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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党和国家对于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褒奖。于敏能成为获奖者,是因为他隐姓埋名数十年,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的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一刻,距离于敏名字解禁,也已过去了27年。因为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于敏曾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极好地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人生。
国产专家一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各科均列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偏偏喜欢对新知寻根探源,高深的物理学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了教授们的欣赏。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回答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听后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中国的“氢弹之父”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绑得这么紧。是与钱三强的一次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语气中,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将继续研究氢弹,所以氢弹理论也要尽快研究。
接下来,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表示服从分配:“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他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了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理论突破,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如此漫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有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设计氢弹。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成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交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同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了一批模型,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关键性理论问题。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翻腾起熊熊烈火,傳来滚滚的雷鸣声……当天,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同于敏晤面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首功”。此后,于敏继续为中国核事业呕心沥血,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持续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迈上去。热试验前,他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他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他。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后经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正是靠着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奉献精神,于敏才对中国的核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登上了核理论研究的科学高峰。
对于自己的人生,于敏觉得有两个遗憾:一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二是没能到国外深造。其实,于敏的一生中,是有很多次出国机会的,但是由于工作保密,他的名字一直不能公开,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才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这次出国后,于敏决定,以后再有出国机会,就让给年轻人,以便让他们能更快进步。这种境界,不由让人想起他客厅里高悬的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本栏编辑/厉飞
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的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一刻,距离于敏名字解禁,也已过去了27年。因为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于敏曾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极好地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人生。
国产专家一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各科均列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偏偏喜欢对新知寻根探源,高深的物理学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了教授们的欣赏。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回答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听后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中国的“氢弹之父”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绑得这么紧。是与钱三强的一次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语气中,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将继续研究氢弹,所以氢弹理论也要尽快研究。
接下来,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表示服从分配:“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他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了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理论突破,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如此漫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有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设计氢弹。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成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交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同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了一批模型,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关键性理论问题。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翻腾起熊熊烈火,傳来滚滚的雷鸣声……当天,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同于敏晤面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首功”。此后,于敏继续为中国核事业呕心沥血,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持续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迈上去。热试验前,他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他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他。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后经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正是靠着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奉献精神,于敏才对中国的核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登上了核理论研究的科学高峰。
对于自己的人生,于敏觉得有两个遗憾:一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二是没能到国外深造。其实,于敏的一生中,是有很多次出国机会的,但是由于工作保密,他的名字一直不能公开,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才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这次出国后,于敏决定,以后再有出国机会,就让给年轻人,以便让他们能更快进步。这种境界,不由让人想起他客厅里高悬的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本栏编辑/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