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琼老师的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已举办四届，《数码影像时代》一直是论坛的支持者。笔者本人也是郑琼老师的朋友，但是虽屡获邀请，自己却未曾敢赴论坛现场观片。此事也屡屡被不远千里到北京参加iDOCS的朋友们问起，笔者每次老老实实作答：我怕自己被那些优秀的纪录片诱惑，立马放下手中的事情，拿起机器去完成在心中盘算了多次的拍摄。
　　笔者计划中的拍摄目的地，是自己的老家，豫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1985年笔者十五岁读高中前，几乎没有离开过这方圆一两公里的土地；而后除了在深圳八年回家次数略少外，其余时间也经常回家看看。但有一天，笔者突然发现，虽然老家街道的样子未曾大变，虽然三十岁以上的乡邻依然可以脱口叫得出名字，但自认为了如指掌的乡村和乡人，稍微深聊几句，就会发现他们已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样子。
　　生活永远比故事更精彩，而时间就是最好的编剧和导演。离开老家三十年，笔者明白：如果有一天自己拿起摄影机去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用自己的好奇心去一层层剥开村庄和村人积淀了三十年的秘密。三十年，当年刚学会走路的堂弟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和自己一起长大的玩伴，或小有成就或一事无成仅靠嘴皮子骗一点吃喝；还有很多自己从小认识的长者变成了十二英寸镜框中的黑白照片，比如上过朝鲜战场耳朵被炮声震聋嗓门特别大的生产队长，比如好像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的智障者，他曾经每天都笑嘻嘻地在村中央的“主席像”下面晒太阳。
　　“故乡”这一意象常被人用来寄放那些无法企及的终极理想，村子中叫小芳的姑娘最好永远是十八岁的样子，长长的辫子不会生出一丝白发。但笔者走进故乡才发现，一切都在跟随着深圳北京甚至硅谷的节奏演进：原来的大队部办公室被改造成网吧，村人手中拿着或真或假的苹果手机，而从小为之骄傲的村学校不得不因“集中办学”政策被废弃、孩子们变成了每天被家长接送的走读生，他们和新闻中的“校车事件”、上学路上被凌辱杀害的十岁女孩息息相关……
　　这是一个盛产纪录片的年代。只要你愿意花两三年持续拍摄一个村庄、一个社区，不带任何预设的观点，用摄影机去记录普通村人或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一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闪烁在屏幕上的影像们自己就会慢慢长出结构和故事。徐童老师的《老唐头》、中央美院李鹏飞同学的《知天命》、焦波老师蛰伏沂蒙山村一年拍摄的《乡村里的中国》……这些影片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是任何高明的导演都无法掌控的，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动作和形象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这是一个盛产纪录片的年代。我们再也不用像1988年吴文光老师拍《流浪北京》时那样到处蹭摄像机蹭编辑机房，手持式高清摄像机或数码相机都足以满足院线纪录片的技术标准，手机也能充作临时的拍摄设备。如果你真的喜欢纪录片，随时都可以启动自己的拍摄项目。
　　这是一个盛产纪录片的年代，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民众，已经用三十年时间经历了很多其他国家绵延几百年的技术革新和文明变迁，每一天都在承受着因被压缩而明显密集化的喜悦和阵痛。而这种摄影机降格般的技术文明快速演进，注定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阶段。正因如此，笔者虽当下忙忙碌碌，但有足够的自信在未来某个时候，依然可以抓住这个伟大纪录片年代的尾巴，回到老家去，拍摄一部不负于时代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