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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九月的某天，我坐着三十一路电车，去酒泉路派出所，领取新办理的身份证。
那时，整个中国毫无节制的拆与建还没有开始，酒泉路上的槐树还没有被砍掉，浓荫洒满街道，将整个车厢映照得碧绿通透。我在秋天那种有点凉意的槐树香气里坐了三站路，在酒泉路车站下车，一路打听，找到了隐藏在小巷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我顺利地领到了落户兰州后的第一张身份证，没有遇到刁难，也没有遭遇延误，身份证上的照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看，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像踩空了一级楼梯，伊蕾的诗“检查身体时我竟没有遭到羞辱”突然浮现在心里。
原本准备把一整个下午耗在那里，因为太顺利，这个下午一下子空了出来。我于是决定走回去。我小心地把身份证装进衬衣口袋，从小巷里穿出来，再次走上那条槐树大道。我甩着手，仰着头，傻乎乎地走在兰州的大街上，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
我有了兰州市户口，兰州市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兰州市民。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但我从没想到，兰州对我，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离别。
落户兰州之后，我被单位派回我家所在的小城，在那里的公路道班担任养路工，我的职业生涯就此开始。
如果是运沙子或者石头，每天的定量是十二拖拉机，如果是清理边沟，每天的任务是一百二十米，如果是油漆树干，每天得刷完三公里路两边的所有树干。休息的时候，我和工友们坐在路边，观看痴呆傻人。国道省道上，总是有那么多的痴呆傻人。有个终年不穿衣服的女人，还有个耷拉着舌头，挺着大肚子在街上疾走的男人，还有个女人，总是在头发上扎满各种彩色的绳子和纸条。工友们笑嘻嘻地叫他们过来，给他们一块糖，向他们问些奇怪的问题，听他们胡言乱语。
从那时开始，我决心让我写下的文字被人看到。不再像以前多少年来一样，只是写好，收起。我决心让我写下的，被人看到。
一九九六年，我的养路工生涯中，唯一能看到的一份报纸，离我最近的一份报纸，是《兰州晚报》，它是兰州唯一的一家小报，更重要的是，它有副刊版面。
我写了信，给那时还在《兰州晚报》副刊部工作的颜峻。那时，我对他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诗人，是著名的乐评人，和我差不多年纪，但我能够看出来的是他的版面与众不同，轮到他编的那期副刊，总是充满了激越的、灵动的、新鲜的文字。我这样想，他能欣赏那些文字，也许就能欣赏我。我写了信给他，告诉他，我喜欢写作，我也喜歡他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文字，让我觉得不孤独，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寄去了我写的文章。那篇文章，叫《阿克塞尔·彼得森的木雕》，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的《兰州晚报》上，第七版右上角。
颜峻给我回了信，大大的字，写在兰州晚报社的绿色格子的稿纸上，他说：“我们都是被命运驱赶……”他说，这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话。他写给我的信，是我从字纸篓中找到的，是的，我的同事们，始终怀着一种对戴罪立功人员进行监管的态度和我相处，他们始终认为，我没能留在兰州，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他们毫不犹豫地拆看我的信件，看完之后，就丢进字纸篓，并且在事后，故意闪闪躲躲地提及信件中的字句，看看我有什么反应。
从那之后，我开始使用我父亲的地址，作为通信地址。
我的文章定期出现在《兰州晚报》的第七版上，我是如此珍爱这些文章，在许久之后也不能忘记，只是因为它们，它们让我忘记了自己，我仿佛已经能够和我所写的人们比肩而立，仿佛已经可以平和地谈及他们。我忘了自己，忘了十二车沙子、一百二十米边沟，我知道我不在那里。而这一切，都经过颜峻之手，他让我忘了自己，忘了十二车沙子、一百二十米边沟。
他总是给我回信，从不间断，他给我说起那些我熟悉却不可能认识的人，说起别人对我文章的印象。每封信，剪开封口，看完，我都把它立在书架上，直到下一封信代替它的位置。
他的信，总是写在兰州晚报社十六开的绿格子稿纸上，那种纸，微微有些发黄，可以看见纸质的纤维，那种绿，是介于墨绿和草绿之间，他用蓝黑色的墨水。还有他的字，圆硕，没有边角，每个字都像是随意画出，却清晰可辨，写着写着，那些字就离开了格子，像是快要向着信纸的边缘倾倒而出。
也是那时候，我决心回到兰州。我孤立无援，无人可以求助，也没有钱物供我四处活动，唯一可做的，是在接电话的时候，用普通话说“你好，这是某某公路段，你找哪位”，我希望我和周围的人显得不一样，能够引起注意，能有人接收到我微弱的求助信号。在坚持了八个月之后，在我已经快要失望的时候，终于有人在挂了电话之后，向别人打听，那里怎么会有人说普通话，而且是用这样的方式接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谁。她实在太好奇了，以至于要在第二天，专门要了车来我工作的地方，看看我是什么样。在问了我的学历和专业之后，她离开了，第二天，我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你愿意来我们部门工作吗？”
