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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川西地区自古便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一地区多民族杂居，情况复杂，且“蛮乱”时有发生。尤其是在成都府路，宋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不断。成都府路也是川盐生产和川盐贸易的重要地区。北宋政府在处理川西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多采取怀柔之策。通过茶、盐等商品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达到笼络和控制少数民族的目的。
关键词：北宋；盐业；经济；少数民族；成都府路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37-01
引言：
川西各少数民族的食盐与茶叶历来多是通过交换来获得的，中原王朝通过厚赐朝贡以及减免税赋等政策对边疆民族予以经济上的优惠和照顾，即使少数民族得到他们所需的大量物品，从而也加强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原王朝的向心力。经济交流和控制成为政治、军事手段的重要补充，北宋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
一、 成都府路的产盐情况
北宋时期，从事井盐生产的地区有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秦凤路和荆湖北路，共计6路。①《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二》对于宋代井盐产地有一则较为完整的材料，原文如下：
煮井者，益州路则陵井监及二十八井，岁煮一百十四万五千余斤。（乾德五年，伪蜀知陵井监任元吉始请凿五井煮盐，是岁得八十万斤，擢元吉永清令，是后渐增其数。）绵州二十四万余斤。邛州九井，二百五十万斤。眉州一井，一万余斤。简州十九井，二十七万斤。嘉州十五井，五万九千余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余斤。汉州一井，五百余斤。梓州路则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万余斤。资州九十四井，六十四万二千余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万六千余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万六千余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万九千余斤。昌州八井，四万余斤。沪州淯井监及五井，七十八万三千余斤。富顺监十四井，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余斤。利州路则阆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万余斤。夔州路则夔州永安监十一万七千余斤。忠州五井，五十一万三千余斤。达州三井，十九万余斤。万州五井，二十万九千余斤。黔州四井，二十九万七千斤。开州一井，二十万四千斤。云安军云安监及一井， 八十一万四千余斤。大宁监一井，一百九十五万余斤。
总计各路有产盐州级行政区24个，盐井612口，年产量为1621万余斤。北宋成都府路下辖一府、十二州、二军、一监、五十八县。其中，井盐的产地有邛州的蒲江、火井二县；雅州的卢山县；威州的保宁县；隆州的仁寿、井研、贵平三县以及绵州、眉州、简州、嘉州、汉州。归纳起来，成都府有产盐州9个，已知产盐县7个，未知产盐县至少有5个。
二、 盐业经济的控制与交流
盐就如同阳光、空气、水一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泸州地区，食盐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更为复杂和重要。宋朝与泸州少数民族为争夺淯井监盐利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其中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至三年（1008—1010）泸州江安县少数民族争夺盐井，发生武装叛乱，杀伤内属户，害巡检任赛，宋朝从陕西、夔州等地抽调官兵三千人，分三路大举深入讨伐，才使叛乱的少数民族“震慑伏罪”。
大中祥符六年（1013），晏州多刚县夷人斗望率众劫淯井监，夺盐井，杀官吏，掠资畜，民皆惊扰，走保、戎州。梓州路转运使寇瑊赶到富顺监，令诸州巡检会兵江安县，并亲自转赴戎州，尽取公私舟船百余艘，载粮草，张旗帜，击铜锣鼓吹，自江而下，合两路兵于江安。寇瑊一面招安近界少数民族，谕以大军将至，不要与斗望一同作恶，并给予盐、酒、衣服等物品，与近界少数民族立誓共同讨伐斗望；另一方面上报朝廷，指出“斗望等屡为寇钞，恃宽赦不悛恶，请发嘉、眉屯兵捕剪以震惧之”，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发陕西兵三千余人，及昌、泸、富顺监白艻子弟六千人，兴师讨伐。斗望兵败而降。”②
仁宗皇祐元年（1049），“夷众万余人复围淯井监，水路不通者甚久。”③宋朝命知益州田况举梓、夔两路官兵两万人镇压，官兵死伤甚众。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始告平息。熙宁六年（1073），淯井监夷贼数百，自三里囤突出劫夺客船钱粮及掳掠人兵三十余人，夷人斗设言：“十州五囤远来纳盐井柴茆煎盐，自从官中卖井，我失卖茆之业。又令我纳米折茆，所以结集夷众于石纲溉劫人船，并三壕面与官军作战，两有死伤，今欲与官设誓。”④
从太宗开始，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五朝，历时一个世纪的宋朝同泸州少数民族争夺盐井的战争，是宋代四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仅给四川人民带来灾难，影响官府盐利收入和政治稳定，而且间接影响到宋朝的安危。因为宋朝一直受到西北辽、金、夏政权的进攻和威胁，保持西南边境的安宁，免除两面受敌，是它集中力量抵御西北少数民族政权进攻，维持自身存在的重要条件。
三、 盐权争夺过程中的族群冲突
北宋时期，成都府路境内族群的盐权冲突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一是少数民族区并不产盐，其食盐需求主要依靠汉族的食盐开采，而政府为实现食盐利税的垄断，或限制贸易规模，或提高盐价，使少数民族单纯依靠正常的买卖途径难以满足日常之需。少数民族在求盐不得，贸易主动权又被官服牢牢控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激烈的对抗加以解决。如暴力的争夺盐井。
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产盐，但因技术的落后导致不能开采，或开采程度有限。而汉族因拥有较为先进的开采技术，或为生计，或为财利等原因，形成移民式的大规模对少数民族盐池的涌入，形成食盐开采的垄断。汉族及其官方的进入，一方面直接剥夺少数民族原由的食盐开采权，造成其盐权的丧失；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形成巨大的冲击。
