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佑临溪河畔两次获救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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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维佑,16岁参加新四军,18岁入党,一生历经血雨腥风,无数次出生入死,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年,杜维佑出生于徽州岩寺。1938年2月,共产党南方各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到岩寺集中整编,杜维佑毅然报名参加了七政训练班,踊跃投身于抗日革命洪流,结业后在当地以小学教师的身份配合新四军开展党的工作,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到泾县、宣城一带开展民运工作,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前奉命到军部集中。
  杜维佑一生中有两次获救经历,地点都发生在皖南绩溪县的临溪河畔。第一次获救时间就是“皖南事变”发生时那段悲壯的日子。
  1941年1月6日,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反动派,公然举起屠刀,“围剿”我积极抗战奉命北撤转移的新四军将士,在泾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一时间乌云压城风雨密布。然而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昂然地挺起胸膛,顽强地与敌人展开斗争,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徽州与泾县相邻,为国民党的“小后方”,“围剿”新四军的顽军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表面宁静的乡村笼罩着黑暗恐怖、万木萧瑟的迷雾。
  临溪,是古徽州名镇之一,离绩溪县城11公里,是县内通往屯溪的咽喉要道,芜屯公路傍镇而过,扬子河、登源河、大源河在此汇合流往歙县新安江。自古以来,临溪就是著名的水陆码头,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从新安江船运上来的物资,驳岸后从陆路运往绩溪、旌德,故有“大大临溪镇,小小绩溪县”之美誉。古镇呈长条形坡道分布,一里多路的石板道穿过街心,两旁店肆林立,招牌在寒风中飒飒颤抖,昔日繁华的街上顾客寥寥,行人稀少,呈现一派苍凉萧条的景象。
  位于古镇下街距公路桥头近在咫尺的弯口上,坐落着一座两层楼的徽派建筑——“皖南饭店”,楼下摆着五六张八仙桌,楼上铺一层隔板,能住人但没有床。老板名叫何先财,40多岁,中等个子,和尚头,一对眼睛炯炯有神。何先财是个穷苦人,以捕鱼为生,一头挑着“渔划子”一头挑着行李,带着妻子,从铜陵一路过来。到了临溪一看,这里有3条大河交汇,是个打鱼的好地方,便住下不走了。后经好心人指点,他租下了饭店,雇了一名厨师,白天打鱼,晚上开饭店。夫妻二人没有生育,过继了弟弟的一个儿子东云,当时已13岁,在临溪学堂读三年级。
  这天下午傍晚的时候,街道上冷冷清清,寒风在石板道上打着旋,卷起一地的落叶、浮尘,天渐渐黑了,不少商店都提前打烊上起了门板。
  突然,清冷的街道上响起了野蛮、凶狠的叱骂声,伴随着枪托击打肉体的“噼啪”声,胆子大点的人趴着门缝、窗户往外看,只见一队国民党顽军押着三四十个人沿街走来。那些人双手被捆着,用绳索串在一起踉踉跄跄地被驱赶着。寒冷的冬日里他们身上只有薄薄的衣裤,少数几个人身上穿着灰布军装,衣裳上都是破洞,血迹斑斑,灰头土脸。“祸国殃民的中央军不打日本人,只晓得打共产党,作孽啊!”老百姓叹息着小声骂道。
  队伍在皖南饭店门口停住了,一个长官模样的人楼上楼下看了一下,大声吩咐何先财今晚饭店全包了,不准再接客,并命令楼上住新四军被俘人员,楼下住国军,大门、后门、楼梯口布双岗。
  何先财战战兢兢地按照长官的吩咐,烧了三四桌的鸡鸭鱼肉,上了白酒,一帮士兵胡吃海喝个个肚子撑得滚圆,打着饱嗝,不一会儿就或横在桌子上、或趴在凳子上、或靠在厢板上睡着了。长官告诉何先财,给楼上的煮点稀饭送去。
  老何壮着胆子问:“你们大鱼大肉,给他们喝稀饭?”
