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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家资源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本文在已有企业家创新理论及理论模型基础上，以辽宁省为例建立了经济数学模型，并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提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加快培养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家；创新能力；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9-0092-05
在信息时代，区域的经济实力不仅取决于区域拥有的物质资本存量，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就是人才的竞争。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人力资源始终是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和决定性的问题。其中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要素资源，企业家资源的多寡，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不仅对区域经济竞争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会经过企业家之手得到优化、整合，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以企业家理论为基础，以辽宁省为例，分析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贡献度。
一、企业家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的扩展
企业家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主线，其不同时期的研究在方法上虽各有特色，但在思想上有一定的传承性。法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伊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要素，是具有判断力、忍耐力等特殊素质以及监督管理才能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者，承担着可能破产的风险。［1］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从信息不完全的前提出发，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2］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企业家行为，认为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企业家是经济现代化和经济从非均衡到均衡恢复过程的关键角色，企业家能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发现潜在的获利机会，在自己的经济活动空间中重新配置资源，使经济恢复均衡。［3］而最具代表性的是熊彼特全新的企业家理论，构成其经济学体系的焦点。他认为排除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学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价值。［4］
熊彼特开创的企业家理论产生于对经济变化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性的解释，该理论赋予企业家以创新者的角色，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最具活力的因素，正是特定时期的企业家行为模式导致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市场是不完全的，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存在着巨大的利润机会，激励着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制定创新决策会产生新组合，在自由市场体系下，新的组合又将给企业家带来利润，从而打破原来的经济均衡状态。作为创新者，企业家不断对旧的均衡体系进行创造性的“破坏”，通过不断破坏旧的生产方式，使经济结构不断从内部进行“革命突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企业家并非一种职业或专业，而是一种独特而稀有的能力，亦即创新，具体包括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控制原料供应来源以及创立新的工业组织，特别是组成托拉斯等垄断组织。
熊彼特认为，创新行为的周期性形态决定了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形态。他在解释创新出现这种周期性形态的原因时，假设企业家的才智是不同的，正如一种创新的扩散在不同的阶段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一样，当面临一个全新的冒险活动时，只有那些最具天赋的企业家才能成为克服困难的先驱者，一旦克服了最初的困难，就会有更多的人做同样的工作，示范效应会产生许多模仿跟进者。与此同时，乘数效应将会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若给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提供一定的基础条件以实现其大胆的创新性冒险行为，则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显然，企业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组织、市场、制度、产业等方面。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发现新机会的能力、洞察企业发展过程的能力、管理协调的能力等相对突出，他们具有强烈的创业和成功的欲望、吃苦耐劳的精神、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非凡的组织管理能力。他们的工作往往带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重大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
我们可以用模型来说明企业家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5］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第一次真正以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这个模型必须有四个前提假设的条件，即国民储蓄率保持不变，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量确定，劳动力按不变速度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等。模型如下：
g=ΔYY=ΔKK=IK=sv（1）
g表示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s表示储蓄率；I表示净投资；K表示资本存量；Y表示国民收入；v表示资本产出比。显然这个模型中并没有将人力资源视为经济发展中决定性的因素，而将其作为一个模型假设前提条件。
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第一次将人力资源作为独立生产要素。其基本表达式是：
Q=ALαBβ（2）
Q表示产量，L，B分别表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A表示技术水平参数，α、β分别表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根据柯布、道格拉斯两人对美国1899—1922年期间有关经济资料的分析与计算，得出α值约为0.75，β值约为0.25。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对经济产量增长的贡献大。
如果对该模型进行适当修正，如将人力资本中的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等高级人力资源分离出来，则模型可以修正为：
Q=ALαBβHγ（3）
式中H表示高级的人力资源，γ表示高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M·索洛，索洛提出的生产函数考虑到技术进步，其表达式为：Q=F（K，L，t）
Q表示总产出，K表示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t表示时间。
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则模型为：
Q=A（t）F（K，L）（4）
A（t）表示不同时间的技术水平。
索洛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80％，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发现，技术进步中有60%依靠人力资源受教育水平和培训的增长，这说明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西奥多·W·舒尔茨和G·S·贝克尔所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人的素质对现代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他们将人力资本理论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其宏观生产模型为：
Yt=F{A(t),Kλt,H1-λt,Lt}（5）
这个模型可适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国家中的一个区域，λ是常数，A（t）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资本存量，H，L分别表示高级人才和普通劳动力。可见，舒尔茨和贝克尔依据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人力资源进行了细分，使人力因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企业家的角色与功能越来越被看重，企业家的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再兴关系重大。我国一些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发展已证明这一点。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经济绩效上，更重要的是对地方其它主体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企业家以自己的创新成就推动着其他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动，并由此带动地方产业的萌发或再兴。
