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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铅山县三中一个初二学生上课进教室时未按规定喊报告，任课老师让该生到教室后面罚站。该生不仅没有听从，还辱骂老师。之后，两人发生口角并有了肢体冲突。一个常见的校园故事，却因对该教师的处理决定而变得不同寻常。
对此事，县教体局发出通报，决定：“对××教师在全县教体系统予以通报批评，写出书面检查，扣除其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该校校长也被诫勉谈话，写检查并扣除季度奖励。也就是说，相关负责部门认为，事件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是老师，而无关学生。
这件事，顿时引发了教师到底该怎样管教学生的讨论，很多教师感慨如今自己成了弱势群体！在紧张的教学之余，怎么管理“顽劣”学生成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有人认为，没有不是的学生，只有不是的老师;也有人认为，熊孩子都是惯出来的;而专家指出，如今师生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教师管学生，还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脚步。
老师篇：谁还敢批评学生（郭智强，某重点中学老师）
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何，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以后谁还愿意当老师？谁还敢再批评学生？
其实，这并非孤例。近年来针对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类似的处理方式已经非常普遍。其背后，实际上是扭曲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治理观念。
如今，有些人生搬硬套地把一些西方国家的教育口号、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其中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对学生无条件、无原则的保护，过分强调尊重与个性，在“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与理念误导下，盲目认为“没有不对的学生”。二是在学生的日常管理上，禁绝一切惩戒手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办学校的确禁止体罚，但并没有禁绝惩戒，我们却扩大为禁止一切体罚包括变相体罚，甚至把很多基本惩戒手段也包含进去。美国公立学校禁止体罚，有两个关联条件：一是老师的权威是有严格保证的，也有配套制度、法律措施和惩戒作后盾。比如，对不听要求、顶撞老师、干扰课堂秩序的学生，老师可以要求校警出面以强制手段处理;二是打人者，无论年龄大小，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警察进学校是家常便饭。而这些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种种错误理念的引导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现在只有赏识、鼓励，完全没有了惩戒。同时，一些错误理念误导了某些家长，他们在对孩子抱有高期望的同时，又对孩子百般呵护甚至骄纵溺爱，导致孩子缺少规矩意识与基本教养，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就顶撞老师……
现在的客观现实是：老师打骂学生会被严厉惩处，而学生打骂老师不受惩戒或者付出代价较低。其结果，必然会鼓励更多的学生无理取闹，学校战战兢兢，老师放弃职责、不再管教，其实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学生。
家长篇：必须惩罚“熊孩子”（任刚，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
我儿子就读小学三年级，最近他们班上40多名学生家长包括我在内，联名要求校方劝退班上的一个“熊孩子”。
这孩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非常顽劣，殴打同学、上课乱跑、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现在，他的这些毛病非但没有被纠正，反而越演越烈，最终引起公愤，招来家长们的集体抗议。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我认为就是“熊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行《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这条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导致教师和学校连正常的批评都不敢了，因为搞不好会吃官司啊！
大概是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2009年8月，教育部向全国印发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对教师而言，这未必是可以依据的“尚方宝剑”。首先，法律在上，规定在下;其次，何谓“适当方式”？何谓“批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这种情况下，教师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这样的环境中，“熊孩子”从进校就不断惹是生非，历经三年，不仅毫无悔意，而且变本加厉，学校对此不管不问，模范地遵守了《义务教育法》，没有对此生采取“霹雳手段”，可以说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步“變坏”。
