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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音乐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内容。笔者从意境美的显现、天人合一的观念构建、悲剧性的演绎以及情感升华等三个角度,探讨其美学特征,也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种艺术特征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关键词:古典音乐 意境 天人合一 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 J60 文献标识码:A
关于中国古典音乐的美学追求以及艺术风格问题,学界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宗白华认为:“音乐深深地表现人类心灵最深最隐秘的情调与律动。音乐对于人心的和谐、行为的节奏,极有影响。”笔者以为,中国古典音乐的大致境界是雄浑,“无尽”、“深微”、幽远、恬淡,以最少的声音物质来表现最丰富的精神内涵。古琴、古筝、箫等音淡、稀声,意得之于弦外、声外,正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陶渊明之“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认为音乐的真意不在音乐本身,而在声音之外,弹琴就是为了求得弦外之意趣,正是将音乐之重意、重弦外之音的思想推至极致的哲学思维。
此后的乐论也很重视音、意的关系,以心手俱忘、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为其最终目标,并从创作、演奏和欣赏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体现出弦外之音,音外之意的追求,认为演奏时意比声更重要,欣赏时心比耳重要,心意既得,形骸俱忘,才是音乐至境。
这种艺术境界,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意境。而意境则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境界。可以使听众通过想象和联想,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并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感染。古典乐曲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音乐的灵魂。如中国古典民族器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就是表现中国古典音乐意境美的佼佼者。全曲以清新、优美的曲调,以水墨画般的笔触,淡远而苍劲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副色彩柔和、淡雅清丽的山水画卷,形象地描绘了江南水乡春江花月夜的迷人景色:月亮从东方升起,小舟在江面荡漾,船夫唱着动听的渔歌,花影在两岸轻轻摇曳,月夜春江的妍容美貌和江南水乡的风姿仪态,在迷人的音乐中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演奏中,各种民族器乐各自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琵琶着重于模拟江楼钟鼓和急浪拍岸之声;二胡着重表现绵邈的思绪与曲终人不见的淡远之情;古筝着重模仿跳荡或舒缓的水流之声;洞箫则表现了舟子晚归、渔歌互答的悠扬之美;钟声衬托了静谧的气氛;鼓声则表现了明月映照之下惊涛拍岸的气势。各种乐器在演奏时或简或繁、或高或低、或正或反、或长或短、或分或合,既千姿百态,又围绕同一主题进行演奏,旋律委婉质朴,节奏流畅多变,所表现的音乐形象十分鲜明生动。整个作品就如一首典雅而浪漫的诗篇,又犹如一幅抒情而又写意的山水画。听众在这优美的意境之中,走进作者所描绘的诗情画意之中,这就是中国古典音乐意境美所产生的特殊效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曲重融情入景、情景相融的借景抒情,就是中国艺术虚实对立统一手法的运用,是古人“融实入虚”、“虚实相涵”自然宇宙观之体现,情景相融才能虚实如一,才能借有限之物表达空灵和幽远之韵。古曲中多用轻柔微弱之音表达人内心深厚的情感。如《流水》、《平沙落雁》、《哀郢》、《阳关三叠》、《忆故人》等,多景中含情或者情中寓景,使人之精神有所寄,意有所会。
我们知道音乐的媒介——声音,有不同于其它艺术的特殊性,即非语义性和情感性,其意境的表现不如文学、诗歌和舞蹈,但是由于音乐的情感性,其表现的意境更能与人们最深的情感产生共鸣。在中国古典音乐中,这种意境的传达要求作曲家和演奏家具有精湛的技艺,意境的营造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音色、节奏和曲式结构等音乐要素表现出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神”与“形”的统一。正所谓“意之深微”,意境存在于深微之处,幽邃之处,然而它又是“深于游神,得于弦外”。人们既可以通过有限之曲去领会其中的意境,又需要超越音乐的限制,驰骋想象去得到意境。意境是要靠想象实现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意境。