二、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研究
1.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的回归分析
企业家具有创新能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其测度和衡量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创新能力比较抽象，不像产值可以通过数据进行比较，但一般而言，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高低和该地区形成的企业家资源数成正比，企业家资源数多则代表该地区的创新程度高。理论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也采用企业家人数来表示。例如Owen提出用雇主数与雇员数的比例来表示企业家资本，鲁传一则用企业家人数表示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的高低。［6］鉴于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作为传统工业大省——辽宁省的企业数量比较多，可以用各种性质企业的数量，或用业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由于找不到确切的企业家资源数，但企业家都分布在各个企业当中，因此本部分将以辽宁省数据为例建立相应经济模型分析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1）企业家资源数量与区域经济增长
企业家资源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因素，它已成为经济增长中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作用首当其冲，任何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家，一个区域企业家资源丰富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增长。根据表1中的数据，利用统计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可得企业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辽宁省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家数量回归模型如下：
LOG(GDP)=1.512138465×LOG(企业数量) - 4.680950319 （6）
参数估计值t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826589，模型显著性检验F=0.951231，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0.5325308205×LOG(固定资产投资) + 4.619649749（7）
参数估计值t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51231,模型显著性检验F=97.52452，远远大于经验值4。
模型（6）和模型（7）相比较企业数量的弹性远远大于GDP的弹性，说明在辽宁省GDP增长中，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企业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固定资产投资大得多，企业家以自己的创新成就带动了辽宁区域经济的再兴。
（2）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家资源数量与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发展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即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标志，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家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找出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家资源数量的多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推动作用。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是根据上级行政命令委任的，他们的经验和能力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政绩上的表现，而不是经过市场竞争和市场经营经验的积累的结果。［7］我国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快速发展一再证明，来自民营、私营和外资等性质的企业家才是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真正主导者。辽宁省区域内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家资源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回归模型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表2中的数据，利用统计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可得辽宁省不同经济类型企业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
LOG(GDP) = -0.5465436375×LOG(国有企业) + 12.67529768（8）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64889，模型显著性检验F=137.4059，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 -0.9655398677×LOG(集体企业) + 15.34610594（9）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778825，模型显著性检验F=17.60656，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 0.5519378335×LOG(股份有限公司) + 5.591974259（10）
参数估计值t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89087，模型显著性检验F=453.1531，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 0.7190025064×LOG(外商投资企业) + 3.700746822（11）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71110，模型显著性检验F=168.0705，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 0.8277632386×LOG(港澳台企业) + 3.724539825（12）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80507，模型显著性检验F=251.5012，远远大于经验值4。
从模型（8）至模型（1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数量的弹性远远大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弹性，它们对区域内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最显著，说明辽宁省区域内不同经济类型企业数量的多少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不同的推动作用。来自民营、私营和外资等性质的企业是区域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其企业家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真正主导者。这一结论与辽宁省第一次经济普查（标准时点为2004年12月31日）的数据基本相符。2004年辽宁省各类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已超过60%，国有经济及集体经济成份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已明显改变。所以，鼓励、支持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2.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
从国际上看冷战结束以前的东德和西德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二战结束后，德国分为两个部分，两德在以后的发展均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而且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东德的教育和科技发展要比西德高。到1989年前东德每百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7 819人，每百万人中的技师为4 149人，分别比前西德的2 882人和1 966人高出1.71倍和1.11倍。这说明前东德的人力资源素质远高于前西德。但从经济增长的结果看相差却很大。到冷战结束以前，西德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领先的一个国家，而东德的经济增长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差如此之大，KlaasHavenga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前西德具有充足的企业家，而前东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增长中缺乏了必须的企业家人才，使经济难以得到快速发展。［8］
