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欧美与20世纪亚非拉社会先后遭遇现代化冲击,处身于各自时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欧美现代化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与20世纪权威主义现代化学派对于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分别呈交了代表各自时代思想界主流的观察与理论分析。前者认为"党派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必须坚决摒弃,后者认为"强有力的政党体制为吸纳新集团提供了制度化的组织与程序"是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前者未能预见到政党政治的大规模兴起,后者未能预见到苏联东欧政权的集体崩溃,说明两者都未能看清政治现代化的本质。上述理论失败的根源在于:两者都片面强调政党的组织-结构特征而忽略了制度形态的转变对于组织行为变化的关键作用。对英美早期与苏联各自政治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显示,政党组织的兴起有助于打破集体"行动不能"的困境,是专制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相对成本最低的路径,但如果对党派竞争权力的途径与方式不进行严格的限制与规范,必将因无法遏制党派自利冲动引发的"行动过度"而导致"公共权力资源"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