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共“红色战线”的历史里，曾有过许多传奇故事，谢和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当过国民党高层的多任秘书，但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在长期残酷复杂的环境中，他究竟是如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深入潜伏”的?
翻开谢和赓的履历，在1933年至1942年的记录中，共有八任秘书的记载：1、吉鸿昌的秘书；2、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秘书；3、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4，国民党中央军委秘书；5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6、全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兼理事长秘书；7、军训部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8、桂林行营秘书。”
除了担任没有官衔的“冯玉祥助手”之外，谢和赓做过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秘书。
但是自始至终，谢和赓都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不失为一种传奇。
连升八级的吉鸿昌秘书
谢和赓，1912年12月25日出生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这是一个书香门第。但是影响谢和赓日后人生追求的，是二哥谢铁民。
二哥谢铁民觉醒很早，在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期间，他就已经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是国民党清共的一年。7月11日，谢铁民不幸被捕，同年10月14日，在桂林丽泽门外英勇就义。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学社被迫解散。谢和赓的生活又暂时恢复到了平静，当然这种平静只是表面上的。
1932年秋，一封来自天津的油印信打破了谢和赓平静的求学生活。信的大意是：值此日军侵华，国家濒于危亡之际，我西北军中的爱国分子，已向平津及各地青年发出号召，亟盼大家觉醒起来，马上要求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放弃不抵抗的政策，积极筹备全国的抗日战争……
油印信附有钢笔留言：“和赓先生……据我的一些友人……提到先生在北平各大学宣传进步思想和宣传抗战的努力，殊为佩服……西北军许多爱国将领正枕戈待旦，一俟时机成熟，即号召军民，尤其爱国青年……展开全国抗战运动……”信函署名“西北军中的抗日分子”。这封来信，犹如边疆升起的烽火，军营中的号角，极大地激发了谢和赓的热情，他也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12月，谢和赓的内心被这封热情洋溢的信，炙烤得热血沸腾，他决定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就这样谢和赓参加了西北军，协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1933年2月谢和赓加人中国共青团，在宣侠父等人的介绍下，3月即转为了共产党员。
同年5月，抗日同盟军成立。在刚刚当了三天三等兵后，谢和赓被吉鸿昌委任为上尉秘书，并兼任司令部教导队教员，成了一个连升八级的“火箭炮”式的军官。之后他便随吉鸿昌转战南北，可是不到半年，由于抗日同盟军实力太薄弱，受到日、蒋的夹击，于九月宣告失败。吉鸿昌、宣侠父、谢和赓被迫转移。
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紧，中华民族日渐危急。此时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也因时而变，由过去的“反蒋抗日”逐渐发展为“逼蒋抗日”。如何能“逼蒋抗日”，争取国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我党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
在经过一番决策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从外围人手的策略，利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借力打力，达到“逼蒋”之目的。桂系作为国民党地方派系中的实力派，成为这次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
随后，中共决定派宣侠父、谢和赓参与到对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南下前，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向谢和赓交待了工作的原则：第一，站稳脚跟后，调查研究桂系上层军政情况，第二，设法争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第三，秘密进行发动全国抗日宣传鼓动工作；第四，每月或两个月，写信给天津吉鸿昌的饭店经理，随便说几句无关紧要的生活上的话，不用真名，就算未失掉组织联系。上级还特别指示这次工作为绝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只能同宣侠父单线联系，受周恩来、李克农直接领导。
