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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除具有投资性收益外，还具有消费性收益。消费性收益主要包括当前纯消费性效益、对人体健康状况的作用、经济理性的提高以及教育塑造的情感收益。当前我国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受到严重忽视，功利化的教育目的导致学生的求知欲受到压抑；应试教育模式降低了学生的兴趣；单一的评价标准使学生普遍缺乏成就感；激烈的学业竞争造成同伴关系紧张。
关键词：教育；消费性收益；重要性；必要性
【分类号】G40-05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日日提上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程，人们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关注显性的货币性物质收益转移到对生活幸福感、精神的愉悦程度等隐性的非货币形态的体验上。言及教育，其作为一个普世的主題，无论是时代感还是现实性，都应当及时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状态紧密结合。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教育市场化的发展，“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培训的投资行为”一类的观点开始受到广泛认同，然而，仅仅将教育视为只能在将来获得收益的投资，忽视学生在教育期间的精神满足。因此，关注教育上的“幸福感”，关注教育的消费性收益，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教育本质的要求。
一、 教育的投资性收益与消费性收益
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为可满足消费者嗜好但无法提高生产力， 称为纯消费性投资； 其二为可以提高生产力， 但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嗜好， 称为纯生产性投资； 其三为既能满足消费者的嗜好， 又能提高生产能力。这类投资兼具了消费性和生产性二重性质， 教育投资的性质定义为第三种似乎更为合理。相应的，教育投资的收益可以划分为投资性收益和消费性收益。
图1 教育收益的分类
1. 教育的投资性收益简述
投资性收益是一种市场化的货币性收益，某一级教育的投资性收益的衡量，可以用接受这一级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接受下一级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差额来计算。在传统上，经济学家把支出并能产生未来收益的资产上的费用称为投资，而消费只能带来当前的满足和利益，不能产生未来收益。从而这种能产生未来收益的资产称为资本。个人购买教育能够增加劳动者未来的生产能力，进而增加其收入，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在教育上的支出理解为投资，所形成的蕴藏在劳动者身体里的生产能力称为人力资本。
个人、家庭缘何投资于教育呢？是因为把教育上的支出看成是投资，并且能够带回不菲的投资收益。根据麦克斯研究所对应届毕业生和硕士、博士毕业生的跟踪评价数据显示，学历层次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了10%以上，甚至更高。其高于一般的存款利率和投资回报率，如此高物质货币性收益，是个人、家庭投资教育的显性动力。
2. 教育消费性收益的定义
教育除具有投资性收益，还具有消费性收益。教育的消费性收益不仅包括学生在学校期间所享受到的非货币性的满足，还包括一个人在退休之前以及退休之后由教育带来的家庭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闲暇时间最终消费满意程度的改进，以及家庭主妇花在操持家务、抚育儿童等非市场时间内所做贡献的增加。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科恩认为：“一个产品或劳务仅在个别时期内产生满足（效用）时，它被认为属于消费范畴。教育为个人带来的产生目前满足的收益便是教育的消费性收益。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麦克马洪则认为：“教育的消费性收益被视为个人整个一生因教育而增加的非货币收益。”它既包括学生在校期间享受的非货币补偿，又包括学生离校后获得由教育带来的非货币收益。
3. 教育消费性收益的内容刍议
第一， 当前纯消费性效益。
学校教育本身就是有趣的活动，包括学校娱乐时间的课程及学校向学生提供的现行服务，如热午餐、社区服务等。消费者选择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将来的理想职业、理想收入，同时是把受教育本身看成一种享受。这就要求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教师的授课能力及人格魅力、班级建设、班风学风及同伴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消费者预期。学生在高等教育上的花费不仅仅是为了将来的收入，也是为了当前的享受，从交换的公平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来说，高校理应提供令学生满意的产品，理应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严格的要求。轻教学、重科研的这种规则，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歧视。
第二， 对人体健康状况的作用。