我认为，教育孩子，当循循善诱等良性办法不起作用时，惩戒手段就值得一试。这样做，至少可以阻止他侵犯别的孩子正当的学习权益。
近几年，校园暴力事件不断增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学校、老师连批评学生都觉得困难，那么有些孩子的野性得不到有效遏制，很可能会影响校园安全。我也愿意怀抱美好愿望，用所谓“爱”的教育，淡化对方强大的破坏欲望，但是其成功率太低太低。
成人社会有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保证社会的安定，而未成年人却不知道违反规矩就要受到处罚而无所畏惧，那么请问，这是在教育孩子，还是在纵容犯罪？
孩子篇：顽劣学生不好管（吴明丽，某中学学生）
我们班是个超大班，有80多个学生，喜欢惹是生非的有三四个，每天他们几个都有“故事”——或者说“事故”。
有个男生，几乎每节课都会招惹周围同学，不是小声骂人，就是把同学的书本从课桌上推掉;不是踢别人，就是抢别人饮料。其家长也知道他有问题，曾带他去医院检查是不是患有多动症。
一天，他没完成作业，下午放学老师留他写作业。因为我是班干，班主任要我帮助他“洗心革面”，但他竟然在校园里跟我“捉迷藏”，还故意干扰其他写作业的同学。我不为所动，紧盯他不放，他勉强写了一会儿作业，然后借口上厕所溜之大吉。
我自己的功课没做，专门抽时间帮他，没想到他居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逃了！我气得向班主任告状。班主任启发我，试试其他方法。一天，他问我有没有某本名著，我提出只要他遵守课堂纪律，按时完成作业，期末我就送他这本书。那段时间，班主任也有意表扬他。这倒有点作用，一两个月里他的问题大大减少，期末考试成绩也上去了。可新学期开学，他故伎重演。听他妈说，我送他的那本名著，他根本没看，还给撕破了。 我气愤之极，又去班主任那儿告状。班主任无奈地说，看来，这样的人就不能给他好脸色。我点头称是。
果然从那以后，班主任对顽劣学生一律使用“高压手段”。课堂变安静了，但老师在学生面前总凶神恶煞的，并没有让调皮学生有何改变，反而让他们在课间更活跃了。而且，我发现课堂气氛过于紧张，对其他学生也不公平，大家个个如履薄冰，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大受影响。
但班主任已经顾不上了，他说每天一大堆事等着他呢！备课写教案，批改作文，学校半月考、月考，考完要改试卷，写总结分析……光这些，他就得时常加班。因为要干的事情太多，他对班里捣乱分子的教育也简单化了——只要犯错，不管具体行为，统统罚写作业、罚站、罚跑圈、罚扫地等。但即便这样，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学生也没有因此变得遵守纪律、热爱学习。
来软的不行，来硬的也不行，班主任先“投降”了，“只要上课不捣乱，管他学个啥样”！而我也开始讨厌甚至孤立那些“坏学生”，我妈也让我远离他们，说：“他们已经被社会提前淘汰了。”
结果，那些坏学生更是到处冲撞，天天惹事，并且毫不在乎别人的评价。虽然他们麻烦不断，但有时我也能看到他们的优点，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矛盾：他们真的已经完了，不再需要被教育了吗？
专家篇：师生关系大转折（王钟，教育学博士）
这些年，师生关系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
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单向的，老师拥有极高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并非来自知识本身，而来自职级、辈分等与身份相关的东西。如，古代科举体系中，考官让你上了榜，你就与考官建立了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有时还会成为门派关系。后来，虽然经历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师生关系仍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这种关系在知识的垄断时期或许能够维系，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知识来源实现多元化，教师在知识传播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如今一个10岁的孩子已经能够熟练地利用互联网搜索信息了。如果说过去教师的尊严来自于对知识的垄断，那么现在随着知识垄断被打破，教师必须从另外方面确立自己的尊严——比如所掌握的专业教学技能，这是无法被取代的。
而教师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也在发生转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师身份亦官亦学。如今，教师被人认可的身份是专业技术人员。也有人把接受教育视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关系，人民向政府纳税，政府向纳税人提供孩子的义务制教育服务，而教师是这种服务的执行者。这种演变，不仅导致学生对教师不是无条件信任，包括家长在内的各类群体也不再视老师为尊。
同时，教师的自我认知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教师是“贤者”，是公认的精英力量，而現在教师也认为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遵从上级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已经让他们身心疲惫，他们无力再承担更多责任。
