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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念慈
建筑学家。江苏无锡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建设部顾问、高级建筑师。曾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负责设计的中国美术馆、北京饭店西楼、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山东曲阜阙里宾舍等10项重要工程，都达到了国内建筑最高水平。在建筑传统、建筑现代科技、住宅建设等多方面提出的理论观点，丰富了现代建筑创作理论，对中国建筑业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在住宅建设方面，提出了加大住房密度、节约用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对国家制定政策和住宅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91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登上颐和园的后山北望，有一片规模很大的建筑群。建筑群虽大，但规划有序、疏密得当，其中还有大片绿化，因而与颐和园的环境不失协调。这片建在颐和园之北、圆明园之西的建筑群，就是中共中央党校。而它的设计者，则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戴念慈。
戴念慈1955年接受了中共中央党校的设计任务。这一工程占地1000亩，总建筑面积达14万平方米，是戴念慈主持设计的规模最大的工程，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一次设计。接受这项设计任务后，他随即到现场观察揣摩。由于当时建筑中的复古倾向受到批判，如何把握好建筑风格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经过分析，戴念慈觉得学校南对颐和园的万寿山，东面不远是圆明园故址，向西远眺则是青翠的西山，环境条件十分良好。于是他从建筑功能性与周边环境和谐性两个方面作为设计出发点，同年便确定了规划方案。
当时，戴念慈对主楼的设计下了很大的功夫。主楼集教学、办公行政功能于一体，平面采用了近似莫斯科大学主楼式的平面，体型端庄，气势宏大。中部强调主立面的分割，窗户之间是用蘑菇石砌的柱子，粗壮有力，每开间又有两根装饰性的细柱贯穿，加强了竖向感，使得整栋建筑更显挺拔而稳重。尽管当时强调节约，十分重视环境质量的戴念慈仍坚持了较高的标准，在外墙采用了面砖贴面，提高了建筑的档次。又以中国传统庭院的手法精心组织了楼间庭院，用花架或围墙形成了格局多样的院落，将大片绿化与小块庭院绿地相结合，形成了安静优美的环境。
中共中央党校工程，从设计到最后完工经历了8年，主楼到1962年才竣工。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现在看来它的功能仍旧合理，使用情况令人十分满意。当人们从万寿山后山俯视中央党校时，中央党校建筑群既以它得宜的体量、材料、色彩以及气势与周边建筑和环境融为一体，又展现出它独特的古典与现代派风格，堪称景观创作的范例。
“小赖特”的成长
1920年4月，戴念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陈墅镇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早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教书。戴念慈虽然是独子，却从小寄养在亲戚家中，上学后一直住校。他自幼聪敏好学。193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州中学，并考入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受到了系统的建筑教育，为他今后的设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中央大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较早的建筑本科院系之一，师资力量强大，极富盛名。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建筑教育深受美国建筑教育的影响，老师们大多是20年代的留美建筑系的毕业生，当时流行的那套建筑教育脱胎于巴黎美术学院的正统古典主义教学体系，而这种体系随后影响了大批中国年轻的建筑师，这里面就包括戴念慈。
