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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时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上承二程，下启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家，其“程氏正宗”、“闽学鼻祖”之地位早已为历代学者所公认，但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就其教育思想中的主要论点作一简要分析。
关键词：杨时 教育思想 教育内容
杨时（1053-1135），字中立，人称龟山先生，福建将乐县人。史载其“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1]。宋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第，授汀州司户参军。“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1]杨时得知情形，遂辞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颖昌，相得甚欢”[1]。从此，他潜心研习理学，成绩优异，与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并称“程门高弟”。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颢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1]足见程颢对杨时学术思想的肯定，同时也可以看出程颢对自己弟子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寄予厚望。程颢去世后，杨时又一次北上求学，投于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史载其“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一尺矣。”[1]成语“程门立雪”讲的就是这次杨时尊师重道的故事。当时，杨时已40多岁，且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他仍不骄不躁，勤奋好学， 终于学得程氏理学的真谛。
杨时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学的兴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世称为“闽学鼻祖”。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近年来，随着杨时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杨时思想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但集中论述杨时教育思想的文章却不多。本文就其教育思想的主要论点做一简要分析。
一、 教育的目标旨在学为“圣人”
杨时十分重视教育，强调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为圣人，所谓“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善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2]。因此，学者必须“质诸圣人”。在杨时看来，学者虽然与圣人之间，因“所造不同”，其距离也有不同的差别，但必须要有“学以至圣”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要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不枉费为学。就学者而言，开始都要以学以至圣为为学开端，至于能否学以至圣，这就要看不同的人所付诸的不同的实际行动来衡量。杨时还引用《论语》中的话说，“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意即只要努力学习，都是可以达到学以“至圣”目的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杨时所讲的圣人，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抽象模式，学以至圣也仅仅是要是人们努力去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为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提供人才，这也是当时社会的现实造成的，其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进而，杨时反对学习以考分为目标，而强调学习主要是要学会做人。他曾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3]此观点正好也论证了当今学校教育大都以分数论好坏、论英雄的弊端。
二、教育的内容皆为“四书”、“六经”
史载程颐“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4]，杨时在其教学过程中，对程颐的这种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挥。
杨时认为，《六经》记录了圣人的思想言行，因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学者只有以六经之所指方能渐入圣学门户。在《送吴子正序》一文中，他指出：“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捄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网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谕，曲譬较然，如数一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扶卷而尽得之也。”[5]他认为《六经》中自有妙理，强调要把“四书”、“六经”作为教学内容，取舍标准为是否有益于后世之治。不仅如此，杨时还主张学以致用，他以《六经》为教育准绳，在为官任政上，也处处以《六经》为准绳，以仁政为信条，身体力行；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应同心同德，以诚相待，和谐共事，共同治理国家；在臣民关系上，提倡施仁政，主张“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1]，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在担任地方官的四十多年中，为民请命，为国分忧，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是一个深得士民敬戴的官员。在浏阳、萧山、余杭任职离任后，都有百姓为其画像建祠祀奉。在蔡京、童贯集团当政期间，朝廷享乐，吏治腐败，暴政虐民，社会动荡不安。对此，杨时在讲学中或在与师友的交往中，就常常对此揭露和批判，曾说：“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6]。面对蔡京等人的奢侈荒淫，他大胆弹劾蔡京是“蠹国害民”。杨时在朝廷任职时，不畏权贵，据理直言，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三、修身的方法皆在“直”与“思”
杨时主张君子当以“直”为学，指出：“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2]他谆谆告诫自己的学生：“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己不可不直。”[2]杨时所谓的“直”，便是二程所强调的至诚之心，就是毫无保留的全身心的体察或实践圣人之道，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易》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3]杨时却说：“夫尽其诚心而无伪焉，所谓直也。”[3]杨时同时认为“经论本之诚意”[3]。以“直”为学也就是要诚心实意的学习圣人之道，他认为：“盖自诚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观其诚意正心，则知天下由是而平；观其天下平，则知非意诚信心正不能也。”[3]杨时把至诚之心提高到平天下的高度。他说：“古之圣人，自诚意正心至于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内外之道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盖天下国家之大，未有不诚而能动者也。”[6]杨时不仅把“诚”作为个人为学和修身的宗旨，更是把诚作为足以平天下的武器，正因为杨时具有这种伟岸正直的情操，他才敢于力主抗金，痛斥花石，勇斗蔡京。
