没有产业应用场景，二是受学界对发论文等科研考核机制的影响。新民营经济是罗知的研究领域，在与民营企业家座谈中，她发现产学研合作无法落地，因为学者关心的是项目能否拿到科研经费，而企业家更关心的是能否提高生产效率。
　　事实上，无论是人留不住还是科创成果转化率低，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没有产业土壤。具体来说，经济缺乏活力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强民弱，国企和央企占比大，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相关统计显示，武汉前30强企业当中，央企和国企占了近2/3，主要分布在汽车、建筑、钢铁行业。
　　二是对外依存度低，即武汉的对外开放水平较低，数据显示，2019年，武汉的外贸依存度为15%，在全国36个代表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比全国水平（31.8%）低16.8个百分点。

相关统计显示，武汉前30强企业当中，央企和国企占了近2/3，主要分布在汽车、建筑、钢铁行业。

　　邹薇教授一语中的，武汉还处在工业化后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武钢、武重、武船为代表的“武字头”企业成就了“中国钢城”，进入21世纪， 2003年，东风汽车乘用车从十堰搬迁至武汉，武汉成为“车都”，2018年之前，武汉第二产的比例长期稳定在43%，三产结构还有待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占比才60%，与发达城市差距较大。
　　武汉强则湖北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汉不应考虑大不大的问题，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大是指规模，强则注重功能，只有在强的基础之下，城市才是越大越好。”邹薇强调。

如何更强？

　　武汉能否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城市经济发展的根基依旧是产业，如果追溯武汉经济活力缺乏，还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其实，武汉的产业体系十分完备，拥有工业41个大类的38个门类，其中，汽车制造业、钢铁业、建筑业一直是武汉的支柱产业。
　　以汽车产业为例，武汉一直有“中国车都”的美誉，是全国六大乘用车生产基地之一，在武汉经开区集聚着7家汽车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汇集了中、法、美、英、日五大车系。
　　不难看出，武汉的汽车产业优势明显，品类多，涵盖5大车系，但不足也明显，产业链不够长，产能并不突出。从2020年，各地披露的汽车产量来看，湖北的产量仅排名第4，为209.4万辆，低于广东（313.31万辆）、吉林（265.46万辆）和上海（264.68万辆）。
　　罗知认为，武汉产业的问题在于产业附加值不高，目前仍然集中在中下游的制造阶段，急需转型。当前，不少城市都抓住了新一轮技术应用带来的产业转型机遇，找到了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并快速在城市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杭州、成都和合肥便是这类典型。
　　站在“十四五”的起点，湖北省的确定了新的区域发展格局，即“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1 2 N”的城市格局，“1”是指武汉，“2”是指襄阳和宜昌，在邹薇看来，湖北具备实行“一主两翼”战略的良好条件，因为三市GDP在全省占比约为56%，有条件通过“一主两翼”的发展，来带动辐射其他城市的协同发展。
　　近几年，武汉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尝试也不少，在东湖新区，“光芯屏端网”的万亿产业集群形成，在这样的区域格局下，武汉产业转型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在邹薇看来，在“十四五”期间，武汉GDP要想实现倍增的目标，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的基础上，一定要另辟蹊径，实现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异军突起，推动形成1～2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结合武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能形成万亿级别的，一个是生命健康产业，在武汉生命健康产业有较好的基础，东湖高新区在2019年全国 190多个高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排名中，位列第4，前三分别是中关村、上海和苏州。

　　针对现在各地都在发力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压力不小，邹薇建议，可以借着全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落户武汉的契机，率先把疫情期间已经形成的先发病例、先发诊治、先发检测等资源整合起来，着力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范方面发力。
　　另一个是，武汉可以主抓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发挥光谷前期在“光芯屏端网”的前期优势，将智慧产业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邹薇透露，目前武汉市已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市里头号工程，先后派出多个调研团队到杭州、深圳等城市学习调研。
　　在产业空间布局上，邹薇建议，“跳出武汉看武汉产业发展，主动回应周边城市的诉求，实现共赢发展”。首先，要让武汉实现要素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带动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简而言之，就是武汉成为全省资源配置的大脑，让产业的研发在武汉，具体生產和制造的产业链延伸到周边城市，实现对周边城市的覆盖。
　　具体来说，利用两大汽车产业走廊在武汉的产业基础，打造“汉孝随襄十”和“汉宜荆荆”两大产业带，其一，发挥襄阳在汉江流域的领头羊潜力，将“汉孝随襄十”升级为新一代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零配件产业密集带，“汉宜荆荆”则打造高端精细化工、现代物流和绿色环保产业富集带。
　　可以预见，在“十四五”期间，武汉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在发挥中心引领的过程中，可以做的有很多。“中部一哥”业已苏醒，正大步向前。
　　（文中吴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