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门口有很多人静坐上访。一个穿着半旧西服、骑着破旧自行车、挎着一只比脸还大三倍的包儿的年轻人正好路过。他锁好自行车，走进静坐的人群中。
　　他枣红色的脸，剪着利索的平头。他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上访。他问，反映什么问题呢？便有人问，你是干什么的？他答，记者。于是人群围拢过来。他从包里掏出纸笔，做着记录。而危险已向他逼近。
　　不久，一个也留着平头的中年男子挤进人群，拉他进去谈谈，于是被控制起来。第二天，报社开会，副总编辑通报说：唐剑飞（化名）去省政府门口采访访民，而被相关部门扣住。报社接到通知后，把他接了回来。
　　这件事情让我明白：政府门口的访民是不可采访的，这是新闻行业未成文的行规。
　　这是二十世纪末的故事。当时我正在A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当记者。唐剑飞是我的同事。他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做宣传干事。退伍后，没有安置单位，和我一样到A城打工。正值那家行业报市场化转型，原来的主管单位要“断奶”了，报纸要靠内容赢得市场，靠发行、广告养活自己。但报社的老职工们都是官员的子女亲朋，既没新闻专业背景，也无跑新闻的积极性。因为报纸名不见经传，各政府职能部门都看不上眼。跑新闻很没尊严。所以，像我们这样一批不讲条件、渴望改变命运、勤快听话的低学历年轻民工就被招进来做记者。
　　如前所述，政府职能部门看不上我们，A城的市场经济尚不怎么活跃，我们又不懂得如此采写经济新闻，唯一能写的就是“社会新闻”。我们便每天骑着当当作响的自行车满城寻找社会新闻。自行车都是从天桥底下买来的二手货。那时，自行车偷盗成风。
　　唐剑飞当过兵，身板好，又能吃苦，整天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乱窜，是故，他的发稿量一直排名前列。十几年都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篇”：天桥上，两个年轻人追打嬉戏，后者突然飞起一脚，很是漂亮，但不料，他的一只鞋子离脚飞去，摔在天桥底下，很多车辆因此紧急刹车，并导致交通堵塞。最后，记者建议，不要在公共场合追打嬉戏，以免扰乱公共秩序。
　　十年后，我去B城出差，他在B城晚报社供职。晚上，他舍妻女，陪我住7天连锁酒店。聊及这十年的人生际遇，他说，在做记者的同时，他还开过按摩店，是色情服务。他是记者，和公安关系很好，因此获得特种经营权，并获得保护。不过，该行业竞争激烈，而且店铺租金等开支很大，他早早收手了。现在，他兼做另一门生意——买卖“古玩”。不过，都是假古董。我们见面时，他刚花1000元钱买了一只鸡血石的印章，有朋友鉴定说，可售几万元。他没事就拿印章往脸上抹，这样，印章会更加温润光泽。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我在广州城想起了我的这位患难兄弟，是因为我正置身于记者转型的湍急洪流中，我发现，不少新闻工作者，原先写过很多报道，揭露社会之不公，体现悲天悯人的情怀，但转型或升职后，他们却屈从于不公的社会秩序，甚至成为不公社会秩序的制造者，比如不再同情弱小，比如奴性，比如巴结逢迎，比如颐指气使，比如拜金，如此等等。
　　在追根溯源、思考因由时，我想起了唐剑飞：当初，他敢于采访政府门口的访民，不是“铁肩担道义”吗？他采写天桥飞鞋，不是出于维护社会正常之秩序吗？后来，他何以成为组织收容卖淫嫖娼者呢？何以成为买卖假古董的“骗子”呢？
　　思来想去，我终于发现，他当初敢于采访政府门口的访民，并非纯粹出于正义，可能更多的是饥饿的生理反应—那时，他女儿出生不久，妻子无业，一家人都租住于A城。也就是说，一家人的生活都系于他一肩，而报社的工资非常之低。某月，我写得勤奋，工资为1444元，发工资时，副总编辑说，我本月工资超过他。由此可以想象唐剑生当时的生活窘境。一次，他上厕所时，被一名妇女拦住，要收两毛钱。他掏出记者证说，我是记者。因此获免。
　　这进一步说明，最初，他一方面呼唤正常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却享受记者特权，制造社会不公。因此，后来组织收容卖淫嫖娼，也就不会挣扎了。
　　这又印证了我现任同事孟登科的一句话：价值观并不影响客观报道。只要秉持专业主义态度，无论因为饥饿，还是名利驱使，你都能写出“担道义”的报道。
　　不过，我仍乐观地认为，唐剑飞不代表所有转型媒体人。有些人的痛，藏在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