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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往西沿青银高速走100多公里。便进入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记者此行的目的地，是吕梁市柳林县留誉镇。四年前，留誉镇是该地区最闭塞、最贫困的乡镇，人均年收入仅为五六百元。如今，一座占地154平方公里、年产值60个亿的现代化农业园区正拔地而起。
这不仅仅是一个偏僻山村的变迁样本。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维度来考量，对于困顿已久的中国农村问题，这个黄土高坡上的山村，是否真的找到了一种办法？
穷乡僻壤
王建平裹着一件破旧的袄子，耷拉着肩膀盘缩在炕头上。窑洞里还坐着十来个村子里说得上话的人，本来是商量即将到来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可说着说着气氛便沉默起来。
望着窑洞里一个个愁容满面的西北汉子，王建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自出生起，他在留誉镇槐树沟生活了40多年，他熟悉这里每一条山沟、每一捧黄土，更明白贫穷就像一块无形的大石头，压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心坎上。
“村委换来换去，又能怎么样呢？咱还不是一样穷得叮当响。”不知是谁的一句话，说得大家无言以对。
——时至今日，46岁的王建平仍然清晰地记得2008年那个冬天，大家在村委选举前夕聚在一起开会。正是这个会，改变了这个贫困的山村。
2008年前的槐树沟村，四面都是荒芜的黄土高坡，仅有一条石子铺成的羊肠小路，通往十几里外的镇上。每逢雨季，泥水从山上涌下来将山路截断，槐树沟也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啊！”活了40多年，王建平从没见过有货车往槐树沟里开。一是因为路窄，根本容不下货车；二是因为槐树沟太贫瘠，没有物资可往外运，也没有钱从外买东西。
槐树沟一带山高沟深，可用作耕地的土地极少，加上“十年九旱、水土流失”的恶劣自然环境，使村民们难以通过农业生产实现温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小组来到这里，得出的结论是：该地区不适宜人类居住。
曾经一度，王建平和村民们并没有向命运低头。19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风吹进这个小山村，村民们务农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家纷纷拿起铲子、锄头爬到陡峭的山坡上开垦梯田，播下高粱、玉米等农作物种子，期望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摆脱贫困。
可是事与愿违。尽管干旱是农作物生长的敌人，但若遇上下雨，情况更糟。雨水顺着山势冲下来，梯田七零八落，农作物更是所剩无几。
最初几年遇到这样的灾害，王建平会望着被毁坏的农田抹泪，来年再怀着“风调雨顺”的希望，继续整理田地、播种施肥。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王建平的锄头和铲子显得越发的渺小无助，他的希望也随之一次次地被掐灭。
后来，跟其他村民们一样，王建平彻底麻木了，“咱该种多少还得种，能收多少全凭老天爷吧。”
听天由命的槐树沟村，就这样被命运死死地钉在了贫穷的土地上。2000年槐树沟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元。当时，这里的孩子们穿着草鞋，有的甚至打着光脚，到三十里外的金家庄上学，金家庄的同学们见了都很惊讶：“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穷的，我们中午都吃白面，他们只啃一点窝窝头。”
直到2008年冬天，槐树沟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夜，王建平和十几个村民聚在窑洞里，商量着如何让这片土地脱离贫困。
联盛帝国
“不如找邢老板吧。”隔壁南沟村老孙一句话，打破了窑洞里的沉默，也让王建平心头一亮。老孙所指的邢老板全名邢利斌，槐树沟人，以前是王建平家隔壁邻居，比他小一岁，小时候还经常一起玩。而如今的邢利斌，是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旗下产业涉及煤矿、地产和酒店等多个领域。身家上百亿。
