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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静革命”虽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但自由党改革的目标远未实现，并且引发了激进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失控，自由党在反对声中下野，改革总体告败。究其根源，自由党先天施政基础脆弱，无力实施如此改革；变革社会幅度过大，超乎民众承受限度；政治动员本身存在助长激进主义的内因。
[关键词]魁北克，“平静革命”，失败，自由党
[中图分类号]K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43-05
1960年，魁北克自由党终结了民族联盟二十年的保守主义执政，重登魁北克执政舞台，在让·莱瑟维(JeanLessage)的领导下，自由党启动了竞选中鼓吹的自由主义改革。应该说，其改革成效显著，特别是从社会文化上看，“从加斯佩的村庄到蒙特利尔的街道到处可见变化的痕迹，教堂成为咖啡馆或工会大厅，街头谈话和学术话语都发生了巨变”。英裔加拿大媒体热情欢迎魁北克社会的变革，称之为“平静革命”；法裔自由主义者、著名社会学家马塞尔·如克斯(Marcel Rioux)称颂人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解放，冠之以“魁北克之春”之名。
关于“平静革命”，国内外学界的论述颇多，多强调其社会文化意义，以及政治现代化的启动。本文拟从改革目标的实现、造成的后果及民众的反应三个方面，略论“平静革命”的成败，并对失败原因做一浅析。
一、改革总体失败
自由党发动改革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目标远未实现；不仅如此，“平静革命”引发了以后任何魁北克政党都无法弥合的分裂和对抗；发动“平静革命”的自由党执政仅仅六年，就在魁北克选民的反对声中被迫下野。总体观之，“平静革命”失多得少，成效难补败绩。
还在50年代，在野的自由党一方面攻击执政的民族联盟，另一方面积极鼓吹改革，雄心勃勃地要实现三大目标：彻底改变法裔低下的经济地位，取消英裔对魁北克经济的控制；革除魁北克政治上的传统腐败，扩大民众参与；接管教会在社会事业上的权力和权威，实现魁北克社会现代化。
“平静革命”之经济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建立公共企业和扶植法裔企业。最显著的成就是将当时主要为英裔拥有的电力公司国有化，在魁北克电力部门培植了一个法裔管理和技工阶层。其他举措就很惨谈了。1962年魁北克创建了金融总会，旨在以资金扶植法裔小型企业。但是金融总会收购或资助的企业无一获利，鉴于此，私人投资者不愿问津金融总会的股票，到1966年耗光了所有得到的资本。金融总会宣告破产。为摆脱对安大略钢铁的依赖，建立魁北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自由党政府决定建立魁北克钢铁总厂，利用拉布拉多的铁矿砂冶炼钢铁。但是由于耗资巨大和多方阻力，莱瑟维政府只好宣布无限期推迟。基金会计划和钢铁总厂的筹建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总之，自由党之经济创新只是增加了法裔在经济领域的分量，并没有改变英裔主导魁北克经济的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魁北克年产值在1000万加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65家，法裔只占26家；英裔控制着出口型资源企业、现代轻工业(比如电器)、资本市场和机构；法裔只在劳动密集型的低产值工业中占优势。
为实现政治改革的目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择要而言，1963年通过了新的选举法，由政府为候选人提供竞选费用，旨在增强一般民众对竞选的参与，并克服因捐助选举而滋生的腐败，此项举措在整个加拿大首开先河；自1961年着手修正不合理的选区规划，取消人口较少的农村选区，直到1965年通过法律；恢复公务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的正常职能和作用，通过考试择优录用政府雇员；政府部门从1960年的39个增到1966年的64个，雇员增长近10倍，由是称“平静革命”开启了魁北克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并非过誉。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平静革命”期间立法颇多，但执行颇少。新的选举法需要庞大的政府支出，大大超出政府的财政能力，所以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不理想，好多人仍停留在政治边缘化的境地；由于阻力重重，人口稀少的选区直到70年代初才彻底取消。“平静革命”并没有消除魁北克以庇护制(patronage)为特征的传统腐败，只不过1960年后变得复杂和隐蔽了。庇护制在很大程度上从劳动阶层转向了包括企业家、工程师和律师在内的新职业精英，实施主体由原来的政党领导人转到了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而且在各个层面成为正当事务。
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成效最大。自由党政府将义务教育的年龄延长到16岁；规定女孩同男孩一样有权利接受所有教育；免费给学生提供课本，增加面向学生的教育贷款。大学中学入学人数大幅度飙升。教育权威从教会转到了政府，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体制，撤销原来的古典式大学，代之以5年制中学和两年制专科，既开设学术课程也提供技术和职业训练。青年人得以学习科学技术以适应世界的转变。然而，毕业生数量的增加是以质量下降为代价的，“平静革命”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法裔在魁北克经济中的低下地位，人才质量是原因之一。60年代魁北克学生和教师罢课罢工不断，出现了声势宏大的学生运动，教育改革也难辞其咎，因为学生一入校就受着摒弃一切传统和权威的熏陶，在这种情势下学生难免产生蔑视秩序打倒一切的情绪。