1992年，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访问中山大学，说同样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比俄国优越的地方，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比较容易复苏，前苏联70年没有市场，那是整整的两代人。而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市场的时间，不到30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这么大成就，应该是和企业家集团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所有研究都证明，企业家集团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先有企业家集团的“成就动机”和发展，才有民族的复兴。中国和前苏联不一样，苏联的企业家阶层发展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断的，一直到1990年，中间隔了70多年。所以当后来俄罗斯想恢复它的经济时，它找不到一个会运作企业的经营者群体。中国的幸运是企业家传统从1956年中断后，到80年代恢复，也不过20来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鼓励一些老企业家比如王光英、荣毅仁这样的人让他们重操旧业，这对于继承中国企业家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对后来比较快地形成企业家阶层有重大意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在局部地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企业家数量比较多经济发展就比较快的现象。例如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这些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就是该地区企业家的功能。企业家往往通过自身的经营绩效、企业家行为对周围人群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结成的本地网络与外部网络，产生集体效率。江、浙地区很多产业集群的形成源于少数企业家的创新，其成功又产生较强的外部性，推动着其他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动，受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地区内不断涌现出一批模仿者和追随者。结果，企业群体规模逐渐扩大，在地理空间上的群集趋势日益明显，从而成为地方经济的增长极。另外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对于传统产业集群的再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传统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家遵循明确的战略，将产业集群外部资产用于新的用途，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再兴。同时，企业家的这种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客观上是以冲破各种制度约束、建立起新的制度安排为前提。他们承担着制度创新的职能，从而削弱了地方经济活动的制度障碍。虽然制度创新是各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但是创新制度的出现，通常都来自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能人。
三、发展区域经济培养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并存在巨大的潜力。挖掘企业家创新潜能，培养企业家创新能力，是各个区域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辽宁省区域企业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今后应着重抓好企业家的培养和开发，尽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家成长的机制，提高企业家成长的市场化程度。
1.形成和完善统一的竞争性市场，继续消除地区、部门、行业在竞争性领域设置的非竞争性障碍，营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企业家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空间。要依托东北，面向全国，实现东北区域经济的整合和一体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强大的动力基础。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有着一大批经济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过程中，通过联合、并购、相互参股等形式把它们科学地整合起来，优势互补，提高区域内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水平，调整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一大批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促进有竞争实力的合格市场主体的形成。从模型（6）、模型（7）已经证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与区域企业家资源数量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所以，东北区域内各重要管理部门要相互协调和联合，制定统一的市场法规和政策，消除地方性、歧视性措施和政策，推动东北区域内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地区、跨行业有序流动，使区域内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为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企业家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广阔空间。
2.打破企业家的身份界限。1997年以来，由于大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人员分流和产品结构调整，使得国有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减弱。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生力军，这一点可以从模型（10）、模型（11）和模型（12）中得到证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促进市场竞争、改善商品供给和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从“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家从幼稚到成熟，从盲目到理性，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比如海尔的张锐敏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营企业却仍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比较艰难。作为传统国有工业重地的辽宁省这一问题更为严峻。所以，在东北区域经济振兴中，要打破企业家身份界限，要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和企业家，要为产生更多的优秀企业家提供环境和土壤，不仅从政策上，而且要从机制上为他们提供条件。
3.确立企业家作为经营管理企业的职业性质，割断企业家与政府的行政关系，建立企业家市场。企业家的职业就是企业经营管理，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专业领域。职业化的企业家是靠他的经营管理专业才能，通过市场竞争受聘于企业资产所有者(其所有者可以是一个和多个自然人或法人)来获得他的地位、权力和收入的。企业家职业化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职业的社会认同性。他们受过企业经营管理专业的职业教育或培训，具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把创办企业、发展企业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来追求，敢于承担风险，勇于开拓创新。职业社会认同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企业家作为一种职业最终被社会法定化、制度化。为此，要建立企业家市场，建构企业家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构造一套企业家的科学评价体系等。改革企业家领导者人事制度，建立科学的选拔、任用机制，通过市场配置企业家资源，实现企业家职业化。改变由组织单一调配的僵硬模式，使优秀经营人才在市场中脱颖而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企业领导人由上级主管组织部门任免和调动的做法，在这一点上辽宁省尤甚。要培育职业化企业家群体，需要尽快淡化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国家干部的身份意识，尽快从国家干部队伍的编制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使他们较少受行政的干预和政治因素的约束，专心致力于企业经营。
参考文献：
［1］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3］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张向前，叶民强.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J］.运筹与管理，2002，（11）.
［6］ 鲁传一.对企业家在经济中作用的辨证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2003，（6）.
［7］ 刘文革，潘鹏杰.人力资本理论的扩展及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解释［J］.经济学动态，2006，（1）.
［8］ 张一力.从人力资本结构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J］.经济学动态，2005，（7）.