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邢老板，在2012年3月因为一场“三亚亚龙湾7000万嫁女”的风波，出乎意料地闯进公众视野。紧接着，出于对山西煤老板暴发户的固有印象，网络上又曝出他以“白菜价”买下国有煤矿的发迹史，更增添了公众对他的巨大疑问。
邢利斌199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在山西第一代煤老板中，算少有的高学历。毕业后他回到柳林，搞过钢铁厂、焦化厂，承包了当时还只是乡办小煤矿的金家庄煤矿。对于他的发迹史，外界的质疑集中在2002年，他以8000万元买下原本属于国有的兴无煤矿。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煤矿行业持续低迷，兴无煤矿濒临破产”的背景下，邢利斌的收购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市场规则。
在山西煤老板圈子里，众人对邢的评价是，看得准、下手狠。当时，柳林县政府原本打算以6000万元将兴无煤矿卖给中煤集团，但中煤派人前来调查后，最多只出5000万元，结果谈判破裂，县政府转向社会出售股权。最后邢利斌以8000万元的价格，击败其他5家竟标企业，拿到兴无煤矿。随后他又斥资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了产量与安全保障。2003年煤炭价格开始扶摇直上，他的资产也随之暴涨。
实际上，不到柳林县，很难真实地接触到邢利斌与他的联盛帝国。毫不夸张地说，从柳林县城到留誉镇40多公里的公路，几乎成了联盛集团的内部交通。沿途分布着的兴无煤矿、金家庄煤矿、浩博焦煤厂等大型能源企业，甚至还有酒厂和学校，无一不是邢利斌的产业。
在吕梁一带，邢利斌拥有20多座煤矿，这还不算与之配套的焦煤厂、化工厂。2011年联盛集团仅利税就达到120多亿元。据说，柳林县五分之一的人口，都跟邢利斌的联盛集团息息相关。
在邢利斌的老家槐树沟更是如此。大部分年轻人都去了联盛集团的矿区当工人，年幼的则在联盛小学和中学里读书。槐树沟的村民们，曾经也找过邢利斌，希望他能给家乡修条路、捐个学校。但当时联盛正趁着煤市一路飘红而迅猛扩张，对于父老乡亲的请求，邢利斌一时还顾不上来。
2008年底，槐树沟、南沟和下午林三个自然村的村民，经过协商一致推选邢利斌当行政村槐树沟村委会主任。当留誉镇党委书记带着槐树沟的村民们，来到联盛集团的办公室时，邢利斌虽然事先毫不知情，但大为震动，立即任命集团副总裁马建明负责村委会工作。
可是，对于贫瘠的槐树沟一带来说，脱贫致富绝不仅仅是修条路、捐个学校这么简单。究竟怎样才能让父老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资本与土地
2009年春节刚过，一条重磅消息传遍了槐树沟：村里要将土地集中在一起成立合作社，然后再跟联盛集团成立合资公司。
王建平赶紧拿回来一张宣传单，跟媳妇研究了一晚上。“说实话，咱对什么股份啊合资啊，完全不明白。最实在的还是每年发2000元和两袋白面。”跟其他村民们一样，王建平一家很快响应了号召，签了“将自家30多亩地交给合作社”的协议。
最初，对邢利斌和马建明来说，村民们突如其来的盛情和请求，让他们多少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们很快从政府的惠农政策中，找到了方向。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预示着土地制度改革将“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方式流转，同时“允许”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土地使用权，进而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或许正是槐树沟的脱贫之道。
于是，在邢利斌和马建明的规划下，槐树沟、南沟和下午林三个行政村259户农民以14844亩土地经营权入股，自发组成槐树沟合作社，注册资金1030万元。合作社通过折价将土地资本化占股40%，联盛集团出资1.5亿元占股60%，双方合资成立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马建明出任董事长。
然而，对于村民而言，虽然土地荒凉，但这毕竟是他们糊口的“底线”和最后的“家当”。怎样才能让村民放心地将土地流转出来呢？
为了让村民们立马响应，公司章程规定，在公司未见效益之前，每年给予每个村民2000元加两袋白面的土地分红，产生效益后则按股份分红。这样的收入水平已经较之前翻了一倍还多。而且在当地完全能够解决温饱。