“平静革命”后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动荡之激烈超乎最初想象。比学生运动更加棘手的是工会势力和民族主义潮流。自由党上台伊始，全国工会联合会就提出了包括政府雇员工会化的一系列要求。莱瑟维政府同意同工同酬、周日休工等要求，他还保证如有涉及工会问题提交到政府他将与工会协商，但拒绝了政府雇员组织工会的要求。魁北克劳工联合会采取组织群众弥撒和以总罢工威胁的方法，迫使莱瑟维政府一步步退让，1964年8月魁北克通过立法承认市政、医院、学校、消防、警察有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12月，酒水专卖协会(Liquor Commission)的职工首先罢工，联合会予以支持，政府最后让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其他工会很快效仿，魁北克水电站工程师和其他雇员的罢工，导致国有集团的大部分公司在1965年的夏秋关闭；这期间还发生了蒙特利尔交通协会罢工、23家魁北克医院罢工、魁北克教授协会罢工，后者使得教育体系暂时关闭了相当一部分。莱瑟维警告罢工工会，公众敌视这些过分行为，但是依然控制不住势头。就在竞选之中，警察不经同意也举行罢工。最后，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取得监管一切工作条件的权力，实际上垄断了魁北克的人力资源。
“平静革命”加剧了另一激进趋势，即民族主义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发展。随着“平静革命”带来的魁北克局势的变化，自由党内以来维斯克为代表的激进派明确提出，为了魁北克的利益，必须走独立之路，必须赢得主权，“平静革命”逐渐演变成了“魁北克问题”。莱瑟维对此一筹莫展，当莱瑟维被问及他的政府和省将 走向何处时，他坦诚地回答“不知道”。关于“平静革命”中魁北克民族主义的转变及后来分离主义的发展，国内学人已有足够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1966年，焦头烂额的自由党失去了魁北克选民的支持，改革在动荡和混乱中终止。
二、施政基础脆弱
自由党发动“平静革命”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先天执政基础薄弱，无力实施如此全方位大规模的改革。具体体现在选民授权、内部凝聚力和行施扩大职能的经验方面。
自由党薄弱的施政基础是在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在魁北克，最小职能的政府观念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
其一，宗教哲学基础。在魁北克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天主教追求通过个人努力而达到的“个人拯救”，根据1890年和1931年教皇通谕精神，天主教赞成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但是批判其物质主义倾向，同时反对国家干预。物质主义会腐蚀精神生活，国家干预则会妨碍个人追求灵魂拯救的努力，因而都是教会所诅咒的。
其二，商界的经济哲学。魁北克商界根深蒂固的观念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哲学，法裔商界普遍相信，只要掌握了现代管理和技术，得到充足的资金，他们能够在无限扩张的经济形势下与英裔竞争。国家的干预会破坏他们对自己企业的计划和控制，而且意味着更多的缴税。魁北克要诉诸政府的权力制衡英裔的商业垄断，支持几个地区的分散发展，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并且英裔商界掌握着充足的资源阻止魁北克政府的经济创新。
其三，传统民族主义者对政府持怀疑态度，更相信教会等法裔自治机构能更好地应对社会问题。一项对1934-1936年的民族主义报刊的详细研究表明，大部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明确支持莱瑟维式的自由主义改革，都不主张魁北克政府扩大在医疗、福利和教育方面的职能。其四，一般法裔魁北克人的顾虑。1921年塔其隆自由党政府成立的酒水专卖委员会，既为自由党提供经费又得以为本党甚至塔其隆本人的亲友或支持者提供职位。这是法裔加拿大人很顾忌的，这种担心也成为以后教育部重建的一种阻力。可以说，自由党的改革之苗是根植于贫瘠的土壤上的。
魁北克社会之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首先，自由党没有得到足够的公民授权启动一场大的改革，尽管选举是在客观形势对自由党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距1960年魁北克大选不到一年，民族联盟党魁、魁北克总理莫里斯·杜普莱西斯突然死去，其内阁成员、深孚众望的保罗·索维继任党魁和总理，但是索维执政仅三个月也不幸去世。民族联盟再也没有合适的人来担此重任了，内讧随起。即使在此情势下，自由党在1960年6月选举只赢得议会51席位，51.3％的选票；民族联盟43席，46.6％的选票。魁北克只有勉强刚过半数的选民赞成自由党上台启动“平静革命”的改革。
其次，自由党内部有些力量也不赞成政府扩张职能和直接干预经济。他们主要担心政府财政支出因此会扩大，从而增加税收和引起选民的反感。但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莱瑟维政权对社会内部的反对意见视而不见，刻意营造一种赞成改革的公共氛围，并根据这种假象作出决策。
