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所谓‘文化大国’,好像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易中天先生在《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2010年2月11日《南方周末》)一文中的开场白。易先生的观点我非常认同,唯这句开场白传递出的信息,让我好生纳闷。假如那意思是说:政府决心像狠抓经济那样,把文化振兴当成GDP来抓,当成三峡大坝般的超级工程来建设,同时还坚信只要领导得力,措施和资金到位,中国就有望重拾文化大国的信心、重建文化大国的辉煌,则我不得不唱唱反调——当然,假如会错了意,下面的话算我白说。
　　据庞朴先生统计,关于“文化”,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过多达一百七十余个定义。“文化”是一个允许甚至纵容歧见迭出的概念,既如此,我且趋易避难,仅仅围绕“文化大国”这个概念,将本文所指的“文化”狭隘化。世人尊某国为文化大国,通常是依据该国出现过的大师巨子,像易中天提到的佛陀、孔子、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而且既然强调“大”,此类人物还不宜凤毛麟角。比如,仅仅贡献出一位世界级大作家塞万提斯的西班牙,与先后涌现出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文艺复兴大师的意大利相比,文化大国的成色就大不一样。
　　然而,当我们暂且把这类人物的存在视为“文化大国”的内在理由时,随即便会发现,他们的贡献与国家观念或政府行为,缺乏可信的关联。
　　文化大师乃命世之才,非世出之才,其成就源于旺盛的个体创造意识。每一位真正的大师都洋溢着不羁的自由之魂,他们天赋异秉,裹挟超常的创造能量;借用庄子之语,此等天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不甘于把自己的思想或艺术才能效命于国家意志。国家这个“笼子”,对真正的大师而言永远显得太过逼仄。实际上,人们挂在嘴上的“文化大国”,乃是一种滞后的归纳,并非一国一地先有了某种大国气象,然后才有文化天才领命而出;而是先出现了天纵奇才,随后人们才把崇敬的目光投向该天才从属的民族或国家。国家之于文化天才,通常是受惠者,而非施恩者。文化天才类似非凡的自然力,该自然力现身于某国,虽可使该国的文化江山得以附丽,但其本身却未必带有为政府助兴的美意。
　　从历史上看,我们找不出国家行政意志与文化天才积极互动的证据。先秦时期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灿烂的时代,吾人思想文化上的荣耀,十之八九可溯及当时的诸子百家。但那恰好是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乱世,以周天子为象征的国家形态处于持续的土崩瓦解中。类似例子也屡现于域外,比如今人啧啧称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一个纷乱时代,在马基雅维利的名著《君主论》里,我们看到“政治已没有任何指导的原则,而变成为赤裸裸的争夺权力了”。(古斯塔夫•勒庞语)同样,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巨子,也是在沙皇的农奴制背景下诞生的,而将沙皇的昏庸统治视为普希金的催化剂,那是无论如何难以启齿的,正如我们不能把《红楼梦》视为清朝统治者的英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政府关怀下诞生的文化天才,历史上难觅一例。令后人神往不已的所谓魏晋风度、竹林七贤,反而是一群拒绝与当局合作的江湖文士。同样,那些统治者眼中的敌人,不乏较早者如苏格拉底、耶稣,较近者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英国诗人拜伦等天才。甚至执意使当道者难堪,还会生成伟大的文化成就,如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他抗拒国家意志的名篇《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日后曾长期入选美国的教科书,滋养着一代代美国人的民主意识。
