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男足世界杯本月在莫斯科拉开帷幕，作为和平时代的“国家战争”，世界杯关乎国家颜面，自然会抓住各国人民的眼球。中国男足再次无缘盛会，沦为看客，中国球迷们也只好去期待下一个四年和新一茬球员。
　　相对的则是日本队这样的“别人家的孩子”，自从1998年首次打进世界杯后，一届不落，并从任人宰割的鱼腩，变成了二三流强队。日本女足更是在几年前夺得了女足世界杯冠军。无论男足、女足，日本队都曾是中国队眼中的软柿子，如今却只能望洋兴叹。日本足球成为列强就好似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一样。
　　足球只是一个缩影。日本人往往能够在不同领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以后发的身份收获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甚至能酿造高品质的威士忌。有友人说：“日本文化是门徒文化。”门徒文化两面性道尽了日本社会文化的优劣，而作为日本之师的中国也有必要去了解这种文化中合理的一面。
　　匠人精神是一种门徒文化
　　所谓门徒文化，一方面它需要忠实地继承它所学习对象的一切，为了防止走形，只能做减法，不可以做加法。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日本社会中，来自中国的唐宋文化的遗留，还有近现代欧美的表象，大多数在工具层面，更准确地说是停留在模式上。实际上，将别人的模式拿来，再进行精益化处理，想在世俗社会中获得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这已经足够了。
　　比如，日本人认为东亚人的身体素质不足以与欧洲人硬碰硬，但在灵活性上并不逊色，甚至在系统思维能力上更强于西方人，所以日本人以巴西足球为师，走技术流路线，并从小学开始，构建了全国性的青训体系和各级别联赛，垒土成山，于是如今的日本足球早已不是吴下阿蒙。
　　相反，中国足球则是今天学德国，明天学东欧，后天学巴西，不但邯郸学步，而且在废除计划经济时代专业队体系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全民性的青训体系，结果是足球人口急剧萎缩。在欧洲，球员的成材率万分之一，可见中国大多数职业球员的水平在其他国家本属于被淘汰的对象，而在中国却成了近乎等额选举。
　　我们中国人以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家长不愿意让小孩从事足球运动，怕耽误学习，影响前途，足校培养的球员大多数是家长们认为书读不进去，而身体素质出色的孩子。众所周知，足球比赛更需要球员有阅读比赛的能力，这是建立在学习能力的基础上的，而且足球场上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时空”机会，需要球员有艺术细胞。有趣的是，今年第一次登陆中超联赛就表现出色的小将黄紫昌，恰恰是一个罕见的完整读完高中，才转入职业联赛的球员。
　　让人汗颜的是，日本足球青训和联赛呈现的是“功成不必在我”，中国人则想在足球上必须迅速出结果，却一次次被结果羞辱。我们用尽智巧，却不及日本人的“笨”功夫。多心常常不如一心。
　　社会上提倡“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的本质就是要求一心，这也是一种门徒心態，我们对一件事既然不能“创造”，但我们可以减去它身上不必要或不那么有效率的功能，这是一种微创新。
　　“耻”与“愧”
　　和日本文化对学习对象进行忠实的模仿、继承，最多做一些简化相比，中国文化是兼容并蓄的，它能够将不同来源的文化，熔铸成近乎“大一统”的结果，这既是一种自信，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从上古到近现代，中国文化都在熔铸各种外来文化，比如古希腊文化也通过丝路传入了中国，但从表层，我们甚至看不到蛛丝马迹，另外，我们声称竭力学习的西方先进文明，实际上与它文明的一面，也并无关系。
　　同样，作为儒教文明影响下的国家，日本人拘于“礼”，他们的自我约束和客气礼貌，在中国人眼里显得十分繁琐。作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日本人活在彼此目光的监督中，害怕失礼，害怕麻烦别人，他们的文化是一种“耻”的文化。羞耻感是针对某件事而言的，相对的中国文化，则是“愧”的文化。惭愧也罢，内疚也罢，是就某个人而言的。相比耻的文化，愧的文化更高级，但在实践中，也更加困难，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来自这样的文化。
　　被外部的礼约束的人，在离开约束他的环境时，可能会变成兽性大发的另一个人，我们从侵华日军那里就能看到这一点。同样，当从收音机里听到天皇的停战诏书后，他们又彬彬有礼地放下了武器。他们会感受到战败的耻辱，却很难感受某种来自良心的拷问。日本大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态度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温情细腻的男人在日记中曾经描述自己，一边穿着橡胶的防毒衣撒毒气，一边欣赏中国美妙的乡野风光。
