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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清政府为筹建京师图书馆，依学部奏请，允准将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调拨京师图书馆。
辛亥鼎革，1913年6月27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依前案致函热河都统姜桂题，“拟即派人往取”文津阁《四库》及各殿藏书。直到8月12日，姜回文：候派员到热后，自当将文津阁藏书一律点交运京。其余殿阁所藏书籍，则留存热河图书馆。自此，文津阁《四库全书》返京的大幕徐徐拉开，却也引出一桩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公案来。
1912年12月22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人）为热河都统。之后又派姜桂题入热协助熊剿匪。名为协助剿匪，实为监督其行动。
熊希龄到热河履任后，看到清行宫陈列之物被盗卖严重，避暑山庄年久失修，房屋倒塌，破败不堪，为杜绝前清皇室之产被侵被夺，他决定援照历任都统到任清查行宫陈列各物的旧例，将热河行宫的实在情形分别报告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前清内务府及国务院，准备将热河行宫内陈设各物彻底清查一次。经袁世凯、内务府和国务院批准同意后，熊希龄将热河行宫所有古物图籍，彻底清理完毕。恰在此时，库仑蒙匪勾结陆军三营叛乱，蒙防吃紧，此时的姜桂题主要任务在于剿匪。
熊希龄在清理行宫古物的同时，还对避暑山庄各处坍塌的楼台殿阁陆续进行了修葺，以供将来作为游观之用。他计划将避暑山庄的前宫改为陈列所和西宾馆，文津阁改为图书馆，永佑寺改为佛供陈列所，狮子园改为植物园，西峪及含青斋改为森林试验场，将南北西路行宫并为各属中小学基址，其余园内各处，酌量备用。
要完成如此浩大的修理工程，势必需要一笔巨款。然而此时清皇室无闲款用来修整山庄，热河又地瘠民贫，北洋政府更是债台高筑。熊希龄向袁世凯和国务院请示说：“拟请选库内所藏瓷器之稍贵重者，在京、沪等处变卖数十件，如得善价，即可徐图布置。”袁世凯和国务院批示照准。最后熊希龄仅花了白银10820两，就把避暑山庄的园庭房屋修葺一新。
将热河行宫陈设各物全部清理完后，熊希龄又呈文向袁世凯建议，不如将原库藏瓷玉各物，延聘中外人士精于赏鉴者核实估价，再行酌送公债票于清帝，买归民国国有，以示优待皇室之至意。至于书籍一项，除电允教育部查照前案，将文津阁所藏抄本《四库全书》派员来领，运入京师图书馆外，其余文津阁他项书籍及各殿阁抄印各书，仍请留存热河。因此可知，同意教育部派人來避暑山庄取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熊希龄在先，姜桂题在后。
袁世凯批示照准后，熊希龄分报国务院内务部与前清内务府，具体商定如何办理。商定结果是除酌选一部分古物及工艺品留热陈列外，其余所清理的各项物品，包括瓷玉、字画、屏幛、紫檀本柜等等，都一概运往北京。熊希龄派公署总务科长杨显曾清点山庄内宝物，择其优中之优打包装箱，共装了20多船。
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些已经清理好的行宫古物运往北京，熊就不得不于1913年8月18日匆匆离开热河，到北京就任国务总理。熊希龄离开热河以后，热河事务由姜桂题全权负责。这些已清理好的行宫古物于当年11月，由热河护理都统舒和钧派苑副徐延全为押运员押运，内务部派佥事赵魁续、阿勒精阿为接洽员，经天津转到北京，后存于故宫“古物陈列所”。
在这批行宫古物抵京后一个月，12月31日，姜桂题派人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押送进京，随同其他物品一起运往当时的内务部所属文化殿古物陈列所。
姜桂题主动急于起运文津阁《四库全书》，其实与1913年11月底袁世凯炮制的“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有关。
之前，熊希龄把都统公署和军用仓库迁入了热河行宫，将禁地改成了办公场所，来来往往出入行宫的人自然多了。这一方面为后来园中管理官兵如张振久等勾结外面的文物贩子，串通盗卖行宫古物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使不少出入行宫的统兵将领对宫内所藏物品眼馋耳热，不免暗中打起了主意。如周秋光《熊希龄集》记载，熊曾送给姜桂题几件字扇，姜桂题也承认“前蒙惠赠字画两件，早经照收，调阅卷宗，历历可考”。