　　历史告诉我们,大国格局,与文化天才之间亦乏对应关系。精神领域的非凡成就,不屑于借重庞大的物理空间,意大利文化复兴的成就,并非均匀遍布意大利全境,而是爆炸性地集中于佛罗伦萨一地,而无论从城市格局还是人口规模上看,该市都无以言大。古希腊的地域原本狭窄,古希腊文化成果的主要荟萃地雅典,面积和人口更是区区不足道——又何碍其文化的辉煌!历史还告诉我们,甚至“大国意识”都未必是“文化大国”的题中之义,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如此提到希腊人的观念:“我们须常常注意到语言现象中所具的强力象征意义,正因为希腊语言中没有关于空间的字眼,所以希腊人完全缺乏我们对风景、水平、展望、距离、云彩等所具的感受,也完全缺乏一个大国家所需的广袤远被的乡土观念。”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不容易被一颗中国心灵加以吸收借鉴的精神现象,因为我们的语言有好大喜功的倾向,导致我们常有视庞大为伟大的认识错觉。
　　有时,权力对文化的弘扬,甚至不足以与几名优雅迷人的贵妇抗衡。西方文化史上提供了大量事例和证明:拿不到太阳王路易十四或沙皇陛下的年金,无损于文化大师的伟大,而一旦离开了爱特莱夫人、华伦夫人和梅克夫人的资助,伏尔泰、卢梭和柴可夫斯基的成就倒可能大打折扣。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亦大多得到了梅迪奇家族的支持。
　　另外,文化事业不是外交事务,它并不天然具有捍卫国家领土的使命,多元文化的交融交汇,往往更能带来不期然的文化奇观——想想丝绸之路吧。
　　上述种种,虽角度各异,却都在重复同一个事实:文化天才不依赖国家行政,政府从来不是文化振兴的助推器。
　　以国家的名义振兴文化,具有似是而非的特点。就是说,乍听之下很可能贸然将其判断为一桩美事,稍一细想,却难免发现其中的荒谬性和危险性。文化艺术,一如宗教道德,原本就不属行政系统之事务。文化天才的根系在民间,花苞也绽放在乡野,而文化创造属于公民或艺术家的个体私权,政府至多只有保障的义务,没有指导的责任。若听任政府在文化创造上频频指点江山,等于默认政府依然具有“父母官”的超级能耐,以今日之民主眼光看,是不合时宜的。当公权力意欲拓展触须时,我们与其没头没脑地叫好,不如在起步阶段提示预警。
　　动用国家意志大规模改造文化的事情,我们很不幸地领教过了。“文革”中以“三突出”为指导原则的八个样板戏,所见只是沉痛的教训。更早的例子,可以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代表,此论一俟成为国策,“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竟再未复苏过。
　　即使坚持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政府对文化,也只有保护之职,没有振兴之任。文化也有高端低端之分,政府可为者,专在低端领域,尤其体现在规则、法度的建立上,如古之“统一度量衡”,今之“知识产权保护法”。结合“盛世修典”之说,值经济腾飞、民生安居之时,政府行有余力,在文化保护方面做些努力,自有其积极功效。诸如编一套“四库全书”,修一部“康熙字典”,在教育和科研学术上增大投资,尽可能多地兴建图书馆和博物馆等;若资金过于宽裕,还可以倾大力举办一届奥运会和世博会。能做到这些,政府就是称职的,不应期望自己做得更多,更不必坚信自己能做得更好。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结合我们看到的各届奥运会,公正地说,这是一个只要投入相当的人财物,每个国家都能干得漂亮的活计,并不依赖天纵之才。我们的张艺谋能够做到,邻邦的约翰艺谋、彼得艺谋、田中艺谋或朴艺谋们,也能各擅胜场。但是且慢,投入多少资金可以让中国再出现一部《红楼梦》呢?这是无解的天问。文化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忠告是:“文化的物质设备并不是一种动力。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某些纷乱的时代反而容易诞生文化天才?理由不外是,那时纵有千般缺点,却至少拥有一个优点:意识形态上的管制力松懈,使文化天才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心灵自由。所以,国家若真打算为可能的“文化大国”做点什么,政府权力就请退开一箭之地,让精神获得它应有的阔大空间。
　　所以意欲在“文化大国”上有所为,当务之急就是使“思想解放”、“百家争鸣”最大程度地不再成为一句口号,而呈现为自然的人文风貌。给精神的天空设定禁飞区、划定斑马线,文化天才只会永远舍中国而去。离开了真正的文化天才,所谓“文化大国”也就不折不扣地成为梦呓了——在海外建再多的孔子学院,我们看到的也只是石头的巍峨,而非精神的崇高。
　　依笔者小见,以为借助国家意志就能打通文化的任督两脉,是学术上的色盲,也是权力的僭妄,还可能促成“以吏为师”观念的还魂。在这个不少基层官员已经泼皮牛二化、领导的作秀欲望常会得到过分肯定、个别地方政府甚至着手对公民实行信用等级管理的时代,我们更要百般警惕权力的滥用,最大程度地避免权力的上游出现新的污染源。对此,不可不防。
　　
　　(作者系上海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