  长官剔着牙齿:“不给他们吃枪子算命大,有稀饭喝不错了!”
  天越来越黑,何先财熬好了两大桶稀饭拎上楼。那些被俘的新四军战士已经一天粒米未进。他们天一亮从旌德县城出发,沿着板车道,经过浩寨、镇头、大源、孔灵,到达临溪,足足步行将近50公里的路程。
  一会儿功夫,两大桶稀饭喝得见了底,老何收拾碗筷准备下楼,一个年纪大点的新四军战士靠近他,悄悄地说:“老乡,我看你是个善良的人,不用害怕,我们是新四军,穷人的队伍,开到江北打日本鬼子,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俘虏了,黑暗是暂时的,终有一天我们会收拾这帮王八蛋!”说着用手一指角落里睡着的一个小战士,“这孩子只有十七八岁,算他最小,你看睡着了也不知道醒,还没有吃上饭,拜托你找点东西给他垫垫肚子,有办法能逃出去就帮他一把,救人一命功德无量!”
  何先财点点头:“你放心,看你们都是好人,我也是苦出身,能做的事我一定做好,咱们是一个命啊!”说完,他走到小战士身边,用蜡烛火照了照,看模样,个子不高,瘦瘦的,衣服到处是破洞和补丁,光着脚,旁边放着一双烂草鞋,一只手还捆着一根绳子,歪着头睡得正香。那位新四军老战士走过来推了推小战士:“杜维佑,饭店老板叫你吃饭了,快醒醒!”
  杜维佑被推醒后,一骨碌坐起来,一只手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的另一只手还系着绳子,一边解绳子一边问:“什么事?我们又要走啦?”
  何先财说:“叫你吃晚饭!桶里没有了,你跟我到厨房去吃!”
  杜维佑和几个新四军战士连声说:“谢谢,谢谢,这个饭店老板真是个好人!”
  他俩一前一后,一步一步从楼梯上往下走。
  楼梯是木板做的,每走一步,发出咚咚的响声。下楼梯时,两个哨兵抱着枪东倒西歪地打着呼噜,已进入梦乡。老何回过头对杜维佑轻轻地说:“慢点,小心!”
  杜维佑点点头,没有作声。
  当他们经过哨兵时,杜维佑还是不小心碰到了坐在楼梯上的那个哨兵的脚,那个哨兵立刻醒了过来,一把抓住杜维佑的衣服,说:“谁叫你下来的,快给我上去!”
  何先财连忙回头赔着笑脸说:“老总,这个小孩刚才睡着了,别人都吃了,就他没有吃着,我叫他下来,跟我到厨房搞一点东西给他垫垫肚子。饿着肚子,明天怎么上路呢?”
  那个哨兵回答说:“好,那就让他去吧!”接着又对杜维佑说:“你吃好了,自己上楼去睡觉!”   杜维佑连忙点点头,跟着何先财进了厨房。
  何先财的妻子正在厨房忙碌着。老何对妻子说:“这个小伙子饿了一天了还没有吃上饭,赶快搞点好东西给他充充饥。”何妻从一个陶器钵头里摸出两个馒头、一碟咸鱼干还有咸菜,递给杜维佑。杜维佑咬了几口馒头,哽咽着说:“大伯、大娘,能帮帮我逃出去吗?我还年轻,不想坐敌人的监牢,还想干革命打反动派,报仇!”
  何妻两眼望着老何说:“你看小伙子多精明能干,一瞅就是个文化人,能逃得出去吗?要不从后门走,出门就是竹林、河滩!”
  何先财心情沉重地说:“孩子,我知道你们是为穷人干大事的。好,我帮你!后门不行,已经布上岗,再讲开门也有声响。我有一个办法,走!”
  杜维佑两手握着馒头,连忙跪下来:“大伯、大娘,谢谢你们!”
  何先财说:“好了,快跟我来!”
