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入主白宫以来，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强硬的基调，但在具体政策上相对模糊。进入6月，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将开始从抽象的战略竞争，转向具体的如何竞争。其中的关键看点，是一系列重大法案提交国会表决。这些法案主要着眼于如何提升美国在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竞争力，但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作为参照。换句话说，中国成了美国推进国内政策的主要外部因素。
　　内政即外交，可以说是拜登对华外交的一大特点，用美国学者的话说，中国被看成美国国内外政策的“驱动器”。而这种把内政与外交勾兑在一起的“鸡尾酒”式做法，也体现在纯外交层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从拜登的对华外交里，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时期联合盟友应对中国挑战的影子，也能感知到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外交的咄咄逼人。
　　这种“鸡尾酒”式外交，最终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至少从逻辑上看存在明显的悖论。“言必称中国”的做法，不可避免会将中美关系过度政治化，放大两国关系对抗性的一面。如此一来，拜登政府如何让国内政界，“理性”到与中国“能合作的时候合作”？
　　此外，对华战略竞争的升级与更紧密的团结盟友，两者之间如果能构建起联系，那必须有一个前提，即美国与盟友的战略利益高度一致。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直言，美国不能高估自己对盟友的影响力。这些都是“鸡尾酒”无法调和的矛盾。

内政即外交

　　当地时间5月18日，拜登造访了位于密歇根州的福特汽车总部。在亲自体验了一把福特即将推出的新型电动车“光影150”后，拜登发表了演说，强调美国发展新能源产业、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但他说着说着就把话题转向了中国：“我们过去在汽车研发方面的投入远远超过中国，但现在我们却大幅落后于中国，所以不能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说完还不忘加上一句：“中国赢不了，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
　　事实上，入主白宫以来，在谈及国内政策时提中国，几乎成了拜登的标准动作。今年2月11日，也就是拜登就任总统不到半个月时，他在白宫会见两党参议员，推销自己的基建计划。拜登说：“他们（中国）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解决交通、环境及其他的系列问题，我们不能落下。”“你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他们就会‘吃掉我们的午餐’（意指击败美国）。”
　　投资基建，是拜登政府刺激国内经济的大手笔。此后不久，白宫提出了规模达2.3万亿美元的庞大基建计划。在4月7日的一次关于基建的演讲中，拜登再次提到中国，称如果他的计划不能在国会通过，那么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的竞争中胜出。有美国媒体评论道，在讨论国内基建计划时如此频繁地提及中国似乎很奇怪，但是如果认识到拜登的国内经济计划也是他应对中国实力扩张的一部分，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从美国舆论和学界的分析来看，这种“合情合理”的逻辑在于，拜登政府意在通过改善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新兴技术来提升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从而确保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但这个逻辑只道出了一半的真相，无法解释拜登提及中国的高频率。另一半真相是，拜登政府把中国因素作为超越党派分歧、推进国内政策的工具。也就是说，除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拜登还在刻意利用中国因素。

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白宫还是国会，目前都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即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论证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合法性”的一个依据。

　　如果对比拜登与奥巴马在基建问题上的做法，“刻意利用”的意图就更明显了。美国需要投资基建，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同样是出于刺激国内经济的考虑，推出了多达7870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当时没有中美战略竞争的政治氛围，奥巴马政府也是从纯内政的角度看待基建计划。结果是，由于共和党的反对，最终流向基建项目的资金仅有800亿美元。
　　同样是共和党的反对，拜登政府把 2.3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削减到1.7万亿美元。这个让步还是不能让共和党满意。但在5月27日，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了总额为9280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經过民主共和两党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1万亿美元左右的妥协是大概率事件。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相比，问题还是那个问题，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在其中加入了中国因素这个催化剂。
　　在国会层面，“内政即外交”的特点更为突出。5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3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结束对《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辩论的决议。这意味着，该法案最快将在5月31日提交参议院投票表决，而且通过几无悬念。这项长达1400多页的法案，是此前媒体多次报道的《无尽前沿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应对中国挑战法案》的打包组合。法案将拨款2000亿美元，确保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对中国的全面优势。
　　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白宫还是国会，目前都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即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论证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合法性”的一个依据。对此，前述美国学者近日撰文分析称，中国已被确定为总体政策的重中之重，并跨越国内国际多个领域。“作为核心，许多政策措施都围绕中国制定、规划和实施。”美国这种内政与外交之间界限的模糊，冷战结束以来还未曾有过。

