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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誉为中国经济“金腰带”的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份，随着传统路子的大开发对长江过度索取，一些地方在沿江地区密集布局高污染企业，让长江“透不过气来”。
今年年初，长江水利委员会曾发布数据称，随着长江流域（片）入河排污口核查完成，共核查出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6092个。与2015年相比，2016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增加6.5亿吨，但全年期水质劣于Ⅲ类水的河长比例下降了3.7%，水质有所好转。在2016年长江流域排放的353.2亿吨废污水中，工业废水占55.1%。
环保志愿者讲述长江流域化工污染案例
《北京科技报》总编辑童庆安2015年来一直在忙活一个“我为家乡测河流”的公益项目，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长江经济带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区域，不仅组织记者到实地采访，还组织在校大学生通过检测家乡河流了解污染情况。
这项活动对水体的检测方法为：共检测溶解氧和透明度两个指标，每个河段至少检测3个点;间隔200～600米设置检测点，每个点检测3次，每次间隔一天以上，选择天气稳定的时候进行检测。
2017年3月，住建部和原环保部联合发布了“城市黑臭水体挂牌督办名单”，205个城市水体上了“黑榜”。2017年夏天，59名大学生志愿者对照这一名单，从上述205个水体中筛选检测了全国16个城市的59条河流（湖泊），其中涉及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河流共16条。
在收到的16份检测记录中，“无黑臭”的为7份，占比约为44%;“轻度黑臭”的为4份，“重度黑臭”的为5份。也就是说，显示为黑臭的有9份，占比达56%。
而黑臭河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化工企业排放的废水。童庆安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一个2017年调研时看到的案例：湖北荆州石首某大型化工企业，每年销售额达65亿元，给国家上缴利税达1.5亿元，这相当于当地税收的1/4。但是，由于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弃物，沒有经过处理或是处理不达标就被排放，对当地环境污染严重，周边居民怨声载道。
“有的居民家的祖坟就在这个化工厂旁边，一下大雨从祖坟里冲出来的白骨都是五颜六色的。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这家企业马上给居民赔付3万块钱，就把事情摆平了。”童庆安说。
“如果强行关停类似这样的大型化工企业，会造成上千人失业。”童庆安说，当环保改革进入深水区，在落实过程中难免遭遇环保和经济发展的矛盾。
2018年，童庆安策划了重走长江路——长江经济带调研活动，分别奔赴湖北荆门钟祥市、湖北荆州石首市、四川宜宾市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就目前调研情况来看：长江周边化工厂排污、粉尘、废渣等问题已对长江及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亟待解决。”童庆安说。
与童庆安有同感的还有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李冰冰。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之际，他组织媒体、自驾俱乐部成员和环境工程师等共同参与环保志愿行。
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于2016年调研中发现的发生在长江经济带的一个污染案例：湖北某化工企业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总资产近20亿元，志愿者们在这家化工集团外的水池看到疑似污染的水体。取出水体，对照比色标准，水塘里水的pH值在1～2之间，说明水酸度严重超标。而用专业的检测仪器重新测量的结果是pH值为1.88。
pH值1.88的水已经属于强酸，而当pH值为2时，意味着已经超标1万倍。”有随行的环境工程师解释说。
2016年，在位于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向山镇创业园的一家化工厂周围，志愿者发现一条已经被严重污染的河沟，沟里的水量虽然不大，但颜色已经变成了褐色。环境工程师用水桶取了一些正在流淌的河水进行测试，pH值为2.43，“很显然，这条小河已经被严重污染，而这条小河直接流入慈湖河。”李冰冰说。慈湖河是马鞍山市区最长的河流，全长26.1公里，最终流入长江。
一位当地居民告诉志愿者，河水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是早上和晚上，整个河水都是黑色的，味道呛人，如果那时从河边经过，简直无法呼吸。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李冰冰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的一组2017年其团队整理出的数据显示，石化和化学工业（不含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中，处于长江经济带的规模以上企业约1.30万家，占比全行业44.9%，长江经济带的石化产业生产能力已占据全国的近“半壁江山”。与此同时，目前长江有毒污染物达300余种，近年来长江流域每年废污水排放量突破250亿吨，相当于每年有一条黄河水量的污水被排入长江。
“长江经济带的环境修复问题，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是根”
7月12日晚，位于四川省江安县工业园区的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着火事故，共造成19人死亡、12人受伤。这是近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化工事故。
应急管理部监管三司司长孙广宇在剖析事故问题时指出，地方政府安全红线意识和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片面追求GDP，盲目引进化工项目，未考虑沿长江经济带产业限制政策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地方政府更多地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生态，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这不仅是长江流域面临的难题，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困扰。”
“要建立一个良性互动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和生态完全融合发展而不是对立。要把长江经济带同时变成既是生态的又是经济的。”胡必亮说。 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位于宜昌长江岸边的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时说，我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说不要大的发展，而是首先立个规矩，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能搞破坏性开发。
由于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份，长江生态修复面临的难度不小。