随意出入李宗仁，白崇禧住处的共产党员
1934年元月中旬，谢和赓持吉鸿昌信函到泰山五贤祠见冯玉祥。在二人一番闲聊之后，冯玉祥知道了谢和赓原是自己部下，又是李、白的同乡，便照吉鸿昌的意思给谢和赓开了封介绍信。冯玉祥又答应谢和赓给李济深写信，请李济深向李宗仁、白崇禧推荐谢、宣二人。
由于桂系在崛起过程中得到过李济深的支持和帮助，李、白自然对李济深的来信很重视，便决定先留下宣侠父和谢和赓，然后再具体安排工作。
为了能早日在桂系内部站稳脚跟，谢和赓只有倍加努力，可是他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更不可能在战场上一展身手。如何能展现自己?他最终还是决定从文人手，用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去打动人。
谢和赓花了几天的时间，将自己在大学期间的笔记和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一书。书稿写成之后，谢和赓以自己和同学马仲孚(白崇禧内弟)合著的名义出版，又请了白崇禧的高参刘斐作序。这次之后，谢和赓又接连写了《论美国倾销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谈广西的对外贸易》等几篇文章，并分别呈给李宗仁、白崇禧加以指正。
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后，谢和赓开始受到白崇禧、李宗仁的欣赏和器重。
除了在工作上展示自己的才能之外，在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好感对地下工作者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有的时候应对这种问题只要心细就可以。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他向来是很爱读书的。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便明白了这点。
于是谢和赓就利用自己读书的经验，再根据白崇禧的喜好，每周都精心地选择三五本书放在白崇禧的床头柜上，供他阅读。这一点深得白崇禧的欢心。
当然，有的时候光心细还不够，还需要胆大。一次，白崇禧突然很着急地来找谢和赓，他对谢和赓说自己的岳父在桂林出意外骨折了，很严重。他问谢和赓能不能帮他跑一趟，处理一下，他走不开。谢和赓说：“由于时间紧迫，最好是请名医乘飞机去处理老人家的事情。”为了表达“忠心”，谢和赓立即要求立即动身。
桂系军队有自己的空军，但是力量不大。此时只有用日本零件组装起来的教练机可用，这种飞机可靠性不高。谢和赓不管这些，马上在当地找了一位名医飞往桂林。白崇禧的岳父得到了紧急救治。白崇禧非常感谢，硬要塞给谢和赓200元聊表心意，谢和赓坚决不要。白崇禧实实在在在心里很感谢，一再要求谢和赓收下，谢和赓就收下了50元，意思了一下。这件事让白崇禧对谢和赓的好感急剧上升。
通过生活上、工作上点点滴滴的积极表现和努力积累，谢和赓逐渐取得了白崇禧的信 任，并日渐得到重用。
1934年冬，谢和赓被派任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在建设厅工作期间，他起草了一些计划和章程，其内容基本都迎合了当时桂系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因而受到了李和白的嘉许。谢和赓在当差四个月之后，即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这个证章，无须岗哨通报，可随意出入李和白的住处。
中共北方局在选派谢和赓回广西的时候，同时也委派了宣父侠前往。谢和赓自己安定下来之后，曾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过，说宣父侠在黄埔以“文武双全”著称，极擅于做联络工作。在几次交流之后，宣父侠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的上校咨议”。
谢和赓和宣侠父在桂系当中站住脚跟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去邕江畔的临江花园秘密接头，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量应对之策，并向中共组织汇报一些有关桂系上层的情报。
长信直呈白崇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开始放弃不抵抗政策，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全国人民走到一起来，形成了一个精诚团结的局面。在此时，需要每一个人都放下一己之私。
8月2日，蒋介石电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李宗仁和其他军队领导却反对白崇禧应召前往。一方面是因为李宗仁对形势判断错误，认为日本人不可能行动太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白崇禧足智多谋，李宗仁对其十分依仗，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对此，白崇禧也举棋不定，一时难以抉择。
谢和赓此时是十分着急的，他担心过多的猜测会打破合作的诚意，并最终导致合作的搁浅。全民抗日，向来是谢和赓所主张的，更何况此时已国难当头。