  杜维佑赶快站起来,跟在何先财的后面。
  何先财带着杜维佑,从厨房的后门走出去,来到茅厕,掀开一块木板,弯腰指着茅厕墙角边的一个粪勺洞说:“你下到粪坑里,从那个洞口爬出去,外边是一片竹林,竹林外是一条河,往上走有一座木桥,河对岸是上游村、前坑坞、歙县汪村,还有炸毁的皖赣铁路线,往南走就是歙县,这一带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你去找你们的队伍去吧!”
  这时,天下起了雨。
  就这样,杜维佑消失在茫茫雨夜里……
  1952年5月的一天,阳光灿烂,和风习习,一辆吉普车停在了临溪街口,从车上下来了一位30来岁的干部,陪同的人手里还提着一大袋礼物,径直向皖南饭店走去,逢人便打听何先财。热心的村人忙派人去地里喊來了老何。老何与来人一见面,互相盯着,然后激动地上前紧握双手,半天也不放——来人就是被何先财救出虎口的杜维佑,解放后任歙县第一任县长,今日来看望他的救命恩人!
  当年杜维佑从皖南饭店出来后,穿过竹林下到河滩,往上走了一小段路就上了木桥,没有碰见一个人。过了桥,沿着皖赣铁路坑坑洼洼的路基顶着风雨回到了岩寺老家,不久就找到了党组织。
  何先财帮助杜维佑突围后,镇静地回到厨房忙活,一夜无事。第二天,押俘虏的队伍开拔时点名发现少了一人,敌军官了解情况后来问老何,老何双手一摊:“你们大门、后门、楼梯都布了哨,眼皮子底下耗子都跑不掉,少了一人还怪我?”敌军官眨了眨眼,无言以对,只好垂头丧气地掉屁股走了。
  之后,何先财儿子何东云在读小学四年级时,学校被日本飞机炸塌了,就没有再上学;由于不断打仗,饭店的生意也一年不如一年。
  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何先财分到了饭店的房子,又分了田地,共产党使穷人一夜之间翻了身。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古镇商贸集散地早已风光不再,老何便关了饭店,一门心思种地、打鱼,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各项活动积极参加,不久经民主推选当上了首任临溪村长。
  这次杜维佑来看望何先财,嘘寒问暖,临走的时候,反复问老何有什么困难,老何坚定地回答道:“没有困难!看到你成为革命大干部,又来看我,高兴都来不及!新中国新社会,穷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正当壮年,劳动致富,你放心!”
  何先财营救杜维佑的故事,一时成为临溪乡亲们的佳话。
  杜维佑的第二次获救,地点仍然是临溪河畔的皖南饭店,不过此时何先财老夫妻俩已经病故,主人变成了其儿子何东云,时间是“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杜维佑已在六安当了10多年的地委书记,主持了著名的淠史杭水利工程建设,从根本上消除了皖西皖中地区的水旱灾害。但他仍被红卫兵造反派戴上高帽,反扭着胳膊,在七月酷暑天押着沿街批斗,造反派说他是“叛徒,别人没有跑出去,怎么单单他跑出去了”?不由分说对他进行体罚、逼供,要他承认“罪状”。历经磨难的杜维佑始终不肯屈服,最终被造反派秘密关入监狱,失去自由。
  这时,六安地区的专案组人员辗转寻到临溪,调查杜维佑“皖南事变”获救的“真相”,企图通过查证,坐实杜维偌所谓“叛徒”的罪证,致之于死地。专案组3名人员找到“皖南饭店”,态度生硬,一个劲地盘问何东云,威逼利诱,妄图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说什么“杜维佑是个怕死鬼,逃兵!战场上贪生怕死,不敢冲锋杀敌,被敌人俘虏了!那么多人没有跑掉,怎么单单他一个人跑出去了”?
  何东云不为所动,一五一十地讲了当时的情况,还带他们看了饭店的楼上、楼下、厨房、茅厕,以及突围出去的小路、竹林、河滩的各处现场,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叙述着,写下了事实确凿的证明材料。
  后来,六安地区专案组对调查结果很不满意,又派来了4名人员,他们做了半天何东云的工作,明确告诉何东云:“杜维佑是人民的敌人,现已关进监狱,你要同他划清界限,为革命立新功。好好回忆一下,不要瞎讲!”