同时,意境的创造需要演奏者有高尚的人格涵养。古人强调演奏时要将音乐的音响与自然的情怀和对生命的感悟结合起来,追求肤浅和人生态度淡漠的人,是很难演奏出深刻含义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嵇康善弹《广陵散》,他学识出众,终身与琴为友,文学、哲学、琴、棋、书、画精通,性格卓越,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气。在押赴刑场之后,以《广陵散》来抒发自己嫉恶的悲愤之情,这种人格美反映在琴曲中,后人几乎不能仿效。这也正说明了人格高尚和品质的清高,是创造音乐意境的最高境界。看来,“意境”是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的最高境界,也是众多音乐创作者和演奏者追求的目标。
另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多从实际出发,具有实用性质,把内容和形式相统一,艺术要服从一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规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反映在音乐上就是一个“和”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乐无乐”的形而上境界,随着音乐之和的世俗化,而采取了“以人合天”、“以天合人”两种方式存活于音乐世界之中,个体心灵相互之间的矛盾激荡,不同的天人相合的音乐观念也相继出现。“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之“潜质”,同时也是中华审美文化的“中坚思想”,它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审美文化精神发展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贯穿于我国古典音乐发展的各个时期。中国古典音乐从一开始崇尚的便是天人以和,是一种和谐、恒定的状态,而非西方音乐的充满矛盾和冲突,这也反映了东方艺术的特色。
在《乐记》看来,音乐体证了天地的精神、意志,是使天地间的客观事物得以和谐的准则。音乐的“和”不仅仅在于不同乐器交织而成的音调的和谐,还在于整个自然的和谐,表明了中国古人审美视野的宽阔,表明了古人对于自然水乳交融的态度和感情。自然作为人生的栖息的场所,构成了与人休戚相关的有机体,从而充满了大化流行的生命力。正如自然失去了人毫无意义一样,人失去了自然也毫无意义。不但主体的音乐实践本身是一种和谐,而且连同主体生存的自然运行本身,也是一种和谐。
同时,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并不忽视对音乐的情感层次的关切。因为任何艺术都须凭借主体的情感才得以创作、欣赏和批评。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自然也不能不设计情感层次。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其表现手段与人体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乐记》说:“乐者,心之动也”。音乐节奏的本质,就是人类情感节奏的形式化。完全可以这样说,音乐是最富有表现性的、心灵性的艺术,是人类情感最丰富、最精致的表现形式。著名音乐史家安勃罗斯说:“音乐是心灵状态最伟大的画家。”音乐最擅长的就是在音符流动的过程中,表现人们情感的起伏终结与起伏波动的发展过程,并充满情感地揭示了人们主观的心理奥秘,并将人们的主观的心理的奥秘与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中国古典名曲《阳关三叠》,第一部分以平缓低沉的旋律表达了作者“劝君更尽一杯酒”的浓厚深情,惟妙惟肖地描摹了作者“无语凝噎”,与友人依依惜别的无比眷恋之情。乐音回环往复,与诗歌的情意弥合无间,缓缓地传达出对友人的炽热情感。三叠的旋律表达着友人对于重逢的渴望。人们在欣赏《阳关三叠》时首先撞击心灵的,便是乐曲中所蕴含的这种浓浓情感美。欣赏者了解了表达情感的音乐语言,就能与音乐中所表现的情感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古代的离别,都要用《阳关三叠》这首古典琴曲作为送别之曲,就是因为这首古琴曲具有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中庸”思想是孔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枝干,它要求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适合的限度内发展,不至于破坏和谐矛盾的统一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原则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这个中和原则强调了情感表现的适度。它要求主体在参与审美活动时,要把握住情感的平和,以有利于心性的涵养和身体健康。因此,这个中和原则是基于人性的立场,着实考虑到主体的生理、心理机能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一切过于损害情感的行为,都不是审美理想所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或许从这个角度能够看到中国古典音乐的旨趣之所在吧。在对立之中达到统一,不以片面的否定完成辩证的运演,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在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发展的历史中,不断地开拓着心灵世界的道路。
