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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悟性
理性与悟性，都是人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思考和思维方式。理性一词，来自西欧，历史上的中国人没有类似的修养。中国人以往类似理性的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服从，没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意识。而理性思维的要素，就是人格的独立。
欧洲人当中，又以德国人的理性思维最有代表性。原因是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又出了一系列伟大的哲人，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他们深邃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人，也对提升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意识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而悟性，是完全的个人行为，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心智判断感悟到了什么，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表现为行动上，就五花八门了，这就是中国人被别人形容为“一盘散沙”的深层原因，如果没有别人对我们民族的这种观察，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并没有此察觉，只感到自己的不团结，别人据此来欺侮我们。
习惯于理性思维的人，依据的是他的两个特质：信仰和逻辑思维，此二者历来为中国人所欠缺。代替中国人的信仰的是人身依附——忠君（而不管他是贤明的还是昏庸的），代替中國人的逻辑思维的是比拟（如，五行对应五脏、五色、五味）和几乎是毫无边际的联想（如“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信仰和逻辑思维，中国人常常做的事情，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之类的事情，所以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灰暗地带，人人没有受到保护的隐私，但是处处都泛滥着所有“不受戴敬”的人的隐私，掌权人根据这些内容实施迫害。反此道的人一向被视为异类，如李贽、顾炎武。他们如果不躲进深山，就难免丢掉了脑袋。其实不光是皇权不容他们，就是民俗的力量就让他们难以生存下去。
理性是可以共通的，这同样是源于信仰与逻辑思维的可以传递的特性。而悟性则千差万别，一千个术士有一千门道，一万个郎中有一万个方。传道靠口口相传，拜师靠人身依附，因此乡愿也就难免了。
现在流行于世界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与我们中国人相比，他们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的那种“理性”，是建立在笃信一种僵化的教义上面，死抱着一千多年前的思维来看世界，虽有殒身不恤的勇气，但无独立思维的智慧，这比中国人更可悲。
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悟性更体现在对钱的理解和追求上，因此传销、诈骗利用社会管理松动之际大肆泛滥，中国股市的非理性成长就是难以避免的了，把中国股市比喻为赌场，实在是最形象而且也是最无奈的比拟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成为富于理性思维的民族，现代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到来了。
中国教育的悲哀
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似乎出了点毛病。一个能考进名牌大学的高才生，他的知识比起他的同龄人，肯定是多多了，但是却能做出把浓硫酸泼向动物园里的黑熊，他所缺少的那个东西就是文化。
我们的教育体系从30年前就说要改革，可是，改来改去，只见把过去被称为“吃人礼教”的那些老东西拿回来充当新的教育资源而没有见到其他的实质上的教改成果。例如“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宣扬愚忠愚孝的玩意儿从什么意义上讲都不宜成为儿童的启蒙教育素材，现在却不但大行其道，而且上了《百家讲堂》，给所有老中青观众灌输起旧文化的规则和传统来。那些破烂货在过去既然能给中国人带来灾难，那么现在，起码它的死灰复燃不会让孩子们增加现代社会的生活理念。
我们教育系统的当权者是一批披着教育家外衣的官员，他们的第一兴趣是提升自己的官衔，只要“不犯错误”，亨通的官运就可期。他们还总嚷嚷要建立世界上第一流的名牌大学。没有蔡元培那样的有自己独立思想体系的真正的教育家，能把我们的大学办成批发知识的大作坊就不错了，这是比较文革时那样的“糟蹋圣人（邓小平语）”的胡闹而言的。
