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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摆脱危机困扰须解决五大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对于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2009年，我们若想尽早摆脱危机的困扰，只有处理好以下几个更为重要的关键问题才能有所“建树”：
一是要注意目前的扩大内需方式能否产生真正的“有效需求”。比如企业投资支出，它是属于投资型的内需，在实体经济已经陷入低迷的阶段，反而会进一步导致更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是政府目前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政府采购行为，都主要侧重于这些投资型的内需扩大方面。如果能够尽快实施有利于解除大众“后顾之忧”的公共投资，这对创造“有效需求”的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三是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目前危机当头，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家减负，就成为决定我们在经济上能否打出一个漂亮翻身仗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是在降低税负，还是在打开更多的融资环境方面，政府都责无旁贷。
四是金融体系的健康化发展将直接影响刺激内需的效果。如果银行体系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那么“惜贷”问题就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金融市场充斥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刺激经济的减税效果，就会因为股市投融资功能萎缩，造成大批有实力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而大打折扣。
五是也要重视“总供给”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机制。根据欧美的成功经验，加大教育投资，鼓励创新和创业，就有可能增加全社会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
企业转危为机的“五本”对策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何茂春
今年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加，中国制造在这次危机的后续贸易战中将步履艰难。我对于企业转危为机的对策有如下“五本”看法：
“质本”。以质为本，不给竞争对手以技术壁垒的口实。每年大量的被退货的产品使很多中小企业极为艰难。国际公共标准、专业标准、公平竞争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应是企业的常抓不懈的工作。
“形本”，即商标、宣传、广告、知名度和信誉度战略。首先要有国际化的商标标识，如有必要需到境外注册，不可迟疑。商标国际化应注意几点：一是不可简单用汉语拼音；二是不能伤害他国民族尊严和宗教禁忌；三是要多咨询国际人士的意见；四是不能触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红线；五是不必哗众取宠、故作奇形怪状。
“资本”，即扩大规模。规模在多数情况下与企业安全成正比。中国受危机打击的程度相对较少会比较有利于外资来华和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一些中小企业的出路之一是尽量把自己变为不再是“中小企业”。
“知本”。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要看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二要量力而行地合理创新。
“人本”。多哈谈判近期可能重启。如果顺利结束，其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新规则会对中国中小企业提出严重挑战。长期指望《劳动法》、《环保法》的不严格执行而苟活的企业最终是要吃亏的。
扩大消费关键是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 纲
2007年中国的储蓄率是51%，49%的GDP是消费，而这49%里面有14%是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只占35%，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到底是什么制度原因导致了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率？通常的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居民爱储蓄，但其实中国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并不高，还比不上亚太区的平均水平。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在最近几年来相当稳定，大约在27%~31%之间。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为什么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基本稳定，而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过去60%降到35%了呢？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储蓄的增长，加上一点政府储蓄的增长。过去在中国的总储蓄当中，企业占20%，居民占60%，另外20%是政府储蓄，现在变成了总储蓄当中40%是企业储蓄，40%是居民储蓄，政府的储蓄还是20%。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储蓄的增长。
中国的消费低不是因为中国的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没钱。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统计局的研究最低收入的群体消费倾向是99%以上。所以中国消费低的问题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
企业的利润大量滞留在企业，如果转移出来，国家就能够通过减税，或者转移支付的办法，充实社保基金，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样才能改变企业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下降的趋势，才可能使中国的消费得以提高。
什么才是保就业的良方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今年就业状况与政府的投向有关，现在看并不太乐观。是因为现在如果我们的政策的措施仅仅是通过搞投资拉GDP，而不是直接有效拉动就业，这个政策方向就值得研究和进一步商榷。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未上台之前就已经提出要创造250万个就业机会，并没有把GDP增长作为许诺指标，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虽然搞项目、修铁路，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这种就业是临时性的，而不是长远性的。当然GDP拉动会对就业有所帮助，但是项目结束之后，还是会出现失业。一条数百亿元的铁路建设，能够提供几万人的就业就已经不错了。一个就业岗位需要靠上百万元的成本来提供，效率太低。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要依赖于出口拉动已经是不行的。服务业的发展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因为服务业拥有大量的就业机会，而目前服务业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现在服务业的价格很贵，最明显的是医疗和教育，国家办教育之外的教育产品都非常昂贵，贵的原因就是供不应求。而这就需要政府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降低准入门槛。
一方面，国家应该帮助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另一方面，解决高中生、大学生就业困难出路也是在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求政府放松对于服务业企业的管制，这就要求政府为这些服务业企业提供服务，而不是依赖于审核。
前30年国富，后30年民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魏 杰
如果说改革前30年是解决国富问题，而后30年则是要解决民富问题。
要解决民富的问题，就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政府不能控制太多的社会财富。政府控制的财富太多，就会形成强政府，在强政府的条件下，民富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国家权力体系是对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服务的，而不是国家权力体系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
