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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一种智慧的较量。智慧来自何方？智慧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长出来的。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答案是文化沃土。遇到问题，跟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我看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邓小平在1975年谈到中法关系时曾说：把中法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比人们想象到的要多得多。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我接触的法国人中，大多数对自己国家及欧洲的历史很熟悉，对巴黎有历史意义的建筑，都能说出一段故事来。他们不仅重视自己的历史，对外国的历史也有很大兴趣，尤其是世界文明古国的历史。谈到中华文明，他们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中国非常发达的时候，法国人还在树林里面呢。”对此，法国人比较实事求是。
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到中国来了80次。每次来中国，他都要购买一些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带回去，办一个展览会，或者在商店里销售。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不起眼的，我感到迷惑不解，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你们5000多年的文明不是空的，它必然会积淀在你们的日常用品上。”
有一次，在他的商店里，我看到了一件中国制造的陶器，乍看上去不起眼，然而放在巴黎闹市区的玻璃橱窗里用灯光一打，却让我看到了这个陶器平常看不到的美。这虽然是小事一桩，却引起了我很多思考。中华文化的丰富深邃，有的时候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知道。
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我经常到加尔尼埃歌剧院看演出。这个剧院有100多年的历史，很漂亮，它本身就是艺术。这个歌剧院院长跟我很要好，经常给我送票。另外，我还常去蓬皮杜歌剧院看演出。它完全是一座现代建筑。法国被誉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巴黎不愧是艺术之都。
1999年9月1日至12日，国务院新闻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大厅举办了“中国文化周”。虽然规模不大，但内容丰富，各种展览、报告会、歌舞表演等，让法国观众热情高涨，叹为观止。这是我出任法国大使以来第一项综合性文化活动，其成功使我对“文化外交”有了更深的认识。
文化是最能使两个民族接近的，而且对双方都只有好处。文化的交流是什么？我给了你这个东西我不少，你给了我这个东西你也不少，是一种互相丰富、互相补充、互相提高的过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文化的交流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如今虽然通信和旅游都很发达，但从互联网上了解中国和亲身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在欧洲国家工作多年，虽然欧洲人喜欢旅行，但很多人还是负担不起到中国旅行的昂贵费用。文化展览把中国“搬”到了他们家门口，使他们能与中国人交谈，欣赏中国古老和现代的艺术品。在惊叹、感动之余，他们对中国有更具象的了解，更容易产生亲近感……中国文化应该走向世界，中国应该通过文化与各国人民交朋友！
一位法国朋友曾对我说：“你们是坐在‘聚宝盆’上，你们的文化就是你们的‘聚宝盆’。”这个比喻非常形象，而且发人深省。1999年我们在巴黎举办了中国文化周，第二年又搞了文化季，观众之多、反响之热烈是空前的。
希拉克在参观中国出土文物展和编钟展时说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但由于在近代史上欧洲文明对人类贡献很大，所以大家知道欧洲文明更多，而对中华文明了解不够，这是不公正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一个法国人告诉我：“看了这个展览之后，我明白了，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搞得这么好，这不是偶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植根于你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你们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很杰出很辉煌了，今天你们是恢复昔日的辉煌。”一次文化展览能让一位普通的法国人对中国有这样的认识，比任何宣传资料都有效得多。
在驻法大使任上，我之所以比较注重举办文化活动，以文化促外交，还跟我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做代办时的一次亲身经历有关。
1989年前后，中国外交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在国外的工作举步维艰。在比利时使馆，大家顶着巨大压力，高层人物见不着，不跟你谈，就见低层人物；正式场合、正式会议不邀请你参加，不给你表达的机会，就设法进入非正式场合、参加非正式的活动；政治讲不清，就从文化里找话题，把想要传递出去的观点和信息带进去。