戴念慈在学校是有名的好学生。早在刚进校时，他就以一幅极好的贝多芬素描像令同学们刮目相看。他的美术功底极好，擅长水彩画、素描和钢笔画，曾得到过杨廷宝水彩画奖学金。除了可以生动地描绘建筑画和人物画，戴念慈还是一位画虾高手，他能随手用小钢笔很自在地画出大虾在水中游戏的多种姿态，惟妙惟肖。当时在中国学生中，倾慕赖特的人不少，戴念慈就是其中一个。他非常喜欢赖特的钢笔画，不仅临摹许多，更是把赖特的设计手法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以至于人们把他称做“小赖特”。甚至可以说，戴念慈的设计最初是从模仿赖特起步的，赖特的理论和设计手法，对戴念慈的一生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2年从中央大学毕业后，戴念慈留校担任助教，同时他还在一个建筑事务所中兼职。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准备在外滩和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交接之处建造一个“胜利门”，作为八年抗战胜利的永久纪念，并为此举办了一个设计竞赛。戴念慈参加了这次竞赛。当时的多数方案采用了中国的牌楼或法国的凯旋门形式来象征胜利，而戴念慈的方案与众不同，以矗立在马路两旁的一对振翅欲飞的大鹏雕像一举夺魁。正是这一方案，令戴念慈在中国建筑界初露头角，脱颖而出。
1948年到1949年期间，戴念慈与两位校友在上海合办了自己的事务所。此时的他不到30岁，却已在江南建筑界小有名气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梁思成推荐，戴念慈被调到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设计室。修办处设计室的成员大多是年轻人，从上海等地由梁思成推荐而来。这个团体干劲十足，工作热情高涨。在戴念慈担任设计室主任，领导设计室全面工作的这一时期里，设计室承担了几十项各类型的工程设计任务，包括中直机关礼堂、育英学校、中南海菊香书屋等。戴念慈负责组织、主持和审定各项目的设计方案、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而他的建筑观点和设计倾向也影响到了设计室里的其他年轻人。
建国初期，戴念慈根据朱德同志提出的“设计要从新中国的国情出发，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提出了“适用、经济、美观”的设计主张，而这一主张在1955年初被建工部正式定为全国性民用建筑的指导方针，在中国建筑设计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数十年如一日努力探索、辛勤创作的生涯中，由他设计的重大建筑有100多项，其中重点工程如北京展览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美术馆、杭州西湖国宾馆、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等，都达到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
孜孜不倦甘做“过渡人”
1988年，戴念慈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休，算起来他已从事设计工作近50年了。这50年间，他不仅不间断地进行创作，同时也关心着建筑行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筑师的地位问题。
几十年前，在我国人事制度中，建筑师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技术职务，而是工程师的一个分支。戴念慈为此曾多次呼吁在建筑系统中设立“建筑师”的职称，如今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它使我国对建筑师在建设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至于戴念慈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创作思想问题。他的观点是人所尽知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曾被一些同行和年轻人视为保守派，但事实上，戴念慈受到许多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影响，只是他始终不赞成抛弃我们的传统全盘接受外国的建筑风格。他承认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个难题，必须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国现代建筑的特色，在此期间，折衷主义在所难免。
而他自己对此一直孜孜不倦进行探索，愿意做一个“过渡人”。
曾有学弟问戴念慈：“您一生做了许多设计，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他回答道：“除了把握环境外，建筑师研究具体的建筑没有比尺度更为重要的事了。”
一个好的建筑师的作品，会因环境、历史、地区条件等因素而有所差异，而当中变换的尺度如何拿捏得准确却让很多建筑师苦苦研究了一生。从戴念慈众多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对建筑本体、特性功能和艺术表现的探求，更可以领悟到他追求创新的内在精神。而这些，无疑是他给无数后辈们留下的一盏无比珍贵的明灯。
永恒的艺术作品
中国美术馆
在五四大街与美术馆东街相交处，有一座造型优美、色彩淡雅的宏大建筑，这就是中国美术馆。美术馆作为1959年国庆献礼工程之一，从设计到施工筹划都由首都国庆办公室统一领导，戴念慈主持设计。