“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现在不论大人小孩，每人都有2000元。”实实在在的利益，让村民们无—例外地把土地交给了合作社。
地集中起来了，种什么才能赚钱？
槐树沟坡高地瘦，种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算上种子、肥料和人工等成本，多半不赚反赔。经过反复论证，马建明最终敲定将山坡开垦出来，大面积种植适合黄土高坡气候的核桃树。
2008年夏天，联盛农业的大型工程车队开山筑路，槐树沟的黄土高坡上，到场都是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施工垦地场景。打造农业园区的想法，渐渐在邢利斌和马建明的脑海中浮起。于是，他们不远万里从北京请来了农科院的专家，专家考察得出结论：由于槐树沟一带地貌特殊，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园区，面积与规模还太小。
恰在此时，槐树沟热火朝天的开工场景，已经让附近10多个同样贫穷落后的村子眼红不已。不断有附近行政村的村委主任找到马建明，要求跟槐树沟一样，组成合作社加入联盛农业。这正好与农科院专家的建议不谋而合。
或许连邢利斌和马建明也没想到，最初只是想帮帮自己村子的做法，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体量巨大的农业园区项目。2010年春，随着附近10多个行政村的加入，联盛农业形成了留誉镇18个行政村、52个自然村、流转土地41447亩、流转区域面积154平方公里的巨大规模。
山村巨变
154平方公里的茫茫黄土，一望无际。马建明突然开始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时开阔无比。一次回乡的路上，邢利斌诚恳地对他说，以后我们挖煤挣的钱，都由你来花。
这句话让马建明真切地感觉到，这位煤炭大亨对于家乡的农业园开发，有着多么迫切的愿望。邢甚至派人制作了一块巨幅的农业园区沙盘，将其摆在联盛集团总部大厅，仿佛无声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联盛集团的未来。
怎样才能让贫瘠的山村，变成现代化的农业园区？
2010年马建明三番五次地到太原、北京，甚至请来农业产业专家，到留誉镇进行实地考察和规划。一位联盛农业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不到一年时间，接待各个领导和专家的考察，已不下两百次。与此同时，一个“10年投资100个亿，涵盖四大产业体系”的宏大战略规划渐渐成型。
首先是以特色经济林栽植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即在山坡上机修整地8万亩，人工梯田、条带5万亩，配套山间道路300公里，同时栽植8万亩核桃树、5万亩钙果林和4万亩樟子松、白皮松等生态树，并利用山西大水网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建设可浇灌13万亩农田的提灌工程。
其次是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循环产业体系。即以经济林产业支撑5万吨核桃、2万吨钙果和1万吨白酒的深加工产业；又以油渣、果渣和秸秆合成饲料，支撑3000头肉牛、20万头生猪和1000万只鸡的养殖产业；再以动物粪便为原料，兴建日产6000立方米的沼气项目；最后以沼渣、沼液和风化煤为原料兴建年产10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厂，反哺种植产业形成产业循环。
再次是以特色宜居名镇开发为主的旅游产业体系。即把全镇52个自然村搬迁到一起，规划建设5000套农民新居，配套建设学校、卫生院、办公楼和体育场等20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建设18个特色农场、52个特色植物园和300处农家小院，还打造庙宇文化景观、黄土地质公同等旅游项目。
最后是以现代物流业为主的服务产业体系。即利用中南铁路惠家坪货运站，建设仓储物流中心，配套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信息控制中心，形成支撑园区农用物贸输入和农副产品输出的绿色通道。