（责任编辑：于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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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资源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本文在已有企业家创新理论及理论模型基础上，以辽宁省为例建立了经济数学模型，并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提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加快培养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家；创新能力；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9-0092-05
在信息时代，区域的经济实力不仅取决于区域拥有的物质资本存量，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就是人才的竞争。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人力资源始终是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和决定性的问题。其中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要素资源，企业家资源的多寡，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不仅对区域经济竞争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会经过企业家之手得到优化、整合，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以企业家理论为基础，以辽宁省为例，分析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贡献度。
一、企业家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的扩展
企业家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主线，其不同时期的研究在方法上虽各有特色，但在思想上有一定的传承性。法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伊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要素，是具有判断力、忍耐力等特殊素质以及监督管理才能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者，承担着可能破产的风险。［1］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从信息不完全的前提出发，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2］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企业家行为，认为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企业家是经济现代化和经济从非均衡到均衡恢复过程的关键角色，企业家能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发现潜在的获利机会，在自己的经济活动空间中重新配置资源，使经济恢复均衡。［3］而最具代表性的是熊彼特全新的企业家理论，构成其经济学体系的焦点。他认为排除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学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价值。［4］
熊彼特开创的企业家理论产生于对经济变化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性的解释，该理论赋予企业家以创新者的角色，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最具活力的因素，正是特定时期的企业家行为模式导致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市场是不完全的，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存在着巨大的利润机会，激励着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制定创新决策会产生新组合，在自由市场体系下，新的组合又将给企业家带来利润，从而打破原来的经济均衡状态。作为创新者，企业家不断对旧的均衡体系进行创造性的“破坏”，通过不断破坏旧的生产方式，使经济结构不断从内部进行“革命突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企业家并非一种职业或专业，而是一种独特而稀有的能力，亦即创新，具体包括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控制原料供应来源以及创立新的工业组织，特别是组成托拉斯等垄断组织。
熊彼特认为，创新行为的周期性形态决定了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形态。他在解释创新出现这种周期性形态的原因时，假设企业家的才智是不同的，正如一种创新的扩散在不同的阶段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一样，当面临一个全新的冒险活动时，只有那些最具天赋的企业家才能成为克服困难的先驱者，一旦克服了最初的困难，就会有更多的人做同样的工作，示范效应会产生许多模仿跟进者。与此同时，乘数效应将会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若给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提供一定的基础条件以实现其大胆的创新性冒险行为，则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显然，企业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组织、市场、制度、产业等方面。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发现新机会的能力、洞察企业发展过程的能力、管理协调的能力等相对突出，他们具有强烈的创业和成功的欲望、吃苦耐劳的精神、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非凡的组织管理能力。他们的工作往往带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重大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
我们可以用模型来说明企业家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5］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第一次真正以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这个模型必须有四个前提假设的条件，即国民储蓄率保持不变，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量确定，劳动力按不变速度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等。模型如下：
g=ΔYY=ΔKK=IK=sv（1）
g表示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s表示储蓄率；I表示净投资；K表示资本存量；Y表示国民收入；v表示资本产出比。显然这个模型中并没有将人力资源视为经济发展中决定性的因素，而将其作为一个模型假设前提条件。
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第一次将人力资源作为独立生产要素。其基本表达式是：
Q=ALαBβ（2）
Q表示产量，L，B分别表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A表示技术水平参数，α、β分别表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根据柯布、道格拉斯两人对美国1899—1922年期间有关经济资料的分析与计算，得出α值约为0.75，β值约为0.25。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对经济产量增长的贡献大。
如果对该模型进行适当修正，如将人力资本中的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等高级人力资源分离出来，则模型可以修正为：
Q=ALαBβHγ（3）
式中H表示高级的人力资源，γ表示高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M·索洛，索洛提出的生产函数考虑到技术进步，其表达式为：Q=F（K，L，t）
Q表示总产出，K表示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t表示时间。
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则模型为：
Q=A（t）F（K，L）（4）
A（t）表示不同时间的技术水平。
索洛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80％，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发现，技术进步中有60%依靠人力资源受教育水平和培训的增长，这说明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西奥多·W·舒尔茨和G·S·贝克尔所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人的素质对现代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他们将人力资本理论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其宏观生产模型为：
Yt=F{A(t),Kλt,H1-λt,Lt}（5）
这个模型可适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国家中的一个区域，λ是常数，A（t）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资本存量，H，L分别表示高级人才和普通劳动力。可见，舒尔茨和贝克尔依据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人力资源进行了细分，使人力因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企业家的角色与功能越来越被看重，企业家的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再兴关系重大。我国一些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发展已证明这一点。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经济绩效上，更重要的是对地方其它主体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企业家以自己的创新成就推动着其他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动，并由此带动地方产业的萌发或再兴。