最后，自由党缺少扩大政府干预的经验。在“平静革命”之前，无论是的民族联盟还是自由党都奉行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在奉行保守主义的民族联盟上台之前，是自由党长期垄断魁北克之政(1905-1936)，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执政中，自由党坚定地奉行工业进步主义，并以此为执政基石。具体而言，“进步”意味着快速开发自然资源，保持低税，政府对工商业尽少干预，对劳工持一般同情但敌视罢工的家长式态度。他们所谓的干预就是通过低税等优惠政策，引进美国的资本开发魁北克的矿产资源。所以自由党政府缺乏指导和管理经济的经验。而且，制定各种改革计划的高级公务员好多是从大学中新近招募来的，更谈不上什么工作经验。虽然为指导经济改革成立了专门的经济指导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实际上难以提出多少创见，而是忙于开会，批准各部副部长提交过来的各种建议书。
由此可见，登上魁北克执政舞台的自由党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公民授权也没有一定的经验干预经济。但是尽管如此，自由党满怀变革传统的强烈热望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迫不及待地开动了改革机器。
三、变革幅度过大
莱瑟维政府在势单力薄的情势下，启动了宏伟的变革计划，力图实现魁北克社会的根本转型。
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一项昂贵的事业，“平静革命”的改革成本尤其高。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创举都需要庞大的政府开支，1961-1962年度教育支出是6.12亿加元，预计到1966-1967年度增至12.03亿加元；社会福利开支1962-1963年度比1961-1962年度增长了24％；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也需要增加投资。省警察改革在第一预算年度增加了161.5万加元，1964-1965年度预算是近800万加元。依照自由党在1961-1966年的预算增长幅度推算，若其连续执政30年后，魁北克将成为北美征税最重负债最多的政府之一。如此庞大支出是魁北克省的财力所无法支持的，即使借债也不是轻而易举，水力资源国有化获得了成功，但国有化的资金来自美国市场，自由党无法从英裔控制的金融界得到资金。
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幅度最大。虽然极力呼吁“局势必须改变!”鼓吹广泛的变革，但并不包括建立教育部，在竞选期间，莱瑟维也以个人名义向选民保证在他任期内不会建立教育部。自由党政府于1964年还是建立了教育部，虽然是与教会妥协的结果，但毕竟失信于民。其次，虽然变革倡导已久，但几年里推行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变革，未免显得仓促和忙乱。文化教育的仓促转型使教育系统陷入了混乱，中学和专科学校入学人数剧增，师资和硬件设施难以相应配备，教师要么业余水平，要么“前朝遗士”；学生在建筑未完的教室里上课；课程设置和教材处于不停地修正之中。在这样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下培养出的毕业生的质量，可以想见。最后，对传统的质疑和挑战是令人不安的，对有些人来说传统的制度和教会意味着秩序和生活的意义，“平静革命”意味着消极的破坏。特别是在蒙特利尔以外的地区，对变革的抵制越来越激烈。到1966年时，法裔加拿大社会的相当大的声音指责“平静革命”在法裔加拿大制度方面的改革过火了。
“平静革命”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莱瑟维的自由党改革一改魁北克传统的分配结构，对魁北克社会的利益分配进行了颠覆性重组，结果为自己的下野铺平了道路。改革使法裔新中产阶级获益最大，政府部门的数量从1960年的39个增至1966年的64个，为这一阶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晋升的机会。其他阶级不但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好处，而且还得为改革缴税。特别是农村人口，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利益牺牲者。“平静革命”之前， 魁北克社会的农村人口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在议会中拥有相当的席位；民族联盟政府一方面投放大量资金帮助实施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还极力弘扬农业神话和乡村生活。“平静革命”不仅带来全新的思想观念——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将公共开支转向城市和中产阶级。魁北克农村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大幅度下降，进入60年代后农村状况明显恶化，农村人口贫困状况重于加拿大农民平均贫困水平，并且贫富分化严重：1965年3月一份魁北克政府白皮书指出，年收入排名前1/6的农场(年收入在5000-25000加元)的收入占魁北克农业全部收入的一半，1/3的农场年收入在1200-5000加元之间，属“非盈利”之列，另有1/3农场的年收入低于1200加元。虽然农村人口无法参与和影响改革，在改革决策中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当大选时他们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1966年的大选中，在野的民族联盟在农村大获全胜，奠定了最终代表权的多数。“平静革命”改革对农村人口的利益调整幅度最大，自由党在农村地区所蒙受的政治损失也最大。
总之，“平静革命”变革不仅造价太高，而且变革传统制度太剧烈且仓促，利益结构调整过大，所以不仅使得改革难以实现，而且招致了社会动荡和不满。
四、政治动员助长激进主义势力
