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张艺谋。
80年代张艺谋在中国电影界崭露头角，1987年更因执导《红高粱》为西方人所注意，成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一直到90年代中期，张艺谋所做的，就是把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场景展示出去，以此猎取声名。他的身上有着中国北方农民特有的聪明，他特别懂得如何把一种并不存在的文化，一种并不存在的生活，通过视觉符号的组合，做得美轮美奂，使观者如临其境。他深深明白，探究真相是最无聊、对自己最没有好处的一件事，西方的观众，要的是想象中的神秘的中国，中国的观众，要的是与自己的观影习惯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很清楚，在现代社会，文化产业从业者只要做到让人惊讶，并不需要人文底蕴与悲悯情怀。所以，畸恋成为他早期电影中最常见的主题。从《红高粱》到《菊豆》，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把畸恋的主题玩得越来越娴熟，直至炉火纯青。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张艺谋的电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控诉中国文化。他的电影无关现实，因为他知道现实不好看，不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他也不打算探究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不符合当代中国人的先入之见。所以，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都选择了民国时代。但是，同样是虚幻的想象，张艺谋又与张彻、胡金铨这样的导演不同，后二者在他们的壮盛之年，拍摄的是代表了英雄主义和正义原则的武侠剧，而尚处青年的张艺谋，却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年人，他的电影里只有世故的小心翼翼，丝毫没有英雄主义情怀。他的电影是平面的，没有超拔向上的精神，没有深刻的悲悯与伟大的同情。
1994年的《活着》是唯一一部可能触及灵魂的作品。然而，相对于《芙蓉镇》严肃的反思拷问，《活着》总时时透露出好死不如赖活的猥琐，以及欣欣然于忘记痛苦的狡黠。尽管如此，由于《活着》所反映的时代实在太荒诞，实在太有戏剧性，该片还是成为张艺谋所有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然而，活着不等于生活，当一位作家选择关注活着，而不是关注灵魂的时候，这位作家已经自觉把自己划入二流之列，同样，一位导演如果只关心活着而不关心灵魂的生活之时，他也注定与第一流的大导演无缘。
《活着》对于张艺谋是一个分水岭。这部片子尽管又一次获得国际大奖，但在国内却无法上映。张艺谋忽然发现，自己千辛万苦取悦洋人所获得的名声，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如此不堪一击。于是，到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又再作冯妇，重拾畸恋题材，这一方面是创造力枯竭，不得不重复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票房考虑。但不久他就开始了不太为人察觉的转变。《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是他的三部投石问路之作。一方面，这三部片子从题材上都符合主旋律精神，另一方面，张艺谋又有足够的才华把它们拍得很好看。更不能忽视的是，《一个都不能少》采用的全部都是非职业演员，是当年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卖点，说明张艺谋的市场意识高出侪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魏敏芝、章子怡、董洁这三位谋女郎，长得都有点像巩俐。
从1995年以后，张艺谋不再以先锋形象出现，他的电影小心翼翼地讨好所有人，审慎到不能让任何人感到不快。到了2001年，张艺谋拍出了他的第一部武侠片《英雄》。这大概是武侠电影史上最猥琐的一部片子。电影中的侠客，本来抱着复仇的目的去刺杀秦王，最后竟因“天下”的观念，放弃了行刺。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英雄主义，只有奴隶被洗脑洗得彻底的温顺，这里面没有一点正面的价值，却充满了黑白颠倒的伪道德说教。但凡稍读中国史书者，都知道秦始皇扫平六国，不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历史的进步，而是西方野蛮文化对东方文明世界的征服。秦始皇的天下，不是周代“天下为公”的天下，而是嬴家一姓之天下，秦始皇的梦想是让子子孙孙做制天下而不受天下制的“人主”，他希望由二世三世直至千万世。可惜，这个反人类的政权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被愤怒的人民推翻了。张艺谋作为导演，不可能不了解秦政的真相，可是他决然选择了拍摄反英雄的《英雄》，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英雄主义情怀只会让人殒身亡命，消解英雄，回归平庸，才是出大名、发大财的不二法门。