二、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研究
1.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的回归分析
企业家具有创新能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其测度和衡量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创新能力比较抽象，不像产值可以通过数据进行比较，但一般而言，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高低和该地区形成的企业家资源数成正比，企业家资源数多则代表该地区的创新程度高。理论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也采用企业家人数来表示。例如Owen提出用雇主数与雇员数的比例来表示企业家资本，鲁传一则用企业家人数表示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的高低。［6］鉴于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作为传统工业大省——辽宁省的企业数量比较多，可以用各种性质企业的数量，或用业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由于找不到确切的企业家资源数，但企业家都分布在各个企业当中，因此本部分将以辽宁省数据为例建立相应经济模型分析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1）企业家资源数量与区域经济增长
企业家资源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因素，它已成为经济增长中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作用首当其冲，任何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家，一个区域企业家资源丰富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增长。根据表1中的数据，利用统计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可得企业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辽宁省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家数量回归模型如下：
LOG(GDP)=1.512138465×LOG(企业数量) - 4.680950319 （6）
参数估计值t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826589，模型显著性检验F=0.951231，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0.5325308205×LOG(固定资产投资) + 4.619649749（7）
参数估计值t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51231,模型显著性检验F=97.52452，远远大于经验值4。
模型（6）和模型（7）相比较企业数量的弹性远远大于GDP的弹性，说明在辽宁省GDP增长中，企业家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企业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固定资产投资大得多，企业家以自己的创新成就带动了辽宁区域经济的再兴。
（2）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家资源数量与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发展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即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标志，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家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找出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家资源数量的多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推动作用。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是根据上级行政命令委任的，他们的经验和能力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政绩上的表现，而不是经过市场竞争和市场经营经验的积累的结果。［7］我国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快速发展一再证明，来自民营、私营和外资等性质的企业家才是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真正主导者。辽宁省区域内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家资源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回归模型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表2中的数据，利用统计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可得辽宁省不同经济类型企业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
LOG(GDP) = -0.5465436375×LOG(国有企业) + 12.67529768（8）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64889，模型显著性检验F=137.4059，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 -0.9655398677×LOG(集体企业) + 15.34610594（9）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778825，模型显著性检验F=17.60656，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 0.5519378335×LOG(股份有限公司) + 5.591974259（10）
参数估计值t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89087，模型显著性检验F=453.1531，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 0.7190025064×LOG(外商投资企业) + 3.700746822（11）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71110，模型显著性检验F=168.0705，远远大于经验值4。
LOG(GDP) = 0.8277632386×LOG(港澳台企业) + 3.724539825（12）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检验通过，即p值小于显著水平5％，拟合优度较高R2=0.980507，模型显著性检验F=251.5012，远远大于经验值4。
从模型（8）至模型（1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数量的弹性远远大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弹性，它们对区域内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最显著，说明辽宁省区域内不同经济类型企业数量的多少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不同的推动作用。来自民营、私营和外资等性质的企业是区域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其企业家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真正主导者。这一结论与辽宁省第一次经济普查（标准时点为2004年12月31日）的数据基本相符。2004年辽宁省各类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已超过60%，国有经济及集体经济成份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已明显改变。所以，鼓励、支持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2.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
从国际上看冷战结束以前的东德和西德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二战结束后，德国分为两个部分，两德在以后的发展均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而且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东德的教育和科技发展要比西德高。到1989年前东德每百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7 819人，每百万人中的技师为4 149人，分别比前西德的2 882人和1 966人高出1.71倍和1.11倍。这说明前东德的人力资源素质远高于前西德。但从经济增长的结果看相差却很大。到冷战结束以前，西德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领先的一个国家，而东德的经济增长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差如此之大，KlaasHavenga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前西德具有充足的企业家，而前东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增长中缺乏了必须的企业家人才，使经济难以得到快速发展。［8］
