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对党政策路线在社会上引起变化的书写;以及文革文学对战争历史的史诗性的描写，都体现着出传统叙事的宏大叙述的特点。直到80年代，文革结束，叙述话语和叙述环境都更为自由宽松，日常生活叙述沿着前几十年虚弱的根芽开始复苏，日常生活叙事开始合法化、普及化，打破了宏大叙事一统天下的主体地位。到90年代日常叙述发展迅速，而之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宏大叙事重回作家视野，开始与日常生活叙述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推进文学的发展。总体来说，新时期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状态为文学拓展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日常生活叙述;新时期;历史分期。
　　一、日常生活叙述的合法化和普及化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最伟大的变化，就是正常生活叙述的普及化。“叙述”这个词语在小说批评中经常被用到，但在很多文章里，其含义是模糊的，因为叙述在叙述学中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用法变化最大、含义最为繁杂的术 语。叙述学一般将作品分为“叙述话语”和“所述故事”这两个层次，这与传统文学理论中“形式”与“内容”的 两分法基本对应。所谓日常生活叙述，其重点显然是在“所述故事“”上。也就是从“所述故事”的变迁来勾画当代文学的变化。
　　八十年代宏大叙述的主体地位发生了转变，即便在八十年代不乏宏大叙事的作品，但是作家的视线却不再仅仅停留在宏大叙事上，不是单看政治，而是回到了日常生活的小事上，描写人民身边的实实在在的小事。新时期以伤痕小说开启，目光主要落在对文革的批判，描写经历过文革并被文革深深伤害的心灵，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描写了文革给一代人带来的思想和精神的伤害，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伤害。这样的小说充满了伤感和深深的反思意味，青少年的思想僵化，沦为政治的奴隶;母女亲情因为政治的无情化为乌有，无法挽救。至此重新开启了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潮流。
　　汪曾祺是八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叙述的一抹亮色。汪曾祺在这时期创作了几篇完全依赖生活叙述的小说，他的《受戒》，《大淖记事》，以清新的文笔描写了小村庄的温暖、善良的人性。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在文革时期参加过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他非常的熟悉“宏大叙事”，他也深刻了解宏达叙述的局限性，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就是由汪曾祺创作的。季红真说：“汪曾祺亲历了‘样板戏’的兴衰。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搞创作长达十年，其紧张、痛苦的滋味 刻骨铭心。”[ 季红真：《汪曾祺与“样板戏”》，《书屋》，2007年第7期，第76页。]晚年， 他写了多篇回顾“样板戏”的文章： 《我的解放》、《关于“沙家浜”》、《“样板戏”谈往》、《关于于会泳》等等。在一些文论中， 也屡屡 提及当年不堪回首的往事。而现在他却写出这种清新隽永的风俗画的小说，读者也觉得非常的新鲜，逐渐开始被大家接受。在这个时期他所写的小说将日常生活叙述纯粹化，淡化故事情节，淡化结构，追求意境，诗化的叙述。小说多半选择生活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叙述，描写乡村的人情美、人性美，不受世俗沾染的纯洁美好的心灵。汪曾祺善用断句，他的创作也都是短篇，清丽单纯，和尚可以出家也可以结婚，自然呈现生活常态，并在叙述中关注生活的雅趣和睿智。可以说汪曾祺为日常生活叙述立起一座高峰，他在日常生活中灌注的文人气，被称为“明清的最后一个士大夫”。日常生活叙述的复苏在八十年代带来积极的效应。日常生活叙述本该是小说描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当时的作家找不到日常生活的切入点，文革给一代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灵和肉体的创伤是巨大的，他们有时候不敢表达，有时候不想表达，逐渐的都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大多数都是随着都是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大的小说思潮下进行创作。所以文坛其实是十分需要有人可以开创新的文学范式，开一个良好的风气。汪曾祺的出现恰恰满足了这样的需求。日常生活叙述的倡导给作家开辟新空间，作家改变了条条框框的叙述，开始尽情的书写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生活。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八十年代女性书写的抬头，女作家们以一种自我、独立的笔法来探究女性的内心世界，展现女性的日常生活，女性的心理活动，展现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下女性的历史。
　　二、新写实小说的兴起