教育的本质，是把一个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过程，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教育是一套模具，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驯服工具。如果社会没有转型，由政府统一安置，这也可以称为“配套”——培养的“成品”可以直接运用到合适的场所，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统统按照“生产计划”行事；但是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社会的需要已经与政府雇员或者国营企业的要求有了很大的差距，可是，学校还是官办，所有学校校长主任都有级别或官衔，就难免官气十足，一批批学生出了学校门就加入待业失业大军已不足为奇了。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件真事。我的两个远亲，是表兄妹，表哥上的是南开大学金融专业，表妹没有上高中，早早地租了一个门脸开起了小吃店。没想到，小吃店越来越红火，变成了中档餐厅。那位表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成了表妹餐厅里的打工仔。还不是短期安身，至今已经二年有余。这学如果这么上，只知道被忽悠的人是一些活生生的张三李四，而不知道那些忽悠人的人藏身在哪里。
人们不得不把复兴民族教育的希望寄托在民办教育机构身上，但在大一统的教育市场上，就算是真有愿意效力于开办民营学校的社会责任人士，也根本无法在那个硕大无比的垄断大鳄面前比试实力。民族教育复兴的春天还远在天边。
进化与演化
有些自己标榜是达尔文学说的信奉者，没有学会达尔文的精神，却用达尔文的理论推行起别的东西来。最近，英国在纪念达尔文诞生200周年的时候，特别修改了描述那位伟人的思想的一个词：他们说，达尔文从来没有表现为把生物分为高下几等，也从来没有说，人类有了今天，是“进化”的结果。他所注目的研究内容是生物及其器官、机能的演化规律。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和伦理学》时，译名就叫《天演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自然的演化”其中的“进化”翻译为“演化”而不是“进化”。
在社会发展相当复杂的今天，科学家中有志之士，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人类文明已经被一种叫做“科学主义” 的东西所左右。把西欧北美的民族称为优等民族，把别的地方的民族称为劣等民族。其实，不同的民族都是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生活的人，他们适应了自己的环境，只要他们是感觉幸福的，别的什么指标都是不重要的东西。有调查数字揭示，所谓富裕程度与幸福指数基本无相关关系。自杀比率高的国家反而是生活在GDP很高的国家的人们。韩国现代企业的掌门人，可说富可敌国，但是也受不了生活的折磨，从20多层的高楼楼顶上做自由落体运动。
有自然主义者甚至预言，在下一次的生态灾难之后，地球上能幸存下来的生物，不是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而是老鼠和蟑螂。我深深地为这个结论所震撼。一个不能抵御天灾的物种，尽管有自以为高等级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但是只能当一个只在地球上存在几百万年的物种（连蚂蚁和蜜蜂都生存了上亿年），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用来发展自己的那些手段，是不是成了自己生存能力的杀手锏。我头一个想到的是医学。人类把许多按照原来意义上的不适宜生存的疾病治疗好了以后，那些人把DNA遗传给了后代，久而久之，人类当然就会降低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再一个例证是生活方式对人类体质的影响。我发现许多60岁左右的农民工能承受我40岁时已经吃不消的重体力活，我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对那些没有这么高文化水平的农民工来讲，究竟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上个世纪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就是“高等级”的民族企图消灭“低等级”民族的演练场，把人类中不同的民族分为高下，把生物中不同的物种分为高低，都是后来人的过错，与达尔文的发现无关，因此，我认为把“进化论”改为“演化论”是很恰当的。
大自然是永恒的，人类只是匆匆过客，千万别以“灵长类”自居，而应当反省自己“发迹”的这几千年来，自己给地球上其他物种造成的悲剧，改造一下人类的文化吧。
“进化”改为“演化”只是一个形式，真正扭转人类为害地球和其他生灵的趋势，还是一个遥遥无期“将来进行时”，可能人类停止了这样的“作孽”，没准能会使自己真正地走上“转运”之路。