“平静革命”后期工会及民族主义激进势力得以增强并演进至失控态势，是与“平静革命”的指导思想有关的，可以从自由党人的政治动员中找到内在根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魁北克自由党人用以政治动员、成功地推翻民族联盟并启动改革的理论武器是新民族主义和“自由之城”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者主要是以劳伦多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主张世俗化，倾向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虽然是一种普遍化和同质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但以民族主义目标和理想为指向的自由民主改革和社会民主改革可以促进法裔加拿大社会的现代化复兴，使其作为一个独特性的民族实体独立生存于北美大陆。“自由之城”自由主义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后来的联邦总理、自由党党魁特鲁多为代表的《自由之城》创办人和撰稿人以及法裔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主张以“解放思想”为核心的世俗化、言论自由、真正政治民主的自由民主；另一派是工会领导人及工会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只有伴之以实质性的社会民主，自由民主对工人阶级才有意义。两种派别经过讨论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奉行自由民主，解放思想，加强和扩大民众实质性政治参与；建设社会民主，改革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提升法裔经济地位；为实现上述理想采取如此战略：联合工会工人，压抑教会，扩张政府权限和职能。
的确，工会工人在推翻民族联盟的所谓旧政权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的阿斯贝斯托斯罢工、1952年的路易斯维尔罢工和1957年的摩多克维尔，都显示了工会工人的力量。莱瑟维一直对工会持积极态度，认为它是一支改革社会的建设性力量，所以支持工会工人的利益诉求。自由党上台启动改革后，工会劳工状况自然有了一些改善，但全国工会联合会提出的政府雇员工会化的要求没有得到立即满足。魁北克劳工联合会采取组织群众弥撒，总罢工威胁的方法，以咄咄逼人之势向莱瑟维政府施加压力。当市政、医院、学校、消防、警察的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得到立法确认时，政府的被动和社会的混乱甚至瘫痪局面即是应有的逻辑了。
对教会权威的瓦解，使魁北克社会失去了对激进主义的文化制约。以前人们多向后看、向内看，执著于教会为核心的传统，倾向于拷问内心世界以调整自己的思想。在教会权威衰落的同时，人们的思维开始转向此岸的现实幸福和物质享受，并大胆追求。自由党竞选时鼓吹的社会民主改革为魁北克选民展示一幅福利国家的诱人前景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增高了，以前靠个人和社会来获得的改善和进步，现在人们倾向于诉诸政府。但是改革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大多数法裔在魁北克低下的经济地位，所谓法裔独特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依然没有得到保障，于是民众的幻灭情绪沿着两个通道表露出来：一是对现政府由失望到不满；二是期望政府职能和职权更加强大。
对于魁北克来说，扩张政府职能和与联邦的紧张关系互为表里。联邦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建立民族文化和福利国家的进程，到60年代其职能扩张势头有增无减，联邦政府的职能扩张僭越了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所留给省的权力。魁北克省政府职能的扩大意味着必须与联邦政府争夺管理魁北克社会的权限，莱瑟维属于当时民族主义温和派，他追求修宪，但必须向激进派让步，以获得支持。新的民族主义力量不仅要求终止这些措施，而且要求重新瓜分权力。在“平静革命”思想解放和经济失败的刺激下，这一派情绪和势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势头，最终将魁北克引致分离的方向。
马塞尔·如克斯曾热情讴歌“平静革命”促动的思想解放，但结局令他扼腕。在他看来，工会工人和民族主义者都颇有些“得寸进尺”：“任何民族或阶级在处于依附地位时，他们寻求平等；当意识到平衡向他们倾斜时，他们就要求所有的权力和全部的文化。这就是发生在魁北克今天的事情。”应该说，这种得陇望蜀的情绪是在自由党政治动员的内在驱动下发生的。
五、小结
“平静革命”之失败有其必然的原因。发动“平静革命”的自由党先天存在着不足：没有得到充分的公民支持，没有实施改革计划的经验；改革本身存在着可行性问题，改革计划成本太高，步伐过大和节奏过快超出大多数人的承受力；缺乏政治智慧，过于依赖政治动员，难以掌控工会和民族主义这两柄两刃剑。结果，不仅难以将改革计划贯彻落实，而且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只得在怨声和反对声中下野。
“平静革命”的成败得失启发了笔者关于改革的两点思考：
第一，对改革的理解。改革者应该对变革社会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传统持有合理程度的尊重，对理想主义乌托邦保持足够的警惕，正如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卡尔·曼海姆所言，重建一个正在变迁的社会很像替换正处于运动的火车的轮子，而不像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一所房子。
第二，对改革的把握。“平静革命”之走向自我否定，凸显了社会改革中的自由与秩序的平衡问题，当一个政权过分注重秩序而忽视自由，必然压抑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反之，当改革过分向自由倾斜时，即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瓦解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当然，魁北克“平静革命”给人的启示不止这些，还有很大思考的余地，有待于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反思。