我回到了兰州。
单位派给我一间宿舍，在单位后面的筒子楼里，房间大约二十平方米，临马路，很吵，每有卡车经过，整个屋子似乎都会跳起来。楼道里则是垃圾遍地，唯一的一盏灯也经常会坏掉，更可怕的是，男女共用一间肮脏的厕所。住在那里的，都是单身男女，或者没能分到房子的小夫妻，他们经常爆发争吵，吵架的声音常常在深夜传遍走廊。
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我从库房里找了一副被单位招待所淘汰的床垫，把床铺得非常柔软，又用蓝色的纸糊了墙，在上面點缀了一些红色的剪纸图案，窗帘、灯罩、桌子、书柜，也都是废物利用，光是用砂纸把那个书柜打磨干净，就用去我整整两天的时间，但当所有的书都被整整齐齐地摆上书柜，当台灯被点亮，屋子看上去还是很温暖的。
我喘了一口气，把枕巾抚平，坐在床上。好了，一切就绪，我终于有了机会，可以以一个兰州人，而不是局外人的身份打量兰州，细细观看这个城市的一切。 我开始了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努力，我给颜峻写了信，告诉他，我已经到了兰州。于是，一九九七年十月的一天，我们见了面，我们见面的地方，叫双百酒吧。
那时，“双百”是兰州很少的可以称做酒吧的地方，碰面之后，我们走下楼梯，到了地下，进入一个大厅，灯光非常明亮，有一条长长的桌子。我见到了另外两个朋友，老眯和杨杨，他们是乐队的乐手，也是颜峻的好朋友，
我想了很久，想怎样开口，我就问老瞇：“你为什么叫老眯呢？”
我们在一起看电影，听音乐，隔三差五地，去參加颜峻组织的演出。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些晚上，我走在入夜以后的街道上，按照颜峻给我的地址，寻找一个有他做的演出的酒吧。是的，是这里了，门口聚集着穿着奇怪衣服的孩子，三五成群，长发青年进进出出，在白天见不到的美丽少年，在那个时候全部出现。大厅挤满了人，门口的帘子全部被卸掉，就连门扇也不知去了哪里，你如果穿着布的衣服就等于是给别人免费擦皮夹克，即便是缠过的最小的脚也难以两只都落在地上。
然后，各种声音停止，好的，有人上场了。他弹起吉他，仅仅几个音符就让这些目的各异的人安静下来，然后，别的乐器加入进来，他开始歌唱，或者嘶吼，说话。他用他的音乐呈现我们幽暗的、忧患重重的一生。我们的灵魂被重重击中。
也是那时，经过颜峻介绍，我开始和书商合作，写作一些关于音乐的书，这些书，使我渐渐脱离了生活的窘境。我搬出了单位那间嘈杂肮脏的宿舍，租了一间顶楼的小房子住了进去，每天夜里，在靠窗的位置，用一台二手电脑写作。那座楼的旁边，就是兰州卷烟厂，夜里九点，是烟叶出炉的时间，一种金黄的、燥烈的、带着蜜丝味的香气从卷烟厂升起来。我一边敲着键盘，一边享受着那种味道，并疑惑着，烟叶和烟卷的味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但我不想深究下去，我只管享用这一切。
我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信息，电影，音乐，书，朋友，风景。兰州还是兰州，和那个十四岁少年在老家小城遥望的兰州，并无不同。但它在我的眼中忽然变得不一样了，路灯更加迷离，更加绚丽，空气里充满支离破碎的、恍惚的情绪，即使是偶然听来的，片段的音乐也有了令人沉醉的力量，每一个日日重复的事件，每一个小小的动作，没有意义的话语，都忽然充满了灵魂。忽然之间，我被书写的愿望充满，只要有一个开头、一个词语，就足以让我写下去，没有停顿，没有休止，文字通向四面八方，被浩荡的风裹挟。至今， 我也固执地认为，我写下的最好的文字，都出自我在兰州的最初那几年，那些文字，不是我写的，不是出自我的内心，我只是被选中了，被借用了，被通过了。那几年， 我是个最好的天线，我只需要接收。
那几年，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四季之分，永远处在一种永恒的春天里。我总是记着，有一个春天，我去机场接人，路很远——兰州的机场和市区的距离，在全国排在前两位，但我丝毫没有不耐，因为窗外的风景有种奇怪的明丽，黄土地上，一个果园接着一个果园，杏花正在开花，水红色的、粉白色的花，一簇簇地点缀在黄色的大地上，在车窗外一闪而过，阳光非常透彻，完全当得起“晴朗”两个字，而且是静静的，像是在那里照了一万年，还将照下去。
我一想起那几年，就想起四野里的那些杏花和阳光。
带给我们这些信息、这些风景的颜峻，却越来越焦虑。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成一场演出，有多么艰难，做成任何一件事，也都会带来非议，那种无休止的损耗、怀疑，令他心力交瘁。我们无法体会，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特别是我，已经被人生的盛景给砸晕了，根本无暇深究其他。
终于，第一次离别来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颜峻突然打电话给我，对我说“过几天一起吃个饭”，那时的我，正和单位同事一起，为迎接国庆而排练节目，我们被圈在招待所里，全封闭式排练，外出都需要请假，我抱歉地告诉他，可能最近没有时间出来，电话那边的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过几天我要去北京了。”
