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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往西沿青银高速走100多公里。便进入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记者此行的目的地,是吕梁市柳林县留誉镇。四年前,留誉镇是该地区最闭塞、最贫困的乡镇,人均年收入仅为五六百元。如今,一座占地154平方公里、年产值60个亿的现代化农业园区正拔地而起。
这不仅仅是一个偏僻山村的变迁样本。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维度来考量,对于困顿已久的中国农村问题,这个黄土高坡上的山村,是否真的找到了一种办法?
穷乡僻壤
王建平裹着一件破旧的袄子,耷拉着肩膀盘缩在炕头上。窑洞里还坐着十来个村子里说得上话的人,本来是商量即将到来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可说着说着气氛便沉默起来。
望着窑洞里一个个愁容满面的西北汉子,王建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自出生起,他在留誉镇槐树沟生活了40多年,他熟悉这里每一条山沟、每一捧黄土,更明白贫穷就像一块无形的大石头,压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心坎上。
“村委换来换去,又能怎么样呢?咱还不是一样穷得叮当响。”不知是谁的一句话,说得大家无言以对。
——时至今日,46岁的王建平仍然清晰地记得2008年那个冬天,大家在村委选举前夕聚在一起开会。正是这个会,改变了这个贫困的山村。
2008年前的槐树沟村,四面都是荒芜的黄土高坡,仅有一条石子铺成的羊肠小路,通往十几里外的镇上。每逢雨季,泥水从山上涌下来将山路截断,槐树沟也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啊!”活了40多年,王建平从没见过有货车往槐树沟里开。一是因为路窄,根本容不下货车;二是因为槐树沟太贫瘠,没有物资可往外运,也没有钱从外买东西。
槐树沟一带山高沟深,可用作耕地的土地极少,加上“十年九旱、水土流失”的恶劣自然环境,使村民们难以通过农业生产实现温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小组来到这里,得出的结论是:该地区不适宜人类居住。
曾经一度,王建平和村民们并没有向命运低头。19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风吹进这个小山村,村民们务农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家纷纷拿起铲子、锄头爬到陡峭的山坡上开垦梯田,播下高粱、玉米等农作物种子,期望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摆脱贫困。
可是事与愿违。尽管干旱是农作物生长的敌人,但若遇上下雨,情况更糟。雨水顺着山势冲下来,梯田七零八落,农作物更是所剩无几。
最初几年遇到这样的灾害,王建平会望着被毁坏的农田抹泪,来年再怀着“风调雨顺”的希望,继续整理田地、播种施肥。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王建平的锄头和铲子显得越发的渺小无助,他的希望也随之一次次地被掐灭。
后来,跟其他村民们一样,王建平彻底麻木了,“咱该种多少还得种,能收多少全凭老天爷吧。”
听天由命的槐树沟村,就这样被命运死死地钉在了贫穷的土地上。2000年槐树沟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元。当时,这里的孩子们穿着草鞋,有的甚至打着光脚,到三十里外的金家庄上学,金家庄的同学们见了都很惊讶:“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穷的,我们中午都吃白面,他们只啃一点窝窝头。”
直到2008年冬天,槐树沟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夜,王建平和十几个村民聚在窑洞里,商量着如何让这片土地脱离贫困。
联盛帝国
“不如找邢老板吧。”隔壁南沟村老孙一句话,打破了窑洞里的沉默,也让王建平心头一亮。老孙所指的邢老板全名邢利斌,槐树沟人,以前是王建平家隔壁邻居,比他小一岁,小时候还经常一起玩。而如今的邢利斌,是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旗下产业涉及煤矿、地产和酒店等多个领域。身家上百亿。
