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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中國最高領導人全面完成權力交接。“兩會”結束後，胡溫體制將正式終結，轉而由習李為中心的領導集體全面展開新一輪施政。
胡溫時代，或許還可以往前直到江朱時代，二十多年裡，本該是中國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黃金時代，但卻由於一場歷史的突變而遭到延宕。鄧小平從農村到城市開啟了經濟體制改革，並從理論上為政治改革做了鋪墊，如果此後能由此入手，那麼國家發展將會面臨更好的局面和前景。不過卻由於蘇東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及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眾所周知的事件，中國改革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由此留下了四個遺產，成為新一代施政的負擔。
一是經濟上以公有制為體、私有化為用、權力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在一定歷史時期裡依靠市場經濟的動力和活力，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潛在的危機，國民對未來的安全感和信心明顯不足，第三波移民潮的湧現即為其例。
二是快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社會發生顯著變化，但建立在經濟和社會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未能作出及時的積極的調整和改變，政治體制明顯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民眾知識水平，比如由於憲政體制和法治體制的缺乏，中國左右意識形態激烈博弈導致社會分裂乃至引爆政治事件，運動式執法依然屢見不鮮（如重慶“打黑”），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卻無善法根治等等。
三是社會文化的多元化和民眾需求的提升，與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匱乏以及公民社會發展滯後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前者比如公民對內容豐富、思想深刻、表現形式多樣化的出版物越來越渴求，但大陸仍在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嚴重侵犯和危害了公民權利和利益；後者比如中國各類社會組織比較少，發展受到嚴重限制，公民們的權益往往缺乏伸張的渠道和途徑，間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同時，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的範圍和程度也很有限。
四是中國發展對自然和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既影響了國民的身心健康，也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障礙。近期 “沙逼北京”和“豬投上海”，都引發了民眾的熱議和惡搞，其背後則是民眾對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的嚴重不滿。
我們可以把習李體制所面對的主要問題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現實的阻力和困難，上面提到的四個方面都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二是執政黨的起家基礎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列寧主義體制，徹底拋棄它、另起爐灶可能意味著放棄單一執政地位，這是內在的擔憂，消除它不容易；三是蘇東劇變、阿拉伯之春等特別的歷史事件都使執政者對改革的內外因素產生疑慮。
與胡溫體制相比，習李體制具有更為強烈的“雙頭政治”色彩，以習近平為主導的決策系統和李克強為主導的行政系統既相互獨立、自主特徵明顯，以實踐“黨政分離”的改革，同時又互為撐持和依託，統一於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
它們組成了國家權力的中心，因此其職能和地位均有所加強。其突出表現是，中央書記處成員不再包含軍方代表，政法委書記也不再由常委擔任，以此削弱軍方和強力機構對國家政治的直接影響，並將其納入最高領導人的直接領導之下，增強其權威和掌控力，總管黨務、轄制軍方和強力機構、宏觀領導國家經濟社會事務是其主要任務；以總理為首的行政系統將在最高決策層的領導下，主要負責實施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事務，更為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成為名符其實的“責任內閣”。
圍繞國家決策和行政系統，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成為拱衛“中心”的兩翼。它們的當選領導人都發出同樣的信息，即不會效仿西方議會，作為制衡國家決策和行政系統的機構存在，反對以人大和政協為平臺，獨立進行民主選舉和權力監督，而是在執政黨主導下，以協商民主為途徑，盡可能廣泛地吸納黨內外的“正能量”，為加強和促進國家決策和行政系統的職能與作用服務，為它們披上合法性外衣。
而在最高領導人、中共中央及中紀委的集中領導和節制下，政法系統的公安、法院和檢察系統則相對獨立地行使各自權力，其目的是使其防範和清除國家政治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犯罪、違法和負面因素，改善執政黨及執政黨領導下的國家機構的形象，增強其執政能力和活力，以實現長期執政。最高領導人一段時間以來對憲法權威以及對各級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獨立行使權力的強調均基於此。