“党中央国务院对长江污染问题是‘零容忍’！但真正解决起来需要下大力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长江经济带的环境修复问题，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是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中既有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需要”，也有一些地方干部自身腐败的“需要”。“正是为了这些‘需要’，某些地方官员就自动地和高污染企业结成了‘保护网’，成为一些地方环保问题突出且治理难度大的深层原因。”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体制机制，涉及更多的是地方保护主义，沿江各省市都基于本地的经济利益考虑。”长江大学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长江经济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中林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达了相似看法。
长江立法进行时，或将成我国首部流域性法规
那么，地方保护主义该如何破除？
周中林建议：“长江经济带要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場，是一盘棋，有一个统筹的规划。比如，产业在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怎样有一个科学的空间布局。”
2017年7月出台的《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在优化工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做了安排和部署。周中林认为，要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将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上、中、下游产业要统筹规划、科学布局。
“上、中、下游都布局化工产业肯定不合适。上游以重庆为龙头，更多的是生态保护，保持长江的水质清洁，环境优美;中游以武汉为龙头，承上启下，主要布局高端制造业，形成世界级的现代化制造业产业集群;下游以上海为龙头，主要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最难的是上游，主要面临生态补偿问题，周中林直言：“生态补偿机制有没有？能不能落地？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多设想很难实现。”
目前，我国统筹协调长江经济带的机构，是中共中央2014年成立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中央层面的机构组建之后，地方自2015年起分别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其组长均为省委常委或直辖市市委常委。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抓实不够’。因此，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现需要中央推动、地方探索与区域合作的有机互动。”周中林认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要在污染防治的落实上狠下功夫，在现有关于长江生态保护立法的执行上狠下功夫，让长江流域违法成本要高于违法收入。
立法已经启动。今年7月17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在全面建立河长制新闻发布会上说，“要协同有关方面，促进《长江保护法》尽快颁布。我们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抓紧立法草案的研究起草工作，加强重点、难点问题的调研，力争尽早促成法律草案。”
据记者了解，水利部编制相关保护开发规划，长江岸线的近65%被划为保护区、保留区，水利部还开展入河排污口、岸线保护和利用、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点位排查、河道采砂等多项专项整治行动，未来这些专项行动还将深化，水利部在此基础上将构建全覆盖的监控体系，促进《长江保护法》尽快颁布。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原所长王树义教授透露，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牵头组织关于长江立法的专家研讨会，研讨前期工作、基本思路等。该法规一旦出台，将成为我国首部流域性法规。
今年年初，长江水利委员会曾发布数据称，随着长江流域（片）入河排污口核查完成，共核查出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6092个。与2015年相比，2016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增加6.5亿吨，但全年期水质劣于Ⅲ类水的河长比例下降了3.7%，水质有所好转。在2016年长江流域排放的353.2亿吨废污水中，工业废水占55.1%。
环保志愿者讲述长江流域化工污染案例
《北京科技报》总编辑童庆安2015年来一直在忙活一个“我为家乡测河流”的公益项目，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长江经济带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区域，不仅组织记者到实地采访，还组织在校大学生通过检测家乡河流了解污染情况。
这项活动对水体的检测方法为：共检测溶解氧和透明度两个指标，每个河段至少检测3个点;间隔200～600米设置检测点，每个点检测3次，每次间隔一天以上，选择天气稳定的时候进行检测。
2017年3月，住建部和原环保部联合发布了“城市黑臭水体挂牌督办名单”，205个城市水体上了“黑榜”。2017年夏天，59名大学生志愿者对照这一名单，从上述205个水体中筛选检测了全国16个城市的59条河流（湖泊），其中涉及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河流共16条。
在收到的16份检测记录中，“无黑臭”的为7份，占比约为44%;“轻度黑臭”的为4份，“重度黑臭”的为5份。也就是说，显示为黑臭的有9份，占比达56%。
而黑臭河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化工企业排放的废水。童庆安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一个2017年调研时看到的案例：湖北荆州石首某大型化工企业，每年销售额达65亿元，给国家上缴利税达1.5亿元，这相当于当地税收的1/4。但是，由于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弃物，沒有经过处理或是处理不达标就被排放，对当地环境污染严重，周边居民怨声载道。
“有的居民家的祖坟就在这个化工厂旁边，一下大雨从祖坟里冲出来的白骨都是五颜六色的。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这家企业马上给居民赔付3万块钱，就把事情摆平了。”童庆安说。
“如果强行关停类似这样的大型化工企业，会造成上千人失业。”童庆安说，当环保改革进入深水区，在落实过程中难免遭遇环保和经济发展的矛盾。
2018年，童庆安策划了重走长江路——长江经济带调研活动，分别奔赴湖北荆门钟祥市、湖北荆州石首市、四川宜宾市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就目前调研情况来看：长江周边化工厂排污、粉尘、废渣等问题已对长江及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亟待解决。”童庆安说。
与童庆安有同感的还有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公共管理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李冰冰。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之际，他组织媒体、自驾俱乐部成员和环境工程师等共同参与环保志愿行。
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于2016年调研中发现的发生在长江经济带的一个污染案例：湖北某化工企业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总资产近20亿元，志愿者们在这家化工集团外的水池看到疑似污染的水体。取出水体，对照比色标准，水塘里水的pH值在1～2之间，说明水酸度严重超标。而用专业的检测仪器重新测量的结果是pH值为1.88。
pH值1.88的水已经属于强酸，而当pH值为2时，意味着已经超标1万倍。”有随行的环境工程师解释说。
