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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赞誉有加，但同时也出现了褒者更褒、贬者更贬的新现象。
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一直享有盛誉并获得好评，因为在西方人眼里，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并且开启了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自苏联解体至今的20年里，西方的主流舆论一直保持着对戈尔巴乔夫积极和正面的评价。2011年，当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和苏联解体20周年相遇的时候，西方媒体再次热评其历史活动和历史地位。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基本评价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对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赞誉有加。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也出现了褒者更褒、贬者更贬的新现象。
阿奇·布朗的功过评说
2011年2月28日，在戈尔巴乔夫生日之际，英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作者阿奇·布朗撰写了题为《戈尔巴乔夫80岁：对他成就的评价》的文章。布朗写道：“他让俄罗斯成为一个比以前更为自由的国家；他通过发挥非常决定性的作用结束了冷战，提供了在更为和平与更为公正基础上处理国际关系的机会。”他列举了他所认为的戈尔巴乔夫取得的使俄罗斯和世界变得更好的12项重要成就：
实行公开性并将其发展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释放被监禁和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为那些过去遭到不公正镇压的人平反；恢复宗教自由，结束了对教会的迫害；实行跨国界通信自由，包括停止干扰外国广播和更多地交换信息，增加国外旅行的自由；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以建立拥有实权的立法机构（该决定于1988年做出并于1989年实施，它标志着自由化转向了民主化）；建设拥有各种独立组织和压力团体的公民社会，它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一些观察家所说的是改革的先导；走向法制，它包括让共产党服从于法律和把最高权力由党转归国家机构（在苏联最后两年，政治局不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只是一个愈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清谈俱乐部）；以实行多元主义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取代列宁主义及其教条；停止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1989年初，最后一名苏联士兵撤离阿富汗；允许东欧的华约国家不流血地成为独立的和非共产主义国家（罗马尼亚除外）；同意并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判和平统一德国的问题；构成上述最后三个对外政策转变的是观点的根本变换——出现了所谓的“新思维”，他在1988年就已经废除了冷战的意识形态基础。
布朗认为，以上这些成就是对苏联历史的根本性突破，俄罗斯和世界为此都要感谢戈尔巴乔夫。但同时，布朗也列举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所遭到的失败。他认为：“开始时是经济改革，但是在改革后期，经济处于一种不定状态，既不再是指令性经济，也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长期的共产主义统治使得苏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比东欧国家或中国都更为困难。”
“另一个失败是过于迟缓地由假联邦制向真正的自愿的联邦制的转变。戈尔巴乔夫最为优先考虑的是：在国内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国外努力使国际关系具有新的基础。苏联境内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列入戈尔巴乔夫政治日程的前列，直到这些问题激烈地爆发出来。他的政治改革就是允许人民倾吐冤情和不满而不担心遭到逮捕和监禁，甚至允许选举新的立法机构代表，打算为各加盟共和国寻找国家主权——这使得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以及他不赞成军事干涉（它使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平地获得了独立）也使最为不满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内部出现了期待。那里的人民开始相信，他们也能够成为独立的非共产主义国家。”
布朗不同意在有关民族问题上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他认为，“指责戈尔巴乔夫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和没有实现各加盟共和国拥有更大权利的真正联邦制（如他的新联盟条约版本所显示的）是过于严厉了。在党国一体的体制下，军队、军事综合体、克格勃和内务部等都在失去东欧后反对再失去苏联的任何部分。当时的苏联副总统、总理、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和军事部门领导都参加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8.19政变，这足以证明，戈尔巴乔夫要在多民族的苏联满足一些民族的独立要求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叶利钦通过提出俄罗斯脱离联盟的独立要求加以阻挠的话（虽然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就在苏联占优势），戈尔巴乔夫多半可能通过让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加入革新后的联盟来做到这件无法完成的事情。”