谢和赓觉得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于是他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直呈白崇禧。在信中，谢和赓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只会加快，绝不会改变；国共的矛盾将成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现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战，共产党也表示要放下“前仇”，与国民党携手抗战，抗日救亡必将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题，在这种时候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与全民抗日背道而驰。
谢和赓建议此时白崇禧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摈弃成见顺应民心，迅速赴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只有实现了全面抗战，桂系才能借机打出广西，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蒋介石的统治区，从而提高桂系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这样李宗仁、白崇禧才会成为广大人民拥护的英雄。
按照常理来说，谢和赓写这样的一封信不符合“官场规矩”。好在白崇禧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白崇禧读罢长信，觉得这位“才子”言之有理，蒋介石绝不会“冒天下大不韪”，在这种外敌当前的情况下，扣押他这个桂系二号人物。他暗自佩服谢和赓这个白面书生“有胆有色”，且“深明大义”。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决定飞赴南京，临行前他要求谢和赓一同前往。谢和赓之所以得以同行，完完全全是长信的作用。当天下午，一行人到达南京下关机场。
自8月5日起，谢和赓开始在白崇禧办公室中处理日常的文件和函电，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9月，在白崇禧的推荐下，蒋介石又委任谢和赓为大本营国防会议的唯一秘书，任务是在秘书长张群的指导下，作国防会议的记录和会议需办的事务工作。
进入10月，战局加紧，日本人开始步步向首都南京靠近。谢和赓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综合情况，总结抗战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写成了一份一万两千多字的建议书一《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
谢和赓一方面通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李克农把这篇文章转呈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又呈给白崇禧。
此时白崇禧这位桂系的“小诸葛”，已经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成为事实上的蒋介石的头号智囊。“小诸葛”的确名不虚传，制订的战略战术，在抗战中日渐显露成效。白崇禧对此文大加赞赏，并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流传一时成为抗日名言。
后来李宗仁知道了，也说：“和赓很行!”也许是对他过去当众批评过谢和赓的补偿，谢和赓被破格提升为上校。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12月1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兵临城下。南京沦陷前三天，谢和赓随指挥部前往武汉。
白副总长麾下“八级文官”
1938年2月，韦永成和程思远在汉口的时候，极为郑重地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他们自己提的，而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室转达的。
韦永成和程思远说：“白副总长身边的参议刘仲容和机要秘书谢和赓应该加入国民党了，这是委座的意思，……”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听这话也觉得很对，既然都已经身居国民党的要职了，怎能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呢?他们当即指示谢和赓，要谢和赓马上写“入党申请书”，递交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吴铁城秘书长。
谢和赓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问题要特殊考虑，要求谢和赓照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思办理，避免出现意外。谢和赓起初也打算照办，不过后来他又发现在国民党入党手续不严密，有空子可钻，所以他又决定蒙混一下。办理完入党的手续之后，按理说是要寄送表格到中央党部存档的，但这些事一概由谢和赓自己负责，所以在寄送表格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扣了下来，而只寄出了刘仲容的。当时时局紧张，李宗仁和白崇禧公务繁忙也就没再过问此事，所有人都想当然地以为谢和赓是国民党员了。谢和赓就这样玩了一个瞒天过海，最终也没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在武汉失陷之前，下发了军事部门高级人员，填报文官登记合格证的通知，这样能使军队工作的文官取得一定的文职资格证，转职升职时不致发生“资格不合格”的情况。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了培养谢和赓，马上要他登记“文官登记合格证”，使谢和赓得到“文官八级”的资格。这样一来，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后若是有机会提拔谢和赓当文官次长或市长、厅长时会更加方便，“广西需要为抗战胜利储备人才”。