《英雄》成为当年票房冠军，也让一直叫好不叫座的张艺谋扬眉吐气。从这部片子开始，张艺谋成功转型为一个商人，此后他的电影越拍越烂，但都惊人地叫座。终于，他被选中执导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张艺谋展示的八分钟让人大跌眼镜，他选用《茉莉花》曲子，让一队民乐美女短裙白腿演奏，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极度不自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世界人民一起见证了张艺谋的宏大叙事。人们看到了空洞庞大的场面，看到了国家的意志，却唯独看不到个人的精神、体育的精神。而更荒谬的是，张艺谋为了彰显大秦帝国的威风，搞了一个千人击缶的大场面，却不知缶在先秦时期是最俚俗最没文化的乐器，我中华文明古国八音之器，洋洋盈耳，张艺谋不知采择，这只能说明，他对大秦帝国有着不舍的迷梦。而荒谬绝伦的是，张艺谋不知古代的缶，是一种陶制的瓦盆，他把青铜制作的鉴缶——一种具有冰镇与保温功能的容器——当作了历史上秦人所击的缶，闹出天大的笑话。
2008年因患癌症去世的著名股评家缠中说禅，在他的博客上评论说，英国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八分钟，比起张艺谋的宏大叙事不知高明多少倍。的确，张艺谋的宏大叙事远离人的灵魂，与具有人本情怀的英国奥运，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张艺谋由此成功地开拓了一条财路：为地方政府打造各种“印象”。诸如“刘三姐印象”、“西湖印象”，不一而足。这种种的“印象”，没有文化，只有商业，没有灵魂，只有长官意志，它們是张艺谋最成功的商品，然而它们又是完全不走市场的商品，比起拍电影所获得的票房分成，地方政府才是张艺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
统观张艺谋的人生履历，不得不佩服他经营自己的能力。最早是以造反的面目出现在影坛，获得西方人的认可后，走上梁山好汉“杀人放火盼招安”的熟门路，玩得如鱼得水。可惜，“朝服冠冕”盖不住一身的草莽气，《英雄》展现出的猥琐和奥运会开幕式暴露出的没文化，在在说明这位大导演离第一流境界差得有多远。他只是一个做着大秦帝国梦的农民，土头土脑，却又狡猾异常。
80年代张艺谋在中国电影界崭露头角，1987年更因执导《红高粱》为西方人所注意，成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一直到90年代中期，张艺谋所做的，就是把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场景展示出去，以此猎取声名。他的身上有着中国北方农民特有的聪明，他特别懂得如何把一种并不存在的文化，一种并不存在的生活，通过视觉符号的组合，做得美轮美奂，使观者如临其境。他深深明白，探究真相是最无聊、对自己最没有好处的一件事，西方的观众，要的是想象中的神秘的中国，中国的观众，要的是与自己的观影习惯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很清楚，在现代社会，文化产业从业者只要做到让人惊讶，并不需要人文底蕴与悲悯情怀。所以，畸恋成为他早期电影中最常见的主题。从《红高粱》到《菊豆》，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把畸恋的主题玩得越来越娴熟，直至炉火纯青。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张艺谋的电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控诉中国文化。他的电影无关现实，因为他知道现实不好看，不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他也不打算探究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不符合当代中国人的先入之见。所以，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都选择了民国时代。但是，同样是虚幻的想象，张艺谋又与张彻、胡金铨这样的导演不同，后二者在他们的壮盛之年，拍摄的是代表了英雄主义和正义原则的武侠剧，而尚处青年的张艺谋，却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年人，他的电影里只有世故的小心翼翼，丝毫没有英雄主义情怀。他的电影是平面的，没有超拔向上的精神，没有深刻的悲悯与伟大的同情。
1994年的《活着》是唯一一部可能触及灵魂的作品。然而，相对于《芙蓉镇》严肃的反思拷问，《活着》总时时透露出好死不如赖活的猥琐，以及欣欣然于忘记痛苦的狡黠。尽管如此，由于《活着》所反映的时代实在太荒诞，实在太有戏剧性，该片还是成为张艺谋所有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然而，活着不等于生活，当一位作家选择关注活着，而不是关注灵魂的时候，这位作家已经自觉把自己划入二流之列，同样，一位导演如果只关心活着而不关心灵魂的生活之时，他也注定与第一流的大导演无缘。