布朗认为，相比于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12项成就，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失败就算是小的。
美国专栏作家的两种对立评价
也是在2011年2月28日，美国作家和编辑卡特里娜·梵登·何弗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题为《80岁的戈尔巴乔夫》的专栏文章，称颂戈尔巴乔夫是当代民主史上一位关键性人物。
她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差不多七年的执政时期（1985年～1991年）取得了两项最伟大的成就。其一是，“到1991年的时候，他领导的俄罗斯是其千年历史上最接近真正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在1989～1991年在当时的苏联制度内所实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至今仍然是俄罗斯最自由和最公正的选举。”其二是，实行了70年之久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废除。
但是，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这些民主成就却被遗忘或掩盖了。原因何在？何弗认为，那是因为美国人在苏联解体后匆匆把“俄罗斯民主之父”的桂冠戴到了叶利钦头上。按照华盛顿流行的说法，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之父’，是一位带领俄罗斯脱离极权主义的领导人，在他领导下，出现了民主国家之光。”这样，“戈尔巴乔夫的两项最伟大的成就便淹没于这种历史的曲解中”。
何弗指出，有关俄罗斯的去民主化是在普京2000年成为总统后开始的观点，已经受到许多俄罗斯评论家和史学家以及一些美国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去民主化在叶利钦时期就开始了，特别是叶利钦总统在1993年10月出动坦克解散和捣毁俄罗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从那时起，俄罗斯杜马不再是戈尔巴乔夫时期选举产生的充满反对派的喧嚣的立法机构。
何弗的意思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之父，美国人把“俄罗斯民主之父”桂冠戴到叶利钦头上，实乃张冠李戴。何弗还认为，20世纪末期开始的、现在正在席卷中东的“民主化浪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由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开始的。她最后的结论是：“只有历史才能确定戈尔巴乔夫最终的声名。……如果民主终于回到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就将作为这个国家苦难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改革家被人铭记。”
与何弗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艾普尔鲍曼对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在2011年7/8月号一期的美国《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戈尔巴乔夫漫长的瘸腿般的后世生活》一文中，艾普尔鲍曼似乎决意要破除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崇拜。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
她写道，在伦敦和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常常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和冷战结束的象征，但是，对他的恭维常常是乏味和过分的。在伦敦的戈尔巴乔夫生日晚会上，一首二重唱歌曲唱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想起，他为我们大家改变了世界。”主持人莎朗·斯通赞扬说：“如果俄罗斯没有收获自由民主的果实，它会怎么样？” 艾普尔鲍曼认为，这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俄罗斯并没有真正收获自由民主的果实，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最近还批评俄罗斯的民主是虚假的：“我们有民主机制，但是它们没有效果；我们有法律，但是它们必须得到执行。”
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改革者，但不是革命者；当他在1985年3月成为苏共领导人的时候，他是想要复兴而不是要瓦解苏联。他知道体制已经没有活力，但是他不理解为何没有活力。他不是去废除中央计划或要求价格改革，而是发起了猛烈的禁酒运动，结果是，苏联预算损失巨大，像食糖之类的产品严重短缺，人们开始在家里非法酿造伏特加酒。”
根据艾普尔鲍曼的分析，公开性原本是为了促进经济效率。戈尔巴乔夫相信，公开讨论苏联的问题将会加强共产主义，他肯定从来没有想过制定对苏联经济政策进行根本改革的政策。所以，作者这样揭露戈尔巴乔夫：他决心挽救中央计划经济，才要求人民公开讨论它；他决心挽救共产主义，才让人民批评它；他决心挽救苏联帝国，才给予东欧国家更多的自由。
作者认为，因为戈尔巴乔夫并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有让自己的同胞对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做好准备。他没有帮助制定民主机制，也没有为井然有序的经济改革奠定基础。相反，他到最后一刻都试图抓住权力——保住苏联直到为时已晚。结果，苏联解体后，他未能在政治上生存下来。自他离职起他已经三次力图建立新的政党，但都以失败告终。