当然,中国先哲不仅仅认识到音乐对人格修养和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认识到音乐对于风俗、社会,乃至于国家、天下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人由此而对音乐赋予了敦风化俗、教化人心的社会功能。在这里有必要审视一下中西方艺术精神的不同。由于内在精神气质的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显示出迥异的美学形态。一言以蔽之,西方音乐美术在还原人的自然视听神经对物象感受的真实性方面,发展得十分完美,而中国音乐美术在还原物象对人的精神性的启悟方面,却别有妙招。西方的音乐美术偏重于再现性,中国的音乐美术侧重于表现性。西方艺术气质是具象性的,而中国艺术之气质则是意象性的。西方艺术重自然而喜用物质,表现出存在的实在性,中国艺术重精神而讲求神韵,表现出道的超越性。真可谓平分秋色而各领风骚。
理解这一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除了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之外,中国古典音乐还具有令人震撼的悲剧美。什么是悲剧?在西方的戏剧史上,一般认为悲剧主要表现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由于恶势力的迫害及本身的过错而招致的失败。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性的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还有学者认为,悲剧性是历史与现实的生活悲剧的升华,是非常激烈的矛盾冲突,给人以痛苦、悲哀的感受与体验,以化悲痛为力量的震撼,激励意志,发人深省,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感和心灵震撼,以其特殊的艺术感召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出人们的美感。
所谓给人以痛苦和悲哀的感受和体验,是指音乐中所表现出来的最深沉、最激越、最动人的悲剧性情感,给听众以强烈的共鸣。在中国古典音乐之中,《胡笳十八拍》就显示了这种浓厚的悲剧美质。此曲以感人的音调、悲愤的词句,诉说了蔡文姬一生悲惨的遭遇,反映了连年战乱后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发了对祖国、乡土亲人的思念以及痛别稚子的强烈情感。琴曲的感情有时凄婉哀伤,有时好像捶胸泣血,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悲楚心情。尤其是第八拍的惊天动地的诅咒和诘问,尤为荡气回肠。郭沫若先生曾称之为“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迸发出熔炉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灵魂倾吐出来的绝唱。”这就是《胡笳十八拍》的悲剧美质所产生的巨大的艺术效果。
俄国著名美学家列昂季耶夫曾断言:“没有受苦受难的人性,只有优美的人性”。悲剧性的音乐演绎是一种个体自由意志对命运冲突的抗争,它是一种对生命哲理的宝贵揭示,即对善与恶、苦与乐、压迫与自由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揭示。这种揭示是在强烈的对抗中实现的,在对恶、苦与压迫的抗击、抑制、转化和征服以及超越的过程中,使人存在的意义得到了明确,生命的潜能得到了迸发。比如古琵琶曲《霸王卸甲》,将项羽作为悲剧性英雄人物在艺术形象刻画和悲剧性情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类似的作品还有《易水歌》等。这些作品不单是为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对人们感官的满足,也充分地体现了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之价值的感悟和呼唤,是对人性的深层解读和升华。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音乐反映了古代音乐家寻求心中的境界,将艺术的触角伸向生命创化之源。不论是意境的捕捉抑或天人合一的神往,抑或悲剧性的表达,皆是音乐家对生命根源的探索,表现了人们对宇宙生命的思考,也展现了中国古典音乐艺术回归自然,攫取天真的情怀。希望主体与音乐之间连成一体,指与弦化,音与意合,物我浑化,由乐返天,从而进入超然和谐的审美境界。
参考文献:
[1] 李文秀:《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形成的理论探索》,《音乐研究》,2004年第4期。