忘不了前任

　　尽管拜登政策的着眼点，是赢得当下和未来的战略竞争。但从政策手段上来看，他一直在回望过去，从历史中寻找处理中美关系的灵感。换句话说，拜登总忘不了他的前任们。比如，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建设覆盖全美国的高速公路网时，也曾在国会遭遇政治阻挠。但在他加入了“苏联因素”后，一切迎刃而解。他在1955年的一次国会讲话中说：“万一我们的主要城市遭到原子弹攻击，高速公路网将能确保快速撤离、动员军力和维持必要的经济运作。” 　　如今中美爆发核战争不可想象，拜登没有必要为了推销基建计划走到那一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借鉴艾森豪威尔以外交促内政的逻辑。他本人及其内阁高官，以及国会那些鹰派议员们“言必称中国”的做法，客观上在营造中国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的假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拜登政府的操作手法，与当年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1957年，苏联首颗人造卫星上天，催生出美国的“卫星时刻”。艾森豪威尔政府随即推出庞大的投资科研、确保美国科技优势的计划。目前美国党派分裂、政治极化，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不能达成共识的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却能在《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上找到共同语言。从美国国内的角度看，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刻意制造的对落后于中国的恐惧不无关系。也就是说，美国政客们在人为催生出一个新的“卫星时刻”。
　　当然，拜登政府“借鉴前任”最直接的来源，还是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说得非常直白。他在5月4日的一次公开的学术会议上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奥巴马和特朗普总统的“复合体”。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尽管存在某些矛盾之处。用国务卿布林肯的话说，就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虽然拜登在行事风格上与特朗普迥异，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位在对华外交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特朗普对合作兴趣不大，而是痴迷于对抗，甚至为了对抗搞“烽火外交”。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直接接触有限，但美國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上，频频对中国发难。目前又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旧事重提”，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特朗普四处点火的外交手法。

他本人及其内阁高官，以及国会那些鹰派议员们“言必称中国”的做法，客观上在营造中国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的假象。

　　奥巴马政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华战略竞争，但事实上开启了拉盟友联合对付中国的模式。比如，主导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升级亚太军事同盟，编织新的军事伙伴关系网等。截至目前，拜登已经在白宫接待了两位盟国领导人（日本首相菅义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中旬，拜登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将是赴英国参加G7峰会，随后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这波同盟外交，拜登显然是在继承奥巴马的衣钵。

给自己挖坑

　　虽然目前在推进与中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案方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这对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来说，并非全是好事。一个不难理解的道理是，国会推进的类似法案越多，拜登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回旋空间就越小。因为法案通过后，对行政部门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客观上会挤压白宫的政策灵活性。据美国媒体报道，除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目前在国会酝酿的涉华法案多达60多个。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这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中美贸易谈判代表首次接触。如果拜登政府不认可中美贸易的重要性，不会对这样的接触感兴趣。但如果中美重启贸易沟通或谈判，无疑会被国会放在显微镜下审视。同样，如果中美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也很难避免被政治化，尤其是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时。
　　所以，拜登在收获把中美关系政治化的同时，也面临着这种政治化带来的掣肘。根据皮尤中心3月的民调，89%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而非伙伴。盖勒普今年3月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正面看法降至20%的历史最低点，比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33%）还低。很难否认这种负面观感与美国政治操弄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拜登还能有多大的政策调整空间。
　　拜登能在去年的大选中击败特朗普，与以桑德斯为首的左派进步势力的“顾大局”不无关系。如今拜登把中国威胁作为“团结”民主共和两党的工具，或许不会没有负面政治后果。桑德斯的外交顾问马特·迪斯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进步派警告不要落入把与中国的冲突当作建立两党团结方式的陷阱。我们现在应该听听中美新冷战的潜在影响。”
　　如果拜登走得太远，难保不出现这样的后果：“团结”了共和党，分裂了民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