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公安部派出专人到上海市公安局。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军代表出示了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卢福坦命令》。这个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在押几乎三十年的风烛残年老人的，军代表感到疑惑不解。公安部的专门代表还要求在处死此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上海市公安局考虑到此人已经老迈年高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麻烦，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因而折中处理，以吃饭为名“请”这位老人喝了足够的酒，而后执行枪决。
　　那么，卢福坦何以受到康生、谢富治这两位“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顶尖人物的特别“关照”呢?康生又为何急于亲自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呢?这还要从卢福坦的生平以及他对康生的了解说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是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1926年，经山东党的负责人之一王烬美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卢福坦在山东工作期间曾经领导了著名的山东暴动，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看中，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1931年开始，王明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政治局急于改选，卢福坦向王明毛遂自荐，请求出任总负责。王明让他去找周恩来谈谈，周恩来对卢福坦的意见不置可否。在这个时期，王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来拟定中央政治局名单，主要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其中博古、洛甫、卢福坦被指定为常委，博古负总责。
　　卢福坦本人于1932年12月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叛变得很迅速，比向忠发还要快，被斯大林看作铁一般意志的工人阶级的出身没有帮助卢福坦成为烈士，反而成就他为国民党中统调查统计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情况，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的被捕叛变。
　　康生1930年被捕后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而这一切缘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已经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台湾。所以，康生被捕乃至叛变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代情况时被提及。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这件事，直到后来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给予答复。六十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调阅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这些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知道的是饶漱石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于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并不知情，更不知道卢福坦交代材料和被关押的情况。卢福坦是1950年5月被捕，以后一直被异地秘密关押。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的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蒯大富等人首先获悉，报告给了江青、康生，康生这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在提审时谈了一些三十年代的内容，并且上了简报。
　　康生一面通過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另一面，他很快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的来由。谢富治要康生签字处决卢福坦。就这样康生、谢富治先后签字同意处决卢福坦。康生不知道谢富治还留了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中央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