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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穆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l心性论及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英雄史观。本文对其英雄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了评析。
关键词：钱穆 英雄史观历史本体论
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创造作用。他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支配者。他认为：“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历史的事业和事件只是人的活动，在它们背后都有人的存在，“事由人干，人换了，所干的事亦必变”。因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钱穆进而指出，历史是由普通民众、历史人物和杰出英雄共同创造的．“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历史乃由人类之共同业力而造成，既非盲无目的，亦非一二人所能操纵”。因此，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各有其地位和价值。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杰出之人物之外，人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的真相。
钱穆明确提出历史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心，普通民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其创造作用。这一思想对儒家的“民本论”作了现代性发展。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明确论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提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肯定了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非主体性的根本地位．将民众与土地和政事作为统治者的“三宝”，并不是讲民众作为社会主体是怎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也同样不是从肯定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其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善”．是为了说明普通人通过心性的修炼可以成圣的理论。钱穆的思想显然是对传统儒家有关历史本体论思想的突破。钱穆还指出，历史中的人对历史的作用，有正有负，相反相成，他们相互作用的共业才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这种观念颇似恩格斯讲的历史创造“合力论”。
但是，钱穆仍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对历史中的人和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与少数杰出人物相互关系的看法，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民众创造历史的民众史观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真正的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是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而钱穆则没有这种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实际是从儒家“人性善”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来说的。如上所言．传统儒家并没有从这一理论进一步去论证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其创造作用，钱穆的思想固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然而从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推证，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否认普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理论所蕴含的意思，一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心性，即成为尧舜的资质，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尧舜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可实际上，在历史上最终能像尧舜一样杰出的人物却是极少的。在宋明新儒家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十多位。二是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是说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是尧舜．而只是可能成为尧舜。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的中心，具有扭转历史和时代的力量。一个人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少数历史人物之后。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中心，才能扭转时代。而各时代的流俗人随时代的冲洗和淘汰便会消失，只是假多数；各时代的少数杰出人物却能超越和跳离时代长存于历史，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真多数。由此可见，钱穆的历史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史观。
钱穆的历史观充分体现在他对人物的四种分类法。第一种分类法，是把历史中的人物分为杰出历史人物与普通民众，并且对历史人物和普通民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关系作了阐发。他认为，普通的个人与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并非天生的，而是从普通人群中来，“特殊人物又必出在普通人群中，且亦不能专凭己力为之。乃其同时乃至前世之普通人群同心共力凑合配当而有此人之出现，遂以归之于天。但此人仍必于普通人群中做人。亦可谓仍是一普通人。又必待此下社会不断有人信仰崇奉．然后才成为一独特人”。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主持和领导历史，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制约和作用他们的活动，“通泰之世君子道长，固由当时群心群力皆在助长此君子之道”。
第二种分法，是把历史中的人物分为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钱穆说，历史上的人有在上层，有在下层：有浮面的人物，也有底层的人。浮面上的人写在历史上．是上层的人；下层的人处于历史的底层，历史根本没有记载下他们，然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活在历史里，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藏在历史里。所谓的上层人物，是指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下层人物是指在政治上没有事功的社会人。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其历史的作用又如何?他说：“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有表现的人物。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法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那个时代，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那些无表现的人物，他的影响作用却更胜过了有表现的。”不过，所谓的下层人物并非一般的民众，而是指那些虽无政治事功表现，道德人格却十分高尚的人。如，钱穆说，《左传》虽是春秋时期一部极详尽的历史，颜渊却不见记载，但颜渊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可见，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分别是以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为标准的。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就是说道德重于事功。这与儒家强调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种分法，是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何为历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钱穆说，历史自有一条大路，人人都该由此路向前，“能指点领导此路的，始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则“不能领导历史向前．却使历史倒转向后，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向”。如，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乃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大路。故为历史正面人物。他认为，中国社会不断有孝子，他们都在继往开来，都是历史的正面人物，“不断有历史正面人物，历史自然不会断，所以能五千年到今天”。可见，钱穆对历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分别也是以心性道德为基本准则的。
第四种分法，是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钱穆说，历史上有治世和乱世，依照中国人的观念。君子多为治世，小人多为乱世。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在其人之品格，以及其对人群乃至后世之影响。一群中有君子，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提高。一群中有小人，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降低”。所以，《周易》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世之泰，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世之否。君子有德慢慢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为君子，“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钱穆说，中国史书特别看重君子小人之分别，一面加以培植，另一面则加以诛伐。可见，钱穆视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人品而非事功，君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即体现在他们高尚的道德品格上。
钱穆英雄史观的历史本体论的实质在于，把人的历史活动和作用最终归结为道德实践及其作用，认为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主要体现在其心性道德实践对历史所形成的深远影响上。这无疑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因为道德实践是人类各种历史实践中最有人文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本质，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最终都应该是合乎道德和体现道德精神的。但是钱穆把人的历史活动完全归结为道德实践，以道德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首要和最终标准，又是片面的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的历史实践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并不仅限于道德实践，说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最终都应该体现道德精神，并不等于说只有道德实践才有积极作用；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道德的，并不等于说它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历史的终极人文价值与历史的客观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以价值判断来取代事实判断。因此，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钱穆先生在五四激流冲刷荡涤之下对中国传统价值谱系的脉脉温情体现了他特立独行的一面，时至今日，仍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脉脉温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他学术的客观性与逻辑深度。