1992年，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访问中山大学，说同样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比俄国优越的地方，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比较容易复苏，前苏联70年没有市场，那是整整的两代人。而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市场的时间，不到30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这么大成就，应该是和企业家集团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所有研究都证明，企业家集团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先有企业家集团的“成就动机”和发展，才有民族的复兴。中国和前苏联不一样，苏联的企业家阶层发展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断的，一直到1990年，中间隔了70多年。所以当后来俄罗斯想恢复它的经济时，它找不到一个会运作企业的经营者群体。中国的幸运是企业家传统从1956年中断后，到80年代恢复，也不过20来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鼓励一些老企业家比如王光英、荣毅仁这样的人让他们重操旧业，这对于继承中国企业家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对后来比较快地形成企业家阶层有重大意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在局部地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企业家数量比较多经济发展就比较快的现象。例如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这些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就是该地区企业家的功能。企业家往往通过自身的经营绩效、企业家行为对周围人群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结成的本地网络与外部网络，产生集体效率。江、浙地区很多产业集群的形成源于少数企业家的创新，其成功又产生较强的外部性，推动着其他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动，受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地区内不断涌现出一批模仿者和追随者。结果，企业群体规模逐渐扩大，在地理空间上的群集趋势日益明显，从而成为地方经济的增长极。另外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对于传统产业集群的再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传统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家遵循明确的战略，将产业集群外部资产用于新的用途，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再兴。同时，企业家的这种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客观上是以冲破各种制度约束、建立起新的制度安排为前提。他们承担着制度创新的职能，从而削弱了地方经济活动的制度障碍。虽然制度创新是各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但是创新制度的出现，通常都来自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能人。
三、发展区域经济培养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并存在巨大的潜力。挖掘企业家创新潜能，培养企业家创新能力，是各个区域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辽宁省区域企业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今后应着重抓好企业家的培养和开发，尽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家成长的机制，提高企业家成长的市场化程度。
1.形成和完善统一的竞争性市场，继续消除地区、部门、行业在竞争性领域设置的非竞争性障碍，营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企业家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空间。要依托东北，面向全国，实现东北区域经济的整合和一体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强大的动力基础。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有着一大批经济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过程中，通过联合、并购、相互参股等形式把它们科学地整合起来，优势互补，提高区域内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水平，调整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一大批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促进有竞争实力的合格市场主体的形成。从模型（6）、模型（7）已经证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与区域企业家资源数量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所以，东北区域内各重要管理部门要相互协调和联合，制定统一的市场法规和政策，消除地方性、歧视性措施和政策，推动东北区域内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地区、跨行业有序流动，使区域内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为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企业家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广阔空间。
2.打破企业家的身份界限。1997年以来，由于大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人员分流和产品结构调整，使得国有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减弱。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生力军，这一点可以从模型（10）、模型（11）和模型（12）中得到证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促进市场竞争、改善商品供给和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从“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家从幼稚到成熟，从盲目到理性，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比如海尔的张锐敏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营企业却仍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比较艰难。作为传统国有工业重地的辽宁省这一问题更为严峻。所以，在东北区域经济振兴中，要打破企业家身份界限，要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和企业家，要为产生更多的优秀企业家提供环境和土壤，不仅从政策上，而且要从机制上为他们提供条件。
3.确立企业家作为经营管理企业的职业性质，割断企业家与政府的行政关系，建立企业家市场。企业家的职业就是企业经营管理，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专业领域。职业化的企业家是靠他的经营管理专业才能，通过市场竞争受聘于企业资产所有者(其所有者可以是一个和多个自然人或法人)来获得他的地位、权力和收入的。企业家职业化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职业的社会认同性。他们受过企业经营管理专业的职业教育或培训，具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把创办企业、发展企业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来追求，敢于承担风险，勇于开拓创新。职业社会认同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企业家作为一种职业最终被社会法定化、制度化。为此，要建立企业家市场，建构企业家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构造一套企业家的科学评价体系等。改革企业家领导者人事制度，建立科学的选拔、任用机制，通过市场配置企业家资源，实现企业家职业化。改变由组织单一调配的僵硬模式，使优秀经营人才在市场中脱颖而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企业领导人由上级主管组织部门任免和调动的做法，在这一点上辽宁省尤甚。要培育职业化企业家群体，需要尽快淡化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国家干部的身份意识，尽快从国家干部队伍的编制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使他们较少受行政的干预和政治因素的约束，专心致力于企业经营。
参考文献：
［1］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3］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张向前，叶民强.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J］.运筹与管理，2002，（11）.
［6］ 鲁传一.对企业家在经济中作用的辨证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2003，（6）.
［7］ 刘文革，潘鹏杰.人力资本理论的扩展及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解释［J］.经济学动态，2006，（1）.
［8］ 张一力.从人力资本结构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J］.经济学动态，2005，（7）.
（责任编辑：于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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