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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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翁莹香魏敏生
  〔摘要〕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形成较为完备的群众路线思想体系。其内涵包括: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感情和态度上要尊重群众;要善于做调查研究,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在当前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重新学习并践行群众路线思想,更钦佩于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并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关键词〕毛泽东;群众路线;作风建设;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2-0044-05
  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形成较为完备的群众路线思想体系。
  一、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
  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先锋队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1933年至1934年间,毛泽东同志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反复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不断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建成一道任何反动势力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在1933年,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倡“群众化的方式”。同年,他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强调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大多数,提倡面向群众,深入群众,严厉反对只凭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认为“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2〕这些论述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十几年的革命实践,对于各种工作中的一般方法问题有了一个初步总结,认识到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基本工作方法,错误的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正确的就是群众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胜利,对于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的条件已经成熟,通过延安整风进行了这个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路线的经验,得到了认真提炼,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作为群众路线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是1943年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他并且指明,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群众路线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因此,完全可以说,实行群众路线,乃是革命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群众路线的思想。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的观点,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观点,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观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并做了精辟论述的。这些论述,说明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说明了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七大以后,群众路线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革命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在继续深化。毛泽东同志认为,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的积极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可能也会发生毛病,但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比较容易纠正些。1957年春天,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群众路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3〕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的艰巨努力,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推动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坚持党的领导,把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推向前进的重要保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对我党群众路线形成的历史贡献。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群众路线基础,就不可能有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取得的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二、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内涵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群众路线有过丰富而深刻的论述,形成较为完备的群众路线思想体系。其内涵丰富,概括如下:
  第一,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4〕无论是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共产党人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次次打退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一次次摧毁敌人歼灭我党我军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堡垒政策,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造成所谓的“铜墙铁壁”。毛泽东根据人民战争的战略,提出这种反革命的堡垒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因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5〕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6〕,“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对民众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那么,抗日的兵源和财源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而且,群众当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是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7〕共产党人应该善于向群众学习经验,了解群众的情绪,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第二,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认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8〕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正是因为相信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智慧,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只有先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第三,要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首先要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要使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尤其是要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就必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在战争环境下,有些干部对改善群众生活问题有所疏忽,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严正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9〕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和认识到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正是深切地注意了群众的生活、利益问题,才使苏区不断发展壮大,在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
  其次,要认识到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人民群众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毛泽东在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也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
  第四,在感情和态度上要尊重群众。
  党群关系恶化,表面上是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对头,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在作怪,而实质上是领导干部的根本态度有问题。这诸多弊病的产生正是由于领导干部做工作不是从尊重人民的态度出发。毛泽东认为,从尊重人民、尊重士兵的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12〕
  在如何真正地联系群众的问题上,毛泽东说得非常深刻,“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3〕
  第五,要善于做调查研究,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
  在方式方法上要善于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共产党人的任务比喻为过河,把过河的方法比喻为船与桥。他说:“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4〕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方法去做群众工作,是永远也到不了河流的彼岸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党长时间受到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影响,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又继续执行“左”倾的错误路线,给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其实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主观主义的一大表现形式——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至理名言。他尖锐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5〕针对当时党内军内一部分同志认为只要遵守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党的六大的“本本”就能无往而不胜的错误观念,毛泽东大声疾呼:“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6〕然而在那个以国际路线为唯一真理的年代,毛泽东不但没有唤醒这些留苏的领导人,反而落得了反对国际路线的批评和处分。到了延安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没有认清过去犯错误的根源,在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才从根本上肃清了教条主义在党内军内的影响。   官僚主义始终是毛泽东批判的一大弊端。他认为“官僚主义”是个“极坏的家伙”,“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17〕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表面上不怠工的命令主义。用怠工的态度去做群众工作自然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而用命令主义去动员群众,所得的成果也是不能巩固和发展的。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努力宣传,说服群众。
  形式主义也是阻碍群众工作深入开展的一大弊端。毛泽东曾经深入分析了真正执行上级指示与形式上执行上级指示的区别。他认为,“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的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18〕这里所指的“上级”很大程度上是指“共产国际”。毛泽东找到了形式主义的根源,还是在于教条主义。历史的实践证明,盲目地、教条地、形式地“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执行所谓的“国际路线”,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了损失。
  三、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当代意义
  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益的驱使下,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脱离群众、作风不正,甚至滑向了贪污腐败的深渊。正如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所总结的那样:“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学习并践行群众路线思想,更钦佩于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并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首先,眼睛向下,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
  毛泽东早就告诫我们,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9〕调查研究是指对客观实际情况的真实了解和分析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领导干部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重大问题。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重视调查研究、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党的事业就能得到顺利发展;忽视调查研究、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可以说,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什么时候也不过时。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工作环境和条件的改善,深入基层和联系群众越来越简便易行,有些领导干部不愿用、不会用调查研究这种有效的工作方法,而是喜欢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发号施令、“闭门造车”,这些现象不仅疏远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且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要求严重背离。这种现象毛泽东在1930年就严厉批判过,他写道,“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20〕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依然存在,而且不在少数。
  当前,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改革的攻坚期,改革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了解新情况、发现新矛盾、解决新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是必需的基础性环节。大力加强调查研究是促进领导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迫切需要,是提升新形势下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更是坚持科学发展、注重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的迫切需要。
  其次,关心民生,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住房问题,生疮害病问题,甚至具体到妇女生孩子问题都是毛泽东时时挂在心上的大事。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装在心中,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更要“关心群众的痛痒”,对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不仅要关心,更要想办法加以解决。少说空话大话套话,多做切实利国利民之事,正如毛泽东在70年前的告诫“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1〕尤其要关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弱势群体”和底层人民的生活。而这种“关心”、“关注”的落脚点是要切实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而决不能成为某些领导干部“作秀慰问”,从而杜绝对弱势人群的“表面帮助”的形式主义之风。
  最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认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22〕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正是因为它们不停的运动才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基于此,毛泽东提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23〕诚然,毛泽东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拒腐防变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不免有夸大其作用之嫌,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我党历史上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我们难道不该继承和发扬吗?
  当前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正是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的重新使用。但是,在具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中,“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24〕绝不能演变为攻击个人和无理谩骂。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甚至把脱离群众、失去群众上升到最后失去执政资格的高度。可见,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届领导人对群众路线都是非常重视的。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中实实在在地践行群众路线,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5〕〔9〕〔14〕〔15〕〔16〕〔17〕〔18〕〔20〕〔22〕〔24〕毛泽东选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1991. 88,139,138,139,115,116,124,111,116,90,90.
  〔2〕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J〕,斗争,1933,(24).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 人民出版社,1977. 459-460.
  〔4〕〔7〕〔8〕〔11〕〔13〕〔19〕〔23〕毛泽东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1991. 1096,933,899,1094-1095,1012,789-790,1096.
  〔6〕〔12〕〔21〕毛泽东选集:第2卷〔M〕. 人民出版社,1991. 509,512,46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199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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