我在他走的前一天深夜，穿着排练舞蹈的衣服，从招待所跑出来，去报社和他见了面。
第二天，他离开兰州，去了北京。
那只是个开始，此后十年，还有很多很多次离别，在等待着我。
兰州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兰州有河。黄河穿城而过，将城市分作两半，整个中国，被黄河这样大刀阔斧临幸的城市，只有兰州，只此一座。兰州也有山。河的两岸，分别是南山北山，这两山夹一河的地势，使得兰州成了一个狭长的城市，从最东边到最西边的那个区，距离足足有四十公里，从最南边到最北边，却不超过十站路。这也是兰州的房价，能在2009年，赶上北京近郊房价的原因。
被山压制着的城市，地理性格上，总有那么一点近乎幽闭的自足，即便这是五省交汇之地，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整个西部的中心，但那种与外界隔离的威胁，始终存在。河流式的开放，和盆地式的保守，在兰州奇怪地交融在一起。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城市的封闭性格。
某年秋天，城里一个著名的寺院，准备在七月十四那天在黄河上放河灯，消息刊登在报纸上并不十分起眼的位置，但那天晚上，从六点开始，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疯狂，所有的人走出门去，涌向河边，去看河灯，公交车上载满了人，马路上挤满了人，整个市区的交通全部瘫痪。
实际上，所谓河灯，不过是一百多个装了灯泡的红气球，把这些气球放到河面上，并且目送着它们渐渐在河面上熄灭。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活动在八点就匆忙结束了，但活动结束之后，人们用了四五个小时才回到家里，路上人山人海，几乎寸步难行，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也无车可乘，人们只有步行，回到家已是次日凌晨一两点钟。
第二天，报纸上的照片说明了一切：河滩和马路上全是丢失的鞋子。所有报纸辟出好几个整版，用来刊登和父母走失的孩童的照片。
这个能为几盏河灯沦陷的城市， 如何抵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入侵，如何抵御那些巨型都市的崛起，如何能够吸住生于此的青年，使他们也能安心认它是吾乡？北京，上海，就像一个个永恒的第三者，像第九区上空的飞碟，让他们时刻准备着离去。兰州，和所有人那些温情脉脉的故乡一样，逃不脱沦陷的恐慌。 十五年里，兰州给我的记忆，就是一次次告别。而告别，其实也是一次次流失。兰州，就是在这样一次次流失中，在我心里成了一片残破的大陆。
颜峻之后，离开兰州的，是我们的朋友王轶庶。他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去了北京，而后是广州。没有多久，我们就见到了他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拍下的照片。还有，在新闻界非常重要的那次评选里被提名。现在，他是深得罗伯特·弗兰克赞赏的摄影家。
然后是柴春芽，他去了广州，在一个月里，连续22次登上《南方都市报》头版，创造了中国报业的奇迹。他像凯鲁亚克那样活着，随身带着酒壶，去藏区支教，辞职写小說。然后是余加新和张海龙，他们去了杭州。还有诗人何满意，他先去了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然后是我的朋友K，他是軍队演员，相貌出众，和我们意气相投，一起经营了许多记忆，但，在兰州的电视台拍了几部灰蒙蒙的广告之后，在电视剧里扮演了若干只有一两句台词的配角之后，他加入北漂大军，去北京寻找机会。
还有丁丁，他去杭州深造，然后去了上海，现在已是进驻香阁纳画廊的著名当代艺术家;还有狗子，他去了北京，在著名的摄影杂志供职;还有W，她和她英俊的男友一起去了北京，再知道她的消息是五年后，通过她的博客，以及开心网。
还有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兄，他在2001年，报道了兰州的证券黑市——是的，那甚至不是一个证券市场，就是一个伪装成证券市场的地方，钱，只要进到那里，就再也别想出来。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报道，他从此被恐吓，被追杀，最后，他离开了兰州。
所有这些人，在离开之前，毫无征兆，只是，他们会在离开前，打一个电话给我，“明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吧”。以至于直到现在，只要有朋友略微郑重一点地说“我们吃个饭吧”，我就会咬着牙问“是要去北京了吗？”哦，不是。但也是迟早的事。
大都市收服了我这么多出众的朋友，该怎么待他们呢？他们齐聚北京上海，该怎么风流快活呢？我常畅想着，他们白衣飘飘地，下午看画展，晚上听音乐会看话剧，然后在文人雅士荟萃的酒馆流连到天亮。其实不是。
才华出众的M，去了北京，我们热切地问及他的下落，拜访过他的朋友告诉我们：“在门户网站混到主任了，也不过一间略大点的隔挡，整个大厅三百人，嘈杂得像候车室。” H过年返家，我问，你和D一定经常见面吧，他们两人当年可是铁杆好兄弟啊，而且他们在北京的家，只隔着两个小区。但，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堵车、出门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是见面的障碍，何况，因为要早起，晚上八九点就得睡。我们待在老家，一年倒还能见他们两三回。