关键词：钱穆 英雄史观历史本体论
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创造作用。他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支配者。他认为：“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历史的事业和事件只是人的活动，在它们背后都有人的存在，“事由人干，人换了，所干的事亦必变”。因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钱穆进而指出，历史是由普通民众、历史人物和杰出英雄共同创造的．“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历史乃由人类之共同业力而造成，既非盲无目的，亦非一二人所能操纵”。因此，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各有其地位和价值。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杰出之人物之外，人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的真相。
钱穆明确提出历史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心，普通民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其创造作用。这一思想对儒家的“民本论”作了现代性发展。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明确论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提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肯定了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非主体性的根本地位．将民众与土地和政事作为统治者的“三宝”，并不是讲民众作为社会主体是怎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也同样不是从肯定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其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善”．是为了说明普通人通过心性的修炼可以成圣的理论。钱穆的思想显然是对传统儒家有关历史本体论思想的突破。钱穆还指出，历史中的人对历史的作用，有正有负，相反相成，他们相互作用的共业才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这种观念颇似恩格斯讲的历史创造“合力论”。
但是，钱穆仍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对历史中的人和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与少数杰出人物相互关系的看法，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民众创造历史的民众史观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真正的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是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而钱穆则没有这种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实际是从儒家“人性善”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来说的。如上所言．传统儒家并没有从这一理论进一步去论证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其创造作用，钱穆的思想固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然而从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推证，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否认普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理论所蕴含的意思，一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心性，即成为尧舜的资质，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尧舜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可实际上，在历史上最终能像尧舜一样杰出的人物却是极少的。在宋明新儒家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十多位。二是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是说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是尧舜．而只是可能成为尧舜。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的中心，具有扭转历史和时代的力量。一个人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少数历史人物之后。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中心，才能扭转时代。而各时代的流俗人随时代的冲洗和淘汰便会消失，只是假多数；各时代的少数杰出人物却能超越和跳离时代长存于历史，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真多数。由此可见，钱穆的历史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史观。
钱穆的历史观充分体现在他对人物的四种分类法。第一种分类法，是把历史中的人物分为杰出历史人物与普通民众，并且对历史人物和普通民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关系作了阐发。他认为，普通的个人与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并非天生的，而是从普通人群中来，“特殊人物又必出在普通人群中，且亦不能专凭己力为之。乃其同时乃至前世之普通人群同心共力凑合配当而有此人之出现，遂以归之于天。但此人仍必于普通人群中做人。亦可谓仍是一普通人。又必待此下社会不断有人信仰崇奉．然后才成为一独特人”。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主持和领导历史，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制约和作用他们的活动，“通泰之世君子道长，固由当时群心群力皆在助长此君子之道”。
第二种分法，是把历史中的人物分为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钱穆说，历史上的人有在上层，有在下层：有浮面的人物，也有底层的人。浮面上的人写在历史上．是上层的人；下层的人处于历史的底层，历史根本没有记载下他们，然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活在历史里，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藏在历史里。所谓的上层人物，是指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下层人物是指在政治上没有事功的社会人。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其历史的作用又如何?他说：“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有表现的人物。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法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那个时代，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那些无表现的人物，他的影响作用却更胜过了有表现的。”不过，所谓的下层人物并非一般的民众，而是指那些虽无政治事功表现，道德人格却十分高尚的人。如，钱穆说，《左传》虽是春秋时期一部极详尽的历史，颜渊却不见记载，但颜渊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可见，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分别是以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为标准的。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就是说道德重于事功。这与儒家强调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种分法，是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何为历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钱穆说，历史自有一条大路，人人都该由此路向前，“能指点领导此路的，始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则“不能领导历史向前．却使历史倒转向后，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向”。如，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乃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大路。故为历史正面人物。他认为，中国社会不断有孝子，他们都在继往开来，都是历史的正面人物，“不断有历史正面人物，历史自然不会断，所以能五千年到今天”。可见，钱穆对历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分别也是以心性道德为基本准则的。
第四种分法，是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钱穆说，历史上有治世和乱世，依照中国人的观念。君子多为治世，小人多为乱世。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在其人之品格，以及其对人群乃至后世之影响。一群中有君子，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提高。一群中有小人，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降低”。所以，《周易》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世之泰，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世之否。君子有德慢慢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为君子，“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钱穆说，中国史书特别看重君子小人之分别，一面加以培植，另一面则加以诛伐。可见，钱穆视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人品而非事功，君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即体现在他们高尚的道德品格上。
钱穆英雄史观的历史本体论的实质在于，把人的历史活动和作用最终归结为道德实践及其作用，认为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主要体现在其心性道德实践对历史所形成的深远影响上。这无疑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因为道德实践是人类各种历史实践中最有人文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本质，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最终都应该是合乎道德和体现道德精神的。但是钱穆把人的历史活动完全归结为道德实践，以道德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首要和最终标准，又是片面的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的历史实践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并不仅限于道德实践，说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最终都应该体现道德精神，并不等于说只有道德实践才有积极作用；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道德的，并不等于说它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历史的终极人文价值与历史的客观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以价值判断来取代事实判断。因此，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钱穆先生在五四激流冲刷荡涤之下对中国传统价值谱系的脉脉温情体现了他特立独行的一面，时至今日，仍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脉脉温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他学术的客观性与逻辑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