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邢老板,在2012年3月因为一场“三亚亚龙湾7000万嫁女”的风波,出乎意料地闯进公众视野。紧接着,出于对山西煤老板暴发户的固有印象,网络上又曝出他以“白菜价”买下国有煤矿的发迹史,更增添了公众对他的巨大疑问。
邢利斌199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在山西第一代煤老板中,算少有的高学历。毕业后他回到柳林,搞过钢铁厂、焦化厂,承包了当时还只是乡办小煤矿的金家庄煤矿。对于他的发迹史,外界的质疑集中在2002年,他以8000万元买下原本属于国有的兴无煤矿。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煤矿行业持续低迷,兴无煤矿濒临破产”的背景下,邢利斌的收购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市场规则。
在山西煤老板圈子里,众人对邢的评价是,看得准、下手狠。当时,柳林县政府原本打算以6000万元将兴无煤矿卖给中煤集团,但中煤派人前来调查后,最多只出5000万元,结果谈判破裂,县政府转向社会出售股权。最后邢利斌以8000万元的价格,击败其他5家竟标企业,拿到兴无煤矿。随后他又斥资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了产量与安全保障。2003年煤炭价格开始扶摇直上,他的资产也随之暴涨。
实际上,不到柳林县,很难真实地接触到邢利斌与他的联盛帝国。毫不夸张地说,从柳林县城到留誉镇40多公里的公路,几乎成了联盛集团的内部交通。沿途分布着的兴无煤矿、金家庄煤矿、浩博焦煤厂等大型能源企业,甚至还有酒厂和学校,无一不是邢利斌的产业。
在吕梁一带,邢利斌拥有20多座煤矿,这还不算与之配套的焦煤厂、化工厂。2011年联盛集团仅利税就达到120多亿元。据说,柳林县五分之一的人口,都跟邢利斌的联盛集团息息相关。
在邢利斌的老家槐树沟更是如此。大部分年轻人都去了联盛集团的矿区当工人,年幼的则在联盛小学和中学里读书。槐树沟的村民们,曾经也找过邢利斌,希望他能给家乡修条路、捐个学校。但当时联盛正趁着煤市一路飘红而迅猛扩张,对于父老乡亲的请求,邢利斌一时还顾不上来。
2008年底,槐树沟、南沟和下午林三个自然村的村民,经过协商一致推选邢利斌当行政村槐树沟村委会主任。当留誉镇党委书记带着槐树沟的村民们,来到联盛集团的办公室时,邢利斌虽然事先毫不知情,但大为震动,立即任命集团副总裁马建明负责村委会工作。
可是,对于贫瘠的槐树沟一带来说,脱贫致富绝不仅仅是修条路、捐个学校这么简单。究竟怎样才能让父老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资本与土地
2009年春节刚过,一条重磅消息传遍了槐树沟:村里要将土地集中在一起成立合作社,然后再跟联盛集团成立合资公司。
王建平赶紧拿回来一张宣传单,跟媳妇研究了一晚上。“说实话,咱对什么股份啊合资啊,完全不明白。最实在的还是每年发2000元和两袋白面。”跟其他村民们一样,王建平一家很快响应了号召,签了“将自家30多亩地交给合作社”的协议。
最初,对邢利斌和马建明来说,村民们突如其来的盛情和请求,让他们多少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们很快从政府的惠农政策中,找到了方向。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预示着土地制度改革将“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方式流转,同时“允许”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土地使用权,进而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或许正是槐树沟的脱贫之道。
于是,在邢利斌和马建明的规划下,槐树沟、南沟和下午林三个行政村259户农民以14844亩土地经营权入股,自发组成槐树沟合作社,注册资金1030万元。合作社通过折价将土地资本化占股40%,联盛集团出资1.5亿元占股60%,双方合资成立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马建明出任董事长。
然而,对于村民而言,虽然土地荒凉,但这毕竟是他们糊口的“底线”和最后的“家当”。怎样才能让村民放心地将土地流转出来呢?
为了让村民们立马响应,公司章程规定,在公司未见效益之前,每年给予每个村民2000元加两袋白面的土地分红,产生效益后则按股份分红。这样的收入水平已经较之前翻了一倍还多。而且在当地完全能够解决温饱。
“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现在不论大人小孩,每人都有2000元。”实实在在的利益,让村民们无—例外地把土地交给了合作社。
地集中起来了,种什么才能赚钱?