但，所有的人，没有回头。
一切飘零、在地铁上的煎熬，为的都是某种可能，这种可能，如果抓住了，就会给生活带来飒飒电光，但也许，这种可能始终都没有降临，这种可能性只是一种幻觉。但，兰州，甚至不存在这种关于可能性的任何可能。
我去过北京，走在街上，不能不觉得，街道格外整洁，建筑格外气派，街两边的银杏树姿态特别美，掉在地上的叶子，连个虫孔都没有。而街道上的男男女女，身姿相貌谈吐，都比别处高出一二十分，因为有了上述经验，我知道了，银杏树一定是十里挑一，从全国各地选来的，人也是百里拔一，从各处征来的。他们其实都是别人的兄弟姐妹，别人的朋友，是北京把他们抢来了，似乎也不是抢，是他们自愿的，但只要北京昂然挺立在那里，大放其光华，不抢，也成了抢。
我从没想过我会离开兰州。
童年少年时代，我们整个家族的生活都十分颠簸，从兰州到新疆，再从新疆到兰州，一次次连根拔起，一次次重新开始，都是伤筋动骨的、大伤元气的。我的父亲母亲，我的舅舅和姨娘，他们嘴里，从来都听不到这种词语：“我的中学同学”、“我的朋友”。
与他们相比，我的优势就是，我有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同事朋友，我努力扎根，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根须伸展出去，尽可能多地制造俗世的牵连，避免发生他们身上那种无人可以求援的难堪。我得从身到心，成为一个兰州人。
我交朋友，深入兰州的每个角落，即使是那些最黑暗的角落，而写作是我的铺保，是我的背书，一旦知道我从事写作，一旦知道我就是出现在报纸上和电视上的那个人，交朋友似乎就变得容易了。我还得想办法买个房子，而那一砖一瓦，仍旧得从写作中找出来。
二零零四年春天，朋友介绍了一个专栏给我，那是一个知名报纸上的随笔专栏，每周交稿五篇，很多人轮流写，一个作者写三个月，但我写了两年。紧随其后的，是别的专栏，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写三十五个专栏。二零零五年，我买下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处房子，然后是第二处。 看起来，我已经形神兼备地成为一个兰州人了。
变故在那一年就开始了，每天下午，一种放射性疼痛总会按时到来，我做各种活动，我用椅子把手顶住背部缓解疼痛，但都于事无补。二零零六年三月，我终于决定不再做沙子地里的鸵鸟，去医院检查，为那种疼痛找到原因，我知道，把那种疼痛全推给劳累，是自欺欺人。
初步的检查结束后，医生要我第二天去做CT。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医院的长廊里，我紧追着那位主任向她提问，她告诉我“只是怀疑，所以要排除这种怀疑”。回家之后，我静静坐了两个小时，但是交稿的时间又要到了，我开始写稿，并且多写了一篇，为第二天检查身体准备出了时间。
第二天，CT的结果告诉我，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肯定得马上住院。我住了三个月院，出院后，还得使用一种昂贵的药物，这种药物，会引起严重的抑郁症。
我决定跳过这一年，不再讲述剩下时间里发生的事。在文字里，我有权这么做。
二零零七年，药停了，抑郁症还萦绕不去。就在此时，我读到了保罗·奥斯特的书，他书中的人物，在被命运吓破了胆之后，还必须面无人色地活下去。于是，他们索性在下一次重创到来前，自己动手，变被动为主动，自己给自己的生活以重创，或者失踪，或者流浪，或者在原来的位置毁坏自己的生活，他们以主动进入绝望的方式回避下一次绝望，以使自己尽力悲惨的方式躲避悲惨，以让自己成为被命运毁灭的代言人的形式汇入命运之中。或者，以像活死人一般活在幻影之中的方式，去抵消人生本来就是幻影这个更大的事实。
我从另一个介入点，知道了他们何以离开。生命是有限的，我得和他们一样，去追寻别的可能性，使生命充盈。
那一年秋天，我离开了兰州。我选择了去北京附近的小镇，带着疾病，像幻影那样生活下去。
再回到兰州，是二零零九年了。
我吃了我思慕已久的牛肉面，见了所有我想念的朋友，我终于再次确认，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了，我的离开，不是盲目的。
我又一次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上车前，我一边拎着东西疾走，一边默默温习这座北方城市的景象：
安宁区的林荫道，落日又大又红;
幽暗的绿色公园里，黑色的树干和碧绿的草地前面，有一把黑色的长椅，刚下过雨，椅子上面沾着被雨水打湿的、黄绿色的叶子;
一个孩子在广场的方砖地上学习走路;
早晨的广场西口，主席台前，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流;
人们蹲在牛肉面馆前，端着碗吃面，其实还有空座位，但他们更喜欢蹲着;
西关清真寺前，男人们戴着白色的礼帽，穿着深色的长袍，在温和地交谈;
玉佛寺的僧侣和施善的人们在黄河岸边放河灯，河灯在黑色的河流上越走越远，他们站起身，习惯性地拍拍膝盖;
中午的菜市场，没有人买菜，河南人的孩子睡在布伞下的板车里;
绿色公园里，一把黑色的长椅，长椅的一端，有人坐着，他紧靠着椅背;
他的脚，他放在扶手上的手，他的下巴。
——温习过这一切，并把它安放在心里，我于是可以忍受火车的启动了。
火车启动了，我竟然感觉不到一点痛苦。我可能已经习惯了，并且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习惯。我热情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询问他们的去向，接过他们递来的水果。我确实感觉不到什么不妥。