其实包括人类自身的所谓“进化”在内，整个大自然（即此一轮回的宇宙）的变化，也是一个没有人或神为它预先制定目标的过程，更无所谓进或退的方向性，它只体现为热能的发散，结果只能是宇宙学中所说的“热寂”。而人类则以扩大自己的統治范围为能事，称之为“进化”。以大自然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进化”就像是一个超新星爆发一样，而且在规模上还远逊莫如。
这种文化上的相对“进化”也伴随着机体的绝对退化一同发生的，——肌体的灵活和力量、耐受能力，个体的生殖能力和抗病能力。人类越来越躲进自己营造的非自然环境中，还自诩为“进步”。
而我们中国人则更以成败论英雄，能办以前办不了的事情了，就妄称自己是“万物之灵”。“以人为本”如果仅仅用在制度更新上，还有点道理，如果用到了认识论和宇宙观方面，简直就大错特错了。
解读“小沈阳现象”
2009年春节晚会上一个年轻的二人转演员赚足了全国人民的眼球，我也为他高超的演技所吸引，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喜剧演员坯子。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思考起来。
一时间，全国各大媒体争相采访这颗明星，简直到了痴迷和狂躁的地步。不光是文艺类频道，生活类、综合类、甚至财经类的频道也跟着追了上去。本来很有思想的电视评论员（如老梁）也在挖掘这个并不丰富的矿藏，也跟着一块探讨“能不能成为本山大叔的接班人”这类极其肤浅的问题。好像当年皇上暮年时，谁能是皇储位子上的得主一样。暴露了中国人思维世界里那种传宗接代思想的深刻影响。文艺本来就是生活闲暇时候的一种调剂，有没有赵本山、有没有张艺谋对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媒体那些浮躁之士，就以为没有了赵本山，天下就将进入漫漫长夜了。因此必须在本山大叔“不行了”之前，找到能接班的后继掌门人。
小沈阳也对这突如其来的荣耀措手不及，面对媒体的狂轰烂炸，真有点不知所措了，一个劲地“三突出”——突出师傅的恩泽与教诲，突出上春晚的机会和影响力，突出“二人转”这个艺种给了他今天的辉煌。小沈阳这一点确实表现得很有城府，因为忘记了辈分和演艺团体宗族管理形式的潜规则，在演艺圈是不好混下去的。
对于旧社会的权贵们鄙视艺人们的看法，把他们称为“下九流”，我是极度持反对意见的（把人分为上下九等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病态）。但是现在，由于传媒手段的发达，演艺界的人们很轻易地就成了名人，他们被宠坏了，不少人以为只要在大媒体上一露面，他们就成了人上人。网络上有一张赵本山的他和老婆接受众徒子徒孙们的跪拜大礼的照片，那阵势，比当年上海大流氓黄金荣收徒时的气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演艺界的人们不能承担改造中国人灵魂的重担，因为他们是一群很普通的谋生人士，“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梅兰芳那样高的修养，他们在新时期的作用，不过就是活跃一下气氛而已，说白了，供人们找乐，以减轻因为现代社会快节奏带给人们的压力。媒体的人就不同了，他们肩负着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意识培养重任的。因此媒体的从业者，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导播权”，以避免让我们的媒体成为低俗文化的传播工具。那些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东西（例如演艺界团体内部那些充满旧社会行会糟粕的文化习俗），必须要有正面的评判，必要时限制他们露面媒体的机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获得了比他们的付出高出许多倍的利益，以至于那些得利者成了亿万富翁，一旦有了机会，可以轻易变成戏霸，长此以往，演艺圈里有可能产生类似黑社会势力的苗子。
我还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民族怎么了？我们除了演艺圈有那么多的话题以外，别的方面就没有可说的谈资了么？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倒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排不上议事议程，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举轻若重，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在那一大群既得利益者队伍面前停滞不前，让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年复一年地“分享”应试教育的苦果。
在这样的难以言说的话题面前，出了个小沈阳，确实能活跃一下气氛，总比在旧社会茶馆里的“莫谈国事”或文革期间的一片死寂好不少。
呜呼！小沈阳阿，来得真是时候，我为他的幸运祝福。但是可千万别误导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大家都来唱二人转吧，唱好了二人转，整个中国都会围着你转。