2016年，在位于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向山镇创业园的一家化工厂周围，志愿者发现一条已经被严重污染的河沟，沟里的水量虽然不大，但颜色已经变成了褐色。环境工程师用水桶取了一些正在流淌的河水进行测试，pH值为2.43，“很显然，这条小河已经被严重污染，而这条小河直接流入慈湖河。”李冰冰说。慈湖河是马鞍山市区最长的河流，全长26.1公里，最终流入长江。
一位当地居民告诉志愿者，河水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是早上和晚上，整个河水都是黑色的，味道呛人，如果那时从河边经过，简直无法呼吸。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李冰冰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的一组2017年其团队整理出的数据显示，石化和化学工业（不含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中，处于长江经济带的规模以上企业约1.30万家，占比全行业44.9%，长江经济带的石化产业生产能力已占据全国的近“半壁江山”。与此同时，目前长江有毒污染物达300余种，近年来长江流域每年废污水排放量突破250亿吨，相当于每年有一条黄河水量的污水被排入长江。
“长江经济带的环境修复问题，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是根”
7月12日晚，位于四川省江安县工业园区的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着火事故，共造成19人死亡、12人受伤。这是近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化工事故。
应急管理部监管三司司长孙广宇在剖析事故问题时指出，地方政府安全红线意识和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片面追求GDP，盲目引进化工项目，未考虑沿长江经济带产业限制政策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地方政府更多地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生态，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这不仅是长江流域面临的难题，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困扰。”
“要建立一个良性互动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和生态完全融合发展而不是对立。要把长江经济带同时变成既是生态的又是经济的。”胡必亮说。 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位于宜昌长江岸边的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时说，我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说不要大的发展，而是首先立个规矩，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能搞破坏性开发。
由于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份，长江生态修复面临的难度不小。
“党中央国务院对长江污染问题是‘零容忍’！但真正解决起来需要下大力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长江经济带的环境修复问题，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是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中既有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需要”，也有一些地方干部自身腐败的“需要”。“正是为了这些‘需要’，某些地方官员就自动地和高污染企业结成了‘保护网’，成为一些地方环保问题突出且治理难度大的深层原因。”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体制机制，涉及更多的是地方保护主义，沿江各省市都基于本地的经济利益考虑。”长江大学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长江经济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中林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达了相似看法。
长江立法进行时，或将成我国首部流域性法规
那么，地方保护主义该如何破除？
周中林建议：“长江经济带要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場，是一盘棋，有一个统筹的规划。比如，产业在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怎样有一个科学的空间布局。”
2017年7月出台的《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在优化工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做了安排和部署。周中林认为，要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将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上、中、下游产业要统筹规划、科学布局。
“上、中、下游都布局化工产业肯定不合适。上游以重庆为龙头，更多的是生态保护，保持长江的水质清洁，环境优美;中游以武汉为龙头，承上启下，主要布局高端制造业，形成世界级的现代化制造业产业集群;下游以上海为龙头，主要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最难的是上游，主要面临生态补偿问题，周中林直言：“生态补偿机制有没有？能不能落地？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多设想很难实现。”
目前，我国统筹协调长江经济带的机构，是中共中央2014年成立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中央层面的机构组建之后，地方自2015年起分别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其组长均为省委常委或直辖市市委常委。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抓实不够’。因此，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现需要中央推动、地方探索与区域合作的有机互动。”周中林认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要在污染防治的落实上狠下功夫，在现有关于长江生态保护立法的执行上狠下功夫，让长江流域违法成本要高于违法收入。
立法已经启动。今年7月17日，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在全面建立河长制新闻发布会上说，“要协同有关方面，促进《长江保护法》尽快颁布。我们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抓紧立法草案的研究起草工作，加强重点、难点问题的调研，力争尽早促成法律草案。”
据记者了解，水利部编制相关保护开发规划，长江岸线的近65%被划为保护区、保留区，水利部还开展入河排污口、岸线保护和利用、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点位排查、河道采砂等多项专项整治行动，未来这些专项行动还将深化，水利部在此基础上将构建全覆盖的监控体系，促进《长江保护法》尽快颁布。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原所长王树义教授透露，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牵头组织关于长江立法的专家研讨会，研讨前期工作、基本思路等。该法规一旦出台，将成为我国首部流域性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