大量的研究发现教育同良好的健康状况高度相关，格罗斯曼所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控制了个人收入、智商、13～19岁儿童的健康状况和妻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情况，发现教育对46岁时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是教育对收入影响程度的40%左右。格罗斯曼发现妻子的学校教育情况对丈夫的健康状况的积极影响要大于丈夫自己接受学校教育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影响，接受教育越多的人寿命越长，每多接受一年的教育就降低0.4%的死亡可能性。有趣的是，教育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女性的作用超过了男性。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尽管学校教育对个人健康情况的积极作用以及妇女的受教育情况对其子女的健康情况已经得到充分研究，但当前我国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却受到颇多关注，学生体质现状堪忧背后的原因与学校教育的失当和繁重的学业负担不无关系，因此，如何发挥教育的消费性收益对体质健康的改善作用则是对消费者而言又一合法权益的获得。
第三，经济理性的提高。
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和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人，一般都理性地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也许是接受教育多的缘故，他们对个人、家庭的经济行为，希望能够像遵循自然科学的定理、定律那样作出科学的调整。他们非常关心各种经济指数，了解商品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关注相对价格。不难发现接受教育多的个人，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动态的，没有消费习惯可言，或者说习惯非常容易被打破，表现为极强的经济理性。同样， 受教育多的人也密切关注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并有很高的预测率。
第四，教育塑造的情感收益。 与教育的认知特性有所不同，教育所塑造的感情特征除了对收入有影响外，还影响消费中的生产效率（即提高消费效率，増加满意程度）。例如大学里恋爱成风的现象，不可否认，大学教育为恋爱提供了便利。麦可马洪的研究发现，学生计划上大学的年限与“找到有大学价值配偶”有重要的和积极的关系。在大学期间不仅可以寻觅到与自己受相同教育程度的配偶，事实上是感情和财富的双赢。因为组建家庭后，由于夫妻双方都受过较高的教育，找到高收入的稳定工作的机会较大，从而增加家庭的整体收入，并且一个妻子所受的教育会使她丈夫的年收入提高约3.5%。贝克尔提出学校教育能够对得到更大的婚姻幸福有所贡献，因为它有助于在婚姻市场中找到更接近于理想的配偶。但受教育多的女性更容易离婚。关注当下的高离婚率，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的消费性收益也使得受教育多的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比传统意义上弱。即便把这看成是教育消费的负效应，可是受教育多的离婚者再婚更快。
二、 研究教育消費性收益的重要性
1. 教育、主观幸福感与“伊斯特林悖论”
人们普遍认为，受教育者生产能力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工作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收入，最终获得幸福，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得出“只要培养较高的生产能力取得较高收入就可以获得幸福”的简单结论，现代经济学也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一核心命题之上的。直到1974年，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才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增加”，即“伊斯特林悖论（ Easterlin-paradox） ”。
图2 教育、主观幸福感与“伊斯特林悖论”
如图2所示，伊斯特林悖论只考虑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然而，不管是教育因素还是非教育因素使得收入增加，最终都须经过消费才能实现需求并满足幸福感。教育、收入、消费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说明，收入和幸福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即收入必须进入消费环节才能够使人获得满足感。即使收入增加，若教育的消费性价值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伊斯特林悖论”也有可能出现，也就是说，研究教育的消费性价值是消除伊斯特林悖论的又一思路，且教育的消费性价值是关乎人类幸福感的重要角度。
2. 教育成层功能与消费性收益的代际效益。
Collins（柯林斯）认为教育成层是一种通过教育的制度、结构、评价和分流等具有的筛选作用，将由教育培养的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规格的人才输送到社会的不同位置，从而在客观上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的过程，即垂直流动功能。但是教育同样具有平行流动的功能，根据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当某个特定的学校教育层次还没有普及时，优势社会阶层将利用其固有的优势帮助自己的子女获得该层次的学校教育，一旦该层次学校教育接近普及时，优势社会阶层会继续利用其优势确保自己的子女获得数量相同但质量更高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优势家庭的孩子通过优势的资源留在优势的社会领域，而相反劣势家庭的孩子却始终处于劣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这样的不公平现状。窥知在消费性收益上，教育同样使其存在代际效益。接受教育而获得的消费性收益在有的情况下是隔代的。受过较多教育的父母对子女的认识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子女可以在学校中学业成绩较好。