依托联盛集团的强大后盾，这个体量巨大的战略规划，在实施第一年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1年，联盛农业砸下15个亿，完成机修整地3万亩，栽植生态林2万亩、核桃林2万亩，建成园区公路100多公里，还完成了新镇建设一期工程2000套住宅的大楼主体，和万吨酒厂的三通一平。
粗具规模的农业园区里，柏油马路盘旋至山顶。放眼望去，黄土高坡已被渐次延伸的梯田覆盖，梯田上是整齐有序的经济林，其中涌动着一种“资本改变贫瘠”的力量。
以核桃林产业为例，8万亩核桃林种植和5万吨核桃深加工项目，总投资近20个亿，联盛农业自筹6个亿，向银行贷款14个亿，项目总建设周期为4年，建成后年产核桃油1.25万吨、核桃粉0.4万吨以及核桃乳7.5万吨，年产值预计将达到31个亿。 马建明告诉记者：“10年后。即到2020年，我们产业园年产值将达到80亿元，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然而，美好的蓝图真的就能一蹴而就地变为现实吗？
不确定的未来
2011年底，王建平一家已经是第二年领到“每人2000元加两袋白面”的分红。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年，他的儿子进了联盛中学，他自己也成了联盛农业的一名产业工人，负责在园区内写标语，一个月还有1800元的工资。
除了自家背后的凤凰岭上种的2万亩核桃林，王建平更关心的是，对面九龙山上的上万亩钙果林。“这还是稀罕物，出土一米高，根系却可达到7米，可以保持水土。它的果实含钙极高，酿成钙果酒，据说一瓶可卖上千元呢。”
不过，守着这漫山遍野还需要三四年才能挂果的经济林，王建平的心里还是有一丝忧虑，“到时候真能丰收吗？”
同样的问题也摆在马建明面前，他必须尽可能地缩短投资周期。整个园区涉及人口2万余人，仅每年2000元分红，就要让联盛农业付出4000万元。
以强大的联盛集团为后盾，联盛农业确实可以通过信托担保、银行贷款等形式解决资金问题。但2012年国际煤炭市场持续走低，如今的煤价较高峰时期已跌去六成，一位联盛集团的高管向记者透露，联盛集团今年很可能面临亏损。
这样的连锁反应传递到联盛农业，便考验着农业因区实现自我造血的时间进度。更大的考验还来自于农民本身，相比于长远规划，他们更看重传统风俗和眼前利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拆迁。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信风水重旧习，认为土窑洞再破再烂，都是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哪能因为你搞园区就把我家拆了。
对此，马建明制定出一套高标准的拆迁补偿方案：按照铁路建设拆迁的最高标准补偿村民，平均下来一户要赔十几万元。另外还每月给每户人家500元，作为搬进留誉新镇前的房租费。
除此之外，马建明专门成立群众工作部，一方面向老人们劝说，等园区建好了，外出打工的儿女就可以在自家门口上班了，也能够陪在你们老人家身边，让你们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部还花钱请来摄影师、画家和雕塑师，甚至当地有名的风水师，不仅以照片、影像和雕塑为载体，为村民们保存老村庄的风貌，还仔细勘察搬迁过程中的风水，按村民的习俗，这叫“还神灵一片净土”。
实际上，马建明越来越意识到，要改变这块土地，首先必须改造这块土地上的人。“做农业，少不了与农民打交道。如果不能把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就困难重重。”
自2010年以来，联盛农业开始雇佣一部分村民成为产业工人，如今这个队伍已有500多人，除了每年2000元的分红之外，他们每月还按工作量领取工资。最初，园区组织产业工人种土豆，可白天刚一种下，夜里他们就跑到山上把土豆刨出来再拉出去卖掉。
后来，联盛农业参照建设兵团的形式来管理他们，即实行军训。园区为参训人员提供统一服装，免费吃住，并且每人每天发放20元补助。但村民们自由散漫惯了，第一天下来，教官被气哭不说，120个参训人员就跑了11个。
但马建明并没有泄气，2011年联盛农业实施“驻村大学生工程”，招聘优秀大学毕业生，派驻进园区52个自然村，在村民和公司之间架起桥梁的同时，还通过组建大学生宣讲团，成立农民宣传队，兴办农民大讲堂，将村民们的意识观念引向现代农业产业之路。
2012年4月，身陷“7000万嫁女”风波的邢利斌，专门在老家开了个说明会，一是向父老乡亲们解释，三亚的盛典只是为了庆祝公司10周年和三亚的楼盘开盘，而且只花了1500万元，没有媒体上说的那么夸张；二是表明打造留誉农业园区的决心，“建设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富裕和谐的新留誉！”
