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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兄徐斌寄来一本新作，名“杭商口述史”，浅灰的题头，衬在淡淡的江南水墨上。也许是缘分，这本书拿着趁手一见倾心，收到的当天就不离身。看着看着，心里明白了，其实是我喜欢这本书的语言方式，百姓话地方言，市井腔乡土味。我更好奇这群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他们曾是我这辈青少年眼中的神秘群体，有着一个让人避而远之的身份符号——资本家和小业主。改革开放以后，知道他们摘帽了，归入劳动人民行列，又投身于火热的经济建设之中。然毕竟岁月催老，壮志未酬便匆匆谢幕，社会声音渐消，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然而，书中的21篇口述却让“模糊的背影”变得清晰、鲜活起来。以时间纵轴论，年届八九十岁的老工商业者，大多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协助父辈从商，期间身历了艰辛创业、抗战颠沛、战后重建与危机、新中国成立后的私私合营到公私合营，以及不堪回首的“文革”与心情舒畅的改革时代。他们的“老板梦”命运多舛，然却无愧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轫者。
从横向内容看，老先生们的回忆多彩多姿，细节真实、生动：家族创业背景、企业组织结构、管理运行模式、行业道德规范、同业公会职能、政府机构状况、劳资关系变化、同行之间交往等等。进而延及民风民俗、市井百态、世故人情、家教家规、时尚演化、街坊变迁……汇聚织出一幅上世纪二十至八十年代的杭州社会风情画卷。其中不少历史细微处，他们不说，可能就永远地湮没无存了。这对读者来说，自是文化美餐，对历史研究者而言，不啻为价值珍贵的文献。
一桩桩亲历的往事，无不让读者感叹：曾经人们眼中的“腐朽剥削者”，真实的生活原来如此这般。
无论是在自家企业还是别家企业，他们从业之初的身份通叫作学徒或学生，所师从前辈——有老板亦有师傅——之言行的根本就是两个字：诚信。那时没有信用卡，但一个人的口牌比信用卡还管用，诚信好，大家都来跟你做生意，钱庄、银行争着来贷款。你可以有失误，不可有欺诈，一次失信耍赖的行为让行内人知道，你就别想在这个地方呆了。
那么当时，企业内部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又如何呢？他们各自的回忆小异而大同：当时劳资双方的关系并不复杂，所依从的原则不外两条，一是业内通行多年的各种规矩，包括劳资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事先讲定，共同遵守；二是儒家文化的“和”为贵。员工多为亲友所介绍，事先有了解。进来后多选择长年供职，极少出现因闹矛盾而怀恨离开的。工作中双方各司其职，相互尊重。生活上，老板及家人与员工天天吃的是一锅饭菜。当然，老板与员工是处于不同地位的，但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里边有什么阶级对立、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这些概念都是后来才有的。
传统文化中，富贵之人和有地位之人，意味着要承担更大更高的道德伦理责任，而不是一味享乐摆阔。谈起对父辈最深刻的印象时，他们中的多数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两个字：节俭。那时候办中小企业的，挣点利润会全部投到扩大再生产中，很少有先购家用私房的，有的企业即便生意很兴旺了，也还舍不得早餐去买一幅大饼油条。自家生活俭朴，有关的慈善活动却不能含糊，家门口的伏天施凉茶，冬天施热粥，都是年年必做的功课。今天的我们已很难想像，当年杭州的消防大事是由一拨老板义务承担的，从置设备到建机构，自报火情到救火险，都属于民间救火会的责任，有的老板本人就是最勇敢的救火队员。