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一直享有盛誉并获得好评，因为在西方人眼里，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并且开启了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自苏联解体至今的20年里，西方的主流舆论一直保持着对戈尔巴乔夫积极和正面的评价。2011年，当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和苏联解体20周年相遇的时候，西方媒体再次热评其历史活动和历史地位。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基本评价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对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赞誉有加。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也出现了褒者更褒、贬者更贬的新现象。
阿奇·布朗的功过评说
2011年2月28日，在戈尔巴乔夫生日之际，英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作者阿奇·布朗撰写了题为《戈尔巴乔夫80岁：对他成就的评价》的文章。布朗写道：“他让俄罗斯成为一个比以前更为自由的国家；他通过发挥非常决定性的作用结束了冷战，提供了在更为和平与更为公正基础上处理国际关系的机会。”他列举了他所认为的戈尔巴乔夫取得的使俄罗斯和世界变得更好的12项重要成就：
实行公开性并将其发展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释放被监禁和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为那些过去遭到不公正镇压的人平反；恢复宗教自由，结束了对教会的迫害；实行跨国界通信自由，包括停止干扰外国广播和更多地交换信息，增加国外旅行的自由；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以建立拥有实权的立法机构（该决定于1988年做出并于1989年实施，它标志着自由化转向了民主化）；建设拥有各种独立组织和压力团体的公民社会，它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一些观察家所说的是改革的先导；走向法制，它包括让共产党服从于法律和把最高权力由党转归国家机构（在苏联最后两年，政治局不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只是一个愈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清谈俱乐部）；以实行多元主义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取代列宁主义及其教条；停止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1989年初，最后一名苏联士兵撤离阿富汗；允许东欧的华约国家不流血地成为独立的和非共产主义国家（罗马尼亚除外）；同意并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判和平统一德国的问题；构成上述最后三个对外政策转变的是观点的根本变换——出现了所谓的“新思维”，他在1988年就已经废除了冷战的意识形态基础。
布朗认为，以上这些成就是对苏联历史的根本性突破，俄罗斯和世界为此都要感谢戈尔巴乔夫。但同时，布朗也列举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所遭到的失败。他认为：“开始时是经济改革，但是在改革后期，经济处于一种不定状态，既不再是指令性经济，也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长期的共产主义统治使得苏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比东欧国家或中国都更为困难。”
“另一个失败是过于迟缓地由假联邦制向真正的自愿的联邦制的转变。戈尔巴乔夫最为优先考虑的是：在国内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国外努力使国际关系具有新的基础。苏联境内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列入戈尔巴乔夫政治日程的前列，直到这些问题激烈地爆发出来。他的政治改革就是允许人民倾吐冤情和不满而不担心遭到逮捕和监禁，甚至允许选举新的立法机构代表，打算为各加盟共和国寻找国家主权——这使得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以及他不赞成军事干涉（它使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平地获得了独立）也使最为不满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内部出现了期待。那里的人民开始相信，他们也能够成为独立的非共产主义国家。”
布朗不同意在有关民族问题上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他认为，“指责戈尔巴乔夫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和没有实现各加盟共和国拥有更大权利的真正联邦制（如他的新联盟条约版本所显示的）是过于严厉了。在党国一体的体制下，军队、军事综合体、克格勃和内务部等都在失去东欧后反对再失去苏联的任何部分。当时的苏联副总统、总理、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和军事部门领导都参加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8.19政变，这足以证明，戈尔巴乔夫要在多民族的苏联满足一些民族的独立要求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叶利钦通过提出俄罗斯脱离联盟的独立要求加以阻挠的话（虽然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就在苏联占优势），戈尔巴乔夫多半可能通过让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加入革新后的联盟来做到这件无法完成的事情。”