理性与悟性，都是人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思考和思维方式。理性一词，来自西欧，历史上的中国人没有类似的修养。中国人以往类似理性的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服从，没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意识。而理性思维的要素，就是人格的独立。
欧洲人当中，又以德国人的理性思维最有代表性。原因是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又出了一系列伟大的哲人，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他们深邃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人，也对提升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意识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而悟性，是完全的个人行为，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心智判断感悟到了什么，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表现为行动上，就五花八门了，这就是中国人被别人形容为“一盘散沙”的深层原因，如果没有别人对我们民族的这种观察，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并没有此察觉，只感到自己的不团结，别人据此来欺侮我们。
习惯于理性思维的人，依据的是他的两个特质：信仰和逻辑思维，此二者历来为中国人所欠缺。代替中国人的信仰的是人身依附——忠君（而不管他是贤明的还是昏庸的），代替中國人的逻辑思维的是比拟（如，五行对应五脏、五色、五味）和几乎是毫无边际的联想（如“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信仰和逻辑思维，中国人常常做的事情，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之类的事情，所以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灰暗地带，人人没有受到保护的隐私，但是处处都泛滥着所有“不受戴敬”的人的隐私，掌权人根据这些内容实施迫害。反此道的人一向被视为异类，如李贽、顾炎武。他们如果不躲进深山，就难免丢掉了脑袋。其实不光是皇权不容他们，就是民俗的力量就让他们难以生存下去。
理性是可以共通的，这同样是源于信仰与逻辑思维的可以传递的特性。而悟性则千差万别，一千个术士有一千门道，一万个郎中有一万个方。传道靠口口相传，拜师靠人身依附，因此乡愿也就难免了。
现在流行于世界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与我们中国人相比，他们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的那种“理性”，是建立在笃信一种僵化的教义上面，死抱着一千多年前的思维来看世界，虽有殒身不恤的勇气，但无独立思维的智慧，这比中国人更可悲。
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悟性更体现在对钱的理解和追求上，因此传销、诈骗利用社会管理松动之际大肆泛滥，中国股市的非理性成长就是难以避免的了，把中国股市比喻为赌场，实在是最形象而且也是最无奈的比拟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成为富于理性思维的民族，现代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到来了。
中国教育的悲哀
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似乎出了点毛病。一个能考进名牌大学的高才生，他的知识比起他的同龄人，肯定是多多了，但是却能做出把浓硫酸泼向动物园里的黑熊，他所缺少的那个东西就是文化。
我们的教育体系从30年前就说要改革，可是，改来改去，只见把过去被称为“吃人礼教”的那些老东西拿回来充当新的教育资源而没有见到其他的实质上的教改成果。例如“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宣扬愚忠愚孝的玩意儿从什么意义上讲都不宜成为儿童的启蒙教育素材，现在却不但大行其道，而且上了《百家讲堂》，给所有老中青观众灌输起旧文化的规则和传统来。那些破烂货在过去既然能给中国人带来灾难，那么现在，起码它的死灰复燃不会让孩子们增加现代社会的生活理念。
我们教育系统的当权者是一批披着教育家外衣的官员，他们的第一兴趣是提升自己的官衔，只要“不犯错误”，亨通的官运就可期。他们还总嚷嚷要建立世界上第一流的名牌大学。没有蔡元培那样的有自己独立思想体系的真正的教育家，能把我们的大学办成批发知识的大作坊就不错了，这是比较文革时那样的“糟蹋圣人（邓小平语）”的胡闹而言的。