一次，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所在的区要举办一个文化节。我设法挤了进去，组织了一些文化活动，放了一部反映中国文化的电影，晚上又搞了一个冷餐会。结果引来不少比利时人和许多各国常驻布鲁塞尔机构的人员，参加活动的人都比较轻松愉快，我也利用这个机会结交了一些朋友。
我在活动中还做了一个演讲。我从中国文化的特点讲起，提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及很强的包容性，谈到中国与比利时的关系。我说虽然目前的大环境不太好，但我对两国关系并不悲观……我是直接用法语讲的，没有念稿子，参加活动的人都能听懂，现场反应很好。
这些都让我体会到，抓文化抓对了。在那个特殊时期，一个介绍中国的节目能吸引几百人参加，中国代办讲话能收到热烈的掌声，很不容易。这就是文化的魅力与力量。
我到法国不久，不少华人华侨在各种场合向我们表达了在法国建立中国文化中心的心愿，此外我还注意到，法国人喜欢逛博物馆，只要有好的展览，他们就争相去参观。除了法国自己的博物馆，在巴黎还有58个外国的文化中心，举办各种小型展览和演出，唯独没有中国的，这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华侨的呼声、法国人尤其是希拉克对文化交流的看法，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大使的任期是有限的，在有限的任期内，能做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二者必须结合起来考虑。我觉得在任期内推动建立文化中心有必要，也有可能，是值得为之努力的一件好事。 长期以来，我国对在国外建文化中心持消极态度，有很多疑虑。改革开放后，情况不一样了。长期被禁锢的中国人像海绵一样渴望吸收国外有益的东西，世界对“神秘的”中国也睁大了眼睛，渴望了解。
我们驻法、英、德和欧盟的大使每年都聚会，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我向其他大使提出建立文化中心的想法，得到他们的赞同。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在西欧建立文化中心，法国是首选之地，巴黎每年要接待几千万游客，在巴黎搞展览或演出，就会有世界影响。四位大使的意见引起了国内的重视。
我想，只要对中国有利的事就要积极推动，哪怕这是过去的“禁区”。接下来，我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我们使馆还利用国内领导人来法国访问的各种机会，说明建文化中心的必要性，并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法国有一条规定，双方如没有建文化中心，就不能签政府间的文化协定，只能每年签一个文化交流计划，局限性较大。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1年4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法国期间，与法国外长韦德里纳签署了《中法互设文化中心》的协议。
2002年11月29日，前瓦莱夫斯卡伯爵的寓所（位于巴黎塞纳河畔）刚被中国人买下不久，经过文化中心筹备小组夜以继日的打扫，并稍加粉刷后，迎来了200多名贵宾。李岚清副总理和法国科技部长亲自主持了中国文化中心的正式挂牌仪式。这是中国在西方大国中的第一个文化中心，从此，我们在巴黎有了传播文化的基地。许多华人高兴地称赞使馆：“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法兰西民族是个酷爱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民族，他们不愿意听人摆布，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法国人还有一个特点，敢为天下先，不喜欢老一套。法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创新。
2004年，中国和法国互办文化年，就是一种创新。中国同外国搞文化年，法国是第一家，这个绝非偶然，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法国的文化。
其实最早提出中法互办文化年建议的，是文化部原副部长李源潮。2000年上半年，李源潮到法国访问时，提出双方是不是可以互办文化年，虽然此前法国经常和其他国家互办文化年，但听了李源潮的建议后，法国还不太以为然。
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在从扬州飞往北京的途中，他的顾问对我说，希拉克总统在考虑和江泽民主席会谈时提出双方互办文化年的建议，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当然好，估计江主席会接受并且会很高兴。然后我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一下，上面很赞成。10月23日，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希拉克总统正式提出这个建议，江主席马上同意了。
“中法文化年”期间，埃菲尔铁塔披上“红装”，让世人印象深刻。最早，当希拉克总统的文化顾问特拉诺娃想出把埃菲尔铁塔装点成红色的创意时，我还有点担心有人会说中国“赤化”法国了。她说：不会，故宫城墙是红的吧，中国人结婚喜庆也是红的嘛，法国国旗上也有红的嘛，没关系，越是简单的东西越能持久。
她还跟我讲，“中国文化年”在法国举行，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让人家忘不了。怎么忘不了？一讲巴黎就是埃菲尔铁塔，把铁塔染成红色，这个事情让人忘不了。这个点子非常好。后来我作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到巴黎开会，法国总理拉法兰说自己学了一句中文：“21世纪世界需要中国的‘化’（文化）。”
法国的“中国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的中国彩妆艺术游行。巴黎十三区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每年春节的时候，十三区都要举办华人彩妆大游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