除此之外，確保最高領導層的和平、順利、全面交接並向民眾傳遞信心，也是執政黨謀求的重大戰略目標。從胡溫體制向習李體制的交班，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以和平與全面的方式進行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一個有益於國家平穩發展的進步，這是自中共十八大到本次兩會間中國政治方面出現的一個積極的態勢，並必將為今後創下政治先例，因此歷史作用不容低估。執政黨的另一項重大戰略目標是，從十八大後的反腐和肅風行動，到兩會期間開啟新的行政體制改革，其實質內容和意義不大，只是意在通過改革舉措，向民眾傳遞信心。
以上是中國政治變化的核心部分，而這並非偶然。中國的強人政治隨著鄧小平的離世、經江澤民承受其餘緒，終歸力所不逮。自胡錦濤執政後，中國再無“領導核心” 之說，即為明證。人們對胡溫時代最高權力過於分散、黨內分歧和權爭近乎公開化印象深刻。因應現實困境，十八大變更中常委九人制，恢復為七人制，並在國家政治中對軍方、強力機構進行重新定位。
國內外很多人從最高領導人的出身角度，對其繼承父輩的改革思想，在中國推進更大力度、更廣範圍的改革，充滿了樂觀的預期。我們當然希望如此，不過這一代，如果真的可以稱為一代的話——最終將由歷史來決定其是否有資格成為“一代”，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包袱，面對錯綜複雜的現實困難和對未來的不可預測，因此穩住陣腳是其首要考慮的因素，保持本色是其根本立足點，明哲保身是其主要著眼點，改革將會在國家民族的宏大語境下，一求穩，二堅持自身起家的基礎，三以維護、促進自身生存和發展為基本目標。
當前改革的現狀就是如此。無論是革命時期也好，建設時期也好，建立國家民族的宏大目標，是一切革命者和執政者的必備技巧。革命時代中國共產黨將民主自由、打土豪分田地作為革命口號；現在是將民族復興和“中國夢”作為新時代的改革口號。前者是為了奪取執政地位，後者則是為了維護和保持執政地位。從來沒有什麼實質變化。
外界往往聚焦於那些明確形諸文字的“改革”，而對真正的“變化”無所覺察。毫無疑問，這些“變化”究竟會產生什麼影響和作用，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或者說是總體積極的還是總體消極的，還需要時間來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變化”可能包含了改革的因素，但絕不是公眾心目中的“改革”。
人們普遍認為，今次行政體制改革並未觸及核心和關鍵，滿足民眾的期待。從兩會來看，政治透明性和在人大、政協會議中發揚民主的程度均無顯著變化，表面文章居多，除了撤並幾個國家機構，轉變部分政府機構職能之外，事關國家政治體制的核心乃至重要之處，均無任何改革的跡象。這些都顯示了改革仍然任重道遠。即使我們善意地從為求穩妥改革必須漸進實施著想，目前猶是萬不及一。導致此種情形者，不外乎執政黨主觀上的改革意願不足或是利益集團的干擾和阻撓過於強大。客觀看，這兩方面因素都有，而且可能是改革難以實質推進的關鍵原因，而政治體制改革則是核心中的核心，關鍵中的關鍵，不突破和逾越，很難指望在其他領域能有什麼真正的作為。
胡溫時代，或許還可以往前直到江朱時代，二十多年裡，本該是中國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黃金時代，但卻由於一場歷史的突變而遭到延宕。鄧小平從農村到城市開啟了經濟體制改革，並從理論上為政治改革做了鋪墊，如果此後能由此入手，那麼國家發展將會面臨更好的局面和前景。不過卻由於蘇東劇變和蘇聯解體以及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眾所周知的事件，中國改革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由此留下了四個遺產，成為新一代施政的負擔。
一是經濟上以公有制為體、私有化為用、權力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在一定歷史時期裡依靠市場經濟的動力和活力，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潛在的危機，國民對未來的安全感和信心明顯不足，第三波移民潮的湧現即為其例。
二是快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社會發生顯著變化，但建立在經濟和社會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未能作出及時的積極的調整和改變，政治體制明顯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民眾知識水平，比如由於憲政體制和法治體制的缺乏，中國左右意識形態激烈博弈導致社會分裂乃至引爆政治事件，運動式執法依然屢見不鮮（如重慶“打黑”），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卻無善法根治等等。
三是社會文化的多元化和民眾需求的提升，與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匱乏以及公民社會發展滯後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前者比如公民對內容豐富、思想深刻、表現形式多樣化的出版物越來越渴求，但大陸仍在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嚴重侵犯和危害了公民權利和利益；後者比如中國各類社會組織比較少，發展受到嚴重限制，公民們的權益往往缺乏伸張的渠道和途徑，間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同時，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的範圍和程度也很有限。