　　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日常生活叙述的合法化就不会有九十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兴起。“新写实”小说的正式命名以1989年《钟山》杂志第三期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为标志。《钟山》当年的卷首语写到：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的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的新的倾向。所谓新的文学倾向就是在小说创作中扩散开来的日常生活叙述。日常生活复苏叙事也带来了大量的作品，新写实主义的作品集中展示了日常生活叙述的活力，新写实状态下“大写的人”转换成了“小写的人”，主人公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庸之众和市井小民，而在新写实小说充斥着普通人烦恼琐碎的生存状态和平民百姓百无聊赖的生活。与传统现实主义热衷于书写轰轰烈烈的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入新写实写作中的作者除了像池莉、方方、刘震云等艺术主流的作家之外，还有先锋作家的加入，比如叶兆言、苏童，几乎包含了“寻根文学”以后文坛上最活跃的一批作家。刘震云、池莉、方方一开始文学创作写的就是日常生活叙述。另一批则是从先锋文学转向新写实的文学所以从作家的构成也可以看出来日常生活叙述的广泛，刘震云的《单位》，传统政治意识极强的行政单位变成了“一地鸡毛”，小说一开始就以纷乱无序的生活描写开场，进而展示了主人公小林的一天，生活的烦恼，甚至到了买豆腐这样细微的小事，写出了平凡的小人物们几乎無事的悲剧。池莉的《烦恼人生》他叙述了普通工人印家厚的生活，小说以他儿子半夜睡觉掉在了地上开头，写出了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的这样生活中的小事，紧接着第二天早起上班，给孩子喂饭，送孩子上幼儿园，工作，下班，接孩子，吃饭，睡觉，普普通通的一天，也是无数个平凡的人的一天，别无二致。作者从这样细微、平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事入手，着力描写日常生活的普通与无奈。 　　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品分别从不同单位角度揭示了人生任性的阴暗的一面 ，日常生活叙述在开掘和深化主题方面的无限可能性。所以放在日常生活叙述这个角度来看，新写实一场日常叙述普及化大的文学运动。在新写实小说以前日常生活叙述在作家群里是分散开的，自古而来就不乏生活叙事，但是往往是断代的，而新写实小说把这些作家汇聚起来，让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正常的叙述方式。日常生活叙述让作家把目光关注在人的生活上，关注人性和人情。不是一昧的做伟大的歌颂，而是逐渐的展示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无论是愉悦或是痛苦都被毫无保留的加以展示。
　　三、家庭小说对日常叙事的推进
　　日常生活叙述带来了家庭小说的复苏，家庭小说也推动了日常生活叙述的进程。家庭小说的传统源远流长，有研究者认为《金瓶梅》就是长篇家庭小说的源头，讲述了西门庆和几个妻妾的爱恨纠缠，里面不乏情色肉欲的描写。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把他当做一部淫书来看待，家庭小说的诞生于明代，更说明家庭小说和城市的關系，与城市发展和市民发展的密切联系。
　　现代小说兴起的时候重在启蒙，为了与封建家庭形成鲜明的对立，家庭小说一开始就纳入了启蒙运动的大的潮流之中，因为启蒙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而家庭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所以通过写家庭小说表现启蒙思想，展开对封建思想的批判，比如鲁迅的描写家庭的小说《狂人日记》《伤逝》《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等等，描写现代家庭的苦难生活，直指封建专制制度。
　　巴金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小说上，“激情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四世同堂》等，通过家庭中各类人物与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表现了对社会压抑人性的批判，表达了作者推翻封建，向往革命的人文理想。
　　家庭小说似乎自古以来就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但家庭小说始终不能进入主流视野，这些显然与片面强调宏达叙述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样的历史地位随着日常生活的正常化和普及化得到改善，家庭生活的基本空间便成为作家进行想象的重要场所，家庭小说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家庭小说卓有建树，作家通过家庭小说把日常生活叙述推向了高峰。
　　短篇小说家范小青在新时期的写作就是向着日常生活叙述发展的，代表作品有《药方》《病历》《往事》……也许是一种暗含，范小青的作品的标题就让人有一种温暖、真实的感受，事实上这也确实如此，《动荡的日子》作品以一种旁观叙述的视角，描写了邢云和她的哥哥，母亲的命运多舛的一生，“老马”，这个让人疑惑的重要人物，这或许就是杀害邢云父亲的杀手，小说不长却环环相扣极为生动，范小青的小说结尾总是留有悬念，让人遐想和思考，既朦胧又神秘，她的小说不单单是日常生活的描写，又充满了智趣的意味，让人意犹未尽。
　　辽宁作家女真的短篇小说《我是太阳、月亮、星星》就写了她对母亲的爱，作家把自己想象成太阳、月亮和星星，充满了童趣和童真，在字里行间透漏出与母亲生活的细节和对母亲的祝愿。女真的小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文章都是在书写家庭中间的小事情，生动活泼。如：《儿子上树》《老娘的非常伴奏》诙谐幽默。这样真实的描写生活情态，又生动活泼的小说，传递出一种自信、阳光的人生态度。
　　参考文献：
　　[1] 贺绍俊：《当代小说从宏大叙述到日常生活叙述》，《文艺争鸣》，2018年12期，第46页。
　　[2] 季红真：《汪曾祺与“样板戏”》，《书屋》，2007年第7期，第76页。
　　[3] 《钟山》：卷首语，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