槐树沟坡高地瘦,种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算上种子、肥料和人工等成本,多半不赚反赔。经过反复论证,马建明最终敲定将山坡开垦出来,大面积种植适合黄土高坡气候的核桃树。
2008年夏天,联盛农业的大型工程车队开山筑路,槐树沟的黄土高坡上,到场都是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施工垦地场景。打造农业园区的想法,渐渐在邢利斌和马建明的脑海中浮起。于是,他们不远万里从北京请来了农科院的专家,专家考察得出结论:由于槐树沟一带地貌特殊,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园区,面积与规模还太小。
恰在此时,槐树沟热火朝天的开工场景,已经让附近10多个同样贫穷落后的村子眼红不已。不断有附近行政村的村委主任找到马建明,要求跟槐树沟一样,组成合作社加入联盛农业。这正好与农科院专家的建议不谋而合。
或许连邢利斌和马建明也没想到,最初只是想帮帮自己村子的做法,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体量巨大的农业园区项目。2010年春,随着附近10多个行政村的加入,联盛农业形成了留誉镇18个行政村、52个自然村、流转土地41447亩、流转区域面积154平方公里的巨大规模。
山村巨变
154平方公里的茫茫黄土,一望无际。马建明突然开始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时开阔无比。一次回乡的路上,邢利斌诚恳地对他说,以后我们挖煤挣的钱,都由你来花。
这句话让马建明真切地感觉到,这位煤炭大亨对于家乡的农业园开发,有着多么迫切的愿望。邢甚至派人制作了一块巨幅的农业园区沙盘,将其摆在联盛集团总部大厅,仿佛无声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联盛集团的未来。
怎样才能让贫瘠的山村,变成现代化的农业园区?
2010年马建明三番五次地到太原、北京,甚至请来农业产业专家,到留誉镇进行实地考察和规划。一位联盛农业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不到一年时间,接待各个领导和专家的考察,已不下两百次。与此同时,一个“10年投资100个亿,涵盖四大产业体系”的宏大战略规划渐渐成型。
首先是以特色经济林栽植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即在山坡上机修整地8万亩,人工梯田、条带5万亩,配套山间道路300公里,同时栽植8万亩核桃树、5万亩钙果林和4万亩樟子松、白皮松等生态树,并利用山西大水网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建设可浇灌13万亩农田的提灌工程。
其次是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循环产业体系。即以经济林产业支撑5万吨核桃、2万吨钙果和1万吨白酒的深加工产业;又以油渣、果渣和秸秆合成饲料,支撑3000头肉牛、20万头生猪和1000万只鸡的养殖产业;再以动物粪便为原料,兴建日产6000立方米的沼气项目;最后以沼渣、沼液和风化煤为原料兴建年产10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厂,反哺种植产业形成产业循环。
再次是以特色宜居名镇开发为主的旅游产业体系。即把全镇52个自然村搬迁到一起,规划建设5000套农民新居,配套建设学校、卫生院、办公楼和体育场等20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建设18个特色农场、52个特色植物园和300处农家小院,还打造庙宇文化景观、黄土地质公同等旅游项目。
最后是以现代物流业为主的服务产业体系。即利用中南铁路惠家坪货运站,建设仓储物流中心,配套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信息控制中心,形成支撑园区农用物贸输入和农副产品输出的绿色通道。
依托联盛集团的强大后盾,这个体量巨大的战略规划,在实施第一年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1年,联盛农业砸下15个亿,完成机修整地3万亩,栽植生态林2万亩、核桃林2万亩,建成园区公路100多公里,还完成了新镇建设一期工程2000套住宅的大楼主体,和万吨酒厂的三通一平。
粗具规模的农业园区里,柏油马路盘旋至山顶。放眼望去,黄土高坡已被渐次延伸的梯田覆盖,梯田上是整齐有序的经济林,其中涌动着一种“资本改变贫瘠”的力量。
以核桃林产业为例,8万亩核桃林种植和5万吨核桃深加工项目,总投资近20个亿,联盛农业自筹6个亿,向银行贷款14个亿,项目总建设周期为4年,建成后年产核桃油1.25万吨、核桃粉0.4万吨以及核桃乳7.5万吨,年产值预计将达到31个亿。 马建明告诉记者:“10年后。即到2020年,我们产业园年产值将达到80亿元,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然而,美好的蓝图真的就能一蹴而就地变为现实吗?