师生关系的转变，意味着教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今，教师的核心技能仍然是传播知识。不管学生有多强的自我学习能力，作为专业的知识传播者，教师需要掌握过硬的职业技能，因材施教。这是教师要“有所为”的方面。教师的“有所不为”，体现在不能过度干涉学生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比如，前面说的师生冲突就属于教师教育权的越界——学生未喊“报告”进入教室而被老师罚站。且不论罚站是否合理，进门喊“报告”就不合理，这不仅让学生感到身份的矮化，还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干扰正常听课的学生。
健康的师生关系，基于双方的理解和认同。事实证明，死守师道尊严，往往会让日益松动的师生关系更加恶化。教师要有自己的专业价值，才能让学生和家长信服，至于有些“熊孩子”挑战教师尊严，则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校规，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裁，而不能不问青红皂白，把板子都打在教师身上。
编后：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屡禁不止。从学生间的打骂、勒索，到师生间的肢体冲突，未成年人屡屡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究其原因，有家庭教育的偏失，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深入分析中，出现了一种怀疑和担忧的声音：未成年人是法律保护的对象，“熊孩子”违法犯罪往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的恶习？如果“熊孩子”违法被《未成年人保护法》罩着，那么又该如何保护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呢？
其实，当我们谈论《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往往只是狭隘地将立法主旨限缩在“保护”上，而忽略了对孩子进行合格的公民责任教育乃是保护的重要内涵。
本刊认为，培养有责任的合格公民，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倘若孩子从小就能在家庭和学校受到公民责任教育，懂得做一个有责任的人，那么校园暴力事件将大大减少。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我们都爱孩子，但什么才是对孩子真正的保护，我们有必要了解。对孩子真正的保护不是溺爱，更非纵容，而是包含了公民责任教育和不良行为矫治在内的完整概念。国家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因为孩子身心柔弱，容易受到非法伤害，更是想促使孩子健康成长，最终使其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的国家公民。
【编辑：杨子】
对此事，县教体局发出通报，决定：“对××教师在全县教体系统予以通报批评，写出书面检查，扣除其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该校校长也被诫勉谈话，写检查并扣除季度奖励。也就是说，相关负责部门认为，事件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是老师，而无关学生。
这件事，顿时引发了教师到底该怎样管教学生的讨论，很多教师感慨如今自己成了弱势群体！在紧张的教学之余，怎么管理“顽劣”学生成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有人认为，没有不是的学生，只有不是的老师;也有人认为，熊孩子都是惯出来的;而专家指出，如今师生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教师管学生，还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脚步。
老师篇：谁还敢批评学生（郭智强，某重点中学老师）
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何，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以后谁还愿意当老师？谁还敢再批评学生？
其实，这并非孤例。近年来针对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类似的处理方式已经非常普遍。其背后，实际上是扭曲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治理观念。
如今，有些人生搬硬套地把一些西方国家的教育口号、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其中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对学生无条件、无原则的保护，过分强调尊重与个性，在“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与理念误导下，盲目认为“没有不对的学生”。二是在学生的日常管理上，禁绝一切惩戒手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办学校的确禁止体罚，但并没有禁绝惩戒，我们却扩大为禁止一切体罚包括变相体罚，甚至把很多基本惩戒手段也包含进去。美国公立学校禁止体罚，有两个关联条件：一是老师的权威是有严格保证的，也有配套制度、法律措施和惩戒作后盾。比如，对不听要求、顶撞老师、干扰课堂秩序的学生，老师可以要求校警出面以强制手段处理;二是打人者，无论年龄大小，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警察进学校是家常便饭。而这些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种种错误理念的引导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现在只有赏识、鼓励，完全没有了惩戒。同时，一些错误理念误导了某些家长，他们在对孩子抱有高期望的同时，又对孩子百般呵护甚至骄纵溺爱，导致孩子缺少规矩意识与基本教养，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就顶撞老师……