在中国古代，工商业即有商会组织，议定行规，协调关系，民国期间又汲取西方民间社会组织的经验，建立起功能发达的同业公会系统。杭州同业公会最多时达二百多家，覆盖着工商界的各行各业，企业无论大小，老板必须参加。这个庞大的民间组织几乎担负了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全部职责。大到行规制定、行风维护、商品质量、货物定价、议税收税、用电分配……小至卫生安全、买卖纠纷、开业登记、业主变更等等，无不归其打理。差不多每个口述者都讲起，当时搞企业的只是照顾生意上的事，除偶尔见到税务人员外，从来不和政府官员照面的，更不知道市长是何人。同业公会组织完全实现了行业的社会管理，以及企业的自我管理。
走笔至此，不免感慨万千。我们中断了自然流淌的民间生活，迷失了多少珍贵的历史记忆。我们还有望拣些回来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的整整30年里，老工商业者被利用、限制、改造，尔后又遭歧视、斗争，时代大潮中小人物的命运充满了鲜为人知的荒诞。徐根泉，13岁做学徒学刻字，后开“根泉刻字店”（实为一摊位）。公私合营时清理资产，仅值102元，但还是被划为资本家。徐根泉叹道，我一个刻字匠算什么资本家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包国震还在工人阶级队伍里。他回忆道，当时思想上对国民党失望了，觉得共产党肯定比国民党好，以后可以好好做生意，自己当老板。刚开始是和老婆两个人做，后来堂哥加了进来。没搞懂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搞阶级斗争了，这时开店，简直就是自动钻进了资产阶级的队伍里，活该吃苦头。黄铭快的“成泰橡胶店”也是开张于五十年代初，他说，想想我们都是合法经营的，挣点资产没有关系。这时大家都拿工资了，老黄是老板，拿七十多块，员工们拿六十多，还有一个亲戚五十多元，老黄因此成了资本家……
书稿一页页慢慢翻过，杭商人物徐根泉、包国震、黄铭快等，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在我眼前滚动着，从青年到老年，聪慧的目光、快乐的笑容、悲伤的眼神、无奈的声音，将他们喜怒哀乐的一生缓缓道来。老先生们讲述的许多内容，不要说今天的年轻人闻所未闻，就是我这个年过花甲的老者，也是眼界大开。
老一代工商业者已大多离世，正因如此，对仍然健在者的访谈就具有了搜寻史料、抢救文献的意义。感谢这本书的编著者，没有雕琢、没有渲染、没有评判、没有臆断，只是录下那些活生生的故事，记载那些小人物的生活。这些原始的记录是有力量的，它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经得住时间的审判。
然而，书中的21篇口述却让“模糊的背影”变得清晰、鲜活起来。以时间纵轴论，年届八九十岁的老工商业者，大多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协助父辈从商，期间身历了艰辛创业、抗战颠沛、战后重建与危机、新中国成立后的私私合营到公私合营，以及不堪回首的“文革”与心情舒畅的改革时代。他们的“老板梦”命运多舛，然却无愧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轫者。
从横向内容看，老先生们的回忆多彩多姿，细节真实、生动：家族创业背景、企业组织结构、管理运行模式、行业道德规范、同业公会职能、政府机构状况、劳资关系变化、同行之间交往等等。进而延及民风民俗、市井百态、世故人情、家教家规、时尚演化、街坊变迁……汇聚织出一幅上世纪二十至八十年代的杭州社会风情画卷。其中不少历史细微处，他们不说，可能就永远地湮没无存了。这对读者来说，自是文化美餐，对历史研究者而言，不啻为价值珍贵的文献。
一桩桩亲历的往事，无不让读者感叹：曾经人们眼中的“腐朽剥削者”，真实的生活原来如此这般。
无论是在自家企业还是别家企业，他们从业之初的身份通叫作学徒或学生，所师从前辈——有老板亦有师傅——之言行的根本就是两个字：诚信。那时没有信用卡，但一个人的口牌比信用卡还管用，诚信好，大家都来跟你做生意，钱庄、银行争着来贷款。你可以有失误，不可有欺诈，一次失信耍赖的行为让行内人知道，你就别想在这个地方呆了。
