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代表了魏晋风度最后的遗响，他的谈谐和清谈相关，他的种种逸闻趣事和魏晋名士任诞、戏谑的人生态度异曲同工，他的诗歌中有谐趣之诗，陶渊明的这些幽默风趣，悄悄隐藏在他自然、隐逸的标签下，不经意间被我们所发现。这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诗人、充满温情的父亲，也是一个喜欢谈谐的朋友，是一个可以亲近的、多面的陶渊明。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在诗文中多次展现了其作为父亲的形象与感受。其中有一首写于中年以后（有学者认为是晚年）的《责子》诗，读之颇让人感觉诙谐幽默，诗曰：“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的题目虽为《责子》，本以为是要板起面孔来说教，可诗中的描述却充满温情与无奈，诙谐与自嘲。后人对此诗的意旨多有解释，宋人黄庭坚则从诗中看到了陶渊明“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书陶渊明责子诗后》）的个性。
　　陶渊明作于大限将至的《挽歌》诗，也被胡适称为“诙谐的诗”（《白话文学史》），另有被朱自清称为俳谐体的《止酒》诗，因诗中每一句都有“止”字，被后人称为文字游戏之作，认为乃“陶公戏笔”“昌黎《落齿诗》似效此”（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读这些诗，陶渊明的诙谐幽默跃然纸上，那么在诗歌中表现出幽默的陶渊明，在史书的记载中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在现存关于陶渊明的各种史传中，都记载了他的一些趣事。比如，据《宋书》记载，陶渊明做彭泽令时，为了满足自己饮酒的嗜好，“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这一行为就像任性的小孩儿，让人哭笑不得。又据《宋书》《南史》等记载，陶渊明嗜酒，不管贵贱之人造访，有酒辄设，醉了便对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后人常把这些行为归于他的真率、自然、放达之性情。其实这率真之中，何尝不包含了陶渊明如赤子一般的真趣与谐趣？如果我们跳脱出通常所谓的真率、放达这一评价，换一个视角，从诙谐幽默的角度，来看待陶渊明这些颇让人感到好玩儿的行为，不受礼法束缚的做法，陶渊明有如魏晋风度般的种种趣事，其实质是对自我的坚守，是个人对社会采取的一种戏谑任诞的态度。
　　再回到陶渊明的诗歌文本中来看，陶渊明两次在诗中提到有人赏其趣。一是《饮酒》二十首中的一首，诗中写道“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这里赏其趣的应该是杂乱言的田夫野老，他们在松树下席地而坐，相谈甚欢，酌觞而忘我，酒醉之后彼此言行失当也无所顾忌。另一首是写于晚年的《答庞参军》一诗，在诗中陶渊明也提到“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园林”。这里的客指庞参军，在两人还不十分熟悉的时候，庞参军便很欣赏陶渊明的风趣或趣味，经常光顾他的住处。有注本把这两处的趣都解释为“志趣相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解释，没有问题，可是在第一首诗的语境中，这个趣应该更为通俗，因为普通的田间父老对陶渊明趣味的欣赏，也许更是因为他的闲情野趣、日常之趣，甚至就是其饮酒之趣，所以才会提着酒壶一一到来。或许也有可能是陶渊明的风趣不在乎礼法，其行为显得那么独特而有趣。
　　那么，为何会有这样的日常之趣呢？因为陶渊明与朋友们在一起，除了饮酒闲谈游赏外，他们还喜欢做的事便是“谈谐”。陶渊明在两首诗中提到了谈谐。其一便是上文所引的《答庞参军》诗，在“有客赏我趣，每每顾园林”一句后，陶潜写道“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另一首是主旨繁多的《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诗中描写了陶渊明因饥饿难忍外出乞食，遇到了热情的主人，两人谈谐终日、觞咏赋诗的场景。
　　对“谈谐”的解释，现代注家较多释为“和洽之谈”“谈话融洽”，如龚斌先生的《陶渊明集校笺》、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集笺注》；或释为“清谈”，如古直先生的《陶靖节诗笺定本》。这两种解释当然都不错，但是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解释。《汉语大词典》释“谈谐”为“说笑”义，并举陶渊明《乞食》诗为例。的确，从历史文献的语境来考察，“谈谐”包含了谈话的谐趣，说一些好笑的事等意思。西晋初夏侯湛，在为滑稽之祖东方朔画像写的《东方朔画赞》中说道：“先生環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乐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颉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故正谏以名节。名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这里的诙谐二字在《文选》中作诙谐，而在宋代岳珂编《宝真斋法书赞》中，收有唐人摹寫的王羲之书《东方朔画赞》，全文基本与《文选》一致，但诙谐二字则写作谈谐。除去版本文字的讹误等问题，可见在古人的认识中，谈谐与诙谐的意思多有相似。
　　在陶渊明之后的历代文献中，“谈谐”一词屡屡出现，而且多是和戏谑并列使用。在史传写到某人时，也多把谈谐作为一种特别的性格特征加以表述。如《旧唐书·王琚传》中，王琚自述“飞丹炼药、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比肩”，同书《乔琳传》称“琳倜傥疏诞、好谈谐侮谑僚列”，《贺知章传》称贺知章“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都是特别提出此人谈谐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并加以叙述。
　　另外，在历代文献中，谈谐还经常和文人雅集觞咏作诗相连，是文人思接千载、反应敏捷、下笔成诗背后的一种有益氛围。如《唐才子传》在谈到文人集会时说：“（往往文会）群贤毕集，觥筹乱飞，遇江山之佳丽，继欢好于畴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于斯能并矣。况宾无绝缨之嫌，主无投辖之困，歌阑舞作，微闻香泽，冗长之礼豁略去之，王公不觉其大，韦布不觉其小，忘形尔汝，促席谈谐，吟咏继来，挥毫惊座，乐哉！”可见，古代文人雅集往往在觞咏谈谐中忽略礼法，自由挥发，从而挥毫落墨，技惊四座。谈谐，是文人雅集中协调氛围、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润滑剂，是文人们放松心情、活跃思维的助力器。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