1913年11月29日，北京《群强报》公开报道了时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在“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之古瓷器、书画取去二百余件，现被世续（前清内务府大臣）查明，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的特大社会新闻。同时，北京的另一家报纸《新社会日报》，更是每天都大量登载种种有关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新闻，并配上“时评”。上海《神州报》也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种种消息。熊希龄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连续4次致函内务总长朱启钤，命令内务部迅速整饬京师警察厅，从严究办《群强报》、“北京世界语会”主笔攻击诋毁他的人，并查封《新社会日报》馆。
其间，熊希龄亦曾致电姜桂题，表明案情已然查清，要求协助缉拿盗贼，毋令漏网。
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熊希龄被起用并派往各国去考察宪政，回国后一直被认为属于进步党人士。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熊希龄曾大力拥护，也得到袁的重用。但袁世凯最终目的终究是要取缔国民党，摆脱国会的束缚，在他看来熊希龄始终只能作为过渡人物。因此袁世凯授意新闻媒介在热河行宫盗宝案上大做文章，便是想利用此事来挟制熊希龄。
熊希龄案，姜桂题当然知晓，而且参与了侦破缉拿工作。在第一批热河行宫古物进京后，面对社会各界对热河行宫文物的关注，以及民间对姜本人在热河案中角色的质疑，人人谓之国之重宝的《四库全书》，在姜桂题看来无疑是烫手的山芋。综上考虑，将热河行宫内最重要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尽快送京已成最好的选择。而且，不待教育部来人，先斩后奏，则可将其余殿阁藏书留在热河，也是熊、姜一直以来经营热河图书馆的希冀。姜桂题后来凭借这批殿阁藏书，建起了热河图书馆（今承德图书馆），馆址设在文庙尊经阁。热河图书馆收集了清代山庄内的各种古本图书92部376函。
至于熊希龄，对政治失望之后，他转而投身于慈善。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1949年，中共进驻北京，毛就住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的旧址。
辛亥鼎革，1913年6月27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依前案致函热河都统姜桂题，“拟即派人往取”文津阁《四库》及各殿藏书。直到8月12日，姜回文：候派员到热后，自当将文津阁藏书一律点交运京。其余殿阁所藏书籍，则留存热河图书馆。自此，文津阁《四库全书》返京的大幕徐徐拉开，却也引出一桩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公案来。
1912年12月22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人）为热河都统。之后又派姜桂题入热协助熊剿匪。名为协助剿匪，实为监督其行动。
熊希龄到热河履任后，看到清行宫陈列之物被盗卖严重，避暑山庄年久失修，房屋倒塌，破败不堪，为杜绝前清皇室之产被侵被夺，他决定援照历任都统到任清查行宫陈列各物的旧例，将热河行宫的实在情形分别报告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前清内务府及国务院，准备将热河行宫内陈设各物彻底清查一次。经袁世凯、内务府和国务院批准同意后，熊希龄将热河行宫所有古物图籍，彻底清理完毕。恰在此时，库仑蒙匪勾结陆军三营叛乱，蒙防吃紧，此时的姜桂题主要任务在于剿匪。
熊希龄在清理行宫古物的同时，还对避暑山庄各处坍塌的楼台殿阁陆续进行了修葺，以供将来作为游观之用。他计划将避暑山庄的前宫改为陈列所和西宾馆，文津阁改为图书馆，永佑寺改为佛供陈列所，狮子园改为植物园，西峪及含青斋改为森林试验场，将南北西路行宫并为各属中小学基址，其余园内各处，酌量备用。
要完成如此浩大的修理工程，势必需要一笔巨款。然而此时清皇室无闲款用来修整山庄，热河又地瘠民贫，北洋政府更是债台高筑。熊希龄向袁世凯和国务院请示说：“拟请选库内所藏瓷器之稍贵重者，在京、沪等处变卖数十件，如得善价，即可徐图布置。”袁世凯和国务院批示照准。最后熊希龄仅花了白银10820两，就把避暑山庄的园庭房屋修葺一新。
将热河行宫陈设各物全部清理完后，熊希龄又呈文向袁世凯建议，不如将原库藏瓷玉各物，延聘中外人士精于赏鉴者核实估价，再行酌送公债票于清帝，买归民国国有，以示优待皇室之至意。至于书籍一项，除电允教育部查照前案，将文津阁所藏抄本《四库全书》派员来领，运入京师图书馆外，其余文津阁他项书籍及各殿阁抄印各书，仍请留存热河。因此可知，同意教育部派人來避暑山庄取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熊希龄在先，姜桂题在后。