事实上，王建平并不关心老邻居嫁女花了多少钱。他一心想着明年就能搬进留誉新镇，住进崭新的居民楼。听说，联盛制定的入住政策还非常优惠，只需打个白条然后每月从园区工人的工资里扣一点。几天前，他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泡在巨大的高粱酒缸里，怎么也喝不醉。
这不仅仅是一个偏僻山村的变迁样本。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维度来考量，对于困顿已久的中国农村问题，这个黄土高坡上的山村，是否真的找到了一种办法？
穷乡僻壤
王建平裹着一件破旧的袄子，耷拉着肩膀盘缩在炕头上。窑洞里还坐着十来个村子里说得上话的人，本来是商量即将到来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可说着说着气氛便沉默起来。
望着窑洞里一个个愁容满面的西北汉子，王建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自出生起，他在留誉镇槐树沟生活了40多年，他熟悉这里每一条山沟、每一捧黄土，更明白贫穷就像一块无形的大石头，压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心坎上。
“村委换来换去，又能怎么样呢？咱还不是一样穷得叮当响。”不知是谁的一句话，说得大家无言以对。
——时至今日，46岁的王建平仍然清晰地记得2008年那个冬天，大家在村委选举前夕聚在一起开会。正是这个会，改变了这个贫困的山村。
2008年前的槐树沟村，四面都是荒芜的黄土高坡，仅有一条石子铺成的羊肠小路，通往十几里外的镇上。每逢雨季，泥水从山上涌下来将山路截断，槐树沟也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啊！”活了40多年，王建平从没见过有货车往槐树沟里开。一是因为路窄，根本容不下货车；二是因为槐树沟太贫瘠，没有物资可往外运，也没有钱从外买东西。
槐树沟一带山高沟深，可用作耕地的土地极少，加上“十年九旱、水土流失”的恶劣自然环境，使村民们难以通过农业生产实现温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小组来到这里，得出的结论是：该地区不适宜人类居住。
曾经一度，王建平和村民们并没有向命运低头。19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风吹进这个小山村，村民们务农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家纷纷拿起铲子、锄头爬到陡峭的山坡上开垦梯田，播下高粱、玉米等农作物种子，期望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摆脱贫困。
可是事与愿违。尽管干旱是农作物生长的敌人，但若遇上下雨，情况更糟。雨水顺着山势冲下来，梯田七零八落，农作物更是所剩无几。
最初几年遇到这样的灾害，王建平会望着被毁坏的农田抹泪，来年再怀着“风调雨顺”的希望，继续整理田地、播种施肥。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王建平的锄头和铲子显得越发的渺小无助，他的希望也随之一次次地被掐灭。
后来，跟其他村民们一样，王建平彻底麻木了，“咱该种多少还得种，能收多少全凭老天爷吧。”
听天由命的槐树沟村，就这样被命运死死地钉在了贫穷的土地上。2000年槐树沟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元。当时，这里的孩子们穿着草鞋，有的甚至打着光脚，到三十里外的金家庄上学，金家庄的同学们见了都很惊讶：“没想到还有比我们更穷的，我们中午都吃白面，他们只啃一点窝窝头。”
直到2008年冬天，槐树沟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夜，王建平和十几个村民聚在窑洞里，商量着如何让这片土地脱离贫困。
联盛帝国
“不如找邢老板吧。”隔壁南沟村老孙一句话，打破了窑洞里的沉默，也让王建平心头一亮。老孙所指的邢老板全名邢利斌，槐树沟人，以前是王建平家隔壁邻居，比他小一岁，小时候还经常一起玩。而如今的邢利斌，是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旗下产业涉及煤矿、地产和酒店等多个领域。身家上百亿。
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邢老板，在2012年3月因为一场“三亚亚龙湾7000万嫁女”的风波，出乎意料地闯进公众视野。紧接着，出于对山西煤老板暴发户的固有印象，网络上又曝出他以“白菜价”买下国有煤矿的发迹史，更增添了公众对他的巨大疑问。