2002年春天，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在巴黎市政厅为华人举行春节招待会。巴黎很有意思，举行招待会最大的场所不是总统府，而是巴黎市政厅，可以容纳3000人。巴黎市长为华人过春节举行招待会，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是继法国总统希拉克同年在总统府为华人举行春节招待会之后，又一次盛大的活动。我应邀出席。
德拉诺埃市长要求我能提前到达招待会现场，他想见我。到了市长办公室，市长对我说：“吴大使，巴黎十三区每年都举行华人彩妆大游行，丰富多彩，非常好。我希望能在中国文化年期间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中国彩妆大游行。”我听后非常高兴，心想要把这件事敲定下来才好，不能说了就完。于是，我说：“市长先生，一会儿在招待会上您要发表讲话。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在讲话中，就把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中国彩妆大游行的想法向大家宣布。我在随后的讲话中会表示支持。”市长同意了。
在招待会上，市长首先致辞，当宣布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中国彩妆大游行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随即讲话说：“市长先生，你提出的想法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我相信您这个主意是非常好的。如果实现之后，可以通过电视向法国和中国实况转播。那时候的观众法国可能有上千万，中国会有好几亿人，这对于中法友好是多么大的促进啊！”我的这番讲话又博得了听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2004年1月，中国春节前夕，也就是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的前夕，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了庆典游行。这个游行不得了，法国总统的外事顾问都说太受欢迎了。那天游行、围观的人比法国国庆时的人都多，警察维持秩序都很困难，有一些人都爬到树上去看，说明法国老百姓对中国文化非常喜爱，这种互动是非常成功的。
我曾经同一些西方人士讨论过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有人认为，西方文化有些思路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世界需要新的思路，需要东方的智慧。中华文化、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正好能够为世界解决当前一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这就使我们今天研究中华文化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能够为21世纪的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这样他们就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邓小平在1975年谈到中法关系时曾说：把中法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比人们想象到的要多得多。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我接触的法国人中，大多数对自己国家及欧洲的历史很熟悉，对巴黎有历史意义的建筑，都能说出一段故事来。他们不仅重视自己的历史，对外国的历史也有很大兴趣，尤其是世界文明古国的历史。谈到中华文明，他们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中国非常发达的时候，法国人还在树林里面呢。”对此，法国人比较实事求是。
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到中国来了80次。每次来中国，他都要购买一些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带回去，办一个展览会，或者在商店里销售。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不起眼的，我感到迷惑不解，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你们5000多年的文明不是空的，它必然会积淀在你们的日常用品上。”
有一次，在他的商店里，我看到了一件中国制造的陶器，乍看上去不起眼，然而放在巴黎闹市区的玻璃橱窗里用灯光一打，却让我看到了这个陶器平常看不到的美。这虽然是小事一桩，却引起了我很多思考。中华文化的丰富深邃，有的时候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知道。
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我经常到加尔尼埃歌剧院看演出。这个剧院有100多年的历史，很漂亮，它本身就是艺术。这个歌剧院院长跟我很要好，经常给我送票。另外，我还常去蓬皮杜歌剧院看演出。它完全是一座现代建筑。法国被誉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巴黎不愧是艺术之都。
1999年9月1日至12日，国务院新闻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大厅举办了“中国文化周”。虽然规模不大，但内容丰富，各种展览、报告会、歌舞表演等，让法国观众热情高涨，叹为观止。这是我出任法国大使以来第一项综合性文化活动，其成功使我对“文化外交”有了更深的认识。