  可何东云依旧不为所动,镇静地回答:“我只知道做人要老实本分,实事求是,不能讲瞎话,真的不能说成假的,不能落井下石害人。”把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再讲了一遍,带他们到各个现场又跑了一遍,事实描述依然等同上次,确凿无误不走样。
  造反派仍然不甘心,厉声说:“老何,你脑筋清醒点,杜维佑是个反革命分子,立场要站稳!”
  何东云也变得不耐烦:“当时杜维佑他们被抓来,我父亲又不知道他们是新四军,看上去个个遍体鳞伤,穿的破破烂烂一伙穷人,当时杜维佑最瘦小,父亲可怜他,帮了一把。我那时13岁,他19岁,我懂事了,事情记得很清楚。你们老来追究这个问题干什么,搞什么名堂?我讲得都是事实,以人头担保!”最后,何东云不想同他们再啰嗦,下了逐客令:“我家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没有闲功夫陪!”弄得几个专案组人员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1982年春的一天,一位60来岁的老干部在县里乡里两个干部的陪同下,来到了皖南饭店旧址何东云的家。
  这是时任马鞍山市委书记的杜维佑第二次来看望何先财的家人,来之前已经了解何家情况,主要是看看恩人后代生活得怎么样。   那时正值施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田地山林承包到户,何东云在大队当了20多年的治保主任,刚刚50出头,一天到晚干劲十足。他生育了四女一子,儿子初中毕业后学手艺打铁,4个女儿有的出嫁有的在家务农,干活也能帮上手,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相当心满意足。当杜维佑问他家有什么困难时,何东云爽快地回答“没有困难!”
  杜维佑步履轻松地离开了。
  《何先财营救杜维佑》的文章,笔者是在2017年绩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会刊《徽山烽火》上看到的,当时就被故事吸引住了,于是同作者临溪小学退休老师姜涛峰联系上了,转天乘车直奔临溪村,由姜老师陪同,见到了何东云老人,察看了皖南饭店的原址和环境。
  昔日的小何现在也是老何了,86岁高龄,老态龙钟,讲话、行动缓慢,穿的是旧蓝色的卡中山装,一嘴牙齿掉了好几颗,一条腿因病有点瘸,老伴上一年中风瘫痪在床。
  皖南饭店的老屋因地势低易遭洪水,何东云把它卖了,在村中另外买了一处老屋,前些年儿子在院子里又盖了一栋新房。
  我问了何东云许多问题,尤其问到杜维佑多次问你家有什么困难,你怎么一个困难也不提?
  何东云说:“我同父亲都认为,人家为穷人干革命遭难,能救人是本分,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这么做的,很普通的一件事。再讲共产党人有情有义,当了大官还没有忘记我们,提什么要求!”
  我说杜维佑当那么大的官,你们家的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子女没有一个上大学,也没有一个工作的,那个时期提出要求,或许还能够照顾安排一下。
  何东云说:“真不知道他当多大的官,也没有去打听。那次来,我儿子学打铁,当时心里有个想法,若是原料缺了不好弄,就写信找他买点生铁,后来原材料一直好买,就没有去麻烦他。”
  采访结束,告别的时候,我心想,何先财父子是多么淳朴、厚道的老实人!自己生活勉强过得去,实际也存在困难,而且人家来报恩,总想帮点忙,却一再拒绝,不求回报,不想给人添麻烦,始终无怨无悔,不羡慕荣华富贵,有困难自己克服,靠勤劳的双手心安理得地过日子。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纯洁的心灵,多么善良的百姓啊!
  而后来担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杜维佑身居高位,工作繁忙,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救命恩人,懂得感恩,懂得報恩,心系群众,体现出一位老共产党人崇高的胸怀。
  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责任编辑:张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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