作者简介
王建波，男，1967年生，山东省阳信县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2007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魁北克，“平静革命”，失败，自由党
[中图分类号]K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43-05
1960年，魁北克自由党终结了民族联盟二十年的保守主义执政，重登魁北克执政舞台，在让·莱瑟维(JeanLessage)的领导下，自由党启动了竞选中鼓吹的自由主义改革。应该说，其改革成效显著，特别是从社会文化上看，“从加斯佩的村庄到蒙特利尔的街道到处可见变化的痕迹，教堂成为咖啡馆或工会大厅，街头谈话和学术话语都发生了巨变”。英裔加拿大媒体热情欢迎魁北克社会的变革，称之为“平静革命”；法裔自由主义者、著名社会学家马塞尔·如克斯(Marcel Rioux)称颂人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解放，冠之以“魁北克之春”之名。
关于“平静革命”，国内外学界的论述颇多，多强调其社会文化意义，以及政治现代化的启动。本文拟从改革目标的实现、造成的后果及民众的反应三个方面，略论“平静革命”的成败，并对失败原因做一浅析。
一、改革总体失败
自由党发动改革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目标远未实现；不仅如此，“平静革命”引发了以后任何魁北克政党都无法弥合的分裂和对抗；发动“平静革命”的自由党执政仅仅六年，就在魁北克选民的反对声中被迫下野。总体观之，“平静革命”失多得少，成效难补败绩。
还在50年代，在野的自由党一方面攻击执政的民族联盟，另一方面积极鼓吹改革，雄心勃勃地要实现三大目标：彻底改变法裔低下的经济地位，取消英裔对魁北克经济的控制；革除魁北克政治上的传统腐败，扩大民众参与；接管教会在社会事业上的权力和权威，实现魁北克社会现代化。
“平静革命”之经济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建立公共企业和扶植法裔企业。最显著的成就是将当时主要为英裔拥有的电力公司国有化，在魁北克电力部门培植了一个法裔管理和技工阶层。其他举措就很惨谈了。1962年魁北克创建了金融总会，旨在以资金扶植法裔小型企业。但是金融总会收购或资助的企业无一获利，鉴于此，私人投资者不愿问津金融总会的股票，到1966年耗光了所有得到的资本。金融总会宣告破产。为摆脱对安大略钢铁的依赖，建立魁北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自由党政府决定建立魁北克钢铁总厂，利用拉布拉多的铁矿砂冶炼钢铁。但是由于耗资巨大和多方阻力，莱瑟维政府只好宣布无限期推迟。基金会计划和钢铁总厂的筹建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总之，自由党之经济创新只是增加了法裔在经济领域的分量，并没有改变英裔主导魁北克经济的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魁北克年产值在1000万加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65家，法裔只占26家；英裔控制着出口型资源企业、现代轻工业(比如电器)、资本市场和机构；法裔只在劳动密集型的低产值工业中占优势。
为实现政治改革的目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择要而言，1963年通过了新的选举法，由政府为候选人提供竞选费用，旨在增强一般民众对竞选的参与，并克服因捐助选举而滋生的腐败，此项举措在整个加拿大首开先河；自1961年着手修正不合理的选区规划，取消人口较少的农村选区，直到1965年通过法律；恢复公务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的正常职能和作用，通过考试择优录用政府雇员；政府部门从1960年的39个增到1966年的64个，雇员增长近10倍，由是称“平静革命”开启了魁北克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并非过誉。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平静革命”期间立法颇多，但执行颇少。新的选举法需要庞大的政府支出，大大超出政府的财政能力，所以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不理想，好多人仍停留在政治边缘化的境地；由于阻力重重，人口稀少的选区直到70年代初才彻底取消。“平静革命”并没有消除魁北克以庇护制(patronage)为特征的传统腐败，只不过1960年后变得复杂和隐蔽了。庇护制在很大程度上从劳动阶层转向了包括企业家、工程师和律师在内的新职业精英，实施主体由原来的政党领导人转到了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而且在各个层面成为正当事务。
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成效最大。自由党政府将义务教育的年龄延长到16岁；规定女孩同男孩一样有权利接受所有教育；免费给学生提供课本，增加面向学生的教育贷款。大学中学入学人数大幅度飙升。教育权威从教会转到了政府，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体制，撤销原来的古典式大学，代之以5年制中学和两年制专科，既开设学术课程也提供技术和职业训练。青年人得以学习科学技术以适应世界的转变。然而，毕业生数量的增加是以质量下降为代价的，“平静革命”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法裔在魁北克经济中的低下地位，人才质量是原因之一。60年代魁北克学生和教师罢课罢工不断，出现了声势宏大的学生运动，教育改革也难辞其咎，因为学生一入校就受着摒弃一切传统和权威的熏陶，在这种情势下学生难免产生蔑视秩序打倒一切的情绪。