三、 关注当下我国教育消费性收益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受到严重忽视。在我国，人们在对教育的投资性收益的强烈追求之中，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境地。
1.功利化的教育目的导致学生的求知欲受到压抑。
谋求经济与职业地位的功利性教育目的压抑着学生对学习的渴望，熄灭了学生认识的欢乐。当下教育目的不正之风盛行，有老师公然宣称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谈及父母，自孩子记事起就开始参加各种补习班，美其名曰不输在起跑线上，今天给孩子买了架钢琴，明天就巴望着他成为音乐家；而送孩子去打球，也无一例外的是想当“世界冠军”。为了获得预期的种种教育投资性收益，学生现在的兴趣和需要被忽略了。有人如是说：“对于不得不置身于其中的年轻人来说，那身份，那地位，那大学文凭，那博士头衔，以及种种其他实惠，暂时还属未知之数，而在这美梦实现之前，于艰难跋涉的长途中，先已损害了原有和本该有的求知欲”。
1. 应试教育模式降低了学生的兴趣。
高考凭借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阵势使得我国学生从受学校教育的第一日起便只为通过大大小小的考试而学习。日日枯燥乏味的应试模式使得学生完全丧失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许多老师的教案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变，日复一日的重复使一些老师丧失了教育的热情和教学的的激情，教学活动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学生自然提不起学习的兴趣。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决不会有不愿学习的孩子。每一个儿童上学时都是真心诚意来学习的，他们总是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教师的责任是使他们感到学校生活能像入学前一样的欢乐和愉快。”可是，当下的教学模式却从未关注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性收益。
2. 单一的评价标准使学生普遍缺乏成就感。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下，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学生要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只有少数“幸运儿”跨入理想大学门槛。在这个过程当中，考试分数几乎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在铁面无私的分数面前，不问学生的原有基础，不管学生的努力程度，只要达到了它设定的标高，就是成功者；反之，则是失败
者。这种造成少数竞争获胜者和多数竞争失败者并存结局的单一评价标准，使大部分学生体验不到学业成功的快乐，进而导致盲目自卑，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即使有一部分学业不佳者有其它方面的特长，也往往不被重视，并且无法抵消学业失败带来的痛苦和耻辱。这种单一的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忽视了不同生命个体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个性的差异性。在由学业压力带来的压抑和焦虑中，自我实现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动摇着学生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也损害着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
3. 激烈的学业竞争造成同伴关系紧张。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有限，学生通常被以成绩的优劣来决定其是否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学生心理容易失衡，言行往往带有攻击性，有意无意造成同学之间关系紧张。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学生其实对情感，包括师生情、同学情有着强烈的需要，他们渴望与人沟通，渴望得到老师的理解和真诚的指导，渴望与同学分享成长的喜悦与苦恼。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将他们置身于焦虑、孤独之中，使得他们几乎很难获得人际交往方面的消费性收益。
目前而言，尚无法对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进行有效的评估。但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我们是能够切实提高我国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的。如保护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学会交往，创设和谐的班级氛围；建立多维评价标准，满足学生的成就感需要等，但具体的措施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消费性收益的价值之后，研究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性收益将受到更多关注，将具体的对策切实落实到教育目的和教学过程中则显得愈加重要。
参考文献：
[1]杨秀芹. 试论教育的消费性收益[J]. 青年探索，2002，03：45-48.
[2]谢琼秀，肖瑛. 关于教育收益的经济学分析[J]. 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03：21-23.