谢和赓一面向李宗仁、白崇禧“表忠心”，并迅速按照李、白的想法，用他们的介绍信，填好文官登记合格表，报送国民政府考试院诠叙部纽永建部长审批，一面又将此事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知晓。周恩来在听说之后，觉得这是好事，应该抓住，一来这能让李宗仁、白崇禧误以为他希望升官发财， 另外也可以为谢和赓以后的进一步潜伏埋下伏笔。
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关怀下”，很快谢和赓就拿到了“八级文官合格证”。谢和赓成为这次登记中唯一获得八级的军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军官。周恩来在获悉此事之后，称赞谢和赓道：“和赓，你这一着走得很对，让他们(指李宗仁、白崇禧)深信你有升官发财的愿望哩!太妙了……”
周恩来改稿
随白崇禧在南京的时候，谢和赓曾经写过一份一万多字的建议书。书成之后不仅受到了多方的表扬，而且给各方留下了一个能文的印象，大家都认可谢和赓是个有才之人。
1938年3月，国民党军组织师长以上将领在武昌集训，白崇禧要到会发表演讲。他把讲话稿交给了谢和赓和另外两名秘书，限他们各自完稿，一周内呈阅。
很明显，白崇禧交待这份差事不仅希望拿到一份讲稿，还带有考察部下之意。
谢和赓不敢怠慢，下决心要拿下，他奋战了三天三夜，总算拿出了一份初稿。虽说全文有一万四千多字，但谢和赓心想，文章光有“量”还不够，关键还要有“质”，必须请合适的人修改。请谁修改呢?谢和赓想到了李克农，他想叫李克农转交给周恩来斧正。
李克农当即呈送给周恩来，请周恩来改稿。周恩来连夜认真修改。次日，谢和赓过江去取稿，到家中时打开稿件一看，周先生已用红笔删去了两千多字。
谢和赓顿时喜愧交加，愧的是自己作文、做人经验确实有限；喜的则是经周恩来一改后文章的确明晰不少。李克农也说：“讲稿改得很好，这才完全体现了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地位、立场和口气，避免使用指责国民党中央军脱离群众的语气，也避免使用指责政治部工作缺点的字眼……原稿所提出的政治训练原则、方法，与我党的太相似了，应当改一改。”
谢和赓将原稿修改之后呈送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训话当天早晨，通知写稿的三人一起乘车前往。一路上谢和赓忐忑不安，不知道白崇禧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一直到训话开始，谢和赓的心才落了地。
其实，白崇禧并没有照稿子念，但训话的内容与谢和赓所起草的完全一样。谢和赓欣喜万分。可是谁能想到，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国民党军官的训话稿，竟然是由一个共产党员起草的，又由另一个共产党员修改完成。
责任编辑 华南
翻开谢和赓的履历，在1933年至1942年的记录中，共有八任秘书的记载：1、吉鸿昌的秘书；2、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秘书；3、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4，国民党中央军委秘书；5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6、全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兼理事长秘书；7、军训部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8、桂林行营秘书。”
除了担任没有官衔的“冯玉祥助手”之外，谢和赓做过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秘书。
但是自始至终，谢和赓都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不失为一种传奇。
连升八级的吉鸿昌秘书
谢和赓，1912年12月25日出生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这是一个书香门第。但是影响谢和赓日后人生追求的，是二哥谢铁民。
二哥谢铁民觉醒很早，在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期间，他就已经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是国民党清共的一年。7月11日，谢铁民不幸被捕，同年10月14日，在桂林丽泽门外英勇就义。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学社被迫解散。谢和赓的生活又暂时恢复到了平静，当然这种平静只是表面上的。
1932年秋，一封来自天津的油印信打破了谢和赓平静的求学生活。信的大意是：值此日军侵华，国家濒于危亡之际，我西北军中的爱国分子，已向平津及各地青年发出号召，亟盼大家觉醒起来，马上要求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放弃不抵抗的政策，积极筹备全国的抗日战争……