那么当时，企业内部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又如何呢？他们各自的回忆小异而大同：当时劳资双方的关系并不复杂，所依从的原则不外两条，一是业内通行多年的各种规矩，包括劳资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事先讲定，共同遵守；二是儒家文化的“和”为贵。员工多为亲友所介绍，事先有了解。进来后多选择长年供职，极少出现因闹矛盾而怀恨离开的。工作中双方各司其职，相互尊重。生活上，老板及家人与员工天天吃的是一锅饭菜。当然，老板与员工是处于不同地位的，但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里边有什么阶级对立、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这些概念都是后来才有的。
传统文化中，富贵之人和有地位之人，意味着要承担更大更高的道德伦理责任，而不是一味享乐摆阔。谈起对父辈最深刻的印象时，他们中的多数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两个字：节俭。那时候办中小企业的，挣点利润会全部投到扩大再生产中，很少有先购家用私房的，有的企业即便生意很兴旺了，也还舍不得早餐去买一幅大饼油条。自家生活俭朴，有关的慈善活动却不能含糊，家门口的伏天施凉茶，冬天施热粥，都是年年必做的功课。今天的我们已很难想像，当年杭州的消防大事是由一拨老板义务承担的，从置设备到建机构，自报火情到救火险，都属于民间救火会的责任，有的老板本人就是最勇敢的救火队员。
在中国古代，工商业即有商会组织，议定行规，协调关系，民国期间又汲取西方民间社会组织的经验，建立起功能发达的同业公会系统。杭州同业公会最多时达二百多家，覆盖着工商界的各行各业，企业无论大小，老板必须参加。这个庞大的民间组织几乎担负了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全部职责。大到行规制定、行风维护、商品质量、货物定价、议税收税、用电分配……小至卫生安全、买卖纠纷、开业登记、业主变更等等，无不归其打理。差不多每个口述者都讲起，当时搞企业的只是照顾生意上的事，除偶尔见到税务人员外，从来不和政府官员照面的，更不知道市长是何人。同业公会组织完全实现了行业的社会管理，以及企业的自我管理。
走笔至此，不免感慨万千。我们中断了自然流淌的民间生活，迷失了多少珍贵的历史记忆。我们还有望拣些回来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的整整30年里，老工商业者被利用、限制、改造，尔后又遭歧视、斗争，时代大潮中小人物的命运充满了鲜为人知的荒诞。徐根泉，13岁做学徒学刻字，后开“根泉刻字店”（实为一摊位）。公私合营时清理资产，仅值102元，但还是被划为资本家。徐根泉叹道，我一个刻字匠算什么资本家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包国震还在工人阶级队伍里。他回忆道，当时思想上对国民党失望了，觉得共产党肯定比国民党好，以后可以好好做生意，自己当老板。刚开始是和老婆两个人做，后来堂哥加了进来。没搞懂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搞阶级斗争了，这时开店，简直就是自动钻进了资产阶级的队伍里，活该吃苦头。黄铭快的“成泰橡胶店”也是开张于五十年代初，他说，想想我们都是合法经营的，挣点资产没有关系。这时大家都拿工资了，老黄是老板，拿七十多块，员工们拿六十多，还有一个亲戚五十多元，老黄因此成了资本家……
书稿一页页慢慢翻过，杭商人物徐根泉、包国震、黄铭快等，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在我眼前滚动着，从青年到老年，聪慧的目光、快乐的笑容、悲伤的眼神、无奈的声音，将他们喜怒哀乐的一生缓缓道来。老先生们讲述的许多内容，不要说今天的年轻人闻所未闻，就是我这个年过花甲的老者，也是眼界大开。
老一代工商业者已大多离世，正因如此，对仍然健在者的访谈就具有了搜寻史料、抢救文献的意义。感谢这本书的编著者，没有雕琢、没有渲染、没有评判、没有臆断，只是录下那些活生生的故事，记载那些小人物的生活。这些原始的记录是有力量的，它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经得住时间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