教育的本质，是把一个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过程，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教育是一套模具，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驯服工具。如果社会没有转型，由政府统一安置，这也可以称为“配套”——培养的“成品”可以直接运用到合适的场所，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统统按照“生产计划”行事；但是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社会的需要已经与政府雇员或者国营企业的要求有了很大的差距，可是，学校还是官办，所有学校校长主任都有级别或官衔，就难免官气十足，一批批学生出了学校门就加入待业失业大军已不足为奇了。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件真事。我的两个远亲，是表兄妹，表哥上的是南开大学金融专业，表妹没有上高中，早早地租了一个门脸开起了小吃店。没想到，小吃店越来越红火，变成了中档餐厅。那位表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成了表妹餐厅里的打工仔。还不是短期安身，至今已经二年有余。这学如果这么上，只知道被忽悠的人是一些活生生的张三李四，而不知道那些忽悠人的人藏身在哪里。
人们不得不把复兴民族教育的希望寄托在民办教育机构身上，但在大一统的教育市场上，就算是真有愿意效力于开办民营学校的社会责任人士，也根本无法在那个硕大无比的垄断大鳄面前比试实力。民族教育复兴的春天还远在天边。
进化与演化
有些自己标榜是达尔文学说的信奉者，没有学会达尔文的精神，却用达尔文的理论推行起别的东西来。最近，英国在纪念达尔文诞生200周年的时候，特别修改了描述那位伟人的思想的一个词：他们说，达尔文从来没有表现为把生物分为高下几等，也从来没有说，人类有了今天，是“进化”的结果。他所注目的研究内容是生物及其器官、机能的演化规律。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和伦理学》时，译名就叫《天演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自然的演化”其中的“进化”翻译为“演化”而不是“进化”。
在社会发展相当复杂的今天，科学家中有志之士，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人类文明已经被一种叫做“科学主义” 的东西所左右。把西欧北美的民族称为优等民族，把别的地方的民族称为劣等民族。其实，不同的民族都是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生活的人，他们适应了自己的环境，只要他们是感觉幸福的，别的什么指标都是不重要的东西。有调查数字揭示，所谓富裕程度与幸福指数基本无相关关系。自杀比率高的国家反而是生活在GDP很高的国家的人们。韩国现代企业的掌门人，可说富可敌国，但是也受不了生活的折磨，从20多层的高楼楼顶上做自由落体运动。
有自然主义者甚至预言，在下一次的生态灾难之后，地球上能幸存下来的生物，不是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而是老鼠和蟑螂。我深深地为这个结论所震撼。一个不能抵御天灾的物种，尽管有自以为高等级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但是只能当一个只在地球上存在几百万年的物种（连蚂蚁和蜜蜂都生存了上亿年），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用来发展自己的那些手段，是不是成了自己生存能力的杀手锏。我头一个想到的是医学。人类把许多按照原来意义上的不适宜生存的疾病治疗好了以后，那些人把DNA遗传给了后代，久而久之，人类当然就会降低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再一个例证是生活方式对人类体质的影响。我发现许多60岁左右的农民工能承受我40岁时已经吃不消的重体力活，我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对那些没有这么高文化水平的农民工来讲，究竟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上个世纪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就是“高等级”的民族企图消灭“低等级”民族的演练场，把人类中不同的民族分为高下，把生物中不同的物种分为高低，都是后来人的过错，与达尔文的发现无关，因此，我认为把“进化论”改为“演化论”是很恰当的。
大自然是永恒的，人类只是匆匆过客，千万别以“灵长类”自居，而应当反省自己“发迹”的这几千年来，自己给地球上其他物种造成的悲剧，改造一下人类的文化吧。
“进化”改为“演化”只是一个形式，真正扭转人类为害地球和其他生灵的趋势，还是一个遥遥无期“将来进行时”，可能人类停止了这样的“作孽”，没准能会使自己真正地走上“转运”之路。