油印信附有钢笔留言：“和赓先生……据我的一些友人……提到先生在北平各大学宣传进步思想和宣传抗战的努力，殊为佩服……西北军许多爱国将领正枕戈待旦，一俟时机成熟，即号召军民，尤其爱国青年……展开全国抗战运动……”信函署名“西北军中的抗日分子”。这封来信，犹如边疆升起的烽火，军营中的号角，极大地激发了谢和赓的热情，他也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12月，谢和赓的内心被这封热情洋溢的信，炙烤得热血沸腾，他决定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就这样谢和赓参加了西北军，协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1933年2月谢和赓加人中国共青团，在宣侠父等人的介绍下，3月即转为了共产党员。
同年5月，抗日同盟军成立。在刚刚当了三天三等兵后，谢和赓被吉鸿昌委任为上尉秘书，并兼任司令部教导队教员，成了一个连升八级的“火箭炮”式的军官。之后他便随吉鸿昌转战南北，可是不到半年，由于抗日同盟军实力太薄弱，受到日、蒋的夹击，于九月宣告失败。吉鸿昌、宣侠父、谢和赓被迫转移。
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紧，中华民族日渐危急。此时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也因时而变，由过去的“反蒋抗日”逐渐发展为“逼蒋抗日”。如何能“逼蒋抗日”，争取国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我党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
在经过一番决策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从外围人手的策略，利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借力打力，达到“逼蒋”之目的。桂系作为国民党地方派系中的实力派，成为这次统战工作的重点之一。
随后，中共决定派宣侠父、谢和赓参与到对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南下前，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向谢和赓交待了工作的原则：第一，站稳脚跟后，调查研究桂系上层军政情况，第二，设法争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第三，秘密进行发动全国抗日宣传鼓动工作；第四，每月或两个月，写信给天津吉鸿昌的饭店经理，随便说几句无关紧要的生活上的话，不用真名，就算未失掉组织联系。上级还特别指示这次工作为绝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只能同宣侠父单线联系，受周恩来、李克农直接领导。
随意出入李宗仁，白崇禧住处的共产党员
1934年元月中旬，谢和赓持吉鸿昌信函到泰山五贤祠见冯玉祥。在二人一番闲聊之后，冯玉祥知道了谢和赓原是自己部下，又是李、白的同乡，便照吉鸿昌的意思给谢和赓开了封介绍信。冯玉祥又答应谢和赓给李济深写信，请李济深向李宗仁、白崇禧推荐谢、宣二人。
由于桂系在崛起过程中得到过李济深的支持和帮助，李、白自然对李济深的来信很重视，便决定先留下宣侠父和谢和赓，然后再具体安排工作。
为了能早日在桂系内部站稳脚跟，谢和赓只有倍加努力，可是他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更不可能在战场上一展身手。如何能展现自己?他最终还是决定从文人手，用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去打动人。
谢和赓花了几天的时间，将自己在大学期间的笔记和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一书。书稿写成之后，谢和赓以自己和同学马仲孚(白崇禧内弟)合著的名义出版，又请了白崇禧的高参刘斐作序。这次之后，谢和赓又接连写了《论美国倾销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谈广西的对外贸易》等几篇文章，并分别呈给李宗仁、白崇禧加以指正。
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后，谢和赓开始受到白崇禧、李宗仁的欣赏和器重。
除了在工作上展示自己的才能之外，在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好感对地下工作者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有的时候应对这种问题只要心细就可以。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他向来是很爱读书的。谢和赓在白崇禧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便明白了这点。
于是谢和赓就利用自己读书的经验，再根据白崇禧的喜好，每周都精心地选择三五本书放在白崇禧的床头柜上，供他阅读。这一点深得白崇禧的欢心。
当然，有的时候光心细还不够，还需要胆大。一次，白崇禧突然很着急地来找谢和赓，他对谢和赓说自己的岳父在桂林出意外骨折了，很严重。他问谢和赓能不能帮他跑一趟，处理一下，他走不开。谢和赓说：“由于时间紧迫，最好是请名医乘飞机去处理老人家的事情。”为了表达“忠心”，谢和赓立即要求立即动身。
桂系军队有自己的空军，但是力量不大。此时只有用日本零件组装起来的教练机可用，这种飞机可靠性不高。谢和赓不管这些，马上在当地找了一位名医飞往桂林。白崇禧的岳父得到了紧急救治。白崇禧非常感谢，硬要塞给谢和赓200元聊表心意，谢和赓坚决不要。白崇禧实实在在在心里很感谢，一再要求谢和赓收下，谢和赓就收下了50元，意思了一下。这件事让白崇禧对谢和赓的好感急剧上升。
通过生活上、工作上点点滴滴的积极表现和努力积累，谢和赓逐渐取得了白崇禧的信 任，并日渐得到重用。