[3]胡森等：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经济学[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4：24-27
[4]谢琼秀，肖瑛. 关于教育收益的经济学分析[J]. 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03：21-23.
作者简介：朱俊华（1993.12—），女，四川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从事教育基本原理研究。
关键词：教育；消费性收益；重要性；必要性
【分类号】G40-05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日日提上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程，人们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关注显性的货币性物质收益转移到对生活幸福感、精神的愉悦程度等隐性的非货币形态的体验上。言及教育，其作为一个普世的主題，无论是时代感还是现实性，都应当及时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状态紧密结合。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教育市场化的发展，“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培训的投资行为”一类的观点开始受到广泛认同，然而，仅仅将教育视为只能在将来获得收益的投资，忽视学生在教育期间的精神满足。因此，关注教育上的“幸福感”，关注教育的消费性收益，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教育本质的要求。
一、 教育的投资性收益与消费性收益
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为可满足消费者嗜好但无法提高生产力， 称为纯消费性投资； 其二为可以提高生产力， 但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嗜好， 称为纯生产性投资； 其三为既能满足消费者的嗜好， 又能提高生产能力。这类投资兼具了消费性和生产性二重性质， 教育投资的性质定义为第三种似乎更为合理。相应的，教育投资的收益可以划分为投资性收益和消费性收益。
图1 教育收益的分类
1. 教育的投资性收益简述
投资性收益是一种市场化的货币性收益，某一级教育的投资性收益的衡量，可以用接受这一级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接受下一级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差额来计算。在传统上，经济学家把支出并能产生未来收益的资产上的费用称为投资，而消费只能带来当前的满足和利益，不能产生未来收益。从而这种能产生未来收益的资产称为资本。个人购买教育能够增加劳动者未来的生产能力，进而增加其收入，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在教育上的支出理解为投资，所形成的蕴藏在劳动者身体里的生产能力称为人力资本。
个人、家庭缘何投资于教育呢？是因为把教育上的支出看成是投资，并且能够带回不菲的投资收益。根据麦克斯研究所对应届毕业生和硕士、博士毕业生的跟踪评价数据显示，学历层次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了10%以上，甚至更高。其高于一般的存款利率和投资回报率，如此高物质货币性收益，是个人、家庭投资教育的显性动力。
2. 教育消费性收益的定义
教育除具有投资性收益，还具有消费性收益。教育的消费性收益不仅包括学生在学校期间所享受到的非货币性的满足，还包括一个人在退休之前以及退休之后由教育带来的家庭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闲暇时间最终消费满意程度的改进，以及家庭主妇花在操持家务、抚育儿童等非市场时间内所做贡献的增加。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科恩认为：“一个产品或劳务仅在个别时期内产生满足（效用）时，它被认为属于消费范畴。教育为个人带来的产生目前满足的收益便是教育的消费性收益。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麦克马洪则认为：“教育的消费性收益被视为个人整个一生因教育而增加的非货币收益。”它既包括学生在校期间享受的非货币补偿，又包括学生离校后获得由教育带来的非货币收益。
3. 教育消费性收益的内容刍议
第一， 当前纯消费性效益。
学校教育本身就是有趣的活动，包括学校娱乐时间的课程及学校向学生提供的现行服务，如热午餐、社区服务等。消费者选择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将来的理想职业、理想收入，同时是把受教育本身看成一种享受。这就要求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教师的授课能力及人格魅力、班级建设、班风学风及同伴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消费者预期。学生在高等教育上的花费不仅仅是为了将来的收入，也是为了当前的享受，从交换的公平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来说，高校理应提供令学生满意的产品，理应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严格的要求。轻教学、重科研的这种规则，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歧视。
第二， 对人体健康状况的作用。