而这种痛苦的消失，竟然让我如此不适应。
那时，整个中国毫无节制的拆与建还没有开始，酒泉路上的槐树还没有被砍掉，浓荫洒满街道，将整个车厢映照得碧绿通透。我在秋天那种有点凉意的槐树香气里坐了三站路，在酒泉路车站下车，一路打听，找到了隐藏在小巷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我顺利地领到了落户兰州后的第一张身份证，没有遇到刁难，也没有遭遇延误，身份证上的照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看，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像踩空了一级楼梯，伊蕾的诗“检查身体时我竟没有遭到羞辱”突然浮现在心里。
原本准备把一整个下午耗在那里，因为太顺利，这个下午一下子空了出来。我于是决定走回去。我小心地把身份证装进衬衣口袋，从小巷里穿出来，再次走上那条槐树大道。我甩着手，仰着头，傻乎乎地走在兰州的大街上，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
我有了兰州市户口，兰州市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兰州市民。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但我从没想到，兰州对我，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离别。
落户兰州之后，我被单位派回我家所在的小城，在那里的公路道班担任养路工，我的职业生涯就此开始。
如果是运沙子或者石头，每天的定量是十二拖拉机，如果是清理边沟，每天的任务是一百二十米，如果是油漆树干，每天得刷完三公里路两边的所有树干。休息的时候，我和工友们坐在路边，观看痴呆傻人。国道省道上，总是有那么多的痴呆傻人。有个终年不穿衣服的女人，还有个耷拉着舌头，挺着大肚子在街上疾走的男人，还有个女人，总是在头发上扎满各种彩色的绳子和纸条。工友们笑嘻嘻地叫他们过来，给他们一块糖，向他们问些奇怪的问题，听他们胡言乱语。
从那时开始，我决心让我写下的文字被人看到。不再像以前多少年来一样，只是写好，收起。我决心让我写下的，被人看到。
一九九六年，我的养路工生涯中，唯一能看到的一份报纸，离我最近的一份报纸，是《兰州晚报》，它是兰州唯一的一家小报，更重要的是，它有副刊版面。
我写了信，给那时还在《兰州晚报》副刊部工作的颜峻。那时，我对他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诗人，是著名的乐评人，和我差不多年纪，但我能够看出来的是他的版面与众不同，轮到他编的那期副刊，总是充满了激越的、灵动的、新鲜的文字。我这样想，他能欣赏那些文字，也许就能欣赏我。我写了信给他，告诉他，我喜欢写作，我也喜歡他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文字，让我觉得不孤独，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寄去了我写的文章。那篇文章，叫《阿克塞尔·彼得森的木雕》，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的《兰州晚报》上，第七版右上角。
颜峻给我回了信，大大的字，写在兰州晚报社的绿色格子的稿纸上，他说：“我们都是被命运驱赶……”他说，这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话。他写给我的信，是我从字纸篓中找到的，是的，我的同事们，始终怀着一种对戴罪立功人员进行监管的态度和我相处，他们始终认为，我没能留在兰州，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他们毫不犹豫地拆看我的信件，看完之后，就丢进字纸篓，并且在事后，故意闪闪躲躲地提及信件中的字句，看看我有什么反应。
从那之后，我开始使用我父亲的地址，作为通信地址。
我的文章定期出现在《兰州晚报》的第七版上，我是如此珍爱这些文章，在许久之后也不能忘记，只是因为它们，它们让我忘记了自己，我仿佛已经能够和我所写的人们比肩而立，仿佛已经可以平和地谈及他们。我忘了自己，忘了十二车沙子、一百二十米边沟，我知道我不在那里。而这一切，都经过颜峻之手，他让我忘了自己，忘了十二车沙子、一百二十米边沟。
他总是给我回信，从不间断，他给我说起那些我熟悉却不可能认识的人，说起别人对我文章的印象。每封信，剪开封口，看完，我都把它立在书架上，直到下一封信代替它的位置。
他的信，总是写在兰州晚报社十六开的绿格子稿纸上，那种纸，微微有些发黄，可以看见纸质的纤维，那种绿，是介于墨绿和草绿之间，他用蓝黑色的墨水。还有他的字，圆硕，没有边角，每个字都像是随意画出，却清晰可辨，写着写着，那些字就离开了格子，像是快要向着信纸的边缘倾倒而出。
也是那时候，我决心回到兰州。我孤立无援，无人可以求助，也没有钱物供我四处活动，唯一可做的，是在接电话的时候，用普通话说“你好，这是某某公路段，你找哪位”，我希望我和周围的人显得不一样，能够引起注意，能有人接收到我微弱的求助信号。在坚持了八个月之后，在我已经快要失望的时候，终于有人在挂了电话之后，向别人打听，那里怎么会有人说普通话，而且是用这样的方式接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谁。她实在太好奇了，以至于要在第二天，专门要了车来我工作的地方，看看我是什么样。在问了我的学历和专业之后，她离开了，第二天，我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你愿意来我们部门工作吗？”