文化是最能使两个民族接近的，而且对双方都只有好处。文化的交流是什么？我给了你这个东西我不少，你给了我这个东西你也不少，是一种互相丰富、互相补充、互相提高的过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文化的交流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如今虽然通信和旅游都很发达，但从互联网上了解中国和亲身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在欧洲国家工作多年，虽然欧洲人喜欢旅行，但很多人还是负担不起到中国旅行的昂贵费用。文化展览把中国“搬”到了他们家门口，使他们能与中国人交谈，欣赏中国古老和现代的艺术品。在惊叹、感动之余，他们对中国有更具象的了解，更容易产生亲近感……中国文化应该走向世界，中国应该通过文化与各国人民交朋友！
一位法国朋友曾对我说：“你们是坐在‘聚宝盆’上，你们的文化就是你们的‘聚宝盆’。”这个比喻非常形象，而且发人深省。1999年我们在巴黎举办了中国文化周，第二年又搞了文化季，观众之多、反响之热烈是空前的。
希拉克在参观中国出土文物展和编钟展时说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但由于在近代史上欧洲文明对人类贡献很大，所以大家知道欧洲文明更多，而对中华文明了解不够，这是不公正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一个法国人告诉我：“看了这个展览之后，我明白了，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搞得这么好，这不是偶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植根于你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你们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很杰出很辉煌了，今天你们是恢复昔日的辉煌。”一次文化展览能让一位普通的法国人对中国有这样的认识，比任何宣传资料都有效得多。
在驻法大使任上，我之所以比较注重举办文化活动，以文化促外交，还跟我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做代办时的一次亲身经历有关。
1989年前后，中国外交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在国外的工作举步维艰。在比利时使馆，大家顶着巨大压力，高层人物见不着，不跟你谈，就见低层人物；正式场合、正式会议不邀请你参加，不给你表达的机会，就设法进入非正式场合、参加非正式的活动；政治讲不清，就从文化里找话题，把想要传递出去的观点和信息带进去。
一次，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所在的区要举办一个文化节。我设法挤了进去，组织了一些文化活动，放了一部反映中国文化的电影，晚上又搞了一个冷餐会。结果引来不少比利时人和许多各国常驻布鲁塞尔机构的人员，参加活动的人都比较轻松愉快，我也利用这个机会结交了一些朋友。
我在活动中还做了一个演讲。我从中国文化的特点讲起，提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及很强的包容性，谈到中国与比利时的关系。我说虽然目前的大环境不太好，但我对两国关系并不悲观……我是直接用法语讲的，没有念稿子，参加活动的人都能听懂，现场反应很好。
这些都让我体会到，抓文化抓对了。在那个特殊时期，一个介绍中国的节目能吸引几百人参加，中国代办讲话能收到热烈的掌声，很不容易。这就是文化的魅力与力量。
我到法国不久，不少华人华侨在各种场合向我们表达了在法国建立中国文化中心的心愿，此外我还注意到，法国人喜欢逛博物馆，只要有好的展览，他们就争相去参观。除了法国自己的博物馆，在巴黎还有58个外国的文化中心，举办各种小型展览和演出，唯独没有中国的，这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华侨的呼声、法国人尤其是希拉克对文化交流的看法，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大使的任期是有限的，在有限的任期内，能做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二者必须结合起来考虑。我觉得在任期内推动建立文化中心有必要，也有可能，是值得为之努力的一件好事。 长期以来，我国对在国外建文化中心持消极态度，有很多疑虑。改革开放后，情况不一样了。长期被禁锢的中国人像海绵一样渴望吸收国外有益的东西，世界对“神秘的”中国也睁大了眼睛，渴望了解。
我们驻法、英、德和欧盟的大使每年都聚会，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我向其他大使提出建立文化中心的想法，得到他们的赞同。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在西欧建立文化中心，法国是首选之地，巴黎每年要接待几千万游客，在巴黎搞展览或演出，就会有世界影响。四位大使的意见引起了国内的重视。
我想，只要对中国有利的事就要积极推动，哪怕这是过去的“禁区”。接下来，我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我们使馆还利用国内领导人来法国访问的各种机会，说明建文化中心的必要性，并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法国有一条规定，双方如没有建文化中心，就不能签政府间的文化协定，只能每年签一个文化交流计划，局限性较大。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1年4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法国期间，与法国外长韦德里纳签署了《中法互设文化中心》的协议。