大量的研究发现教育同良好的健康状况高度相关，格罗斯曼所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控制了个人收入、智商、13～19岁儿童的健康状况和妻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情况，发现教育对46岁时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是教育对收入影响程度的40%左右。格罗斯曼发现妻子的学校教育情况对丈夫的健康状况的积极影响要大于丈夫自己接受学校教育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影响，接受教育越多的人寿命越长，每多接受一年的教育就降低0.4%的死亡可能性。有趣的是，教育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女性的作用超过了男性。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尽管学校教育对个人健康情况的积极作用以及妇女的受教育情况对其子女的健康情况已经得到充分研究，但当前我国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却受到颇多关注，学生体质现状堪忧背后的原因与学校教育的失当和繁重的学业负担不无关系，因此，如何发挥教育的消费性收益对体质健康的改善作用则是对消费者而言又一合法权益的获得。
第三，经济理性的提高。
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和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人，一般都理性地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也许是接受教育多的缘故，他们对个人、家庭的经济行为，希望能够像遵循自然科学的定理、定律那样作出科学的调整。他们非常关心各种经济指数，了解商品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关注相对价格。不难发现接受教育多的个人，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动态的，没有消费习惯可言，或者说习惯非常容易被打破，表现为极强的经济理性。同样， 受教育多的人也密切关注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并有很高的预测率。
第四，教育塑造的情感收益。 与教育的认知特性有所不同，教育所塑造的感情特征除了对收入有影响外，还影响消费中的生产效率（即提高消费效率，増加满意程度）。例如大学里恋爱成风的现象，不可否认，大学教育为恋爱提供了便利。麦可马洪的研究发现，学生计划上大学的年限与“找到有大学价值配偶”有重要的和积极的关系。在大学期间不仅可以寻觅到与自己受相同教育程度的配偶，事实上是感情和财富的双赢。因为组建家庭后，由于夫妻双方都受过较高的教育，找到高收入的稳定工作的机会较大，从而增加家庭的整体收入，并且一个妻子所受的教育会使她丈夫的年收入提高约3.5%。贝克尔提出学校教育能够对得到更大的婚姻幸福有所贡献，因为它有助于在婚姻市场中找到更接近于理想的配偶。但受教育多的女性更容易离婚。关注当下的高离婚率，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的消费性收益也使得受教育多的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比传统意义上弱。即便把这看成是教育消费的负效应，可是受教育多的离婚者再婚更快。
二、 研究教育消費性收益的重要性
1. 教育、主观幸福感与“伊斯特林悖论”
人们普遍认为，受教育者生产能力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工作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收入，最终获得幸福，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得出“只要培养较高的生产能力取得较高收入就可以获得幸福”的简单结论，现代经济学也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一核心命题之上的。直到1974年，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才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增加”，即“伊斯特林悖论（ Easterlin-paradox） ”。
图2 教育、主观幸福感与“伊斯特林悖论”
如图2所示，伊斯特林悖论只考虑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然而，不管是教育因素还是非教育因素使得收入增加，最终都须经过消费才能实现需求并满足幸福感。教育、收入、消费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说明，收入和幸福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即收入必须进入消费环节才能够使人获得满足感。即使收入增加，若教育的消费性价值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伊斯特林悖论”也有可能出现，也就是说，研究教育的消费性价值是消除伊斯特林悖论的又一思路，且教育的消费性价值是关乎人类幸福感的重要角度。
2. 教育成层功能与消费性收益的代际效益。
Collins（柯林斯）认为教育成层是一种通过教育的制度、结构、评价和分流等具有的筛选作用，将由教育培养的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规格的人才输送到社会的不同位置，从而在客观上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的过程，即垂直流动功能。但是教育同样具有平行流动的功能，根据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当某个特定的学校教育层次还没有普及时，优势社会阶层将利用其固有的优势帮助自己的子女获得该层次的学校教育，一旦该层次学校教育接近普及时，优势社会阶层会继续利用其优势确保自己的子女获得数量相同但质量更高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优势家庭的孩子通过优势的资源留在优势的社会领域，而相反劣势家庭的孩子却始终处于劣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这样的不公平现状。窥知在消费性收益上，教育同样使其存在代际效益。接受教育而获得的消费性收益在有的情况下是隔代的。受过较多教育的父母对子女的认识发展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子女可以在学校中学业成绩较好。
三、 关注当下我国教育消费性收益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受到严重忽视。在我国，人们在对教育的投资性收益的强烈追求之中，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境地。
