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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至少有两层意思，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吸纳越来越多的人口，农村的人、财，物不断流入城市，农村处于自然衰败之中。农村衰败过快，挤出人口太多，而城市又无力吸纳，就会出现严重问题。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平衡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与农村衰败挤出农村人口的速度之间的关系。
二是我国9亿农民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要持续很多年的漫长过程，大部分农民还要依托于村庄生活。新农村建设的个核心就是，要让依托村庄生活的农民也可以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
如何在农村人、财。物必然自动流向城市的背景下，让他们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或者说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开展，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当前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农民增收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务农，二是务工经商。现在务农已不可能有多大的增收空间。而在务工经商方面，最近十多年，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基本没有变化，在就业机会不可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进城农民越多，劳动之问的就业竞争就越激烈，劳动力价格就越低。因此，从长远来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将长期慢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的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同时因为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农村公共品离开了社区的力量，国家根本无法有效供给。例如国家可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却无法使千家万户的小农与大中型水利设施对接；国家虽然投入巨资治理淮河，却不可能去管农民将麦秸堆到排水沟的事情；国家可以为农民修农村通的公路，却不可能将村庄环境整治好。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的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农民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 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并不是苦于没有解决温饱，而是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是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是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是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是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下降；不是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是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是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是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是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换而言之，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税费改革与新农村建设的两种不同逻辑
回头来看2003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及新农村建设，可以获知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
这几年，国家十分英明地取消了农业税，也取消了义务工和其他面向农民的收税收费，还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农村低保，给农民各种补贴等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在于两点：一是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二是缓解了干群关系。可以说，税费改革及其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从政治上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过，农村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并非无可检讨之处。具体有二：
是虽然减少乃至取消了几百亿的农业税及相关税费，甚至每年拿出几百亿补贴税改，但国家补贴并不足以弥补县、乡、村三级因为税改减少的收入，所以就有了一种说法，即“税费改革倒逼乡村体制改革”。乡村体制的确需要改革，但以税费改革倒逼着进行，其重点就只在于减少乡、村两级的支出，而并非改革乡村体制。为减少乡、村支出的目的，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乡村体制改革办法，诸如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取消村民组长等等，然而后果都是削弱了乡村行政的能力，减少了乡村治理的资源，其中取消村民组长的性质尤其严重。
第二，尽可能将向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不经过各基层政府而直接发给农户，虽然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但这样做既提高不了农民的收入，又解决不了农村所面临的严重公共品困境，而国家也不可能直接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公共品，其结果往往是，国家给农民每亩补贴了40元，农民却因为公共品供给的不足，每亩又损失了400元。从治理角度来看，目前弱化乡村基层政权及国家直接补贴到户的政策经济上很失败，但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g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如果政治的逻辑长期偏离治理的逻辑，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最终政治上所得好处还会失去。因此，从治理的角度看，当前中央的农村政策有待调整，各级政府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也有待重新考虑。
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农村基层组织具有主导乡村治理的能力。这其中关键是要有基层组织队伍，要有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现代化背景下，指望农民内生形成秩序，实在是不切实际。
事实上，国家是有能力养活一个强有力的、可以为农民提供服务的，不是靠向农民收费而维持的基层组织体系。而且，国家不仅要养活这个基层组织体系，还要为它提供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使他们拥有可供支配经过民主程序的财政资金，从而为农村提供丰富的源于农村社会内部要求的各种公共品。
二是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既然农民不能一下子转移出去，又缺少快速增收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做出文章，从而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保证在他们的经济收入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却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
二是我国9亿农民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要持续很多年的漫长过程，大部分农民还要依托于村庄生活。新农村建设的个核心就是，要让依托村庄生活的农民也可以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
如何在农村人、财。物必然自动流向城市的背景下，让他们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或者说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开展，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当前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农民增收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务农，二是务工经商。现在务农已不可能有多大的增收空间。而在务工经商方面，最近十多年，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基本没有变化，在就业机会不可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进城农民越多，劳动之问的就业竞争就越激烈，劳动力价格就越低。因此，从长远来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将长期慢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的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同时因为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农村公共品离开了社区的力量，国家根本无法有效供给。例如国家可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却无法使千家万户的小农与大中型水利设施对接；国家虽然投入巨资治理淮河，却不可能去管农民将麦秸堆到排水沟的事情；国家可以为农民修农村通的公路，却不可能将村庄环境整治好。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的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农民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 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并不是苦于没有解决温饱，而是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是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是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是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是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下降；不是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是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是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是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是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换而言之，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税费改革与新农村建设的两种不同逻辑
回头来看2003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及新农村建设，可以获知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
这几年，国家十分英明地取消了农业税，也取消了义务工和其他面向农民的收税收费，还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农村低保，给农民各种补贴等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在于两点：一是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二是缓解了干群关系。可以说，税费改革及其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从政治上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过，农村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并非无可检讨之处。具体有二：
是虽然减少乃至取消了几百亿的农业税及相关税费，甚至每年拿出几百亿补贴税改，但国家补贴并不足以弥补县、乡、村三级因为税改减少的收入，所以就有了一种说法，即“税费改革倒逼乡村体制改革”。乡村体制的确需要改革，但以税费改革倒逼着进行，其重点就只在于减少乡、村两级的支出，而并非改革乡村体制。为减少乡、村支出的目的，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乡村体制改革办法，诸如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取消村民组长等等，然而后果都是削弱了乡村行政的能力，减少了乡村治理的资源，其中取消村民组长的性质尤其严重。
第二，尽可能将向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不经过各基层政府而直接发给农户，虽然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但这样做既提高不了农民的收入，又解决不了农村所面临的严重公共品困境，而国家也不可能直接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公共品，其结果往往是，国家给农民每亩补贴了40元，农民却因为公共品供给的不足，每亩又损失了400元。从治理角度来看，目前弱化乡村基层政权及国家直接补贴到户的政策经济上很失败，但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g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如果政治的逻辑长期偏离治理的逻辑，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最终政治上所得好处还会失去。因此，从治理的角度看，当前中央的农村政策有待调整，各级政府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也有待重新考虑。
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农村基层组织具有主导乡村治理的能力。这其中关键是要有基层组织队伍，要有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现代化背景下，指望农民内生形成秩序，实在是不切实际。
事实上，国家是有能力养活一个强有力的、可以为农民提供服务的，不是靠向农民收费而维持的基层组织体系。而且，国家不仅要养活这个基层组织体系，还要为它提供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使他们拥有可供支配经过民主程序的财政资金，从而为农村提供丰富的源于农村社会内部要求的各种公共品。
二是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既然农民不能一下子转移出去，又缺少快速增收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做出文章，从而使农民的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保证在他们的经济收入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却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