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每到年底，农村、故乡、乡情就成为社会、舆论热议的话题。其实这些文化、情结都可以从乡音、方言上体会到一部分。
　　有人说，国人语言的问题，本质是思维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教养的问题。方言不仅是承载着游子的思乡情结，还承载着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但目前，中国的方言面临消失的危险。
　　方言正在成为下一个民间艺术？
　　十 年前，媒体高喊：“没有方言的城市是可怜的”。长春“这长得磕碜”、成都“巴适得板”、武汉“冒得事晃来晃克搞么四”、上海“阿拉上海鼎鼎煞根”……成为这些城市的坊间名片。你要融入城市，请先学会当地方言。
　　如今，武汉一名三岁孩子，因为只会说方言，在幼儿园里成为另类。他在回答有关颜色的提问——“红色、黄色、楼（绿）色”，把大家都逗乐了。你要融入城市，不用管它讲什么方言。
　　方言之于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些记忆里儿时的乡音俚语，如今被挤进了尚待拆迁的几条弄堂，留在怀旧的人心里。
　　方言禁区，越来越多
　　36岁的夏勇现在是成都一家股份制企业的一名管理层人员。交谈过程中，他接了几个电话，能听出明显的口音差别。
　　刚来这家公司时，他20岁出头，从一名业务员做起，坚持说家乡方言。但让夏勇意想不到的是，每接触一个人，他都要被问是四川哪里的，有的人还乱猜。
　　加之工作要和不同的人接触，特别是跟客户谈生意，就要想办法和对方拉近距离。“如果和对方说话语音差太远，就像是不够诚意一样，对方也会觉得瞧不起。”
　　慢慢地，夏勇在与这个城市语言保持一致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划分成不同区域，一边是方言区，一边是方言禁区。比如与家人、朋友商量事情以及生活是方言区，与客户交谈、安排工作则是方言禁区。
　　把工作作为方言禁区，是很多人惯常的划分，甚至白纸黑字落在规定上。
　　去年，金华市的陈先生就是因为上班时和本地同事说方言，结果被罚款100元。还有更严重的，南昌市一家通讯代理商公司规定，一个月内触犯5次或以上“方言禁令”者，将予以辞退处理。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生活这个方言区也越来越不牢固了。
　　住在上海的沪剧演员马莉莉说，“我先生到南京路去买东西，普通话不太会说，比划了半天，服务员和他说，‘请你说普通话，我没听懂’——他后来无奈地说，‘我变外地人了！’”
　　研究生毕业的何雪是成都本地人，她现在与陌生人交流时，也是首选普通话。“而且越往市中心走，越倾向于用普通话问路、购物、点餐等等。”
　　从区域来看，高档写字楼、政府办公区、学校、高新区……这些基本上是方言禁区。
　　粤语文化学者饶原将这些禁区称为“语言特区”，他不无担忧地表示：“广州已经出现了许多语言特区，一些小区外地人占大多数，如逸景翠园，已经是以普通话为主要交流语言。”他曾在这些“语言特区”生活，由于找不到归属感最后选择搬家。
　　去年江苏省教育厅出台文件规定，公务员普通话水平应达三级甲等，上班时间讲方言将被扣“监测指标分”。
　　方言身份，越来越弱
　　方言不再是整个城市气质的代表。
　　曾经，方言塑造出了一个城市的集体性格。比如成都一句“巴适得板”，可以看出这里的麻辣与安逸，不露痕迹地交融着，形成了四川人特有的生活韵味。武汉一句“冒得事晃来晃克搞么四”，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粗糙与热度。
　　如今，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方言逐渐与普通话相融合，这种个性也越来越被弱化。而且这些外来人口中最早几批，已经在各个城市立足，他们改造着城市的气质，但并不全说当地方言。
　　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俐李的研究，苏州方言最开始有8个声调，现在只有7个声调了。这是因为其中一个声调只用于一些特定词汇的发音，而这些词汇由于难以被外来人群理解，已经逐渐被当地人弃用，演变为普通话的表述。
　　方言不再是进入城市的门槛。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需要说上海话来融入这个城市，而当地人更将“上海话说得地道不地道”作为判断此人是否是本地人的标准。
　　到了90年代左右，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到上海求学，进入上海地区的上流社会，越来越多的公务人员、商人在说普通话。这样一来，上海本地人原来的心理防线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直到今天，多数上海人在用普通话交流，甚至上海小孩说普通话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人们在另一个城市寻找身份认同的时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语言来包装自己。”刘俐李说，一开始是外地人在上海寻找身份认同，现在变为上海人也在寻找身份认同。
　　方言不再是身份认同的需求。
　　2014年一份《四川籍外出务工人员语言生活状况》的报告指出，目前，四川较多的务工者不仅能较为灵活地使用家乡话、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还能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选择语言类型。
　　其中一项调查显示，流入地方言并没有对回流人口形成重要影响。而在发生“变读”的人群中，变读率和学历结构呈现“倒挂”，即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回流人口，其变读率超出中专及以上学历。调查中提到，“此种结果可能和返乡回流者回到家乡时的语言使用心理有关。”
　　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春卉看来，这种心理其实就是身份认同与自我肯定的此消彼长。她认为，回流者对自身学历、职业等一系列素质的肯定程度越高，就越不倾向于用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身份，反而越倾向于说方言来寻找身份认同。
　　方言回报，越来越少
　　夏勇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转变的原则是，可以与人拉近距离。“如果对方有地方话的口音，比较接近我们那一带的，我就说家乡话。”
　　这是方言的回报。
　　曾经，如果你进入城市，掌握了当地的方言，回报丰厚。
　　在广东打工多年的陈刚就称，快二十年前，他们刚到广东时，第一件事就是去学粤语。“如果你会粤语，工资普遍要比不会粤语的多500元。”那个时候，对农民工而言，500元不是个小数。
　　2005年，复旦大学一项有关方言的研究也发现，如果你掌握了该城市方言，比那些没有掌握的，更容易进入更高的行业和职业，特别是需要更高语言交流能力的服务业。那时候很多招聘广告明确要求会说粤语、会说上海话。
　　如今，你是本地人、会当地方言，并不能给你在城市里带来什么好的就业机会。“一些高薪行业反倒都要求普通话。”
　　方言一度很重要的回报是圈子、是人脉，这在现代网络社交方式中，也越来越弱化。比如一些大学生远离家乡到外地求学，往往会因为乡土情结而组建“老乡会”。但随着慢慢融入新的环境，尝试多样化的社交方式，“老乡会”的感情基础似乎也变得不再牢靠。“现在交朋友更注重是不是志趣相投，而不倾向于是否是同乡。”大四学生郭文娟说。
　　同时，使用方言的成本也在逐步增加。
　　沪剧演员马莉莉演了50多年沪剧，怎么也没想到，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家乡话，今天却被年轻演员“当外语来学”，“最滑稽的，老师上课教的上海话会说，但生活中突然和他说一句上海话，他会说‘老师没教过！’”
　　城市中，方言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但并不会消失。在方言的版图里，城市是一个个据点、一个个舞台，各种方言只会慢慢融合、慢慢演变。
　　方言之于城市，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些记忆里儿时的乡音俚语，如今被挤进了尚待拆迁的几条弄堂，留在怀旧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