不确定的未来
2011年底,王建平一家已经是第二年领到“每人2000元加两袋白面”的分红。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年,他的儿子进了联盛中学,他自己也成了联盛农业的一名产业工人,负责在园区内写标语,一个月还有1800元的工资。
除了自家背后的凤凰岭上种的2万亩核桃林,王建平更关心的是,对面九龙山上的上万亩钙果林。“这还是稀罕物,出土一米高,根系却可达到7米,可以保持水土。它的果实含钙极高,酿成钙果酒,据说一瓶可卖上千元呢。”
不过,守着这漫山遍野还需要三四年才能挂果的经济林,王建平的心里还是有一丝忧虑,“到时候真能丰收吗?”
同样的问题也摆在马建明面前,他必须尽可能地缩短投资周期。整个园区涉及人口2万余人,仅每年2000元分红,就要让联盛农业付出4000万元。
以强大的联盛集团为后盾,联盛农业确实可以通过信托担保、银行贷款等形式解决资金问题。但2012年国际煤炭市场持续走低,如今的煤价较高峰时期已跌去六成,一位联盛集团的高管向记者透露,联盛集团今年很可能面临亏损。
这样的连锁反应传递到联盛农业,便考验着农业因区实现自我造血的时间进度。更大的考验还来自于农民本身,相比于长远规划,他们更看重传统风俗和眼前利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拆迁。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信风水重旧习,认为土窑洞再破再烂,都是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哪能因为你搞园区就把我家拆了。
对此,马建明制定出一套高标准的拆迁补偿方案:按照铁路建设拆迁的最高标准补偿村民,平均下来一户要赔十几万元。另外还每月给每户人家500元,作为搬进留誉新镇前的房租费。
除此之外,马建明专门成立群众工作部,一方面向老人们劝说,等园区建好了,外出打工的儿女就可以在自家门口上班了,也能够陪在你们老人家身边,让你们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部还花钱请来摄影师、画家和雕塑师,甚至当地有名的风水师,不仅以照片、影像和雕塑为载体,为村民们保存老村庄的风貌,还仔细勘察搬迁过程中的风水,按村民的习俗,这叫“还神灵一片净土”。
实际上,马建明越来越意识到,要改变这块土地,首先必须改造这块土地上的人。“做农业,少不了与农民打交道。如果不能把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就困难重重。”
自2010年以来,联盛农业开始雇佣一部分村民成为产业工人,如今这个队伍已有500多人,除了每年2000元的分红之外,他们每月还按工作量领取工资。最初,园区组织产业工人种土豆,可白天刚一种下,夜里他们就跑到山上把土豆刨出来再拉出去卖掉。
后来,联盛农业参照建设兵团的形式来管理他们,即实行军训。园区为参训人员提供统一服装,免费吃住,并且每人每天发放20元补助。但村民们自由散漫惯了,第一天下来,教官被气哭不说,120个参训人员就跑了11个。
但马建明并没有泄气,2011年联盛农业实施“驻村大学生工程”,招聘优秀大学毕业生,派驻进园区52个自然村,在村民和公司之间架起桥梁的同时,还通过组建大学生宣讲团,成立农民宣传队,兴办农民大讲堂,将村民们的意识观念引向现代农业产业之路。
2012年4月,身陷“7000万嫁女”风波的邢利斌,专门在老家开了个说明会,一是向父老乡亲们解释,三亚的盛典只是为了庆祝公司10周年和三亚的楼盘开盘,而且只花了1500万元,没有媒体上说的那么夸张;二是表明打造留誉农业园区的决心,“建设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富裕和谐的新留誉!”