邢利斌199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在山西第一代煤老板中，算少有的高学历。毕业后他回到柳林，搞过钢铁厂、焦化厂，承包了当时还只是乡办小煤矿的金家庄煤矿。对于他的发迹史，外界的质疑集中在2002年，他以8000万元买下原本属于国有的兴无煤矿。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煤矿行业持续低迷，兴无煤矿濒临破产”的背景下，邢利斌的收购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市场规则。
在山西煤老板圈子里，众人对邢的评价是，看得准、下手狠。当时，柳林县政府原本打算以6000万元将兴无煤矿卖给中煤集团，但中煤派人前来调查后，最多只出5000万元，结果谈判破裂，县政府转向社会出售股权。最后邢利斌以8000万元的价格，击败其他5家竟标企业，拿到兴无煤矿。随后他又斥资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了产量与安全保障。2003年煤炭价格开始扶摇直上，他的资产也随之暴涨。
实际上，不到柳林县，很难真实地接触到邢利斌与他的联盛帝国。毫不夸张地说，从柳林县城到留誉镇40多公里的公路，几乎成了联盛集团的内部交通。沿途分布着的兴无煤矿、金家庄煤矿、浩博焦煤厂等大型能源企业，甚至还有酒厂和学校，无一不是邢利斌的产业。
在吕梁一带，邢利斌拥有20多座煤矿，这还不算与之配套的焦煤厂、化工厂。2011年联盛集团仅利税就达到120多亿元。据说，柳林县五分之一的人口，都跟邢利斌的联盛集团息息相关。
在邢利斌的老家槐树沟更是如此。大部分年轻人都去了联盛集团的矿区当工人，年幼的则在联盛小学和中学里读书。槐树沟的村民们，曾经也找过邢利斌，希望他能给家乡修条路、捐个学校。但当时联盛正趁着煤市一路飘红而迅猛扩张，对于父老乡亲的请求，邢利斌一时还顾不上来。
2008年底，槐树沟、南沟和下午林三个自然村的村民，经过协商一致推选邢利斌当行政村槐树沟村委会主任。当留誉镇党委书记带着槐树沟的村民们，来到联盛集团的办公室时，邢利斌虽然事先毫不知情，但大为震动，立即任命集团副总裁马建明负责村委会工作。
可是，对于贫瘠的槐树沟一带来说，脱贫致富绝不仅仅是修条路、捐个学校这么简单。究竟怎样才能让父老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资本与土地
2009年春节刚过，一条重磅消息传遍了槐树沟：村里要将土地集中在一起成立合作社，然后再跟联盛集团成立合资公司。
王建平赶紧拿回来一张宣传单，跟媳妇研究了一晚上。“说实话，咱对什么股份啊合资啊，完全不明白。最实在的还是每年发2000元和两袋白面。”跟其他村民们一样，王建平一家很快响应了号召，签了“将自家30多亩地交给合作社”的协议。
最初，对邢利斌和马建明来说，村民们突如其来的盛情和请求，让他们多少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们很快从政府的惠农政策中，找到了方向。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预示着土地制度改革将“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方式流转，同时“允许”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土地使用权，进而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或许正是槐树沟的脱贫之道。
于是，在邢利斌和马建明的规划下，槐树沟、南沟和下午林三个行政村259户农民以14844亩土地经营权入股，自发组成槐树沟合作社，注册资金1030万元。合作社通过折价将土地资本化占股40%，联盛集团出资1.5亿元占股60%，双方合资成立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马建明出任董事长。
然而，对于村民而言，虽然土地荒凉，但这毕竟是他们糊口的“底线”和最后的“家当”。怎样才能让村民放心地将土地流转出来呢？
为了让村民们立马响应，公司章程规定，在公司未见效益之前，每年给予每个村民2000元加两袋白面的土地分红，产生效益后则按股份分红。这样的收入水平已经较之前翻了一倍还多。而且在当地完全能够解决温饱。
“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现在不论大人小孩，每人都有2000元。”实实在在的利益，让村民们无—例外地把土地交给了合作社。
地集中起来了，种什么才能赚钱？
