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报道容易滑入失衡：将眼光聚焦活力老人，老年一派张灯结彩；镜头移向失能失智老人，老年一片灰暗无望；关注富裕阶层的养老，满目候鸟式旅居、高端长者社区、老年大学、绿色医疗通道等等，老年充满选择；着眼普羅大众的养老，老年呈现以困境。
　　展现贫富养老的差异，必然煽动吸睛，却不能解释任何问题。或许过分早虑，但作为一个普通人，这样的困境确实会在有意无意间攀上我的心头：我是独生子女，离家在大城市工作，将来父母该怎么养老？
　　就这样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养老从来不仅是“养老”的问题，具体到每个家庭的养老选择时，背后往往还牵连着户籍制度、医保改革、计划生育、城市化进程……不同背景的交集，构成了形态不同的个体困境，它往往无法以一己之力解决。于是不可避免地，要搬出看似干枯的种种政策。以前我常看不上这样的叙述，如今深钻养老行业研究了一番，才从那些政策的字里行间品出了微妙与趣味。很大程度上，它们是这篇养老行业报道真正的主角。
　　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探索的方向，但就目前而言，政策层层落地后，现实的骨头依然硌得人疼。遗憾的是，许多问题在封面文章中尚未进一步细说。我常想起一家被作为政府样板工程的社区养老院。由于深居社区内部、位置极其优越方便，它的100张床位常年住满。采访那天，一位奶奶蹒跚着走近前台，想了解情况，一问，得登记。“我前边还排着多少人啊？”
　　“奶奶，八百多人呢！”
　　一旁的我吓了一跳，这位奶奶倒仿佛意料之中似的，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我九十多岁啦！”对方又问：“您能自理吗？”“现在还行。”“我们只收不能自理的老人，不好意思啊。”也别无他法，她缓缓转身离开。
　　家有学龄儿童的父母，对类似的场景也不陌生。初心做公众普惠事业的机构确实存在，但优质资源的有限，会不会自然提高它们的准入门槛？
　　这样的苗头已经出现。尤其在北京，在严控人口、疏散首都功能的政策背景下，已具成熟模式的社区养老床位紧俏，以户籍粗筛是惯例。
　　走访过北京、长沙、广州六家不同品牌的社区居家养老驿站后，不得不说，它们的发展阶段天差地别：有的已融合了社区与机构养老，趋近规模化、标准化，比如湖南普亲养老；有的开放了短托、喘息服务、过夜床位，比如乐龄；但有的认识还停留在“仅可接收日托、不能过夜”的阶段，咨询最多的刚需服务是老年餐桌的订餐；有的乍开张，刚开始宣传……
　　从业人员也是问题。在好几家社区养老驿站，护理员大多是来京打工的中年阿姨，不少是老乡结伴而来，虽也接受过护理专业培训，但综合素质、对养老的认识因人而异。站长倒是专业出身的年轻姑娘居多。徐丽娜是北京某专科学校开设老年管理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全专业只有20人，毕业后，从事养老行业的大概只有五六个。如今又是三年过去，只剩她一人还留在养老一线，当初一起入行的伙伴要么转行，要么转做了养老行业相关的销售。毕竟，照顾老人并不轻松：面对失能老人，要时常帮他们翻身，腰病是常事；面对失智老人，要十二分的耐心，时刻动脑哄对方开心，但就算这样，也有可能会被脾气暴躁的老人打。
　　但另一面，最近牵连携程与上海妇联的幼儿园虐童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不自觉地，我竟开始联想：在类似的公建民营社区养老机构里，是否也会存在项目的监管问题？
　　哪怕是养老行业的研究者、从业者，也不能逃脱养老苦恼。工作于清城同衡大健康科技研究院的成梅把父母带来北京同住，前段时间，父亲在北京动了一次手术，她正为异地医保的事情烦忧。她打电话咨询河北老家的人社医保部门，才搞清楚该在哪几家定点医院手术。后续，还有一串报销流程等着她回老家处理。
　　未来一片光明吗？依然艰难重重吗？报道写完，我依旧不敢下任何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