设计之初，美术界人士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令戴念慈反复思考。经过多次现场考察后，根据周边环境，戴念慈决定设计一座民族风格浓郁，但又不落俗套的风格独特的建筑。
为了使建筑的整体形象显得稳健、疏朗，他在天顶中部的突出部分采用了我国古代楼阁式的重檐攒尖顶，看上去有些敦煌莫高窟九层楼的神韵，而在主入口的门廊、侧厅的门廊等处则用了卷棚歇山顶与之呼应。为了解决展斤的采光问题，展馆绝大部分都采用了平顶。另有一些细节处理比如色彩和装饰也能看出戴念慈的用心——外墙采用浅米色陶制面砖，装饰部分选择陶制花饰，没有采用大点金彩画或过于鲜艳的色彩。这样既使整个立面显得丰富多彩，又避免了奢华炫耀的感觉，色彩淡雅明快。
美术馆建成后受到广泛好评，许多建筑师和美术家都称赞它雍容华贵而又不矫饰，重檐碟瓦而不繁复，宛如一座具有深刻东方文化内涵的艺术宫殿。北京饭店
戴念慈设计北京饭店西楼时年仅34岁。坐落于王府井南口西侧、南临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源于两个法国人开的只有三间门面的小酒店，这座被誉为“远东惟一的豪华酒店”，曾经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留下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中外名人的足迹——不仅有国内的宋庆龄、冯玉祥、张学良等，还有“一战”时期的英法联军总司令福煦，英国大文豪萧伯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等显赫的人物。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需要，1954年，政府决定在北京饭店老楼西侧建设北京饭店西楼，并将其定位为接待外国贵宾和举行大型宴会的国家级宾馆。而西楼的设计者就是戴念慈。他当时的年龄在业已成名的建筑设计师中算是非常年轻的，然而，他在设计中表现出的与原有建筑的协调、对城市历史及建筑环境文脉的尊重却让所有人大为称赞。
设计北京饭店西楼时，戴念慈选择了老楼中最具特色的元素，如圆拱大窗、凸窗、铁花栏杆阳台等，加以搭配重组，运用于新楼设计，同时将檐口、窗洞上下线等与老楼对齐，使新老建筑仿佛连为一体，看上去十分协调。在挑选外墙装饰面时，戴念慈选用了一种北京本地产的暗红色毛石，经粉碎后打到墙面上，不褪色，不掉皮，既具有石头的质感，又比花岗石便宜很多。暗红色的石质墙面与故宫的红墙相协调，庄重而又内敛。
整体而言，北京饭店西楼的设计非常成功，既典雅、庄重，与不远处的紫禁城风格相呼应，又与旧楼有所区别，这为后来的许多同类建筑设计提供了范例。1993年，北京饭店西楼获得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建筑学家。江苏无锡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建设部顾问、高级建筑师。曾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负责设计的中国美术馆、北京饭店西楼、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山东曲阜阙里宾舍等10项重要工程，都达到了国内建筑最高水平。在建筑传统、建筑现代科技、住宅建设等多方面提出的理论观点，丰富了现代建筑创作理论，对中国建筑业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在住宅建设方面，提出了加大住房密度、节约用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对国家制定政策和住宅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91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登上颐和园的后山北望，有一片规模很大的建筑群。建筑群虽大，但规划有序、疏密得当，其中还有大片绿化，因而与颐和园的环境不失协调。这片建在颐和园之北、圆明园之西的建筑群，就是中共中央党校。而它的设计者，则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戴念慈。
戴念慈1955年接受了中共中央党校的设计任务。这一工程占地1000亩，总建筑面积达14万平方米，是戴念慈主持设计的规模最大的工程，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一次设计。接受这项设计任务后，他随即到现场观察揣摩。由于当时建筑中的复古倾向受到批判，如何把握好建筑风格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经过分析，戴念慈觉得学校南对颐和园的万寿山，东面不远是圆明园故址，向西远眺则是青翠的西山，环境条件十分良好。于是他从建筑功能性与周边环境和谐性两个方面作为设计出发点，同年便确定了规划方案。
当时，戴念慈对主楼的设计下了很大的功夫。主楼集教学、办公行政功能于一体，平面采用了近似莫斯科大学主楼式的平面，体型端庄，气势宏大。中部强调主立面的分割，窗户之间是用蘑菇石砌的柱子，粗壮有力，每开间又有两根装饰性的细柱贯穿，加强了竖向感，使得整栋建筑更显挺拔而稳重。尽管当时强调节约，十分重视环境质量的戴念慈仍坚持了较高的标准，在外墙采用了面砖贴面，提高了建筑的档次。又以中国传统庭院的手法精心组织了楼间庭院，用花架或围墙形成了格局多样的院落，将大片绿化与小块庭院绿地相结合，形成了安静优美的环境。