“平静革命”后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动荡之激烈超乎最初想象。比学生运动更加棘手的是工会势力和民族主义潮流。自由党上台伊始，全国工会联合会就提出了包括政府雇员工会化的一系列要求。莱瑟维政府同意同工同酬、周日休工等要求，他还保证如有涉及工会问题提交到政府他将与工会协商，但拒绝了政府雇员组织工会的要求。魁北克劳工联合会采取组织群众弥撒和以总罢工威胁的方法，迫使莱瑟维政府一步步退让，1964年8月魁北克通过立法承认市政、医院、学校、消防、警察有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12月，酒水专卖协会(Liquor Commission)的职工首先罢工，联合会予以支持，政府最后让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其他工会很快效仿，魁北克水电站工程师和其他雇员的罢工，导致国有集团的大部分公司在1965年的夏秋关闭；这期间还发生了蒙特利尔交通协会罢工、23家魁北克医院罢工、魁北克教授协会罢工，后者使得教育体系暂时关闭了相当一部分。莱瑟维警告罢工工会，公众敌视这些过分行为，但是依然控制不住势头。就在竞选之中，警察不经同意也举行罢工。最后，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取得监管一切工作条件的权力，实际上垄断了魁北克的人力资源。
“平静革命”加剧了另一激进趋势，即民族主义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发展。随着“平静革命”带来的魁北克局势的变化，自由党内以来维斯克为代表的激进派明确提出，为了魁北克的利益，必须走独立之路，必须赢得主权，“平静革命”逐渐演变成了“魁北克问题”。莱瑟维对此一筹莫展，当莱瑟维被问及他的政府和省将 走向何处时，他坦诚地回答“不知道”。关于“平静革命”中魁北克民族主义的转变及后来分离主义的发展，国内学人已有足够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1966年，焦头烂额的自由党失去了魁北克选民的支持，改革在动荡和混乱中终止。
二、施政基础脆弱
自由党发动“平静革命”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先天执政基础薄弱，无力实施如此全方位大规模的改革。具体体现在选民授权、内部凝聚力和行施扩大职能的经验方面。
自由党薄弱的施政基础是在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在魁北克，最小职能的政府观念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
其一，宗教哲学基础。在魁北克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天主教追求通过个人努力而达到的“个人拯救”，根据1890年和1931年教皇通谕精神，天主教赞成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但是批判其物质主义倾向，同时反对国家干预。物质主义会腐蚀精神生活，国家干预则会妨碍个人追求灵魂拯救的努力，因而都是教会所诅咒的。
其二，商界的经济哲学。魁北克商界根深蒂固的观念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哲学，法裔商界普遍相信，只要掌握了现代管理和技术，得到充足的资金，他们能够在无限扩张的经济形势下与英裔竞争。国家的干预会破坏他们对自己企业的计划和控制，而且意味着更多的缴税。魁北克要诉诸政府的权力制衡英裔的商业垄断，支持几个地区的分散发展，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并且英裔商界掌握着充足的资源阻止魁北克政府的经济创新。
其三，传统民族主义者对政府持怀疑态度，更相信教会等法裔自治机构能更好地应对社会问题。一项对1934-1936年的民族主义报刊的详细研究表明，大部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明确支持莱瑟维式的自由主义改革，都不主张魁北克政府扩大在医疗、福利和教育方面的职能。其四，一般法裔魁北克人的顾虑。1921年塔其隆自由党政府成立的酒水专卖委员会，既为自由党提供经费又得以为本党甚至塔其隆本人的亲友或支持者提供职位。这是法裔加拿大人很顾忌的，这种担心也成为以后教育部重建的一种阻力。可以说，自由党的改革之苗是根植于贫瘠的土壤上的。
魁北克社会之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首先，自由党没有得到足够的公民授权启动一场大的改革，尽管选举是在客观形势对自由党非常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距1960年魁北克大选不到一年，民族联盟党魁、魁北克总理莫里斯·杜普莱西斯突然死去，其内阁成员、深孚众望的保罗·索维继任党魁和总理，但是索维执政仅三个月也不幸去世。民族联盟再也没有合适的人来担此重任了，内讧随起。即使在此情势下，自由党在1960年6月选举只赢得议会51席位，51.3％的选票；民族联盟43席，46.6％的选票。魁北克只有勉强刚过半数的选民赞成自由党上台启动“平静革命”的改革。
其次，自由党内部有些力量也不赞成政府扩张职能和直接干预经济。他们主要担心政府财政支出因此会扩大，从而增加税收和引起选民的反感。但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莱瑟维政权对社会内部的反对意见视而不见，刻意营造一种赞成改革的公共氛围，并根据这种假象作出决策。
最后，自由党缺少扩大政府干预的经验。在“平静革命”之前，无论是的民族联盟还是自由党都奉行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在奉行保守主义的民族联盟上台之前，是自由党长期垄断魁北克之政(1905-1936)，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执政中，自由党坚定地奉行工业进步主义，并以此为执政基石。具体而言，“进步”意味着快速开发自然资源，保持低税，政府对工商业尽少干预，对劳工持一般同情但敌视罢工的家长式态度。他们所谓的干预就是通过低税等优惠政策，引进美国的资本开发魁北克的矿产资源。所以自由党政府缺乏指导和管理经济的经验。而且，制定各种改革计划的高级公务员好多是从大学中新近招募来的，更谈不上什么工作经验。虽然为指导经济改革成立了专门的经济指导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实际上难以提出多少创见，而是忙于开会，批准各部副部长提交过来的各种建议书。