四是中國發展對自然和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既影響了國民的身心健康，也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障礙。近期 “沙逼北京”和“豬投上海”，都引發了民眾的熱議和惡搞，其背後則是民眾對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的嚴重不滿。
我們可以把習李體制所面對的主要問題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現實的阻力和困難，上面提到的四個方面都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二是執政黨的起家基礎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列寧主義體制，徹底拋棄它、另起爐灶可能意味著放棄單一執政地位，這是內在的擔憂，消除它不容易；三是蘇東劇變、阿拉伯之春等特別的歷史事件都使執政者對改革的內外因素產生疑慮。
與胡溫體制相比，習李體制具有更為強烈的“雙頭政治”色彩，以習近平為主導的決策系統和李克強為主導的行政系統既相互獨立、自主特徵明顯，以實踐“黨政分離”的改革，同時又互為撐持和依託，統一於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
它們組成了國家權力的中心，因此其職能和地位均有所加強。其突出表現是，中央書記處成員不再包含軍方代表，政法委書記也不再由常委擔任，以此削弱軍方和強力機構對國家政治的直接影響，並將其納入最高領導人的直接領導之下，增強其權威和掌控力，總管黨務、轄制軍方和強力機構、宏觀領導國家經濟社會事務是其主要任務；以總理為首的行政系統將在最高決策層的領導下，主要負責實施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事務，更為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成為名符其實的“責任內閣”。
圍繞國家決策和行政系統，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成為拱衛“中心”的兩翼。它們的當選領導人都發出同樣的信息，即不會效仿西方議會，作為制衡國家決策和行政系統的機構存在，反對以人大和政協為平臺，獨立進行民主選舉和權力監督，而是在執政黨主導下，以協商民主為途徑，盡可能廣泛地吸納黨內外的“正能量”，為加強和促進國家決策和行政系統的職能與作用服務，為它們披上合法性外衣。
而在最高領導人、中共中央及中紀委的集中領導和節制下，政法系統的公安、法院和檢察系統則相對獨立地行使各自權力，其目的是使其防範和清除國家政治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犯罪、違法和負面因素，改善執政黨及執政黨領導下的國家機構的形象，增強其執政能力和活力，以實現長期執政。最高領導人一段時間以來對憲法權威以及對各級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獨立行使權力的強調均基於此。
除此之外，確保最高領導層的和平、順利、全面交接並向民眾傳遞信心，也是執政黨謀求的重大戰略目標。從胡溫體制向習李體制的交班，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以和平與全面的方式進行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一個有益於國家平穩發展的進步，這是自中共十八大到本次兩會間中國政治方面出現的一個積極的態勢，並必將為今後創下政治先例，因此歷史作用不容低估。執政黨的另一項重大戰略目標是，從十八大後的反腐和肅風行動，到兩會期間開啟新的行政體制改革，其實質內容和意義不大，只是意在通過改革舉措，向民眾傳遞信心。
以上是中國政治變化的核心部分，而這並非偶然。中國的強人政治隨著鄧小平的離世、經江澤民承受其餘緒，終歸力所不逮。自胡錦濤執政後，中國再無“領導核心” 之說，即為明證。人們對胡溫時代最高權力過於分散、黨內分歧和權爭近乎公開化印象深刻。因應現實困境，十八大變更中常委九人制，恢復為七人制，並在國家政治中對軍方、強力機構進行重新定位。
國內外很多人從最高領導人的出身角度，對其繼承父輩的改革思想，在中國推進更大力度、更廣範圍的改革，充滿了樂觀的預期。我們當然希望如此，不過這一代，如果真的可以稱為一代的話——最終將由歷史來決定其是否有資格成為“一代”，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包袱，面對錯綜複雜的現實困難和對未來的不可預測，因此穩住陣腳是其首要考慮的因素，保持本色是其根本立足點，明哲保身是其主要著眼點，改革將會在國家民族的宏大語境下，一求穩，二堅持自身起家的基礎，三以維護、促進自身生存和發展為基本目標。
當前改革的現狀就是如此。無論是革命時期也好，建設時期也好，建立國家民族的宏大目標，是一切革命者和執政者的必備技巧。革命時代中國共產黨將民主自由、打土豪分田地作為革命口號；現在是將民族復興和“中國夢”作為新時代的改革口號。前者是為了奪取執政地位，後者則是為了維護和保持執政地位。從來沒有什麼實質變化。
外界往往聚焦於那些明確形諸文字的“改革”，而對真正的“變化”無所覺察。毫無疑問，這些“變化”究竟會產生什麼影響和作用，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或者說是總體積極的還是總體消極的，還需要時間來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變化”可能包含了改革的因素，但絕不是公眾心目中的“改革”。
人們普遍認為，今次行政體制改革並未觸及核心和關鍵，滿足民眾的期待。從兩會來看，政治透明性和在人大、政協會議中發揚民主的程度均無顯著變化，表面文章居多，除了撤並幾個國家機構，轉變部分政府機構職能之外，事關國家政治體制的核心乃至重要之處，均無任何改革的跡象。這些都顯示了改革仍然任重道遠。即使我們善意地從為求穩妥改革必須漸進實施著想，目前猶是萬不及一。導致此種情形者，不外乎執政黨主觀上的改革意願不足或是利益集團的干擾和阻撓過於強大。客觀看，這兩方面因素都有，而且可能是改革難以實質推進的關鍵原因，而政治體制改革則是核心中的核心，關鍵中的關鍵，不突破和逾越，很難指望在其他領域能有什麼真正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