我回到了兰州。
单位派给我一间宿舍，在单位后面的筒子楼里，房间大约二十平方米，临马路，很吵，每有卡车经过，整个屋子似乎都会跳起来。楼道里则是垃圾遍地，唯一的一盏灯也经常会坏掉，更可怕的是，男女共用一间肮脏的厕所。住在那里的，都是单身男女，或者没能分到房子的小夫妻，他们经常爆发争吵，吵架的声音常常在深夜传遍走廊。
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我从库房里找了一副被单位招待所淘汰的床垫，把床铺得非常柔软，又用蓝色的纸糊了墙，在上面點缀了一些红色的剪纸图案，窗帘、灯罩、桌子、书柜，也都是废物利用，光是用砂纸把那个书柜打磨干净，就用去我整整两天的时间，但当所有的书都被整整齐齐地摆上书柜，当台灯被点亮，屋子看上去还是很温暖的。
我喘了一口气，把枕巾抚平，坐在床上。好了，一切就绪，我终于有了机会，可以以一个兰州人，而不是局外人的身份打量兰州，细细观看这个城市的一切。 我开始了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努力，我给颜峻写了信，告诉他，我已经到了兰州。于是，一九九七年十月的一天，我们见了面，我们见面的地方，叫双百酒吧。
那时，“双百”是兰州很少的可以称做酒吧的地方，碰面之后，我们走下楼梯，到了地下，进入一个大厅，灯光非常明亮，有一条长长的桌子。我见到了另外两个朋友，老眯和杨杨，他们是乐队的乐手，也是颜峻的好朋友，
我想了很久，想怎样开口，我就问老瞇：“你为什么叫老眯呢？”
我们在一起看电影，听音乐，隔三差五地，去參加颜峻组织的演出。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些晚上，我走在入夜以后的街道上，按照颜峻给我的地址，寻找一个有他做的演出的酒吧。是的，是这里了，门口聚集着穿着奇怪衣服的孩子，三五成群，长发青年进进出出，在白天见不到的美丽少年，在那个时候全部出现。大厅挤满了人，门口的帘子全部被卸掉，就连门扇也不知去了哪里，你如果穿着布的衣服就等于是给别人免费擦皮夹克，即便是缠过的最小的脚也难以两只都落在地上。
然后，各种声音停止，好的，有人上场了。他弹起吉他，仅仅几个音符就让这些目的各异的人安静下来，然后，别的乐器加入进来，他开始歌唱，或者嘶吼，说话。他用他的音乐呈现我们幽暗的、忧患重重的一生。我们的灵魂被重重击中。
也是那时，经过颜峻介绍，我开始和书商合作，写作一些关于音乐的书，这些书，使我渐渐脱离了生活的窘境。我搬出了单位那间嘈杂肮脏的宿舍，租了一间顶楼的小房子住了进去，每天夜里，在靠窗的位置，用一台二手电脑写作。那座楼的旁边，就是兰州卷烟厂，夜里九点，是烟叶出炉的时间，一种金黄的、燥烈的、带着蜜丝味的香气从卷烟厂升起来。我一边敲着键盘，一边享受着那种味道，并疑惑着，烟叶和烟卷的味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但我不想深究下去，我只管享用这一切。
我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信息，电影，音乐，书，朋友，风景。兰州还是兰州，和那个十四岁少年在老家小城遥望的兰州，并无不同。但它在我的眼中忽然变得不一样了，路灯更加迷离，更加绚丽，空气里充满支离破碎的、恍惚的情绪，即使是偶然听来的，片段的音乐也有了令人沉醉的力量，每一个日日重复的事件，每一个小小的动作，没有意义的话语，都忽然充满了灵魂。忽然之间，我被书写的愿望充满，只要有一个开头、一个词语，就足以让我写下去，没有停顿，没有休止，文字通向四面八方，被浩荡的风裹挟。至今， 我也固执地认为，我写下的最好的文字，都出自我在兰州的最初那几年，那些文字，不是我写的，不是出自我的内心，我只是被选中了，被借用了，被通过了。那几年， 我是个最好的天线，我只需要接收。
那几年，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四季之分，永远处在一种永恒的春天里。我总是记着，有一个春天，我去机场接人，路很远——兰州的机场和市区的距离，在全国排在前两位，但我丝毫没有不耐，因为窗外的风景有种奇怪的明丽，黄土地上，一个果园接着一个果园，杏花正在开花，水红色的、粉白色的花，一簇簇地点缀在黄色的大地上，在车窗外一闪而过，阳光非常透彻，完全当得起“晴朗”两个字，而且是静静的，像是在那里照了一万年，还将照下去。
我一想起那几年，就想起四野里的那些杏花和阳光。
带给我们这些信息、这些风景的颜峻，却越来越焦虑。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成一场演出，有多么艰难，做成任何一件事，也都会带来非议，那种无休止的损耗、怀疑，令他心力交瘁。我们无法体会，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特别是我，已经被人生的盛景给砸晕了，根本无暇深究其他。
终于，第一次离别来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颜峻突然打电话给我，对我说“过几天一起吃个饭”，那时的我，正和单位同事一起，为迎接国庆而排练节目，我们被圈在招待所里，全封闭式排练，外出都需要请假，我抱歉地告诉他，可能最近没有时间出来，电话那边的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过几天我要去北京了。”
我在他走的前一天深夜，穿着排练舞蹈的衣服，从招待所跑出来，去报社和他见了面。
第二天，他离开兰州，去了北京。
那只是个开始，此后十年，还有很多很多次离别，在等待着我。