1934年冬，谢和赓被派任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在建设厅工作期间，他起草了一些计划和章程，其内容基本都迎合了当时桂系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因而受到了李和白的嘉许。谢和赓在当差四个月之后，即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这个证章，无须岗哨通报，可随意出入李和白的住处。
中共北方局在选派谢和赓回广西的时候，同时也委派了宣父侠前往。谢和赓自己安定下来之后，曾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过，说宣父侠在黄埔以“文武双全”著称，极擅于做联络工作。在几次交流之后，宣父侠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的上校咨议”。
谢和赓和宣侠父在桂系当中站住脚跟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去邕江畔的临江花园秘密接头，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量应对之策，并向中共组织汇报一些有关桂系上层的情报。
长信直呈白崇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开始放弃不抵抗政策，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全国人民走到一起来，形成了一个精诚团结的局面。在此时，需要每一个人都放下一己之私。
8月2日，蒋介石电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李宗仁和其他军队领导却反对白崇禧应召前往。一方面是因为李宗仁对形势判断错误，认为日本人不可能行动太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白崇禧足智多谋，李宗仁对其十分依仗，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对此，白崇禧也举棋不定，一时难以抉择。
谢和赓此时是十分着急的，他担心过多的猜测会打破合作的诚意，并最终导致合作的搁浅。全民抗日，向来是谢和赓所主张的，更何况此时已国难当头。
谢和赓觉得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于是他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直呈白崇禧。在信中，谢和赓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只会加快，绝不会改变；国共的矛盾将成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现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战，共产党也表示要放下“前仇”，与国民党携手抗战，抗日救亡必将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题，在这种时候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与全民抗日背道而驰。
谢和赓建议此时白崇禧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摈弃成见顺应民心，迅速赴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只有实现了全面抗战，桂系才能借机打出广西，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蒋介石的统治区，从而提高桂系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这样李宗仁、白崇禧才会成为广大人民拥护的英雄。
按照常理来说，谢和赓写这样的一封信不符合“官场规矩”。好在白崇禧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白崇禧读罢长信，觉得这位“才子”言之有理，蒋介石绝不会“冒天下大不韪”，在这种外敌当前的情况下，扣押他这个桂系二号人物。他暗自佩服谢和赓这个白面书生“有胆有色”，且“深明大义”。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决定飞赴南京，临行前他要求谢和赓一同前往。谢和赓之所以得以同行，完完全全是长信的作用。当天下午，一行人到达南京下关机场。
自8月5日起，谢和赓开始在白崇禧办公室中处理日常的文件和函电，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9月，在白崇禧的推荐下，蒋介石又委任谢和赓为大本营国防会议的唯一秘书，任务是在秘书长张群的指导下，作国防会议的记录和会议需办的事务工作。
进入10月，战局加紧，日本人开始步步向首都南京靠近。谢和赓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综合情况，总结抗战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写成了一份一万两千多字的建议书一《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
谢和赓一方面通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李克农把这篇文章转呈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又呈给白崇禧。
此时白崇禧这位桂系的“小诸葛”，已经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成为事实上的蒋介石的头号智囊。“小诸葛”的确名不虚传，制订的战略战术，在抗战中日渐显露成效。白崇禧对此文大加赞赏，并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流传一时成为抗日名言。