由此可见，登上魁北克执政舞台的自由党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公民授权也没有一定的经验干预经济。但是尽管如此，自由党满怀变革传统的强烈热望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迫不及待地开动了改革机器。
三、变革幅度过大
莱瑟维政府在势单力薄的情势下，启动了宏伟的变革计划，力图实现魁北克社会的根本转型。
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一项昂贵的事业，“平静革命”的改革成本尤其高。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创举都需要庞大的政府开支，1961-1962年度教育支出是6.12亿加元，预计到1966-1967年度增至12.03亿加元；社会福利开支1962-1963年度比1961-1962年度增长了24％；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也需要增加投资。省警察改革在第一预算年度增加了161.5万加元，1964-1965年度预算是近800万加元。依照自由党在1961-1966年的预算增长幅度推算，若其连续执政30年后，魁北克将成为北美征税最重负债最多的政府之一。如此庞大支出是魁北克省的财力所无法支持的，即使借债也不是轻而易举，水力资源国有化获得了成功，但国有化的资金来自美国市场，自由党无法从英裔控制的金融界得到资金。
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幅度最大。虽然极力呼吁“局势必须改变!”鼓吹广泛的变革，但并不包括建立教育部，在竞选期间，莱瑟维也以个人名义向选民保证在他任期内不会建立教育部。自由党政府于1964年还是建立了教育部，虽然是与教会妥协的结果，但毕竟失信于民。其次，虽然变革倡导已久，但几年里推行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变革，未免显得仓促和忙乱。文化教育的仓促转型使教育系统陷入了混乱，中学和专科学校入学人数剧增，师资和硬件设施难以相应配备，教师要么业余水平，要么“前朝遗士”；学生在建筑未完的教室里上课；课程设置和教材处于不停地修正之中。在这样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下培养出的毕业生的质量，可以想见。最后，对传统的质疑和挑战是令人不安的，对有些人来说传统的制度和教会意味着秩序和生活的意义，“平静革命”意味着消极的破坏。特别是在蒙特利尔以外的地区，对变革的抵制越来越激烈。到1966年时，法裔加拿大社会的相当大的声音指责“平静革命”在法裔加拿大制度方面的改革过火了。
“平静革命”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莱瑟维的自由党改革一改魁北克传统的分配结构，对魁北克社会的利益分配进行了颠覆性重组，结果为自己的下野铺平了道路。改革使法裔新中产阶级获益最大，政府部门的数量从1960年的39个增至1966年的64个，为这一阶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晋升的机会。其他阶级不但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好处，而且还得为改革缴税。特别是农村人口，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利益牺牲者。“平静革命”之前， 魁北克社会的农村人口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在议会中拥有相当的席位；民族联盟政府一方面投放大量资金帮助实施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还极力弘扬农业神话和乡村生活。“平静革命”不仅带来全新的思想观念——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将公共开支转向城市和中产阶级。魁北克农村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大幅度下降，进入60年代后农村状况明显恶化，农村人口贫困状况重于加拿大农民平均贫困水平，并且贫富分化严重：1965年3月一份魁北克政府白皮书指出，年收入排名前1/6的农场(年收入在5000-25000加元)的收入占魁北克农业全部收入的一半，1/3的农场年收入在1200-5000加元之间，属“非盈利”之列，另有1/3农场的年收入低于1200加元。虽然农村人口无法参与和影响改革，在改革决策中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当大选时他们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1966年的大选中，在野的民族联盟在农村大获全胜，奠定了最终代表权的多数。“平静革命”改革对农村人口的利益调整幅度最大，自由党在农村地区所蒙受的政治损失也最大。
总之，“平静革命”变革不仅造价太高，而且变革传统制度太剧烈且仓促，利益结构调整过大，所以不仅使得改革难以实现，而且招致了社会动荡和不满。
四、政治动员助长激进主义势力