槐树沟坡高地瘦，种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算上种子、肥料和人工等成本，多半不赚反赔。经过反复论证，马建明最终敲定将山坡开垦出来，大面积种植适合黄土高坡气候的核桃树。
2008年夏天，联盛农业的大型工程车队开山筑路，槐树沟的黄土高坡上，到场都是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施工垦地场景。打造农业园区的想法，渐渐在邢利斌和马建明的脑海中浮起。于是，他们不远万里从北京请来了农科院的专家，专家考察得出结论：由于槐树沟一带地貌特殊，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园区，面积与规模还太小。
恰在此时，槐树沟热火朝天的开工场景，已经让附近10多个同样贫穷落后的村子眼红不已。不断有附近行政村的村委主任找到马建明，要求跟槐树沟一样，组成合作社加入联盛农业。这正好与农科院专家的建议不谋而合。
或许连邢利斌和马建明也没想到，最初只是想帮帮自己村子的做法，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体量巨大的农业园区项目。2010年春，随着附近10多个行政村的加入，联盛农业形成了留誉镇18个行政村、52个自然村、流转土地41447亩、流转区域面积154平方公里的巨大规模。
山村巨变
154平方公里的茫茫黄土，一望无际。马建明突然开始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时开阔无比。一次回乡的路上，邢利斌诚恳地对他说，以后我们挖煤挣的钱，都由你来花。
这句话让马建明真切地感觉到，这位煤炭大亨对于家乡的农业园开发，有着多么迫切的愿望。邢甚至派人制作了一块巨幅的农业园区沙盘，将其摆在联盛集团总部大厅，仿佛无声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联盛集团的未来。
怎样才能让贫瘠的山村，变成现代化的农业园区？
2010年马建明三番五次地到太原、北京，甚至请来农业产业专家，到留誉镇进行实地考察和规划。一位联盛农业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不到一年时间，接待各个领导和专家的考察，已不下两百次。与此同时，一个“10年投资100个亿，涵盖四大产业体系”的宏大战略规划渐渐成型。
首先是以特色经济林栽植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即在山坡上机修整地8万亩，人工梯田、条带5万亩，配套山间道路300公里，同时栽植8万亩核桃树、5万亩钙果林和4万亩樟子松、白皮松等生态树，并利用山西大水网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建设可浇灌13万亩农田的提灌工程。
其次是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循环产业体系。即以经济林产业支撑5万吨核桃、2万吨钙果和1万吨白酒的深加工产业；又以油渣、果渣和秸秆合成饲料，支撑3000头肉牛、20万头生猪和1000万只鸡的养殖产业；再以动物粪便为原料，兴建日产6000立方米的沼气项目；最后以沼渣、沼液和风化煤为原料兴建年产10万吨的生物有机肥厂，反哺种植产业形成产业循环。
再次是以特色宜居名镇开发为主的旅游产业体系。即把全镇52个自然村搬迁到一起，规划建设5000套农民新居，配套建设学校、卫生院、办公楼和体育场等20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建设18个特色农场、52个特色植物园和300处农家小院，还打造庙宇文化景观、黄土地质公同等旅游项目。
最后是以现代物流业为主的服务产业体系。即利用中南铁路惠家坪货运站，建设仓储物流中心，配套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信息控制中心，形成支撑园区农用物贸输入和农副产品输出的绿色通道。
依托联盛集团的强大后盾，这个体量巨大的战略规划，在实施第一年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1年，联盛农业砸下15个亿，完成机修整地3万亩，栽植生态林2万亩、核桃林2万亩，建成园区公路100多公里，还完成了新镇建设一期工程2000套住宅的大楼主体，和万吨酒厂的三通一平。
粗具规模的农业园区里，柏油马路盘旋至山顶。放眼望去，黄土高坡已被渐次延伸的梯田覆盖，梯田上是整齐有序的经济林，其中涌动着一种“资本改变贫瘠”的力量。
