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当政权尚不稳固时，顺治、康熙两朝吏治较为清明廉洁。到了乾隆朝，受贿行私的腐败之风盛行，雍正朝更是贪纵成弊，积重难返，民间有“康熙年间多清官，雍正以来无清官”之谣谚。
　　道光帝对封建官僚集团腐败忧愤不已，虽然“当今之势，宪章具在，法令森然”，但“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宣宗成皇帝实录》）因此，道光帝强化了对官员的考核，企图力挽官场这一颓势。
　　道光帝对官员的考核基本承袭的是始于顺治二年实施的制度，即：三年一次的“京察”（考核京师各部院司科大小官员）和“大计”（考核京外各省衙门大小官吏），以及“军政”（考核军队的将弁官员）。京察和大计“校以四格，悬‘才’（才能）、‘守’（守廉）、‘政’（政勤）、‘年’（年龄或身体健康）为鹄”;军政“分操守、才能、骑射、年岁四格”。（《清史稿》卷111）考核后，有“卓异”“平等”甄别，前者“加一级注册”，后者仍原官奉职。不合格的“劣者分别轻重，置于六法”，即对“不谨”“疲软无为”者，均予革职;“浮躁”者降三级留任;“才力不及”者降二级留任;“年老”“有疾”者休致（官员年老退休去职）。此外，道光帝还多次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不必拘泥于三年一次的京察、大计、军政，对于属员随时可以参劾或保荐，以惩戒贪枉、奖励清廉。
　　道光朝的官员考核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官员考核所保荐的卓异名额竟按各行省有限定，使得考核结果有凑数的流弊。道光朝《钦定六部处分条例》規定：“大计卓异，按省分大小缺分多寡”，如广西、贵州保荐卓异的名额不及直隶的一半。道光朝诸次大计中，都出现将“办事颟顸，步履艰涩”“以职官贩私，行同市侩”的贪劣之员滥保卓异。无怪乎，道光帝感慨：“大计卓异，无非虚应故事耳;盖统察之人，不能公正乃心，视国事如家事，无非按序就班，奉行故事……甚则夤缘奔竞，是非颠倒，考最者竟有昏墨不职之人。”（《宣宗成皇帝实录》）
　　道光帝谕内阁，称京察、大计、军政为“激扬大典”，必须“举劾并用”，结果呢？考核被督抚大吏视为具文，敷衍塞责，加上官官相护、徇情私恩，“举多劾少”成为官场的一种常态。道光朝的官员考核走的全然是上层路线，如京察分别由其长官出具考语，最终由道光帝亲批考语;大计则是层层察查属员，总汇至督抚处进行考核，再转呈吏部。如此由上而下的考核，完全取决于考核者与被考核者的好恶、亲疏关系，因此常有举劾不实之虞，即便是清官也有走眼时。如1825年（道光十五年）林则徐曾密考江南河库道李湘茝，上奏表彰其“明练朴诚，力事细致”。时隔两年，李被查出贪污所管河库库款，“款目牵混，不清”而被革职示惩。道光帝甚至怀疑林“平日非隐忍受欺蒙，即意存瞻徇”而“著交部议处”，并颁谕命各省督抚：“将来别经发觉，定将该督抚等严行惩处不贷，毋谓诰诫之不豫也。”（《宣宗成皇帝实录》）
　　道光帝生性俭朴，一生勤勉，他奢望通过考核官员以激浊扬清，改变朝廷奢华之风，巩固其封建统治。但是，由于制度、体制的腐败，道光帝的治吏之策根本无法改善机制，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也难以解决官场奢靡的顽疾沉疴，他所实施的官员考核不只是流于形式，还使得各级官吏的贪腐更为隐蔽、更为巧饰，导致晚清政局每况愈下，内政窳败，外患入侵，最终在失败、羞辱中沉沦。
　　图：王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