2002年11月29日，前瓦莱夫斯卡伯爵的寓所（位于巴黎塞纳河畔）刚被中国人买下不久，经过文化中心筹备小组夜以继日的打扫，并稍加粉刷后，迎来了200多名贵宾。李岚清副总理和法国科技部长亲自主持了中国文化中心的正式挂牌仪式。这是中国在西方大国中的第一个文化中心，从此，我们在巴黎有了传播文化的基地。许多华人高兴地称赞使馆：“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法兰西民族是个酷爱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民族，他们不愿意听人摆布，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法国人还有一个特点，敢为天下先，不喜欢老一套。法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创新。
2004年，中国和法国互办文化年，就是一种创新。中国同外国搞文化年，法国是第一家，这个绝非偶然，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法国的文化。
其实最早提出中法互办文化年建议的，是文化部原副部长李源潮。2000年上半年，李源潮到法国访问时，提出双方是不是可以互办文化年，虽然此前法国经常和其他国家互办文化年，但听了李源潮的建议后，法国还不太以为然。
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在从扬州飞往北京的途中，他的顾问对我说，希拉克总统在考虑和江泽民主席会谈时提出双方互办文化年的建议，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当然好，估计江主席会接受并且会很高兴。然后我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一下，上面很赞成。10月23日，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希拉克总统正式提出这个建议，江主席马上同意了。
“中法文化年”期间，埃菲尔铁塔披上“红装”，让世人印象深刻。最早，当希拉克总统的文化顾问特拉诺娃想出把埃菲尔铁塔装点成红色的创意时，我还有点担心有人会说中国“赤化”法国了。她说：不会，故宫城墙是红的吧，中国人结婚喜庆也是红的嘛，法国国旗上也有红的嘛，没关系，越是简单的东西越能持久。
她还跟我讲，“中国文化年”在法国举行，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让人家忘不了。怎么忘不了？一讲巴黎就是埃菲尔铁塔，把铁塔染成红色，这个事情让人忘不了。这个点子非常好。后来我作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到巴黎开会，法国总理拉法兰说自己学了一句中文：“21世纪世界需要中国的‘化’（文化）。”
法国的“中国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的中国彩妆艺术游行。巴黎十三区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每年春节的时候，十三区都要举办华人彩妆大游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
2002年春天，巴黎市长德拉诺埃在巴黎市政厅为华人举行春节招待会。巴黎很有意思，举行招待会最大的场所不是总统府，而是巴黎市政厅，可以容纳3000人。巴黎市长为华人过春节举行招待会，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是继法国总统希拉克同年在总统府为华人举行春节招待会之后，又一次盛大的活动。我应邀出席。
德拉诺埃市长要求我能提前到达招待会现场，他想见我。到了市长办公室，市长对我说：“吴大使，巴黎十三区每年都举行华人彩妆大游行，丰富多彩，非常好。我希望能在中国文化年期间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中国彩妆大游行。”我听后非常高兴，心想要把这件事敲定下来才好，不能说了就完。于是，我说：“市长先生，一会儿在招待会上您要发表讲话。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在讲话中，就把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中国彩妆大游行的想法向大家宣布。我在随后的讲话中会表示支持。”市长同意了。
在招待会上，市长首先致辞，当宣布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中国彩妆大游行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随即讲话说：“市长先生，你提出的想法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我相信您这个主意是非常好的。如果实现之后，可以通过电视向法国和中国实况转播。那时候的观众法国可能有上千万，中国会有好几亿人，这对于中法友好是多么大的促进啊！”我的这番讲话又博得了听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2004年1月，中国春节前夕，也就是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的前夕，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了庆典游行。这个游行不得了，法国总统的外事顾问都说太受欢迎了。那天游行、围观的人比法国国庆时的人都多，警察维持秩序都很困难，有一些人都爬到树上去看，说明法国老百姓对中国文化非常喜爱，这种互动是非常成功的。
我曾经同一些西方人士讨论过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有人认为，西方文化有些思路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世界需要新的思路，需要东方的智慧。中华文化、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正好能够为世界解决当前一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这就使我们今天研究中华文化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能够为21世纪的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这样他们就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