后来李宗仁知道了，也说：“和赓很行!”也许是对他过去当众批评过谢和赓的补偿，谢和赓被破格提升为上校。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12月1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兵临城下。南京沦陷前三天，谢和赓随指挥部前往武汉。
白副总长麾下“八级文官”
1938年2月，韦永成和程思远在汉口的时候，极为郑重地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他们自己提的，而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室转达的。
韦永成和程思远说：“白副总长身边的参议刘仲容和机要秘书谢和赓应该加入国民党了，这是委座的意思，……”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听这话也觉得很对，既然都已经身居国民党的要职了，怎能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呢?他们当即指示谢和赓，要谢和赓马上写“入党申请书”，递交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吴铁城秘书长。
谢和赓立刻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问题要特殊考虑，要求谢和赓照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思办理，避免出现意外。谢和赓起初也打算照办，不过后来他又发现在国民党入党手续不严密，有空子可钻，所以他又决定蒙混一下。办理完入党的手续之后，按理说是要寄送表格到中央党部存档的，但这些事一概由谢和赓自己负责，所以在寄送表格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扣了下来，而只寄出了刘仲容的。当时时局紧张，李宗仁和白崇禧公务繁忙也就没再过问此事，所有人都想当然地以为谢和赓是国民党员了。谢和赓就这样玩了一个瞒天过海，最终也没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在武汉失陷之前，下发了军事部门高级人员，填报文官登记合格证的通知，这样能使军队工作的文官取得一定的文职资格证，转职升职时不致发生“资格不合格”的情况。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了培养谢和赓，马上要他登记“文官登记合格证”，使谢和赓得到“文官八级”的资格。这样一来，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后若是有机会提拔谢和赓当文官次长或市长、厅长时会更加方便，“广西需要为抗战胜利储备人才”。
谢和赓一面向李宗仁、白崇禧“表忠心”，并迅速按照李、白的想法，用他们的介绍信，填好文官登记合格表，报送国民政府考试院诠叙部纽永建部长审批，一面又将此事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知晓。周恩来在听说之后，觉得这是好事，应该抓住，一来这能让李宗仁、白崇禧误以为他希望升官发财， 另外也可以为谢和赓以后的进一步潜伏埋下伏笔。
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关怀下”，很快谢和赓就拿到了“八级文官合格证”。谢和赓成为这次登记中唯一获得八级的军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军官。周恩来在获悉此事之后，称赞谢和赓道：“和赓，你这一着走得很对，让他们(指李宗仁、白崇禧)深信你有升官发财的愿望哩!太妙了……”
周恩来改稿
随白崇禧在南京的时候，谢和赓曾经写过一份一万多字的建议书。书成之后不仅受到了多方的表扬，而且给各方留下了一个能文的印象，大家都认可谢和赓是个有才之人。
1938年3月，国民党军组织师长以上将领在武昌集训，白崇禧要到会发表演讲。他把讲话稿交给了谢和赓和另外两名秘书，限他们各自完稿，一周内呈阅。
很明显，白崇禧交待这份差事不仅希望拿到一份讲稿，还带有考察部下之意。
谢和赓不敢怠慢，下决心要拿下，他奋战了三天三夜，总算拿出了一份初稿。虽说全文有一万四千多字，但谢和赓心想，文章光有“量”还不够，关键还要有“质”，必须请合适的人修改。请谁修改呢?谢和赓想到了李克农，他想叫李克农转交给周恩来斧正。
李克农当即呈送给周恩来，请周恩来改稿。周恩来连夜认真修改。次日，谢和赓过江去取稿，到家中时打开稿件一看，周先生已用红笔删去了两千多字。
谢和赓顿时喜愧交加，愧的是自己作文、做人经验确实有限；喜的则是经周恩来一改后文章的确明晰不少。李克农也说：“讲稿改得很好，这才完全体现了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地位、立场和口气，避免使用指责国民党中央军脱离群众的语气，也避免使用指责政治部工作缺点的字眼……原稿所提出的政治训练原则、方法，与我党的太相似了，应当改一改。”
谢和赓将原稿修改之后呈送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训话当天早晨，通知写稿的三人一起乘车前往。一路上谢和赓忐忑不安，不知道白崇禧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一直到训话开始，谢和赓的心才落了地。
其实，白崇禧并没有照稿子念，但训话的内容与谢和赓所起草的完全一样。谢和赓欣喜万分。可是谁能想到，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国民党军官的训话稿，竟然是由一个共产党员起草的，又由另一个共产党员修改完成。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