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国人的家庭中或许都有这样一位“陌生人”：我们与其朝夕相处，但有时你可能会问自己：这个人到底是谁？有过什么故事或秘密？我真的了解他/她吗？……一旦疑问开始，似乎就不能停下来。
　　台湾导演黄惠侦家中便有这样一位“陌生人”，她的母亲。虽然在一起三十几年，但除了桌上的饭菜，她们的生活可以说完全没有交集。有一天，黄惠侦决定打破这种僵局，彻底了解她的母亲，于是便产生了这部叫作《日常对话》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的内容远非“日常”，它不仅涉及母亲的同性恋者身份，且间杂以家暴、性侵等话题。但若暂时搁置这些易被过度关注的特殊元素，本片于现代中国人家庭关系的考察和描绘亦具有范本乃至原型意义。这种搁置或许能够得到导演的默许，因她在片中对这些特殊元素若非一笑了之，至少也并未耿耿于怀；她从始至终未放弃追问、不能释怀的，乃是我们每个人蓦然回首自己的家庭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问题：亲密关系中的陌生感。血缘所带来的关系如此脆弱，并不天生就亲近，反而可能更加隔膜。
　　纪录片中，妈妈表现为两种状态：在外面跟女朋友们在一起时，如鱼得水，有说有笑，生动而快乐；一回到家就立刻沉默起来，似乎和家人无话可说。这让本片导演（女儿）感到非常受伤，认为母亲很讨厌她，而母亲也认为女儿讨厌她。对话进行得非常艰难、尴尬，几乎沦为“质问”，让人无从逃避，尤其是临近片尾长达10分钟的对话，令人异常痛苦。
　　这是弱者对弱者的质问。那位始作俑者已经不在了，只有她们仍在互相伤害。
　　对于“家中的陌生人”的追问、探寻和了解，是此类“私纪录片”的永恒命题之一。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本片对于中国观众的最大价值是：戳穿了层层面具，为哪怕最糟糕的家庭关系注入“理解”和“爱”。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将纪录片的“真实”伦理贯彻到家庭关系领域。这本身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人们看惯了很多纪录片导演乐于将镜头对准外部世界，却往往回避自家的私生活，尤其是家庭中的阴暗面，因为这太艰难、也太危险了。
　　另一方面，本片也并未呈现为有效的双向“对话”。在咄咄逼人的摄影机注视下，是那个如坐针毡、时刻想逃离的母亲。这暴露了纪录片伦理與家庭伦理之间的冲突。摄影机拥有一种“权力”，它不仅表现于“凝视”和“追问”，同时也表现于“阐释”。在女儿的摄影机面前，从前强势的母亲变成了弱者，被迫回答各种问题。
　　每个问题都基于“爱的匮乏”。这是一种有继承性、遗传性的症候，导演的小女儿或许也继承了下来，总是不时地要求“妈妈抱抱”。在经过漫长的痛苦对话之后，导演似乎仍未满足，在片尾，她让小女儿用玩具摄影机再三追问母亲：你爱不爱我？
　　“我爱你。”她们终于获得了标准答案。那是这家人从前都不熟悉的一种语言，或者说，是她的母亲身经百战、历尽创伤之后的一个妥协性、礼仪性的回答，我们明显看出其中的敷衍潦草，而女儿似乎也不再深入追究。
　　理性的观众或可质疑，这种对“爱的索求”耽搁或妨碍了本片应具有的更广泛的人类学、社会学意义（或曰“私纪录片”的公共性）；但我们亦能理解，导演的不断追问，其实并非仅仅为了真相，更多是为了“和解”，为了今后能够让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像个正常的家庭一样，相爱相亲。余下的未解之谜仍很多，但只要她们心安于此，又有何妨？她们毕竟还能在一起度过余生。时间还很长呢！那就是她们自己的秘密生活了。我们只好祝福她们。

《家宴》（1998）

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

　　一场家庭聚会正在富绅海吉的豪宅中举行，是为了庆祝他六十岁大寿而筹办的。儿女们纷纷从外地赶来。不过原本该是融洽热闹的晚宴，却笼罩着诡异的气氛……本片为丹麦“Dogme95”运动的开山之作，用DV摄影机手持拍摄，粗糙的画质揭开了家庭生活中不堪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