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传来王均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往事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认识王均先生已经54年了，他是我的好老师、好领导，他的许多优秀品质，时时鞭策着我。这里写下一些零星的回忆，寄托我的哀思。
　　1952年，我在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学习，普通语音学这一课程由罗常培先生和王均先生主讲，罗先生由于身体原因，讲课不多，主要由王先生主讲。那时他30岁，已是副教授。普通语音学的讲义，在1954年1月《中国语文》上连载（罗王两位先生以“田荣”笔名发表的《语音学常识》），在这基础上，经过修改，就是后来出版的罗常培、王均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这本著作是我国语音学方面最有水平、影响深远的专著，语言学界评价很高。王先生还在班里主讲音韵学，他讲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很受同学们欢迎。王先生除了讲课以外，还跟同学们打成一片。语言专修科对北大来说是空前绝后的班，它是专门培养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急需的人才，是根据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议，经教育部批准，临时决定办的两年制班。由于不在招生工作范围内，这批学生只能从中文系的几个专业中抽调出来，所以当时班里同学们思想不稳定。王先生在与大家交谈中，经常鼓励大家，要求大家加强专业思想。1953年，中国科学院组团首次访问苏联，吕叔湘先生和王先生随团出访（听说原定罗常培先生出访，罗先生突然生病，改为王先生出访），当时能派31岁的王先生出访，说明领导层对这位语言研究、教学方面的年轻骨干十分看重。王先生回国后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苏联语言学界的情况，还送每位同学一件小礼品。这一举动，说明王先生对这个班寄予很大的希望。
　　王均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它不仅为研究历史上各阶段的文字改革工作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材料，而且对今后进一步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也有参考价值。王先生为这本著作倾注了大量心血。1993年初，我刚从国家语委退休，在委内政策研究室帮助工作。王先生找我，要我协助他把这本书的扫尾工作完成。该书1986年开始编写，1991年基本完成，这期间，国家语委借调的厦门大学许长安教授为该书做了大量工作。1992年12月，该书油印稿分发各地征求意见，大批意见稿返回后，已无人整理，王先生要我根据各地意见和建议，进行最后的修改，并要我补充附录（包括大事记、文字改革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以及照片、人名索引等。我把这些工作完成后，交王先生审定。全书64万字，我见他审定十分认真，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令我十分钦佩。该书付印前，他还再三嘱咐我，校对这一关要把好，不能完全依靠出版社，因为他们不是搞这专业的。从这本书的编写到出版，可以看出王先生治学严谨的一贯作风。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于1994年10月成立，王先生是主要创建人，先后担任会长和名誉会长。我从学会成立到2002年10月由王先生推荐担任了两届秘书长，协助王先生（后来是苏培成会长）做些组织宣传工作。王先生经常鼓励我要大胆工作，要认清学会是群众性组织，一定要联系好各界朋友，多听取意见，工作才会有成效。他十分关心学会每季度编印的《通讯》，除了每期发稿前必定审稿外，自己还经常提供稿源。记得在揭露与批判假学术那段时间里，他口诛笔伐积极投入了那场战斗，与苏会长一起组织多篇批判文章在《通讯》上发表。对于那些歪曲和攻击语文现代化工作的谬论，他毫不留情，无论在会上还是私下交谈，都十分气愤地站出来驳斥。大约在1997年下半年，民政部要整顿全国的学会组织。当时有人拟将语文现代化学会取消，把一级学会的名额让给另一学会，语文现代化学会作为该会的二级学会，王先生极力反对，他认为语文现代化是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面旗帜，绝不允许降为二级学会。他带着我去见国家语委党组书记，阐明语文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及它的重要含义，并说了自己的观点。王先生这番谈话，引起了国家语委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关于降级一事，以后便无声无息了。王先生私下曾对我说，如果学会降级，他绝不再担任会长或名誉会长。王先生对于这样一些重大问题，都是态度鲜明，寸步不让，这就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品德，值得学习。我在学会工作期间，亲眼看到王先生求实与民主的作风，并能经常聆听他的教导，真是收益匪浅。
　　王先生是我爱戴和敬仰的好老师、好领导，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对我的教诲经常在我耳边回响，真是永远难以忘却。
　　
　　（曹澄方，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