关键词：杨时 教育思想 教育内容
杨时（1053-1135），字中立，人称龟山先生，福建将乐县人。史载其“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1]。宋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第，授汀州司户参军。“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1]杨时得知情形，遂辞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颖昌，相得甚欢”[1]。从此，他潜心研习理学，成绩优异，与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并称“程门高弟”。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颢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1]足见程颢对杨时学术思想的肯定，同时也可以看出程颢对自己弟子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寄予厚望。程颢去世后，杨时又一次北上求学，投于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史载其“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一尺矣。”[1]成语“程门立雪”讲的就是这次杨时尊师重道的故事。当时，杨时已40多岁，且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他仍不骄不躁，勤奋好学， 终于学得程氏理学的真谛。
杨时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学的兴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世称为“闽学鼻祖”。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近年来，随着杨时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杨时思想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但集中论述杨时教育思想的文章却不多。本文就其教育思想的主要论点做一简要分析。
一、 教育的目标旨在学为“圣人”
杨时十分重视教育，强调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为圣人，所谓“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善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2]。因此，学者必须“质诸圣人”。在杨时看来，学者虽然与圣人之间，因“所造不同”，其距离也有不同的差别，但必须要有“学以至圣”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要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不枉费为学。就学者而言，开始都要以学以至圣为为学开端，至于能否学以至圣，这就要看不同的人所付诸的不同的实际行动来衡量。杨时还引用《论语》中的话说，“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意即只要努力学习，都是可以达到学以“至圣”目的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杨时所讲的圣人，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抽象模式，学以至圣也仅仅是要是人们努力去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为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提供人才，这也是当时社会的现实造成的，其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进而，杨时反对学习以考分为目标，而强调学习主要是要学会做人。他曾说：“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3]此观点正好也论证了当今学校教育大都以分数论好坏、论英雄的弊端。
二、教育的内容皆为“四书”、“六经”
史载程颐“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4]，杨时在其教学过程中，对程颐的这种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挥。
杨时认为，《六经》记录了圣人的思想言行，因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学者只有以六经之所指方能渐入圣学门户。在《送吴子正序》一文中，他指出：“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捄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网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谕，曲譬较然，如数一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扶卷而尽得之也。”[5]他认为《六经》中自有妙理，强调要把“四书”、“六经”作为教学内容，取舍标准为是否有益于后世之治。不仅如此，杨时还主张学以致用，他以《六经》为教育准绳，在为官任政上，也处处以《六经》为准绳，以仁政为信条，身体力行；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应同心同德，以诚相待，和谐共事，共同治理国家；在臣民关系上，提倡施仁政，主张“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1]，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在担任地方官的四十多年中，为民请命，为国分忧，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是一个深得士民敬戴的官员。在浏阳、萧山、余杭任职离任后，都有百姓为其画像建祠祀奉。在蔡京、童贯集团当政期间，朝廷享乐，吏治腐败，暴政虐民，社会动荡不安。对此，杨时在讲学中或在与师友的交往中，就常常对此揭露和批判，曾说：“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6]。面对蔡京等人的奢侈荒淫，他大胆弹劾蔡京是“蠹国害民”。杨时在朝廷任职时，不畏权贵，据理直言，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三、修身的方法皆在“直”与“思”
杨时主张君子当以“直”为学，指出：“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2]他谆谆告诫自己的学生：“学者必须进德，则行己不可不直。”[2]杨时所谓的“直”，便是二程所强调的至诚之心，就是毫无保留的全身心的体察或实践圣人之道，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易》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3]杨时却说：“夫尽其诚心而无伪焉，所谓直也。”[3]杨时同时认为“经论本之诚意”[3]。以“直”为学也就是要诚心实意的学习圣人之道，他认为：“盖自诚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观其诚意正心，则知天下由是而平；观其天下平，则知非意诚信心正不能也。”[3]杨时把至诚之心提高到平天下的高度。他说：“古之圣人，自诚意正心至于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内外之道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盖天下国家之大，未有不诚而能动者也。”[6]杨时不仅把“诚”作为个人为学和修身的宗旨，更是把诚作为足以平天下的武器，正因为杨时具有这种伟岸正直的情操，他才敢于力主抗金，痛斥花石，勇斗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