中共中央党校工程，从设计到最后完工经历了8年，主楼到1962年才竣工。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现在看来它的功能仍旧合理，使用情况令人十分满意。当人们从万寿山后山俯视中央党校时，中央党校建筑群既以它得宜的体量、材料、色彩以及气势与周边建筑和环境融为一体，又展现出它独特的古典与现代派风格，堪称景观创作的范例。
“小赖特”的成长
1920年4月，戴念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陈墅镇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早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教书。戴念慈虽然是独子，却从小寄养在亲戚家中，上学后一直住校。他自幼聪敏好学。193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州中学，并考入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受到了系统的建筑教育，为他今后的设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中央大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较早的建筑本科院系之一，师资力量强大，极富盛名。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建筑教育深受美国建筑教育的影响，老师们大多是20年代的留美建筑系的毕业生，当时流行的那套建筑教育脱胎于巴黎美术学院的正统古典主义教学体系，而这种体系随后影响了大批中国年轻的建筑师，这里面就包括戴念慈。
戴念慈在学校是有名的好学生。早在刚进校时，他就以一幅极好的贝多芬素描像令同学们刮目相看。他的美术功底极好，擅长水彩画、素描和钢笔画，曾得到过杨廷宝水彩画奖学金。除了可以生动地描绘建筑画和人物画，戴念慈还是一位画虾高手，他能随手用小钢笔很自在地画出大虾在水中游戏的多种姿态，惟妙惟肖。当时在中国学生中，倾慕赖特的人不少，戴念慈就是其中一个。他非常喜欢赖特的钢笔画，不仅临摹许多，更是把赖特的设计手法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以至于人们把他称做“小赖特”。甚至可以说，戴念慈的设计最初是从模仿赖特起步的，赖特的理论和设计手法，对戴念慈的一生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2年从中央大学毕业后，戴念慈留校担任助教，同时他还在一个建筑事务所中兼职。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准备在外滩和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交接之处建造一个“胜利门”，作为八年抗战胜利的永久纪念，并为此举办了一个设计竞赛。戴念慈参加了这次竞赛。当时的多数方案采用了中国的牌楼或法国的凯旋门形式来象征胜利，而戴念慈的方案与众不同，以矗立在马路两旁的一对振翅欲飞的大鹏雕像一举夺魁。正是这一方案，令戴念慈在中国建筑界初露头角，脱颖而出。
1948年到1949年期间，戴念慈与两位校友在上海合办了自己的事务所。此时的他不到30岁，却已在江南建筑界小有名气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梁思成推荐，戴念慈被调到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设计室。修办处设计室的成员大多是年轻人，从上海等地由梁思成推荐而来。这个团体干劲十足，工作热情高涨。在戴念慈担任设计室主任，领导设计室全面工作的这一时期里，设计室承担了几十项各类型的工程设计任务，包括中直机关礼堂、育英学校、中南海菊香书屋等。戴念慈负责组织、主持和审定各项目的设计方案、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而他的建筑观点和设计倾向也影响到了设计室里的其他年轻人。
建国初期，戴念慈根据朱德同志提出的“设计要从新中国的国情出发，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提出了“适用、经济、美观”的设计主张，而这一主张在1955年初被建工部正式定为全国性民用建筑的指导方针，在中国建筑设计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数十年如一日努力探索、辛勤创作的生涯中，由他设计的重大建筑有100多项，其中重点工程如北京展览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美术馆、杭州西湖国宾馆、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等，都达到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
孜孜不倦甘做“过渡人”