《活着》对于张艺谋是一个分水岭。这部片子尽管又一次获得国际大奖，但在国内却无法上映。张艺谋忽然发现，自己千辛万苦取悦洋人所获得的名声，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如此不堪一击。于是，到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又再作冯妇，重拾畸恋题材，这一方面是创造力枯竭，不得不重复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票房考虑。但不久他就开始了不太为人察觉的转变。《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是他的三部投石问路之作。一方面，这三部片子从题材上都符合主旋律精神，另一方面，张艺谋又有足够的才华把它们拍得很好看。更不能忽视的是，《一个都不能少》采用的全部都是非职业演员，是当年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卖点，说明张艺谋的市场意识高出侪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魏敏芝、章子怡、董洁这三位谋女郎，长得都有点像巩俐。
从1995年以后，张艺谋不再以先锋形象出现，他的电影小心翼翼地讨好所有人，审慎到不能让任何人感到不快。到了2001年，张艺谋拍出了他的第一部武侠片《英雄》。这大概是武侠电影史上最猥琐的一部片子。电影中的侠客，本来抱着复仇的目的去刺杀秦王，最后竟因“天下”的观念，放弃了行刺。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英雄主义，只有奴隶被洗脑洗得彻底的温顺，这里面没有一点正面的价值，却充满了黑白颠倒的伪道德说教。但凡稍读中国史书者，都知道秦始皇扫平六国，不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历史的进步，而是西方野蛮文化对东方文明世界的征服。秦始皇的天下，不是周代“天下为公”的天下，而是嬴家一姓之天下，秦始皇的梦想是让子子孙孙做制天下而不受天下制的“人主”，他希望由二世三世直至千万世。可惜，这个反人类的政权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被愤怒的人民推翻了。张艺谋作为导演，不可能不了解秦政的真相，可是他决然选择了拍摄反英雄的《英雄》，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英雄主义情怀只会让人殒身亡命，消解英雄，回归平庸，才是出大名、发大财的不二法门。
《英雄》成为当年票房冠军，也让一直叫好不叫座的张艺谋扬眉吐气。从这部片子开始，张艺谋成功转型为一个商人，此后他的电影越拍越烂，但都惊人地叫座。终于，他被选中执导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张艺谋展示的八分钟让人大跌眼镜，他选用《茉莉花》曲子，让一队民乐美女短裙白腿演奏，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极度不自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世界人民一起见证了张艺谋的宏大叙事。人们看到了空洞庞大的场面，看到了国家的意志，却唯独看不到个人的精神、体育的精神。而更荒谬的是，张艺谋为了彰显大秦帝国的威风，搞了一个千人击缶的大场面，却不知缶在先秦时期是最俚俗最没文化的乐器，我中华文明古国八音之器，洋洋盈耳，张艺谋不知采择，这只能说明，他对大秦帝国有着不舍的迷梦。而荒谬绝伦的是，张艺谋不知古代的缶，是一种陶制的瓦盆，他把青铜制作的鉴缶——一种具有冰镇与保温功能的容器——当作了历史上秦人所击的缶，闹出天大的笑话。
2008年因患癌症去世的著名股评家缠中说禅，在他的博客上评论说，英国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八分钟，比起张艺谋的宏大叙事不知高明多少倍。的确，张艺谋的宏大叙事远离人的灵魂，与具有人本情怀的英国奥运，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张艺谋由此成功地开拓了一条财路：为地方政府打造各种“印象”。诸如“刘三姐印象”、“西湖印象”，不一而足。这种种的“印象”，没有文化，只有商业，没有灵魂，只有长官意志，它們是张艺谋最成功的商品，然而它们又是完全不走市场的商品，比起拍电影所获得的票房分成，地方政府才是张艺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
统观张艺谋的人生履历，不得不佩服他经营自己的能力。最早是以造反的面目出现在影坛，获得西方人的认可后，走上梁山好汉“杀人放火盼招安”的熟门路，玩得如鱼得水。可惜，“朝服冠冕”盖不住一身的草莽气，《英雄》展现出的猥琐和奥运会开幕式暴露出的没文化，在在说明这位大导演离第一流境界差得有多远。他只是一个做着大秦帝国梦的农民，土头土脑，却又狡猾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