“平静革命”后期工会及民族主义激进势力得以增强并演进至失控态势，是与“平静革命”的指导思想有关的，可以从自由党人的政治动员中找到内在根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魁北克自由党人用以政治动员、成功地推翻民族联盟并启动改革的理论武器是新民族主义和“自由之城”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者主要是以劳伦多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主张世俗化，倾向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虽然是一种普遍化和同质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但以民族主义目标和理想为指向的自由民主改革和社会民主改革可以促进法裔加拿大社会的现代化复兴，使其作为一个独特性的民族实体独立生存于北美大陆。“自由之城”自由主义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后来的联邦总理、自由党党魁特鲁多为代表的《自由之城》创办人和撰稿人以及法裔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主张以“解放思想”为核心的世俗化、言论自由、真正政治民主的自由民主；另一派是工会领导人及工会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只有伴之以实质性的社会民主，自由民主对工人阶级才有意义。两种派别经过讨论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奉行自由民主，解放思想，加强和扩大民众实质性政治参与；建设社会民主，改革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提升法裔经济地位；为实现上述理想采取如此战略：联合工会工人，压抑教会，扩张政府权限和职能。
的确，工会工人在推翻民族联盟的所谓旧政权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的阿斯贝斯托斯罢工、1952年的路易斯维尔罢工和1957年的摩多克维尔，都显示了工会工人的力量。莱瑟维一直对工会持积极态度，认为它是一支改革社会的建设性力量，所以支持工会工人的利益诉求。自由党上台启动改革后，工会劳工状况自然有了一些改善，但全国工会联合会提出的政府雇员工会化的要求没有得到立即满足。魁北克劳工联合会采取组织群众弥撒，总罢工威胁的方法，以咄咄逼人之势向莱瑟维政府施加压力。当市政、医院、学校、消防、警察的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得到立法确认时，政府的被动和社会的混乱甚至瘫痪局面即是应有的逻辑了。
对教会权威的瓦解，使魁北克社会失去了对激进主义的文化制约。以前人们多向后看、向内看，执著于教会为核心的传统，倾向于拷问内心世界以调整自己的思想。在教会权威衰落的同时，人们的思维开始转向此岸的现实幸福和物质享受，并大胆追求。自由党竞选时鼓吹的社会民主改革为魁北克选民展示一幅福利国家的诱人前景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增高了，以前靠个人和社会来获得的改善和进步，现在人们倾向于诉诸政府。但是改革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大多数法裔在魁北克低下的经济地位，所谓法裔独特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依然没有得到保障，于是民众的幻灭情绪沿着两个通道表露出来：一是对现政府由失望到不满；二是期望政府职能和职权更加强大。
对于魁北克来说，扩张政府职能和与联邦的紧张关系互为表里。联邦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建立民族文化和福利国家的进程，到60年代其职能扩张势头有增无减，联邦政府的职能扩张僭越了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所留给省的权力。魁北克省政府职能的扩大意味着必须与联邦政府争夺管理魁北克社会的权限，莱瑟维属于当时民族主义温和派，他追求修宪，但必须向激进派让步，以获得支持。新的民族主义力量不仅要求终止这些措施，而且要求重新瓜分权力。在“平静革命”思想解放和经济失败的刺激下，这一派情绪和势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势头，最终将魁北克引致分离的方向。
马塞尔·如克斯曾热情讴歌“平静革命”促动的思想解放，但结局令他扼腕。在他看来，工会工人和民族主义者都颇有些“得寸进尺”：“任何民族或阶级在处于依附地位时，他们寻求平等；当意识到平衡向他们倾斜时，他们就要求所有的权力和全部的文化。这就是发生在魁北克今天的事情。”应该说，这种得陇望蜀的情绪是在自由党政治动员的内在驱动下发生的。
五、小结
“平静革命”之失败有其必然的原因。发动“平静革命”的自由党先天存在着不足：没有得到充分的公民支持，没有实施改革计划的经验；改革本身存在着可行性问题，改革计划成本太高，步伐过大和节奏过快超出大多数人的承受力；缺乏政治智慧，过于依赖政治动员，难以掌控工会和民族主义这两柄两刃剑。结果，不仅难以将改革计划贯彻落实，而且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只得在怨声和反对声中下野。
“平静革命”的成败得失启发了笔者关于改革的两点思考：
第一，对改革的理解。改革者应该对变革社会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传统持有合理程度的尊重，对理想主义乌托邦保持足够的警惕，正如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卡尔·曼海姆所言，重建一个正在变迁的社会很像替换正处于运动的火车的轮子，而不像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一所房子。
第二，对改革的把握。“平静革命”之走向自我否定，凸显了社会改革中的自由与秩序的平衡问题，当一个政权过分注重秩序而忽视自由，必然压抑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反之，当改革过分向自由倾斜时，即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瓦解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当然，魁北克“平静革命”给人的启示不止这些，还有很大思考的余地，有待于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反思。
作者简介
王建波，男，1967年生，山东省阳信县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2007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