[2] 张开复:《中国古典音乐哲学论稿》,《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 胡富明:《从中国古典音乐的意境看民族的审美心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作者简介:肖满英,女,1971—,江西南康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赣南教育学院。
关键词:古典音乐 意境 天人合一 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 J60 文献标识码:A
关于中国古典音乐的美学追求以及艺术风格问题,学界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宗白华认为:“音乐深深地表现人类心灵最深最隐秘的情调与律动。音乐对于人心的和谐、行为的节奏,极有影响。”笔者以为,中国古典音乐的大致境界是雄浑,“无尽”、“深微”、幽远、恬淡,以最少的声音物质来表现最丰富的精神内涵。古琴、古筝、箫等音淡、稀声,意得之于弦外、声外,正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陶渊明之“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认为音乐的真意不在音乐本身,而在声音之外,弹琴就是为了求得弦外之意趣,正是将音乐之重意、重弦外之音的思想推至极致的哲学思维。
此后的乐论也很重视音、意的关系,以心手俱忘、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为其最终目标,并从创作、演奏和欣赏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体现出弦外之音,音外之意的追求,认为演奏时意比声更重要,欣赏时心比耳重要,心意既得,形骸俱忘,才是音乐至境。
这种艺术境界,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意境。而意境则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境界。可以使听众通过想象和联想,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并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感染。古典乐曲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音乐的灵魂。如中国古典民族器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就是表现中国古典音乐意境美的佼佼者。全曲以清新、优美的曲调,以水墨画般的笔触,淡远而苍劲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副色彩柔和、淡雅清丽的山水画卷,形象地描绘了江南水乡春江花月夜的迷人景色:月亮从东方升起,小舟在江面荡漾,船夫唱着动听的渔歌,花影在两岸轻轻摇曳,月夜春江的妍容美貌和江南水乡的风姿仪态,在迷人的音乐中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演奏中,各种民族器乐各自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琵琶着重于模拟江楼钟鼓和急浪拍岸之声;二胡着重表现绵邈的思绪与曲终人不见的淡远之情;古筝着重模仿跳荡或舒缓的水流之声;洞箫则表现了舟子晚归、渔歌互答的悠扬之美;钟声衬托了静谧的气氛;鼓声则表现了明月映照之下惊涛拍岸的气势。各种乐器在演奏时或简或繁、或高或低、或正或反、或长或短、或分或合,既千姿百态,又围绕同一主题进行演奏,旋律委婉质朴,节奏流畅多变,所表现的音乐形象十分鲜明生动。整个作品就如一首典雅而浪漫的诗篇,又犹如一幅抒情而又写意的山水画。听众在这优美的意境之中,走进作者所描绘的诗情画意之中,这就是中国古典音乐意境美所产生的特殊效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曲重融情入景、情景相融的借景抒情,就是中国艺术虚实对立统一手法的运用,是古人“融实入虚”、“虚实相涵”自然宇宙观之体现,情景相融才能虚实如一,才能借有限之物表达空灵和幽远之韵。古曲中多用轻柔微弱之音表达人内心深厚的情感。如《流水》、《平沙落雁》、《哀郢》、《阳关三叠》、《忆故人》等,多景中含情或者情中寓景,使人之精神有所寄,意有所会。
我们知道音乐的媒介——声音,有不同于其它艺术的特殊性,即非语义性和情感性,其意境的表现不如文学、诗歌和舞蹈,但是由于音乐的情感性,其表现的意境更能与人们最深的情感产生共鸣。在中国古典音乐中,这种意境的传达要求作曲家和演奏家具有精湛的技艺,意境的营造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音色、节奏和曲式结构等音乐要素表现出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神”与“形”的统一。正所谓“意之深微”,意境存在于深微之处,幽邃之处,然而它又是“深于游神,得于弦外”。人们既可以通过有限之曲去领会其中的意境,又需要超越音乐的限制,驰骋想象去得到意境。意境是要靠想象实现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意境。
