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读过点书的人，都知道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备色人等之精彩表演那一回，无论是主角范进，还是配角胡屠夫，乃至是龙套张静斋，还是群众演员路人甲、路人乙，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范进中举后，来吃他“唐僧肉”的人也不少，“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著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我们都觉得吴敬梓已经把人性之多面之幽微描绘和讽刺得十分到位了，但我们还是低估现实对小说家想象力的超越。现在一位比吴敬梓名声更响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成了这一场热闹戏剧的主角，更能映衬出此间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莫言获奖后，其老家山东高密便传出“计划投资6.7亿元”，“种一万亩红高粱”的新闻。当然莫言不是范进，他要清醒得多。他希望“莫言热”早点结束，并对此冷眼旁观，且反对修缮他的旧居。
　　表面上看，消费莫言的人们，不免有点重演“范进中举”一回里各色人等的抬举和奉承。如陈光标要送别墅给莫言。哪怕我们明知陈光标从不放弃任何炒作的机会，但我们不能也无权阻止他这样做的自由。这只是与张静斋送屋给范进的举动差不多而已，当然莫言的财力不是范进能比的，对此他的家人用“无功不受禄”来断然拒绝。
　　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如有人想趁机加价卖莫言的书，或者多存几本他的作品赚钱，乃至把莫言的作品名字当作“农家乐”来利用，只要不损害莫言的利益，这样的消费完全不足为怪。高密有位诗人李丹甚至认为莫言的出生地高密是“中国文学的高地，国家的圣地”，虽然充溢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虚骄，只要不是官方如此宣传，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
　　一个人成名后成为被不少人都想利用的“唐僧肉”，在这个成功学风行的社会里似乎无法避免，但如果有公权力在背后张罗，就值得我们警惕了。如果旅游局和当地的管委会只是立几个“莫言旧居”，那也罢了，但他们不仅要隆重翻修“莫言旧居”，而且还要在莫言故乡花6.7亿元来大种特种红高粱等，哪怕每年赔本一千万元也在所不惜。难怪一篇名为《消费“诺贝文学奖莫言”乱象丛生》的评论调侃道：“所以我认为，如果投资6.7亿弘扬丰乳肥臀文化，宣传效果可能会更好。退一步说，就算《四十一炮》也比《红高粱家族》有宣传噱头啊！”
　　在111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中，我不知道有哪位获奖者如莫言一样获得官方如此多的赞许和重视。甚至有地方官员给莫言的父亲说，“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成为了社会公共资源，“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
　　莫言作为“唐僧肉”在此段文字里被地方官表述得淋漓尽致。对此，我还是比较认可时评作者石述思所言：“从创作的角度上说，这个国家需要习惯个体的胜利、人文的胜利，而不总是把创作者的成就首先归功于自己正确的领导和无私的关爱，否则，拿更多诺奖和奥运金牌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强大。”
　　你还别以为只在“莫言热”里才有公权力的有形和无形之手，在其间混水摸鱼，就是在追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里，也不是没有公权力的影子在其间搅和的。马悦然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说，有位山东很阔的文化干部给他寄画及古书，想行贿让他评其作品得奖，并许诺得奖后奖金全归马悦然。后被马退回，然后他又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写信，继续要求评其获奖。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所说：“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特征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它为人的生物学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时却处于精神饥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