兰州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兰州有河。黄河穿城而过，将城市分作两半，整个中国，被黄河这样大刀阔斧临幸的城市，只有兰州，只此一座。兰州也有山。河的两岸，分别是南山北山，这两山夹一河的地势，使得兰州成了一个狭长的城市，从最东边到最西边的那个区，距离足足有四十公里，从最南边到最北边，却不超过十站路。这也是兰州的房价，能在2009年，赶上北京近郊房价的原因。
被山压制着的城市，地理性格上，总有那么一点近乎幽闭的自足，即便这是五省交汇之地，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整个西部的中心，但那种与外界隔离的威胁，始终存在。河流式的开放，和盆地式的保守，在兰州奇怪地交融在一起。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城市的封闭性格。
某年秋天，城里一个著名的寺院，准备在七月十四那天在黄河上放河灯，消息刊登在报纸上并不十分起眼的位置，但那天晚上，从六点开始，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疯狂，所有的人走出门去，涌向河边，去看河灯，公交车上载满了人，马路上挤满了人，整个市区的交通全部瘫痪。
实际上，所谓河灯，不过是一百多个装了灯泡的红气球，把这些气球放到河面上，并且目送着它们渐渐在河面上熄灭。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活动在八点就匆忙结束了，但活动结束之后，人们用了四五个小时才回到家里，路上人山人海，几乎寸步难行，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也无车可乘，人们只有步行，回到家已是次日凌晨一两点钟。
第二天，报纸上的照片说明了一切：河滩和马路上全是丢失的鞋子。所有报纸辟出好几个整版，用来刊登和父母走失的孩童的照片。
这个能为几盏河灯沦陷的城市， 如何抵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入侵，如何抵御那些巨型都市的崛起，如何能够吸住生于此的青年，使他们也能安心认它是吾乡？北京，上海，就像一个个永恒的第三者，像第九区上空的飞碟，让他们时刻准备着离去。兰州，和所有人那些温情脉脉的故乡一样，逃不脱沦陷的恐慌。 十五年里，兰州给我的记忆，就是一次次告别。而告别，其实也是一次次流失。兰州，就是在这样一次次流失中，在我心里成了一片残破的大陆。
颜峻之后，离开兰州的，是我们的朋友王轶庶。他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去了北京，而后是广州。没有多久，我们就见到了他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拍下的照片。还有，在新闻界非常重要的那次评选里被提名。现在，他是深得罗伯特·弗兰克赞赏的摄影家。
然后是柴春芽，他去了广州，在一个月里，连续22次登上《南方都市报》头版，创造了中国报业的奇迹。他像凯鲁亚克那样活着，随身带着酒壶，去藏区支教，辞职写小說。然后是余加新和张海龙，他们去了杭州。还有诗人何满意，他先去了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然后是我的朋友K，他是軍队演员，相貌出众，和我们意气相投，一起经营了许多记忆，但，在兰州的电视台拍了几部灰蒙蒙的广告之后，在电视剧里扮演了若干只有一两句台词的配角之后，他加入北漂大军，去北京寻找机会。
还有丁丁，他去杭州深造，然后去了上海，现在已是进驻香阁纳画廊的著名当代艺术家;还有狗子，他去了北京，在著名的摄影杂志供职;还有W，她和她英俊的男友一起去了北京，再知道她的消息是五年后，通过她的博客，以及开心网。
还有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兄，他在2001年，报道了兰州的证券黑市——是的，那甚至不是一个证券市场，就是一个伪装成证券市场的地方，钱，只要进到那里，就再也别想出来。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报道，他从此被恐吓，被追杀，最后，他离开了兰州。
所有这些人，在离开之前，毫无征兆，只是，他们会在离开前，打一个电话给我，“明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吧”。以至于直到现在，只要有朋友略微郑重一点地说“我们吃个饭吧”，我就会咬着牙问“是要去北京了吗？”哦，不是。但也是迟早的事。
大都市收服了我这么多出众的朋友，该怎么待他们呢？他们齐聚北京上海，该怎么风流快活呢？我常畅想着，他们白衣飘飘地，下午看画展，晚上听音乐会看话剧，然后在文人雅士荟萃的酒馆流连到天亮。其实不是。
才华出众的M，去了北京，我们热切地问及他的下落，拜访过他的朋友告诉我们：“在门户网站混到主任了，也不过一间略大点的隔挡，整个大厅三百人，嘈杂得像候车室。” H过年返家，我问，你和D一定经常见面吧，他们两人当年可是铁杆好兄弟啊，而且他们在北京的家，只隔着两个小区。但，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堵车、出门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是见面的障碍，何况，因为要早起，晚上八九点就得睡。我们待在老家，一年倒还能见他们两三回。
但，所有的人，没有回头。
一切飘零、在地铁上的煎熬，为的都是某种可能，这种可能，如果抓住了，就会给生活带来飒飒电光，但也许，这种可能始终都没有降临，这种可能性只是一种幻觉。但，兰州，甚至不存在这种关于可能性的任何可能。
