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口述者马宁（1922年—2010年），河南省人，原名马瑞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1军师长、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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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七年。这年12月，毛主席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这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军内的一件大事，我当时是空军司令员，参加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毛主席的触动很大，这时他开始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为了加强对军队的领导，他决定重新启用一批被打倒和被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控军队。在周总理的积极努力下，毛主席同意邓小平复出工作，并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尽管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极“左”路线，但也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和被排斥的老干部又重新回到中央，如邓小平、王稼祥、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老干部，在这次会议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并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其实，早在九一三事件以前，毛主席就已经在考虑抓军队的事了。尤其是1970年的“八一”社论，一改过去多年的提法，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四字去掉了。在此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八一”社论时，陈伯达和张春桥还为改变提法发生了争执。后来周恩来直接把“八一”社论讨论稿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说，既然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并让汪东兴代其圈去原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
　　对于这件事，毛主席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可实际上，他很反感这种提法。这从毛主席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谈话即可看出来。主席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时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以下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毛主席又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
　　林彪折戟沉沙后，中央很快就清除了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把握军权的死党。这期间，毛主席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军队。从历史情况来看，毛主席非常重视党和军队的关系，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从党的发展斗争中，他清楚地认识到枪杆子必须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于是他又鲜明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在一次同汪东兴的谈话中，他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早就开始考虑怎么对各大军区司令进行调整了。
　　后来听说，毛主席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專门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这时候邓小平已经恢复工作，他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沉思片刻，随后把自己面前的茶杯和毛主席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主席会心一笑说：“英雄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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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毛主席早就考虑要对各大军区司令进行调整，只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九一三事件便成了促使他下决心的直接动因。毛主席在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意见后，中央于1973年12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当时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缓和了一下语气接着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动？毛主席接着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好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拍板就算。”“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然后，他转头对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随后，毛主席又提议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要一致，听指挥。”毛主席的谈话要点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会出现消极因素。因此需要动一动。
　　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也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主席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他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人请回来的。你呢（指邓小平—— 引者注），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3

　　12月21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一共43人，花了1小时20分钟。接见我们时，毛主席穿着一件睡衣坐在书房的中央，他的左边坐着朱德总司令，右边坐着刚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还有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都站立在毛主席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主席的左后侧，她主要是把毛主席说的湖南方言“翻译”成普通话。那时毛主席讲话还很清楚，后来讲话牙齿透风，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让他身边的唐闻生和王海容再说一遍。这一次是王海容在现场做“翻译”。 　　在毛主席的对面设有很多座位，参加会议的人依次进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先同来者握手，然后简单问几句。对新上任和比较关注的人，他就多问几句，大都是问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的人？多大年纪了？身体怎么样？我是跟在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的后面走进毛主席的书房的。毛主席和田维新握手时问道：“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他回答说：“山东东阿人。”接着，毛主席又问：“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他立即回答说：“鱼山。”毛主席接着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田维新想了一下说：“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毛主席笑了笑说：“噢，那就对了。”接着毛主席把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给你负责了！”田维新毫无思想准备，但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此前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还请主席委派主任。”毛主席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不，就是你负责了！”田维新有些顾虑，说道：“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请主席派个主任吧！”
　　这时，毛主席不再回话，而是转过身来和我握手。毛主席也是先问我是哪里人？接着又问我多大岁数？叫什么名字？现在还飞不飞了？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接见完后，准备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在毛主席对面的前排就座。接着，毛主席开始讲话，他是穿插着讲的，还不时地提一些问题。讲着讲着，他突然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许世友立即回答说：“读了。”毛主席接着又问：“看了几遍？”许世友说：“一遍。”“一遍不够，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毛主席说完后又接着背了《红楼梦》中的一大段。然后，他把话锋一转说道：“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做周勃吧，你去读《红楼梦》吧！”
　　当时，我并不清楚毛主席引用“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是何用意，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这句话出自《晋书·刘元海传》。刘元海就是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政权的刘渊，他本是匈奴人，小时候就熟读诸子史传，曾对同窗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他还解释说，汉初的随何、陆贾这两位饱学之士，由于不知兵，就是遇到了汉高祖这样的明主，也不能建封侯之业;周勃（被封为绛侯）、灌婴这样的武夫，打完仗后，竟不能在太平年月开创美好的秩序，我真为他们惋惜呀。毛主席引用刘渊的“常鄙随、陸无武，绛、灌无文”时，特意把刘渊说的“常鄙”改成“常恨”。这一字之改，意思就从“鄙视”变为“遗憾”了。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厚重少文”，亦是刘邦去世后安刘灭吕的主要将领。《史记》里也说他“不好文学”， 刘邦倒很看重他为人“木强敦厚”的特点，觉得可以托付大事。所以刘邦死后，周勃和陈平一起灭吕，维护了符合当时主流民意的政治秩序。了解了这些才知道毛主席让许世友学做周勃的真实用意，不过当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后来，他们还把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内容整理了出来，可是我没有看到完整的。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啊！”毛主席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第一段，毛主席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指挥大家唱完这首歌，然后宣布：“散会。”
　　毛主席接见完了后，大家就分组进行讨论，对中央作出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一致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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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2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由毛主席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当时全国还是十一个大军区，这次只对调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另外三个军区的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因为任职时间都很短，所以就没有调动。
　　八大军区司令员立即赴命，按中央的要求，在10天内便都顺利完成工作交接，并到达新的工作岗位。这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当时，国外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学者都对此作出评论和猜测。多年后，邓小平在谈及此事时说：“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圈圈，有个势力范围。”应该说，这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对军队的人事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伟人印记》/《百年潮》杂志社 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