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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党和国家对于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褒奖。于敏能成为获奖者，是因为他隐姓埋名数十年，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的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一刻，距离于敏名字解禁，也已过去了27年。因为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于敏曾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极好地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人生。
国产专家一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各科均列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偏偏喜欢对新知寻根探源，高深的物理学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了教授们的欣赏。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回答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听后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中国的“氢弹之父”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绑得这么紧。是与钱三强的一次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语气中，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将继续研究氢弹，所以氢弹理论也要尽快研究。
接下来，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表示服从分配：“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他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了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理论突破，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如此漫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有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设计氢弹。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成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交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同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了一批模型，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关键性理论问题。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翻腾起熊熊烈火，傳来滚滚的雷鸣声……当天，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同于敏晤面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首功”。此后，于敏继续为中国核事业呕心沥血，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持续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迈上去。热试验前，他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他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他。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后经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正是靠着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奉献精神，于敏才对中国的核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登上了核理论研究的科学高峰。
对于自己的人生，于敏觉得有两个遗憾：一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二是没能到国外深造。其实，于敏的一生中，是有很多次出国机会的，但是由于工作保密，他的名字一直不能公开，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才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这次出国后，于敏决定，以后再有出国机会，就让给年轻人，以便让他们能更快进步。这种境界，不由让人想起他客厅里高悬的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本栏编辑/厉飞
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的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一刻，距离于敏名字解禁，也已过去了27年。因为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于敏曾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极好地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人生。
国产专家一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各科均列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偏偏喜欢对新知寻根探源，高深的物理学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了教授们的欣赏。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回答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听后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中国的“氢弹之父”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绑得这么紧。是与钱三强的一次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语气中，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将继续研究氢弹，所以氢弹理论也要尽快研究。
接下来，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表示服从分配：“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他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了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理论突破，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如此漫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有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设计氢弹。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成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交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同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了一批模型，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关键性理论问题。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翻腾起熊熊烈火，傳来滚滚的雷鸣声……当天，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同于敏晤面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首功”。此后，于敏继续为中国核事业呕心沥血，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持续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迈上去。热试验前，他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他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他。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后经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正是靠着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奉献精神，于敏才对中国的核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登上了核理论研究的科学高峰。
对于自己的人生，于敏觉得有两个遗憾：一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二是没能到国外深造。其实，于敏的一生中，是有很多次出国机会的，但是由于工作保密，他的名字一直不能公开，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才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这次出国后，于敏决定，以后再有出国机会，就让给年轻人，以便让他们能更快进步。这种境界，不由让人想起他客厅里高悬的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本栏编辑/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