现在的客观现实是：老师打骂学生会被严厉惩处，而学生打骂老师不受惩戒或者付出代价较低。其结果，必然会鼓励更多的学生无理取闹，学校战战兢兢，老师放弃职责、不再管教，其实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学生。
家长篇：必须惩罚“熊孩子”（任刚，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
我儿子就读小学三年级，最近他们班上40多名学生家长包括我在内，联名要求校方劝退班上的一个“熊孩子”。
这孩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非常顽劣，殴打同学、上课乱跑、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现在，他的这些毛病非但没有被纠正，反而越演越烈，最终引起公愤，招来家长们的集体抗议。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我认为就是“熊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行《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这条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导致教师和学校连正常的批评都不敢了，因为搞不好会吃官司啊！
大概是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2009年8月，教育部向全国印发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其中第十六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对教师而言，这未必是可以依据的“尚方宝剑”。首先，法律在上，规定在下;其次，何谓“适当方式”？何谓“批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这种情况下，教师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这样的环境中，“熊孩子”从进校就不断惹是生非，历经三年，不仅毫无悔意，而且变本加厉，学校对此不管不问，模范地遵守了《义务教育法》，没有对此生采取“霹雳手段”，可以说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步“變坏”。
我认为，教育孩子，当循循善诱等良性办法不起作用时，惩戒手段就值得一试。这样做，至少可以阻止他侵犯别的孩子正当的学习权益。
近几年，校园暴力事件不断增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学校、老师连批评学生都觉得困难，那么有些孩子的野性得不到有效遏制，很可能会影响校园安全。我也愿意怀抱美好愿望，用所谓“爱”的教育，淡化对方强大的破坏欲望，但是其成功率太低太低。
成人社会有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来保证社会的安定，而未成年人却不知道违反规矩就要受到处罚而无所畏惧，那么请问，这是在教育孩子，还是在纵容犯罪？
孩子篇：顽劣学生不好管（吴明丽，某中学学生）
我们班是个超大班，有80多个学生，喜欢惹是生非的有三四个，每天他们几个都有“故事”——或者说“事故”。
有个男生，几乎每节课都会招惹周围同学，不是小声骂人，就是把同学的书本从课桌上推掉;不是踢别人，就是抢别人饮料。其家长也知道他有问题，曾带他去医院检查是不是患有多动症。
一天，他没完成作业，下午放学老师留他写作业。因为我是班干，班主任要我帮助他“洗心革面”，但他竟然在校园里跟我“捉迷藏”，还故意干扰其他写作业的同学。我不为所动，紧盯他不放，他勉强写了一会儿作业，然后借口上厕所溜之大吉。
我自己的功课没做，专门抽时间帮他，没想到他居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逃了！我气得向班主任告状。班主任启发我，试试其他方法。一天，他问我有没有某本名著，我提出只要他遵守课堂纪律，按时完成作业，期末我就送他这本书。那段时间，班主任也有意表扬他。这倒有点作用，一两个月里他的问题大大减少，期末考试成绩也上去了。可新学期开学，他故伎重演。听他妈说，我送他的那本名著，他根本没看，还给撕破了。 我气愤之极，又去班主任那儿告状。班主任无奈地说，看来，这样的人就不能给他好脸色。我点头称是。
果然从那以后，班主任对顽劣学生一律使用“高压手段”。课堂变安静了，但老师在学生面前总凶神恶煞的，并没有让调皮学生有何改变，反而让他们在课间更活跃了。而且，我发现课堂气氛过于紧张，对其他学生也不公平，大家个个如履薄冰，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大受影响。
但班主任已经顾不上了，他说每天一大堆事等着他呢！备课写教案，批改作文，学校半月考、月考，考完要改试卷，写总结分析……光这些，他就得时常加班。因为要干的事情太多，他对班里捣乱分子的教育也简单化了——只要犯错，不管具体行为，统统罚写作业、罚站、罚跑圈、罚扫地等。但即便这样，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学生也没有因此变得遵守纪律、热爱学习。
来软的不行，来硬的也不行，班主任先“投降”了，“只要上课不捣乱，管他学个啥样”！而我也开始讨厌甚至孤立那些“坏学生”，我妈也让我远离他们，说：“他们已经被社会提前淘汰了。”