1.功利化的教育目的导致学生的求知欲受到压抑。
谋求经济与职业地位的功利性教育目的压抑着学生对学习的渴望，熄灭了学生认识的欢乐。当下教育目的不正之风盛行，有老师公然宣称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谈及父母，自孩子记事起就开始参加各种补习班，美其名曰不输在起跑线上，今天给孩子买了架钢琴，明天就巴望着他成为音乐家；而送孩子去打球，也无一例外的是想当“世界冠军”。为了获得预期的种种教育投资性收益，学生现在的兴趣和需要被忽略了。有人如是说：“对于不得不置身于其中的年轻人来说，那身份，那地位，那大学文凭，那博士头衔，以及种种其他实惠，暂时还属未知之数，而在这美梦实现之前，于艰难跋涉的长途中，先已损害了原有和本该有的求知欲”。
1. 应试教育模式降低了学生的兴趣。
高考凭借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阵势使得我国学生从受学校教育的第一日起便只为通过大大小小的考试而学习。日日枯燥乏味的应试模式使得学生完全丧失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许多老师的教案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变，日复一日的重复使一些老师丧失了教育的热情和教学的的激情，教学活动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学生自然提不起学习的兴趣。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决不会有不愿学习的孩子。每一个儿童上学时都是真心诚意来学习的，他们总是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教师的责任是使他们感到学校生活能像入学前一样的欢乐和愉快。”可是，当下的教学模式却从未关注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性收益。
2. 单一的评价标准使学生普遍缺乏成就感。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下，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学生要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只有少数“幸运儿”跨入理想大学门槛。在这个过程当中，考试分数几乎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在铁面无私的分数面前，不问学生的原有基础，不管学生的努力程度，只要达到了它设定的标高，就是成功者；反之，则是失败
者。这种造成少数竞争获胜者和多数竞争失败者并存结局的单一评价标准，使大部分学生体验不到学业成功的快乐，进而导致盲目自卑，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即使有一部分学业不佳者有其它方面的特长，也往往不被重视，并且无法抵消学业失败带来的痛苦和耻辱。这种单一的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忽视了不同生命个体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个性的差异性。在由学业压力带来的压抑和焦虑中，自我实现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动摇着学生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也损害着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
3. 激烈的学业竞争造成同伴关系紧张。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有限，学生通常被以成绩的优劣来决定其是否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学生心理容易失衡，言行往往带有攻击性，有意无意造成同学之间关系紧张。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学生其实对情感，包括师生情、同学情有着强烈的需要，他们渴望与人沟通，渴望得到老师的理解和真诚的指导，渴望与同学分享成长的喜悦与苦恼。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将他们置身于焦虑、孤独之中，使得他们几乎很难获得人际交往方面的消费性收益。
目前而言，尚无法对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进行有效的评估。但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我们是能够切实提高我国学生的教育消费性收益的。如保护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学会交往，创设和谐的班级氛围；建立多维评价标准，满足学生的成就感需要等，但具体的措施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消费性收益的价值之后，研究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性收益将受到更多关注，将具体的对策切实落实到教育目的和教学过程中则显得愈加重要。
参考文献：
[1]杨秀芹. 试论教育的消费性收益[J]. 青年探索，2002，03：45-48.
[2]谢琼秀，肖瑛. 关于教育收益的经济学分析[J]. 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03：21-23.
[3]胡森等：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经济学[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4：24-27
[4]谢琼秀，肖瑛. 关于教育收益的经济学分析[J]. 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03：21-23.
作者简介：朱俊华（1993.12—），女，四川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从事教育基本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