事实上,王建平并不关心老邻居嫁女花了多少钱。他一心想着明年就能搬进留誉新镇,住进崭新的居民楼。听说,联盛制定的入住政策还非常优惠,只需打个白条然后每月从园区工人的工资里扣一点。几天前,他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泡在巨大的高粱酒缸里,怎么也喝不醉。
这不仅仅是一个偏僻山村的变迁样本。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维度来考量,对于困顿已久的中国农村问题,这个黄土高坡上的山村,是否真的找到了一种办法?
穷乡僻壤
王建平裹着一件破旧的袄子,耷拉着肩膀盘缩在炕头上。窑洞里还坐着十来个村子里说得上话的人,本来是商量即将到来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可说着说着气氛便沉默起来。
望着窑洞里一个个愁容满面的西北汉子,王建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自出生起,他在留誉镇槐树沟生活了40多年,他熟悉这里每一条山沟、每一捧黄土,更明白贫穷就像一块无形的大石头,压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心坎上。
“村委换来换去,又能怎么样呢?咱还不是一样穷得叮当响。”不知是谁的一句话,说得大家无言以对。
——时至今日,46岁的王建平仍然清晰地记得2008年那个冬天,大家在村委选举前夕聚在一起开会。正是这个会,改变了这个贫困的山村。
2008年前的槐树沟村,四面都是荒芜的黄土高坡,仅有一条石子铺成的羊肠小路,通往十几里外的镇上。每逢雨季,泥水从山上涌下来将山路截断,槐树沟也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啊!”活了40多年,王建平从没见过有货车往槐树沟里开。一是因为路窄,根本容不下货车;二是因为槐树沟太贫瘠,没有物资可往外运,也没有钱从外买东西。
槐树沟一带山高沟深,可用作耕地的土地极少,加上“十年九旱、水土流失”的恶劣自然环境,使村民们难以通过农业生产实现温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小组来到这里,得出的结论是:该地区不适宜人类居住。
曾经一度,王建平和村民们并没有向命运低头。19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风吹进这个小山村,村民们务农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家纷纷拿起铲子、锄头爬到陡峭的山坡上开垦梯田,播下高粱、玉米等农作物种子,期望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摆脱贫困。
可是事与愿违。尽管干旱是农作物生长的敌人,但若遇上下雨,情况更糟。雨水顺着山势冲下来,梯田七零八落,农作物更是所剩无几。
最初几年遇到这样的灾害,王建平会望着被毁坏的农田抹泪,来年再怀着“风调雨顺”的希望,继续整理田地、播种施肥。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王建平的锄头和铲子显得越发的渺小无助,他的希望也随之一次次地被掐灭。
后来,跟其他村民们一样,王建平彻底麻木了,“咱该种多少还得种,能收多少全凭老天爷吧。”
听天由命的槐树沟村,就这样被命运死死地钉在了贫穷的土地上。2000年槐树沟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元。当时,这里的孩子们穿着草鞋,有的甚至打着光脚,到三十里外的金家庄上学,金家庄的同学们见了都很惊讶:“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穷的,我们中午都吃白面,他们只啃一点窝窝头。”
直到2008年冬天,槐树沟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夜,王建平和十几个村民聚在窑洞里,商量着如何让这片土地脱离贫困。
联盛帝国
“不如找邢老板吧。”隔壁南沟村老孙一句话,打破了窑洞里的沉默,也让王建平心头一亮。老孙所指的邢老板全名邢利斌,槐树沟人,以前是王建平家隔壁邻居,比他小一岁,小时候还经常一起玩。而如今的邢利斌,是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旗下产业涉及煤矿、地产和酒店等多个领域。身家上百亿。
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邢老板,在2012年3月因为一场“三亚亚龙湾7000万嫁女”的风波,出乎意料地闯进公众视野。紧接着,出于对山西煤老板暴发户的固有印象,网络上又曝出他以“白菜价”买下国有煤矿的发迹史,更增添了公众对他的巨大疑问。