我去过北京，走在街上，不能不觉得，街道格外整洁，建筑格外气派，街两边的银杏树姿态特别美，掉在地上的叶子，连个虫孔都没有。而街道上的男男女女，身姿相貌谈吐，都比别处高出一二十分，因为有了上述经验，我知道了，银杏树一定是十里挑一，从全国各地选来的，人也是百里拔一，从各处征来的。他们其实都是别人的兄弟姐妹，别人的朋友，是北京把他们抢来了，似乎也不是抢，是他们自愿的，但只要北京昂然挺立在那里，大放其光华，不抢，也成了抢。
我从没想过我会离开兰州。
童年少年时代，我们整个家族的生活都十分颠簸，从兰州到新疆，再从新疆到兰州，一次次连根拔起，一次次重新开始，都是伤筋动骨的、大伤元气的。我的父亲母亲，我的舅舅和姨娘，他们嘴里，从来都听不到这种词语：“我的中学同学”、“我的朋友”。
与他们相比，我的优势就是，我有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同事朋友，我努力扎根，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根须伸展出去，尽可能多地制造俗世的牵连，避免发生他们身上那种无人可以求援的难堪。我得从身到心，成为一个兰州人。
我交朋友，深入兰州的每个角落，即使是那些最黑暗的角落，而写作是我的铺保，是我的背书，一旦知道我从事写作，一旦知道我就是出现在报纸上和电视上的那个人，交朋友似乎就变得容易了。我还得想办法买个房子，而那一砖一瓦，仍旧得从写作中找出来。
二零零四年春天，朋友介绍了一个专栏给我，那是一个知名报纸上的随笔专栏，每周交稿五篇，很多人轮流写，一个作者写三个月，但我写了两年。紧随其后的，是别的专栏，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写三十五个专栏。二零零五年，我买下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处房子，然后是第二处。 看起来，我已经形神兼备地成为一个兰州人了。
变故在那一年就开始了，每天下午，一种放射性疼痛总会按时到来，我做各种活动，我用椅子把手顶住背部缓解疼痛，但都于事无补。二零零六年三月，我终于决定不再做沙子地里的鸵鸟，去医院检查，为那种疼痛找到原因，我知道，把那种疼痛全推给劳累，是自欺欺人。
初步的检查结束后，医生要我第二天去做CT。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医院的长廊里，我紧追着那位主任向她提问，她告诉我“只是怀疑，所以要排除这种怀疑”。回家之后，我静静坐了两个小时，但是交稿的时间又要到了，我开始写稿，并且多写了一篇，为第二天检查身体准备出了时间。
第二天，CT的结果告诉我，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肯定得马上住院。我住了三个月院，出院后，还得使用一种昂贵的药物，这种药物，会引起严重的抑郁症。
我决定跳过这一年，不再讲述剩下时间里发生的事。在文字里，我有权这么做。
二零零七年，药停了，抑郁症还萦绕不去。就在此时，我读到了保罗·奥斯特的书，他书中的人物，在被命运吓破了胆之后，还必须面无人色地活下去。于是，他们索性在下一次重创到来前，自己动手，变被动为主动，自己给自己的生活以重创，或者失踪，或者流浪，或者在原来的位置毁坏自己的生活，他们以主动进入绝望的方式回避下一次绝望，以使自己尽力悲惨的方式躲避悲惨，以让自己成为被命运毁灭的代言人的形式汇入命运之中。或者，以像活死人一般活在幻影之中的方式，去抵消人生本来就是幻影这个更大的事实。
我从另一个介入点，知道了他们何以离开。生命是有限的，我得和他们一样，去追寻别的可能性，使生命充盈。
那一年秋天，我离开了兰州。我选择了去北京附近的小镇，带着疾病，像幻影那样生活下去。
再回到兰州，是二零零九年了。
我吃了我思慕已久的牛肉面，见了所有我想念的朋友，我终于再次确认，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了，我的离开，不是盲目的。
我又一次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上车前，我一边拎着东西疾走，一边默默温习这座北方城市的景象：
安宁区的林荫道，落日又大又红;
幽暗的绿色公园里，黑色的树干和碧绿的草地前面，有一把黑色的长椅，刚下过雨，椅子上面沾着被雨水打湿的、黄绿色的叶子;
一个孩子在广场的方砖地上学习走路;
早晨的广场西口，主席台前，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流;
人们蹲在牛肉面馆前，端着碗吃面，其实还有空座位，但他们更喜欢蹲着;
西关清真寺前，男人们戴着白色的礼帽，穿着深色的长袍，在温和地交谈;
玉佛寺的僧侣和施善的人们在黄河岸边放河灯，河灯在黑色的河流上越走越远，他们站起身，习惯性地拍拍膝盖;
中午的菜市场，没有人买菜，河南人的孩子睡在布伞下的板车里;
绿色公园里，一把黑色的长椅，长椅的一端，有人坐着，他紧靠着椅背;
他的脚，他放在扶手上的手，他的下巴。
——温习过这一切，并把它安放在心里，我于是可以忍受火车的启动了。
火车启动了，我竟然感觉不到一点痛苦。我可能已经习惯了，并且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习惯。我热情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询问他们的去向，接过他们递来的水果。我确实感觉不到什么不妥。
而这种痛苦的消失，竟然让我如此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