注释：
①吉成名：《宋代食盐产地研究》第98页，四川出版集團，巴蜀书社，2009年6月第1版
②《宋史》卷496《蛮夷四》，第14227—14228页
③《宋史》卷496《蛮夷四》，第14229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第5936页
关键词：北宋；盐业；经济；少数民族；成都府路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37-01
引言：
川西各少数民族的食盐与茶叶历来多是通过交换来获得的，中原王朝通过厚赐朝贡以及减免税赋等政策对边疆民族予以经济上的优惠和照顾，即使少数民族得到他们所需的大量物品，从而也加强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原王朝的向心力。经济交流和控制成为政治、军事手段的重要补充，北宋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
一、 成都府路的产盐情况
北宋时期，从事井盐生产的地区有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秦凤路和荆湖北路，共计6路。①《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二》对于宋代井盐产地有一则较为完整的材料，原文如下：
煮井者，益州路则陵井监及二十八井，岁煮一百十四万五千余斤。（乾德五年，伪蜀知陵井监任元吉始请凿五井煮盐，是岁得八十万斤，擢元吉永清令，是后渐增其数。）绵州二十四万余斤。邛州九井，二百五十万斤。眉州一井，一万余斤。简州十九井，二十七万斤。嘉州十五井，五万九千余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余斤。汉州一井，五百余斤。梓州路则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万余斤。资州九十四井，六十四万二千余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万六千余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万六千余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万九千余斤。昌州八井，四万余斤。沪州淯井监及五井，七十八万三千余斤。富顺监十四井，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余斤。利州路则阆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万余斤。夔州路则夔州永安监十一万七千余斤。忠州五井，五十一万三千余斤。达州三井，十九万余斤。万州五井，二十万九千余斤。黔州四井，二十九万七千斤。开州一井，二十万四千斤。云安军云安监及一井， 八十一万四千余斤。大宁监一井，一百九十五万余斤。
总计各路有产盐州级行政区24个，盐井612口，年产量为1621万余斤。北宋成都府路下辖一府、十二州、二军、一监、五十八县。其中，井盐的产地有邛州的蒲江、火井二县；雅州的卢山县；威州的保宁县；隆州的仁寿、井研、贵平三县以及绵州、眉州、简州、嘉州、汉州。归纳起来，成都府有产盐州9个，已知产盐县7个，未知产盐县至少有5个。
二、 盐业经济的控制与交流
盐就如同阳光、空气、水一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泸州地区，食盐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更为复杂和重要。宋朝与泸州少数民族为争夺淯井监盐利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其中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至三年（1008—1010）泸州江安县少数民族争夺盐井，发生武装叛乱，杀伤内属户，害巡检任赛，宋朝从陕西、夔州等地抽调官兵三千人，分三路大举深入讨伐，才使叛乱的少数民族“震慑伏罪”。
大中祥符六年（1013），晏州多刚县夷人斗望率众劫淯井监，夺盐井，杀官吏，掠资畜，民皆惊扰，走保、戎州。梓州路转运使寇瑊赶到富顺监，令诸州巡检会兵江安县，并亲自转赴戎州，尽取公私舟船百余艘，载粮草，张旗帜，击铜锣鼓吹，自江而下，合两路兵于江安。寇瑊一面招安近界少数民族，谕以大军将至，不要与斗望一同作恶，并给予盐、酒、衣服等物品，与近界少数民族立誓共同讨伐斗望；另一方面上报朝廷，指出“斗望等屡为寇钞，恃宽赦不悛恶，请发嘉、眉屯兵捕剪以震惧之”，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发陕西兵三千余人，及昌、泸、富顺监白艻子弟六千人，兴师讨伐。斗望兵败而降。”②
仁宗皇祐元年（1049），“夷众万余人复围淯井监，水路不通者甚久。”③宋朝命知益州田况举梓、夔两路官兵两万人镇压，官兵死伤甚众。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始告平息。熙宁六年（1073），淯井监夷贼数百，自三里囤突出劫夺客船钱粮及掳掠人兵三十余人，夷人斗设言：“十州五囤远来纳盐井柴茆煎盐，自从官中卖井，我失卖茆之业。又令我纳米折茆，所以结集夷众于石纲溉劫人船，并三壕面与官军作战，两有死伤，今欲与官设誓。”④
从太宗开始，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五朝，历时一个世纪的宋朝同泸州少数民族争夺盐井的战争，是宋代四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仅给四川人民带来灾难，影响官府盐利收入和政治稳定，而且间接影响到宋朝的安危。因为宋朝一直受到西北辽、金、夏政权的进攻和威胁，保持西南边境的安宁，免除两面受敌，是它集中力量抵御西北少数民族政权进攻，维持自身存在的重要条件。
三、 盐权争夺过程中的族群冲突
北宋时期，成都府路境内族群的盐权冲突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一是少数民族区并不产盐，其食盐需求主要依靠汉族的食盐开采，而政府为实现食盐利税的垄断，或限制贸易规模，或提高盐价，使少数民族单纯依靠正常的买卖途径难以满足日常之需。少数民族在求盐不得，贸易主动权又被官服牢牢控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激烈的对抗加以解决。如暴力的争夺盐井。
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产盐，但因技术的落后导致不能开采，或开采程度有限。而汉族因拥有较为先进的开采技术，或为生计，或为财利等原因，形成移民式的大规模对少数民族盐池的涌入，形成食盐开采的垄断。汉族及其官方的进入，一方面直接剥夺少数民族原由的食盐开采权，造成其盐权的丧失；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形成巨大的冲击。
注释：
①吉成名：《宋代食盐产地研究》第98页，四川出版集團，巴蜀书社，2009年6月第1版
②《宋史》卷496《蛮夷四》，第14227—14228页
③《宋史》卷496《蛮夷四》，第14229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第59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