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胡展奋同志发表在《新民周刊》上的特稿《湘鄂赣血吸虫惊悚调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惊悚”。我真恨自己竟是如此孤陋寡闻，只道是有了伟人毛泽东那首《送瘟神》诗里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华夏的血吸虫皆已销声匿迹，谁知它在湘鄂赣地区竟然是那么嚣张：“天放亮了，当田鼠、野兔、家犬和耕牛都挺着大肚子，晃荡着腹水从我们的观察哨前蹒跚而过时，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血防’垮了——兽犹如此，人何以堪。”作者用大量亲眼目睹的事实和翔实可信的资料告诉读者一个本应公开的“秘密”：血吸虫根本就没有被消灭过。当我们匆匆宣布全国３００多个流行县中１４１个达到完全消灭血吸虫标准，１２２个达到基本消灭标准时，它不但继续威胁着１亿人口，而且把“基层血防”——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标志性机构”也送走了。
　　作者还告诉读者，使毛泽东“夜不能寐”而“欣然命笔”的江西余江县，巩固血防成果已有４５年，尽管这只是一个光辉的个案。
　　从这篇特稿，我想到新闻界常常谈到的“以偏概全”的问题。虽说无论正面报道还是批评报道，都要反对“以偏概全”，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主要盯着批评报道，稍有出入，便以“以偏概全”为由，“格杀勿论”。而只要是讲好话，谁来查你的“以偏概全”？难怪有人叹曰：“说好的说破天，没事；说不好的说重点，惹祸。”余江县的个案，让广大群众误认为血吸虫没啥可怕，余江能灭，何处不能？４５年前就灭了，今天怎么可能“卷土重来”？而严峻的事实是，本来就未曾消灭，谈不上什么“卷土重来”！毕竟最有权威的是真实，记者的职责就是把真相告诉受众。
　　讲真话，报实情，是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直言，就是勇于把真话说出来，开门见山，不隐恶，不饰非。直言需要坦率，需要一种诚实的品格。直言源于无私的正气，不随波逐流。即使因此受到打击，也不改直言本色。
　　传媒记录历史，传媒影响历史，传媒也汇入历史。记者报道实情，把真话留在人间，不仅泽及当代，而且惠及子孙。毋庸讳言，当前的舆论环境尚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说真话会遭遇难以预料的艰难和不易。我们看到“定南收购《人民日报》”等闹剧中某些地方或部门对新闻监督的抵制；我们看到新闻侵权官司中媒体的屡屡败诉；我们看到２００３年成为“记者被打年”；我们看到记者的采访权利仍然缺乏法律保障。但担着道义、披荆前行的记者，始终忠诚于自己的守望职责。
　　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８日的第四届中国记者节上，由中央电视台推出、专家及观众推介的８名记者荣登２００３年度中国记者风云榜。对榜中人物《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其推介词如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优秀的新闻人总是知难而上，有所不避。王克勤就是这样的人。”
　　能够上得中国记者风云榜者，个个都是好样的。不过，我最敬佩的是王克勤。因为他敢于冒死撕开兰州证券黑幕，义无反顾地为堡子乡受苦百姓鸣冤叫屈、讨回公道，因为他置个人生死存亡于不顾，也不怕砸了饭碗，百折不回，矢志不渝，为百姓鼓与呼，为正义苦争斗。他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采访故事，几乎都可以写成惊险小说。当然，写正面报道、唱时代颂歌，同样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旨在激励人民群众奋发有为，理当追求至善至美。但与采写批评报道、进行舆论监督相比，毕竟有所不同。前者的回报往往是表扬、奖励、鲜花和掌声，后者难免会有责难、恐吓、殴打和陷害。
　　在提倡讲真话、报实情的时候，我们要向《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表示特别致敬。这是一部也许会让新闻从业者汗颜的力作。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５０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３年后，２０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当代》刊发。他们的调查，全景式记录了那些“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在“三农问题”已成全民共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几乎家喻户晓的情境下，文章没有回避安徽部分高层官员在农村问题上的功过得失，中国原任和现任高层领导人也悉数登场。陈桂棣、春桃两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极为珍贵的气质：诚实、坚持，人文关怀，对底层民众真切的爱。他们的原创性工作，令人由衷敬佩。
　　听到这样的事迹，我想，我们的记者不会只是感到汗颜，而更会想到自己的使命。《新民周刊》的２００３年，有着一系列的精彩回放，除了胡展奋的上述名篇，还有《阜阳“病征”：检讨政商畸变》、《腐败高官：自杀不是终结》、《突入丐乡：非常接近真相》等佳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真话见证历史，历史昭示未来。愿《新民周刊》及集团其他报刊的记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