同时,意境的创造需要演奏者有高尚的人格涵养。古人强调演奏时要将音乐的音响与自然的情怀和对生命的感悟结合起来,追求肤浅和人生态度淡漠的人,是很难演奏出深刻含义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嵇康善弹《广陵散》,他学识出众,终身与琴为友,文学、哲学、琴、棋、书、画精通,性格卓越,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气。在押赴刑场之后,以《广陵散》来抒发自己嫉恶的悲愤之情,这种人格美反映在琴曲中,后人几乎不能仿效。这也正说明了人格高尚和品质的清高,是创造音乐意境的最高境界。看来,“意境”是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的最高境界,也是众多音乐创作者和演奏者追求的目标。
另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多从实际出发,具有实用性质,把内容和形式相统一,艺术要服从一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规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反映在音乐上就是一个“和”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乐无乐”的形而上境界,随着音乐之和的世俗化,而采取了“以人合天”、“以天合人”两种方式存活于音乐世界之中,个体心灵相互之间的矛盾激荡,不同的天人相合的音乐观念也相继出现。“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之“潜质”,同时也是中华审美文化的“中坚思想”,它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审美文化精神发展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贯穿于我国古典音乐发展的各个时期。中国古典音乐从一开始崇尚的便是天人以和,是一种和谐、恒定的状态,而非西方音乐的充满矛盾和冲突,这也反映了东方艺术的特色。
在《乐记》看来,音乐体证了天地的精神、意志,是使天地间的客观事物得以和谐的准则。音乐的“和”不仅仅在于不同乐器交织而成的音调的和谐,还在于整个自然的和谐,表明了中国古人审美视野的宽阔,表明了古人对于自然水乳交融的态度和感情。自然作为人生的栖息的场所,构成了与人休戚相关的有机体,从而充满了大化流行的生命力。正如自然失去了人毫无意义一样,人失去了自然也毫无意义。不但主体的音乐实践本身是一种和谐,而且连同主体生存的自然运行本身,也是一种和谐。
同时,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并不忽视对音乐的情感层次的关切。因为任何艺术都须凭借主体的情感才得以创作、欣赏和批评。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自然也不能不设计情感层次。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其表现手段与人体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乐记》说:“乐者,心之动也”。音乐节奏的本质,就是人类情感节奏的形式化。完全可以这样说,音乐是最富有表现性的、心灵性的艺术,是人类情感最丰富、最精致的表现形式。著名音乐史家安勃罗斯说:“音乐是心灵状态最伟大的画家。”音乐最擅长的就是在音符流动的过程中,表现人们情感的起伏终结与起伏波动的发展过程,并充满情感地揭示了人们主观的心理奥秘,并将人们的主观的心理的奥秘与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中国古典名曲《阳关三叠》,第一部分以平缓低沉的旋律表达了作者“劝君更尽一杯酒”的浓厚深情,惟妙惟肖地描摹了作者“无语凝噎”,与友人依依惜别的无比眷恋之情。乐音回环往复,与诗歌的情意弥合无间,缓缓地传达出对友人的炽热情感。三叠的旋律表达着友人对于重逢的渴望。人们在欣赏《阳关三叠》时首先撞击心灵的,便是乐曲中所蕴含的这种浓浓情感美。欣赏者了解了表达情感的音乐语言,就能与音乐中所表现的情感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古代的离别,都要用《阳关三叠》这首古典琴曲作为送别之曲,就是因为这首古琴曲具有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中庸”思想是孔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枝干,它要求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适合的限度内发展,不至于破坏和谐矛盾的统一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原则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这个中和原则强调了情感表现的适度。它要求主体在参与审美活动时,要把握住情感的平和,以有利于心性的涵养和身体健康。因此,这个中和原则是基于人性的立场,着实考虑到主体的生理、心理机能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一切过于损害情感的行为,都不是审美理想所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或许从这个角度能够看到中国古典音乐的旨趣之所在吧。在对立之中达到统一,不以片面的否定完成辩证的运演,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在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发展的历史中,不断地开拓着心灵世界的道路。