其实包括人类自身的所谓“进化”在内，整个大自然（即此一轮回的宇宙）的变化，也是一个没有人或神为它预先制定目标的过程，更无所谓进或退的方向性，它只体现为热能的发散，结果只能是宇宙学中所说的“热寂”。而人类则以扩大自己的統治范围为能事，称之为“进化”。以大自然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进化”就像是一个超新星爆发一样，而且在规模上还远逊莫如。
这种文化上的相对“进化”也伴随着机体的绝对退化一同发生的，——肌体的灵活和力量、耐受能力，个体的生殖能力和抗病能力。人类越来越躲进自己营造的非自然环境中，还自诩为“进步”。
而我们中国人则更以成败论英雄，能办以前办不了的事情了，就妄称自己是“万物之灵”。“以人为本”如果仅仅用在制度更新上，还有点道理，如果用到了认识论和宇宙观方面，简直就大错特错了。
解读“小沈阳现象”
2009年春节晚会上一个年轻的二人转演员赚足了全国人民的眼球，我也为他高超的演技所吸引，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喜剧演员坯子。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思考起来。
一时间，全国各大媒体争相采访这颗明星，简直到了痴迷和狂躁的地步。不光是文艺类频道，生活类、综合类、甚至财经类的频道也跟着追了上去。本来很有思想的电视评论员（如老梁）也在挖掘这个并不丰富的矿藏，也跟着一块探讨“能不能成为本山大叔的接班人”这类极其肤浅的问题。好像当年皇上暮年时，谁能是皇储位子上的得主一样。暴露了中国人思维世界里那种传宗接代思想的深刻影响。文艺本来就是生活闲暇时候的一种调剂，有没有赵本山、有没有张艺谋对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媒体那些浮躁之士，就以为没有了赵本山，天下就将进入漫漫长夜了。因此必须在本山大叔“不行了”之前，找到能接班的后继掌门人。
小沈阳也对这突如其来的荣耀措手不及，面对媒体的狂轰烂炸，真有点不知所措了，一个劲地“三突出”——突出师傅的恩泽与教诲，突出上春晚的机会和影响力，突出“二人转”这个艺种给了他今天的辉煌。小沈阳这一点确实表现得很有城府，因为忘记了辈分和演艺团体宗族管理形式的潜规则，在演艺圈是不好混下去的。
对于旧社会的权贵们鄙视艺人们的看法，把他们称为“下九流”，我是极度持反对意见的（把人分为上下九等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病态）。但是现在，由于传媒手段的发达，演艺界的人们很轻易地就成了名人，他们被宠坏了，不少人以为只要在大媒体上一露面，他们就成了人上人。网络上有一张赵本山的他和老婆接受众徒子徒孙们的跪拜大礼的照片，那阵势，比当年上海大流氓黄金荣收徒时的气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演艺界的人们不能承担改造中国人灵魂的重担，因为他们是一群很普通的谋生人士，“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梅兰芳那样高的修养，他们在新时期的作用，不过就是活跃一下气氛而已，说白了，供人们找乐，以减轻因为现代社会快节奏带给人们的压力。媒体的人就不同了，他们肩负着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意识培养重任的。因此媒体的从业者，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导播权”，以避免让我们的媒体成为低俗文化的传播工具。那些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东西（例如演艺界团体内部那些充满旧社会行会糟粕的文化习俗），必须要有正面的评判，必要时限制他们露面媒体的机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获得了比他们的付出高出许多倍的利益，以至于那些得利者成了亿万富翁，一旦有了机会，可以轻易变成戏霸，长此以往，演艺圈里有可能产生类似黑社会势力的苗子。
我还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民族怎么了？我们除了演艺圈有那么多的话题以外，别的方面就没有可说的谈资了么？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倒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排不上议事议程，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举轻若重，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在那一大群既得利益者队伍面前停滞不前，让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年复一年地“分享”应试教育的苦果。
在这样的难以言说的话题面前，出了个小沈阳，确实能活跃一下气氛，总比在旧社会茶馆里的“莫谈国事”或文革期间的一片死寂好不少。
呜呼！小沈阳阿，来得真是时候，我为他的幸运祝福。但是可千万别误导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大家都来唱二人转吧，唱好了二人转，整个中国都会围着你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