　　中国文化不存在门徒文化中的僵化性，其弊端则是，一个人做什么都可以找到理由为自己辩解。只要心里讲得通了，再骇人的事，都会有人愿意理解他。所谓“菩萨行方便”，但是不是真有菩萨发心，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几十年来，总有不少人试图为汪精卫翻案，就是只基于汪精卫的诗文去揣度他的动机，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所谓“曲线救国”是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式的自我牺牲。我们社会现象中的低素质情景，很难说不与我们的文化相关，因为你拿心中无愧的人没有办法，如果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的话。
　　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
　　日本的门徒文化呈现出的过程导向非常值得我们反思，这也是日本几十年中能够积累大量核心技术的原因。而国人的结果导向则表现在电脑、手机、大飞机等项目上，更关注最后的集成。
　　人心中的结果导向一旦与中国文化的自由倾向结合起来，就会变得十分短视。近百年来，中餐在西方社会形象低端，与迎合西方人口味擅自“改良”不无关系，结果远不及顽固不化的日料在西方人心里高端。


　　同样吊诡的是，由于与中国领土不接壤，面对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强势文明的时候，作为学生的日本文化仍保留有自己足够的自由度，有选择地接纳中国文化中文明的一面，比如佛教和更接近于士大夫的那些知识，这和因出海讨生活而形成的东南亚华人社区中流行的低端国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样，与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礼”互相约束相比，新加坡的社会治理却是建立在严刑峻法之上的，这种差距不言而喻。当一个社会用道德不能约束大多数行为，不得不依靠法律惩罚来维系运转，在中国古代大哲眼里，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堕落。
　　类比思维利弊
　　以礼来约束行为，以及日本引以为傲的“精益思想”，都属于马斯克所描述的那种类比思维。所谓类比，就是看看别人做得怎样，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相对的优势，在竞争中胜出。这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思维方式，只是日本人严肃认真地把它摆到了桌面上，以强者为师。当然，也不否认日本历代也有不少人，摆脱了类比思维，比如“以工作为修行”的稻盛和夫。
　　同样，王羲之坦腹东床，这种对仪式感的蔑视，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倾向往良性方面发展的一面，也是日本文化无法企及的一面。门徒文化是一种关系文化，既压制了个体卓绝的创造力，也难达到真正的简约，日本式的简约常常是仪式化的。也就是说，在日本的文化土壤中，很难会出现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当然，在当下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也不会有。
　　同样，回到足球上，尽管日本足球已经“脱亚入欧”，也有球员在欧洲豪门俱乐部打上了比赛，但日本足球还是陷入了一种他们自以为的尴尬之中，即在世界范围，勉强可以称为二流强队，却无法再进一步，在胶着的比赛场面中，很少有人能够如天神般杀出，决定比赛结果。如果培养不出这样的球星，日本五十年内夺得男足世界冠军的长期目标也无法实现。
　　这也是日本的门徒文化在足球世界的显现，日本足球在形式上学到了巴西的整体打法，而且球员的技术能力都还不错，但变成过度强调整体，不太允许球员游离于体系之外。这一方面保证了日本球队在面對亚洲球队时常常保持胜势，不犯低级错误；另一方面，在面对实力相当甚至实力稍高于自己的球队，也很难有胜算。
　　尽管不少日本足球专家意识到天才球员的重要性，也试图建立一个培养天才球员的体系，但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比如在巴西，很多被称为天才球员的足球生涯，都是孩提时期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踢街头足球开始的，然后才有了所谓的训练。另外，对他们而言，对足球发自内心的近乎疯魔的热爱，一看到足球，烦恼全无的心境，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些巨星功成名就之后，堕落的速度也常常让人唏嘘。
　　在我们小时候，龟兔赛跑的寓言、笨鸟先飞的忠告，一样都不缺，可是很少有人会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笨。20年前，中国棋院有一则旧闻，说国手们私下用功，唯恐被彼此看到，也说明这一点。中国人常常希望别人相信，自己的成就来自天才而非努力，但当一个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在暗示自己不够聪明时，反而是值得敬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