邢利斌199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在山西第一代煤老板中,算少有的高学历。毕业后他回到柳林,搞过钢铁厂、焦化厂,承包了当时还只是乡办小煤矿的金家庄煤矿。对于他的发迹史,外界的质疑集中在2002年,他以8000万元买下原本属于国有的兴无煤矿。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煤矿行业持续低迷,兴无煤矿濒临破产”的背景下,邢利斌的收购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市场规则。
在山西煤老板圈子里,众人对邢的评价是,看得准、下手狠。当时,柳林县政府原本打算以6000万元将兴无煤矿卖给中煤集团,但中煤派人前来调查后,最多只出5000万元,结果谈判破裂,县政府转向社会出售股权。最后邢利斌以8000万元的价格,击败其他5家竟标企业,拿到兴无煤矿。随后他又斥资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了产量与安全保障。2003年煤炭价格开始扶摇直上,他的资产也随之暴涨。
实际上,不到柳林县,很难真实地接触到邢利斌与他的联盛帝国。毫不夸张地说,从柳林县城到留誉镇40多公里的公路,几乎成了联盛集团的内部交通。沿途分布着的兴无煤矿、金家庄煤矿、浩博焦煤厂等大型能源企业,甚至还有酒厂和学校,无一不是邢利斌的产业。
在吕梁一带,邢利斌拥有20多座煤矿,这还不算与之配套的焦煤厂、化工厂。2011年联盛集团仅利税就达到120多亿元。据说,柳林县五分之一的人口,都跟邢利斌的联盛集团息息相关。
在邢利斌的老家槐树沟更是如此。大部分年轻人都去了联盛集团的矿区当工人,年幼的则在联盛小学和中学里读书。槐树沟的村民们,曾经也找过邢利斌,希望他能给家乡修条路、捐个学校。但当时联盛正趁着煤市一路飘红而迅猛扩张,对于父老乡亲的请求,邢利斌一时还顾不上来。
2008年底,槐树沟、南沟和下午林三个自然村的村民,经过协商一致推选邢利斌当行政村槐树沟村委会主任。当留誉镇党委书记带着槐树沟的村民们,来到联盛集团的办公室时,邢利斌虽然事先毫不知情,但大为震动,立即任命集团副总裁马建明负责村委会工作。
可是,对于贫瘠的槐树沟一带来说,脱贫致富绝不仅仅是修条路、捐个学校这么简单。究竟怎样才能让父老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资本与土地
2009年春节刚过,一条重磅消息传遍了槐树沟:村里要将土地集中在一起成立合作社,然后再跟联盛集团成立合资公司。
王建平赶紧拿回来一张宣传单,跟媳妇研究了一晚上。“说实话,咱对什么股份啊合资啊,完全不明白。最实在的还是每年发2000元和两袋白面。”跟其他村民们一样,王建平一家很快响应了号召,签了“将自家30多亩地交给合作社”的协议。
最初,对邢利斌和马建明来说,村民们突如其来的盛情和请求,让他们多少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们很快从政府的惠农政策中,找到了方向。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预示着土地制度改革将“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方式流转,同时“允许”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土地使用权,进而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或许正是槐树沟的脱贫之道。
于是,在邢利斌和马建明的规划下,槐树沟、南沟和下午林三个行政村259户农民以14844亩土地经营权入股,自发组成槐树沟合作社,注册资金1030万元。合作社通过折价将土地资本化占股40%,联盛集团出资1.5亿元占股60%,双方合资成立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马建明出任董事长。
然而,对于村民而言,虽然土地荒凉,但这毕竟是他们糊口的“底线”和最后的“家当”。怎样才能让村民放心地将土地流转出来呢?
为了让村民们立马响应,公司章程规定,在公司未见效益之前,每年给予每个村民2000元加两袋白面的土地分红,产生效益后则按股份分红。这样的收入水平已经较之前翻了一倍还多。而且在当地完全能够解决温饱。
“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现在不论大人小孩,每人都有2000元。”实实在在的利益,让村民们无—例外地把土地交给了合作社。
地集中起来了,种什么才能赚钱?