布朗认为，相比于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12项成就，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失败就算是小的。
美国专栏作家的两种对立评价
也是在2011年2月28日，美国作家和编辑卡特里娜·梵登·何弗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题为《80岁的戈尔巴乔夫》的专栏文章，称颂戈尔巴乔夫是当代民主史上一位关键性人物。
她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差不多七年的执政时期（1985年～1991年）取得了两项最伟大的成就。其一是，“到1991年的时候，他领导的俄罗斯是其千年历史上最接近真正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在1989～1991年在当时的苏联制度内所实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至今仍然是俄罗斯最自由和最公正的选举。”其二是，实行了70年之久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废除。
但是，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这些民主成就却被遗忘或掩盖了。原因何在？何弗认为，那是因为美国人在苏联解体后匆匆把“俄罗斯民主之父”的桂冠戴到了叶利钦头上。按照华盛顿流行的说法，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之父’，是一位带领俄罗斯脱离极权主义的领导人，在他领导下，出现了民主国家之光。”这样，“戈尔巴乔夫的两项最伟大的成就便淹没于这种历史的曲解中”。
何弗指出，有关俄罗斯的去民主化是在普京2000年成为总统后开始的观点，已经受到许多俄罗斯评论家和史学家以及一些美国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去民主化在叶利钦时期就开始了，特别是叶利钦总统在1993年10月出动坦克解散和捣毁俄罗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从那时起，俄罗斯杜马不再是戈尔巴乔夫时期选举产生的充满反对派的喧嚣的立法机构。
何弗的意思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之父，美国人把“俄罗斯民主之父”桂冠戴到叶利钦头上，实乃张冠李戴。何弗还认为，20世纪末期开始的、现在正在席卷中东的“民主化浪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由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开始的。她最后的结论是：“只有历史才能确定戈尔巴乔夫最终的声名。……如果民主终于回到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就将作为这个国家苦难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改革家被人铭记。”
与何弗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艾普尔鲍曼对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在2011年7/8月号一期的美国《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戈尔巴乔夫漫长的瘸腿般的后世生活》一文中，艾普尔鲍曼似乎决意要破除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崇拜。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
她写道，在伦敦和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常常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和冷战结束的象征，但是，对他的恭维常常是乏味和过分的。在伦敦的戈尔巴乔夫生日晚会上，一首二重唱歌曲唱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想起，他为我们大家改变了世界。”主持人莎朗·斯通赞扬说：“如果俄罗斯没有收获自由民主的果实，它会怎么样？” 艾普尔鲍曼认为，这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俄罗斯并没有真正收获自由民主的果实，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最近还批评俄罗斯的民主是虚假的：“我们有民主机制，但是它们没有效果；我们有法律，但是它们必须得到执行。”
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改革者，但不是革命者；当他在1985年3月成为苏共领导人的时候，他是想要复兴而不是要瓦解苏联。他知道体制已经没有活力，但是他不理解为何没有活力。他不是去废除中央计划或要求价格改革，而是发起了猛烈的禁酒运动，结果是，苏联预算损失巨大，像食糖之类的产品严重短缺，人们开始在家里非法酿造伏特加酒。”
根据艾普尔鲍曼的分析，公开性原本是为了促进经济效率。戈尔巴乔夫相信，公开讨论苏联的问题将会加强共产主义，他肯定从来没有想过制定对苏联经济政策进行根本改革的政策。所以，作者这样揭露戈尔巴乔夫：他决心挽救中央计划经济，才要求人民公开讨论它；他决心挽救共产主义，才让人民批评它；他决心挽救苏联帝国，才给予东欧国家更多的自由。
作者认为，因为戈尔巴乔夫并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有让自己的同胞对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做好准备。他没有帮助制定民主机制，也没有为井然有序的经济改革奠定基础。相反，他到最后一刻都试图抓住权力——保住苏联直到为时已晚。结果，苏联解体后，他未能在政治上生存下来。自他离职起他已经三次力图建立新的政党，但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