袁世凯批示照准后，熊希龄分报国务院内务部与前清内务府，具体商定如何办理。商定结果是除酌选一部分古物及工艺品留热陈列外，其余所清理的各项物品，包括瓷玉、字画、屏幛、紫檀本柜等等，都一概运往北京。熊希龄派公署总务科长杨显曾清点山庄内宝物，择其优中之优打包装箱，共装了20多船。
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些已经清理好的行宫古物运往北京，熊就不得不于1913年8月18日匆匆离开热河，到北京就任国务总理。熊希龄离开热河以后，热河事务由姜桂题全权负责。这些已清理好的行宫古物于当年11月，由热河护理都统舒和钧派苑副徐延全为押运员押运，内务部派佥事赵魁续、阿勒精阿为接洽员，经天津转到北京，后存于故宫“古物陈列所”。
在这批行宫古物抵京后一个月，12月31日，姜桂题派人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押送进京，随同其他物品一起运往当时的内务部所属文化殿古物陈列所。
姜桂题主动急于起运文津阁《四库全书》，其实与1913年11月底袁世凯炮制的“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有关。
之前，熊希龄把都统公署和军用仓库迁入了热河行宫，将禁地改成了办公场所，来来往往出入行宫的人自然多了。这一方面为后来园中管理官兵如张振久等勾结外面的文物贩子，串通盗卖行宫古物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使不少出入行宫的统兵将领对宫内所藏物品眼馋耳热，不免暗中打起了主意。如周秋光《熊希龄集》记载，熊曾送给姜桂题几件字扇，姜桂题也承认“前蒙惠赠字画两件，早经照收，调阅卷宗，历历可考”。
1913年11月29日，北京《群强报》公开报道了时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在“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之古瓷器、书画取去二百余件，现被世续（前清内务府大臣）查明，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的特大社会新闻。同时，北京的另一家报纸《新社会日报》，更是每天都大量登载种种有关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新闻，并配上“时评”。上海《神州报》也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的种种消息。熊希龄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连续4次致函内务总长朱启钤，命令内务部迅速整饬京师警察厅，从严究办《群强报》、“北京世界语会”主笔攻击诋毁他的人，并查封《新社会日报》馆。
其间，熊希龄亦曾致电姜桂题，表明案情已然查清，要求协助缉拿盗贼，毋令漏网。
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熊希龄被起用并派往各国去考察宪政，回国后一直被认为属于进步党人士。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熊希龄曾大力拥护，也得到袁的重用。但袁世凯最终目的终究是要取缔国民党，摆脱国会的束缚，在他看来熊希龄始终只能作为过渡人物。因此袁世凯授意新闻媒介在热河行宫盗宝案上大做文章，便是想利用此事来挟制熊希龄。
熊希龄案，姜桂题当然知晓，而且参与了侦破缉拿工作。在第一批热河行宫古物进京后，面对社会各界对热河行宫文物的关注，以及民间对姜本人在热河案中角色的质疑，人人谓之国之重宝的《四库全书》，在姜桂题看来无疑是烫手的山芋。综上考虑，将热河行宫内最重要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尽快送京已成最好的选择。而且，不待教育部来人，先斩后奏，则可将其余殿阁藏书留在热河，也是熊、姜一直以来经营热河图书馆的希冀。姜桂题后来凭借这批殿阁藏书，建起了热河图书馆（今承德图书馆），馆址设在文庙尊经阁。热河图书馆收集了清代山庄内的各种古本图书92部376函。
至于熊希龄，对政治失望之后，他转而投身于慈善。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熊希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1949年，中共进驻北京，毛就住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的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