槐树沟坡高地瘦,种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算上种子、肥料和人工等成本,多半不赚反赔。经过反复论证,马建明最终敲定将山坡开垦出来,大面积种植适合黄土高坡气候的核桃树。
2008年夏天,联盛农业的大型工程车队开山筑路,槐树沟的黄土高坡上,到场都是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施工垦地场景。打造农业园区的想法,渐渐在邢利斌和马建明的脑海中浮起。于是,他们不远万里从北京请来了农科院的专家,专家考察得出结论:由于槐树沟一带地貌特殊,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园区,面积与规模还太小。
恰在此时,槐树沟热火朝天的开工场景,已经让附近10多个同样贫穷落后的村子眼红不已。不断有附近行政村的村委主任找到马建明,要求跟槐树沟一样,组成合作社加入联盛农业。这正好与农科院专家的建议不谋而合。
或许连邢利斌和马建明也没想到,最初只是想帮帮自己村子的做法,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体量巨大的农业园区项目。2010年春,随着附近10多个行政村的加入,联盛农业形成了留誉镇18个行政村、52个自然村、流转土地41447亩、流转区域面积154平方公里的巨大规模。
山村巨变
154平方公里的茫茫黄土,一望无际。马建明突然开始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时开阔无比。一次回乡的路上,邢利斌诚恳地对他说,以后我们挖煤挣的钱,都由你来花。
这句话让马建明真切地感觉到,这位煤炭大亨对于家乡的农业园开发,有着多么迫切的愿望。邢甚至派人制作了一块巨幅的农业园区沙盘,将其摆在联盛集团总部大厅,仿佛无声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联盛集团的未来。
怎样才能让贫瘠的山村,变成现代化的农业园区?
2010年马建明三番五次地到太原、北京,甚至请来农业产业专家,到留誉镇进行实地考察和规划。一位联盛农业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不到一年时间,接待各个领导和专家的考察,已不下两百次。与此同时,一个“10年投资100个亿,涵盖四大产业体系”的宏大战略规划渐渐成型。
首先是以特色经济林栽植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即在山坡上机修整地8万亩,人工梯田、条带5万亩,配套山间道路300公里,同时栽植8万亩核桃树、5万亩钙果林和4万亩樟子松、白皮松等生态树,并利用山西大水网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建设可浇灌13万亩农田的提灌工程。
其次是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循环产业体系。即以经济林产业支撑5万吨核桃、2万吨钙果和1万吨白酒的深加工产业;又以油渣、果渣和秸秆合成饲料,支撑3000头肉牛、20万头生猪和1000万只鸡的养殖产业;再以动物粪便为原料,兴建日产6000立方米的沼气项目;最后以沼渣、沼液和风化煤为原料兴建年产10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厂,反哺种植产业形成产业循环。
再次是以特色宜居名镇开发为主的旅游产业体系。即把全镇52个自然村搬迁到一起,规划建设5000套农民新居,配套建设学校、卫生院、办公楼和体育场等20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建设18个特色农场、52个特色植物园和300处农家小院,还打造庙宇文化景观、黄土地质公同等旅游项目。
最后是以现代物流业为主的服务产业体系。即利用中南铁路惠家坪货运站,建设仓储物流中心,配套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信息控制中心,形成支撑园区农用物贸输入和农副产品输出的绿色通道。
依托联盛集团的强大后盾,这个体量巨大的战略规划,在实施第一年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1年,联盛农业砸下15个亿,完成机修整地3万亩,栽植生态林2万亩、核桃林2万亩,建成园区公路100多公里,还完成了新镇建设一期工程2000套住宅的大楼主体,和万吨酒厂的三通一平。
粗具规模的农业园区里,柏油马路盘旋至山顶。放眼望去,黄土高坡已被渐次延伸的梯田覆盖,梯田上是整齐有序的经济林,其中涌动着一种“资本改变贫瘠”的力量。
以核桃林产业为例,8万亩核桃林种植和5万吨核桃深加工项目,总投资近20个亿,联盛农业自筹6个亿,向银行贷款14个亿,项目总建设周期为4年,建成后年产核桃油1.25万吨、核桃粉0.4万吨以及核桃乳7.5万吨,年产值预计将达到31个亿。 马建明告诉记者:“10年后。即到2020年,我们产业园年产值将达到80亿元,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然而,美好的蓝图真的就能一蹴而就地变为现实吗?