以核桃林产业为例，8万亩核桃林种植和5万吨核桃深加工项目，总投资近20个亿，联盛农业自筹6个亿，向银行贷款14个亿，项目总建设周期为4年，建成后年产核桃油1.25万吨、核桃粉0.4万吨以及核桃乳7.5万吨，年产值预计将达到31个亿。 马建明告诉记者：“10年后。即到2020年，我们产业园年产值将达到80亿元，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然而，美好的蓝图真的就能一蹴而就地变为现实吗？
不确定的未来
2011年底，王建平一家已经是第二年领到“每人2000元加两袋白面”的分红。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年，他的儿子进了联盛中学，他自己也成了联盛农业的一名产业工人，负责在园区内写标语，一个月还有1800元的工资。
除了自家背后的凤凰岭上种的2万亩核桃林，王建平更关心的是，对面九龙山上的上万亩钙果林。“这还是稀罕物，出土一米高，根系却可达到7米，可以保持水土。它的果实含钙极高，酿成钙果酒，据说一瓶可卖上千元呢。”
不过，守着这漫山遍野还需要三四年才能挂果的经济林，王建平的心里还是有一丝忧虑，“到时候真能丰收吗？”
同样的问题也摆在马建明面前，他必须尽可能地缩短投资周期。整个园区涉及人口2万余人，仅每年2000元分红，就要让联盛农业付出4000万元。
以强大的联盛集团为后盾，联盛农业确实可以通过信托担保、银行贷款等形式解决资金问题。但2012年国际煤炭市场持续走低，如今的煤价较高峰时期已跌去六成，一位联盛集团的高管向记者透露，联盛集团今年很可能面临亏损。
这样的连锁反应传递到联盛农业，便考验着农业因区实现自我造血的时间进度。更大的考验还来自于农民本身，相比于长远规划，他们更看重传统风俗和眼前利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拆迁。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信风水重旧习，认为土窑洞再破再烂，都是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哪能因为你搞园区就把我家拆了。
对此，马建明制定出一套高标准的拆迁补偿方案：按照铁路建设拆迁的最高标准补偿村民，平均下来一户要赔十几万元。另外还每月给每户人家500元，作为搬进留誉新镇前的房租费。
除此之外，马建明专门成立群众工作部，一方面向老人们劝说，等园区建好了，外出打工的儿女就可以在自家门口上班了，也能够陪在你们老人家身边，让你们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部还花钱请来摄影师、画家和雕塑师，甚至当地有名的风水师，不仅以照片、影像和雕塑为载体，为村民们保存老村庄的风貌，还仔细勘察搬迁过程中的风水，按村民的习俗，这叫“还神灵一片净土”。
实际上，马建明越来越意识到，要改变这块土地，首先必须改造这块土地上的人。“做农业，少不了与农民打交道。如果不能把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就困难重重。”
自2010年以来，联盛农业开始雇佣一部分村民成为产业工人，如今这个队伍已有500多人，除了每年2000元的分红之外，他们每月还按工作量领取工资。最初，园区组织产业工人种土豆，可白天刚一种下，夜里他们就跑到山上把土豆刨出来再拉出去卖掉。
后来，联盛农业参照建设兵团的形式来管理他们，即实行军训。园区为参训人员提供统一服装，免费吃住，并且每人每天发放20元补助。但村民们自由散漫惯了，第一天下来，教官被气哭不说，120个参训人员就跑了11个。
但马建明并没有泄气，2011年联盛农业实施“驻村大学生工程”，招聘优秀大学毕业生，派驻进园区52个自然村，在村民和公司之间架起桥梁的同时，还通过组建大学生宣讲团，成立农民宣传队，兴办农民大讲堂，将村民们的意识观念引向现代农业产业之路。
2012年4月，身陷“7000万嫁女”风波的邢利斌，专门在老家开了个说明会，一是向父老乡亲们解释，三亚的盛典只是为了庆祝公司10周年和三亚的楼盘开盘，而且只花了1500万元，没有媒体上说的那么夸张；二是表明打造留誉农业园区的决心，“建设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富裕和谐的新留誉！”
事实上，王建平并不关心老邻居嫁女花了多少钱。他一心想着明年就能搬进留誉新镇，住进崭新的居民楼。听说，联盛制定的入住政策还非常优惠，只需打个白条然后每月从园区工人的工资里扣一点。几天前，他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泡在巨大的高粱酒缸里，怎么也喝不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