1988年，戴念慈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休，算起来他已从事设计工作近50年了。这50年间，他不仅不间断地进行创作，同时也关心着建筑行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筑师的地位问题。
几十年前，在我国人事制度中，建筑师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技术职务，而是工程师的一个分支。戴念慈为此曾多次呼吁在建筑系统中设立“建筑师”的职称，如今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它使我国对建筑师在建设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至于戴念慈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创作思想问题。他的观点是人所尽知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曾被一些同行和年轻人视为保守派，但事实上，戴念慈受到许多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影响，只是他始终不赞成抛弃我们的传统全盘接受外国的建筑风格。他承认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个难题，必须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国现代建筑的特色，在此期间，折衷主义在所难免。
而他自己对此一直孜孜不倦进行探索，愿意做一个“过渡人”。
曾有学弟问戴念慈：“您一生做了许多设计，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他回答道：“除了把握环境外，建筑师研究具体的建筑没有比尺度更为重要的事了。”
一个好的建筑师的作品，会因环境、历史、地区条件等因素而有所差异，而当中变换的尺度如何拿捏得准确却让很多建筑师苦苦研究了一生。从戴念慈众多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对建筑本体、特性功能和艺术表现的探求，更可以领悟到他追求创新的内在精神。而这些，无疑是他给无数后辈们留下的一盏无比珍贵的明灯。
永恒的艺术作品
中国美术馆
在五四大街与美术馆东街相交处，有一座造型优美、色彩淡雅的宏大建筑，这就是中国美术馆。美术馆作为1959年国庆献礼工程之一，从设计到施工筹划都由首都国庆办公室统一领导，戴念慈主持设计。
设计之初，美术界人士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令戴念慈反复思考。经过多次现场考察后，根据周边环境，戴念慈决定设计一座民族风格浓郁，但又不落俗套的风格独特的建筑。
为了使建筑的整体形象显得稳健、疏朗，他在天顶中部的突出部分采用了我国古代楼阁式的重檐攒尖顶，看上去有些敦煌莫高窟九层楼的神韵，而在主入口的门廊、侧厅的门廊等处则用了卷棚歇山顶与之呼应。为了解决展斤的采光问题，展馆绝大部分都采用了平顶。另有一些细节处理比如色彩和装饰也能看出戴念慈的用心——外墙采用浅米色陶制面砖，装饰部分选择陶制花饰，没有采用大点金彩画或过于鲜艳的色彩。这样既使整个立面显得丰富多彩，又避免了奢华炫耀的感觉，色彩淡雅明快。
美术馆建成后受到广泛好评，许多建筑师和美术家都称赞它雍容华贵而又不矫饰，重檐碟瓦而不繁复，宛如一座具有深刻东方文化内涵的艺术宫殿。北京饭店
戴念慈设计北京饭店西楼时年仅34岁。坐落于王府井南口西侧、南临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源于两个法国人开的只有三间门面的小酒店，这座被誉为“远东惟一的豪华酒店”，曾经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留下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中外名人的足迹——不仅有国内的宋庆龄、冯玉祥、张学良等，还有“一战”时期的英法联军总司令福煦，英国大文豪萧伯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等显赫的人物。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需要，1954年，政府决定在北京饭店老楼西侧建设北京饭店西楼，并将其定位为接待外国贵宾和举行大型宴会的国家级宾馆。而西楼的设计者就是戴念慈。他当时的年龄在业已成名的建筑设计师中算是非常年轻的，然而，他在设计中表现出的与原有建筑的协调、对城市历史及建筑环境文脉的尊重却让所有人大为称赞。
设计北京饭店西楼时，戴念慈选择了老楼中最具特色的元素，如圆拱大窗、凸窗、铁花栏杆阳台等，加以搭配重组，运用于新楼设计，同时将檐口、窗洞上下线等与老楼对齐，使新老建筑仿佛连为一体，看上去十分协调。在挑选外墙装饰面时，戴念慈选用了一种北京本地产的暗红色毛石，经粉碎后打到墙面上，不褪色，不掉皮，既具有石头的质感，又比花岗石便宜很多。暗红色的石质墙面与故宫的红墙相协调，庄重而又内敛。
整体而言，北京饭店西楼的设计非常成功，既典雅、庄重，与不远处的紫禁城风格相呼应，又与旧楼有所区别，这为后来的许多同类建筑设计提供了范例。1993年，北京饭店西楼获得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