当然,中国先哲不仅仅认识到音乐对人格修养和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认识到音乐对于风俗、社会,乃至于国家、天下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人由此而对音乐赋予了敦风化俗、教化人心的社会功能。在这里有必要审视一下中西方艺术精神的不同。由于内在精神气质的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显示出迥异的美学形态。一言以蔽之,西方音乐美术在还原人的自然视听神经对物象感受的真实性方面,发展得十分完美,而中国音乐美术在还原物象对人的精神性的启悟方面,却别有妙招。西方的音乐美术偏重于再现性,中国的音乐美术侧重于表现性。西方艺术气质是具象性的,而中国艺术之气质则是意象性的。西方艺术重自然而喜用物质,表现出存在的实在性,中国艺术重精神而讲求神韵,表现出道的超越性。真可谓平分秋色而各领风骚。
理解这一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除了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之外,中国古典音乐还具有令人震撼的悲剧美。什么是悲剧?在西方的戏剧史上,一般认为悲剧主要表现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由于恶势力的迫害及本身的过错而招致的失败。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性的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还有学者认为,悲剧性是历史与现实的生活悲剧的升华,是非常激烈的矛盾冲突,给人以痛苦、悲哀的感受与体验,以化悲痛为力量的震撼,激励意志,发人深省,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感和心灵震撼,以其特殊的艺术感召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出人们的美感。
所谓给人以痛苦和悲哀的感受和体验,是指音乐中所表现出来的最深沉、最激越、最动人的悲剧性情感,给听众以强烈的共鸣。在中国古典音乐之中,《胡笳十八拍》就显示了这种浓厚的悲剧美质。此曲以感人的音调、悲愤的词句,诉说了蔡文姬一生悲惨的遭遇,反映了连年战乱后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发了对祖国、乡土亲人的思念以及痛别稚子的强烈情感。琴曲的感情有时凄婉哀伤,有时好像捶胸泣血,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悲楚心情。尤其是第八拍的惊天动地的诅咒和诘问,尤为荡气回肠。郭沫若先生曾称之为“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迸发出熔炉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灵魂倾吐出来的绝唱。”这就是《胡笳十八拍》的悲剧美质所产生的巨大的艺术效果。
俄国著名美学家列昂季耶夫曾断言:“没有受苦受难的人性,只有优美的人性”。悲剧性的音乐演绎是一种个体自由意志对命运冲突的抗争,它是一种对生命哲理的宝贵揭示,即对善与恶、苦与乐、压迫与自由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揭示。这种揭示是在强烈的对抗中实现的,在对恶、苦与压迫的抗击、抑制、转化和征服以及超越的过程中,使人存在的意义得到了明确,生命的潜能得到了迸发。比如古琵琶曲《霸王卸甲》,将项羽作为悲剧性英雄人物在艺术形象刻画和悲剧性情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类似的作品还有《易水歌》等。这些作品不单是为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对人们感官的满足,也充分地体现了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之价值的感悟和呼唤,是对人性的深层解读和升华。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音乐反映了古代音乐家寻求心中的境界,将艺术的触角伸向生命创化之源。不论是意境的捕捉抑或天人合一的神往,抑或悲剧性的表达,皆是音乐家对生命根源的探索,表现了人们对宇宙生命的思考,也展现了中国古典音乐艺术回归自然,攫取天真的情怀。希望主体与音乐之间连成一体,指与弦化,音与意合,物我浑化,由乐返天,从而进入超然和谐的审美境界。
参考文献:
[1] 李文秀:《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形成的理论探索》,《音乐研究》,2004年第4期。
[2] 张开复:《中国古典音乐哲学论稿》,《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 胡富明:《从中国古典音乐的意境看民族的审美心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作者简介:肖满英,女,1971—,江西南康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赣南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