不确定的未来
2011年底,王建平一家已经是第二年领到“每人2000元加两袋白面”的分红。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年,他的儿子进了联盛中学,他自己也成了联盛农业的一名产业工人,负责在园区内写标语,一个月还有1800元的工资。
除了自家背后的凤凰岭上种的2万亩核桃林,王建平更关心的是,对面九龙山上的上万亩钙果林。“这还是稀罕物,出土一米高,根系却可达到7米,可以保持水土。它的果实含钙极高,酿成钙果酒,据说一瓶可卖上千元呢。”
不过,守着这漫山遍野还需要三四年才能挂果的经济林,王建平的心里还是有一丝忧虑,“到时候真能丰收吗?”
同样的问题也摆在马建明面前,他必须尽可能地缩短投资周期。整个园区涉及人口2万余人,仅每年2000元分红,就要让联盛农业付出4000万元。
以强大的联盛集团为后盾,联盛农业确实可以通过信托担保、银行贷款等形式解决资金问题。但2012年国际煤炭市场持续走低,如今的煤价较高峰时期已跌去六成,一位联盛集团的高管向记者透露,联盛集团今年很可能面临亏损。
这样的连锁反应传递到联盛农业,便考验着农业因区实现自我造血的时间进度。更大的考验还来自于农民本身,相比于长远规划,他们更看重传统风俗和眼前利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拆迁。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信风水重旧习,认为土窑洞再破再烂,都是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哪能因为你搞园区就把我家拆了。
对此,马建明制定出一套高标准的拆迁补偿方案:按照铁路建设拆迁的最高标准补偿村民,平均下来一户要赔十几万元。另外还每月给每户人家500元,作为搬进留誉新镇前的房租费。
除此之外,马建明专门成立群众工作部,一方面向老人们劝说,等园区建好了,外出打工的儿女就可以在自家门口上班了,也能够陪在你们老人家身边,让你们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部还花钱请来摄影师、画家和雕塑师,甚至当地有名的风水师,不仅以照片、影像和雕塑为载体,为村民们保存老村庄的风貌,还仔细勘察搬迁过程中的风水,按村民的习俗,这叫“还神灵一片净土”。
实际上,马建明越来越意识到,要改变这块土地,首先必须改造这块土地上的人。“做农业,少不了与农民打交道。如果不能把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就困难重重。”
自2010年以来,联盛农业开始雇佣一部分村民成为产业工人,如今这个队伍已有500多人,除了每年2000元的分红之外,他们每月还按工作量领取工资。最初,园区组织产业工人种土豆,可白天刚一种下,夜里他们就跑到山上把土豆刨出来再拉出去卖掉。
后来,联盛农业参照建设兵团的形式来管理他们,即实行军训。园区为参训人员提供统一服装,免费吃住,并且每人每天发放20元补助。但村民们自由散漫惯了,第一天下来,教官被气哭不说,120个参训人员就跑了11个。
但马建明并没有泄气,2011年联盛农业实施“驻村大学生工程”,招聘优秀大学毕业生,派驻进园区52个自然村,在村民和公司之间架起桥梁的同时,还通过组建大学生宣讲团,成立农民宣传队,兴办农民大讲堂,将村民们的意识观念引向现代农业产业之路。
2012年4月,身陷“7000万嫁女”风波的邢利斌,专门在老家开了个说明会,一是向父老乡亲们解释,三亚的盛典只是为了庆祝公司10周年和三亚的楼盘开盘,而且只花了1500万元,没有媒体上说的那么夸张;二是表明打造留誉农业园区的决心,“建设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富裕和谐的新留誉!”
事实上,王建平并不关心老邻居嫁女花了多少钱。他一心想着明年就能搬进留誉新镇,住进崭新的居民楼。听说,联盛制定的入住政策还非常优惠,只需打个白条然后每月从园区工人的工资里扣一点。几天前,他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泡在巨大的高粱酒缸里,怎么也喝不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