结果，那些坏学生更是到处冲撞，天天惹事，并且毫不在乎别人的评价。虽然他们麻烦不断，但有时我也能看到他们的优点，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矛盾：他们真的已经完了，不再需要被教育了吗？
专家篇：师生关系大转折（王钟，教育学博士）
这些年，师生关系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
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单向的，老师拥有极高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并非来自知识本身，而来自职级、辈分等与身份相关的东西。如，古代科举体系中，考官让你上了榜，你就与考官建立了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有时还会成为门派关系。后来，虽然经历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师生关系仍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这种关系在知识的垄断时期或许能够维系，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知识来源实现多元化，教师在知识传播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如今一个10岁的孩子已经能够熟练地利用互联网搜索信息了。如果说过去教师的尊严来自于对知识的垄断，那么现在随着知识垄断被打破，教师必须从另外方面确立自己的尊严——比如所掌握的专业教学技能，这是无法被取代的。
而教师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也在发生转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师身份亦官亦学。如今，教师被人认可的身份是专业技术人员。也有人把接受教育视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关系，人民向政府纳税，政府向纳税人提供孩子的义务制教育服务，而教师是这种服务的执行者。这种演变，不仅导致学生对教师不是无条件信任，包括家长在内的各类群体也不再视老师为尊。
同时，教师的自我认知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教师是“贤者”，是公认的精英力量，而現在教师也认为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遵从上级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已经让他们身心疲惫，他们无力再承担更多责任。
师生关系的转变，意味着教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今，教师的核心技能仍然是传播知识。不管学生有多强的自我学习能力，作为专业的知识传播者，教师需要掌握过硬的职业技能，因材施教。这是教师要“有所为”的方面。教师的“有所不为”，体现在不能过度干涉学生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比如，前面说的师生冲突就属于教师教育权的越界——学生未喊“报告”进入教室而被老师罚站。且不论罚站是否合理，进门喊“报告”就不合理，这不仅让学生感到身份的矮化，还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干扰正常听课的学生。
健康的师生关系，基于双方的理解和认同。事实证明，死守师道尊严，往往会让日益松动的师生关系更加恶化。教师要有自己的专业价值，才能让学生和家长信服，至于有些“熊孩子”挑战教师尊严，则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校规，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裁，而不能不问青红皂白，把板子都打在教师身上。
编后：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屡禁不止。从学生间的打骂、勒索，到师生间的肢体冲突，未成年人屡屡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究其原因，有家庭教育的偏失，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深入分析中，出现了一种怀疑和担忧的声音：未成年人是法律保护的对象，“熊孩子”违法犯罪往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的恶习？如果“熊孩子”违法被《未成年人保护法》罩着，那么又该如何保护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呢？
其实，当我们谈论《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往往只是狭隘地将立法主旨限缩在“保护”上，而忽略了对孩子进行合格的公民责任教育乃是保护的重要内涵。
本刊认为，培养有责任的合格公民，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倘若孩子从小就能在家庭和学校受到公民责任教育，懂得做一个有责任的人，那么校园暴力事件将大大减少。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我们都爱孩子，但什么才是对孩子真正的保护，我们有必要了解。对孩子真正的保护不是溺爱，更非纵容，而是包含了公民责任教育和不良行为矫治在内的完整概念。国家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因为孩子身心柔弱，容易受到非法伤害，更是想促使孩子健康成长，最终使其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的国家公民。
【编辑：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