为了有效界定国家权力体系与人权体系、财产权体系的关系，在经济上应该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应该实行民主政治。在混合经济体制条件下，任何财产都拥有了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都拥有“国民待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法律上的平等和竞争上的平等，这样就既可以保证经济充满活力，又可以保证任何人都有致富的平台，实现财产上的平等，从而有效推动国家与居民同时富有起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们可以实现人权上的平等，从而有效约束国家权利体系的过度扩张，为混合经济创造良好的政治体制。
总之，经济上的混合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是我国今后三十年改革的主要内容。
长三角和珠三角模式不能盲目复制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曹和平
在我看来，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地区“五省三市”经济的增长方式没有区别，都是“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大进大出”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老子”是“新港澳台日韩”模式，而“祖师爷”在欧洲大陆。
除了“欧洲大陆模式”，还有没有其他的发展途径？有，比如瑞士。瑞士地处欧洲内陆山区。当欧洲大陆搞批量车间生产的时候，瑞士制造钟表，搞精工制造，成功规避了在大工业时代的运输成本劣势。瑞士人还造雀巢，有一整套标准的管理方法和程序管理加盟企业。瑞士人还搞旅游，是全球酒店管理的圣地；瑞士人还搞ABB，基本上所有的通用标准是瑞士人做的；瑞士人还搞金融，瑞士银行保管着世界3/4的私人长期储蓄；瑞士还搞医药，用蛋白质三维构造制药。所以瑞士是根据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有意识地和欧洲大陆平原模式区分，使它多少年来的人均GDP处于欧洲之巅。
瑞士经验表明，一两个产业具有和本地资源匹配的技术进步路线还不足以称为一种模式，而是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群和本土的经济资源所内涵的技术进步路线相耦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正加外部性，才可以和沿海岸线经济区的发展相匹敌。
中国有很多地区和城市适合学习瑞士模式，这些若再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而是会毁掉自我，也可能酿成中国灾难。
海盗的民主启示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董志强
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海盗问题，乃至诸多反社会行为问题，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被逼出来的！
同时，海盗社会的秩序也并不一定就比主流社会的秩序要差。在海盗社会内部，实施的实际上是比主流社会秩序所坚持的更为平等和民主的管理体制。按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李森教授的研究，由于不可能向更高级的法律机构提出诉讼，海盗成员面临严峻的管理挑战，被迫创造自己的组织、宪法以及对执行权的制衡。海盗船长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政府海军和商船舰队中的方式，他们保留了在战略、战术和航行方面的权威，但把纪律、配给和惩罚权力下放给司务长（由船员选举）。而在政府海军和商船舰队中，船长历来对船员拥有绝对权力，权力滥用也就令人触目惊心，以至于它们成为了海盗的招募工具。
海盗问题对公司管理有启示吗？在许多公司，管理层获得了全部的权力，员工没有任何发言权，在组织中也看不到可以激励自己努力的未来，那么势必也会出现组织倡导一种秩序（正式的秩序），但员工如海盗般却积极地从事着反组织目标的活动。如果像海盗组织一样，对经理的权力给予一定限制，员工完全可能因为感觉到自己受到更公正的对待而更加效忠于公司。无论对于解决海盗问题，还是面临公司管理问题，最佳的答案也许在于：所建立的制度和秩序，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让人们停止掠夺的最好方法，就是确保在所建立的秩序中，让人们选择尊重他人利益正好是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克服管制危机须转向公共治理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邓聿文
随着改革3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管治危机的发生并非由于政府没有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的经济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要克服政府管治危机，须从目前的威权治理转向公共治理。
首先，转变行政方式，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要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制程度。
其次，要建设一个透明的公共财政。中国现行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公共财政“缺位”和“错位”问题，即在明显市场失效领域，公共财政还没有完全到位，而在非市场失效领域，公共财政却涉入过深。
第三，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关系。改革以后，尽管政府的权力相对过去有所削弱，但还是在社会的公共事务中扮演着最终评判者的角色，而企业、社会和群众，则沦为政府的小伙伴。由于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的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利益组织，建立起各种民意表达机制，形成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和群体抗争行为要好得多。
第四，构建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综合保障体系。
第五，加强官员的问责制，开放媒体，特别是树立司法的权威。■
[编辑 陈 力]
E-mail:chinacbr@vip.163.com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对于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2009年，我们若想尽早摆脱危机的困扰，只有处理好以下几个更为重要的关键问题才能有所“建树”：
一是要注意目前的扩大内需方式能否产生真正的“有效需求”。比如企业投资支出，它是属于投资型的内需，在实体经济已经陷入低迷的阶段，反而会进一步导致更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是政府目前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政府采购行为，都主要侧重于这些投资型的内需扩大方面。如果能够尽快实施有利于解除大众“后顾之忧”的公共投资，这对创造“有效需求”的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三是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目前危机当头，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家减负，就成为决定我们在经济上能否打出一个漂亮翻身仗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是在降低税负，还是在打开更多的融资环境方面，政府都责无旁贷。
四是金融体系的健康化发展将直接影响刺激内需的效果。如果银行体系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那么“惜贷”问题就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金融市场充斥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刺激经济的减税效果，就会因为股市投融资功能萎缩，造成大批有实力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而大打折扣。
五是也要重视“总供给”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机制。根据欧美的成功经验，加大教育投资，鼓励创新和创业，就有可能增加全社会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
企业转危为机的“五本”对策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何茂春
今年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加，中国制造在这次危机的后续贸易战中将步履艰难。我对于企业转危为机的对策有如下“五本”看法：
“质本”。以质为本，不给竞争对手以技术壁垒的口实。每年大量的被退货的产品使很多中小企业极为艰难。国际公共标准、专业标准、公平竞争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应是企业的常抓不懈的工作。
“形本”，即商标、宣传、广告、知名度和信誉度战略。首先要有国际化的商标标识，如有必要需到境外注册，不可迟疑。商标国际化应注意几点：一是不可简单用汉语拼音；二是不能伤害他国民族尊严和宗教禁忌；三是要多咨询国际人士的意见；四是不能触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红线；五是不必哗众取宠、故作奇形怪状。
“资本”，即扩大规模。规模在多数情况下与企业安全成正比。中国受危机打击的程度相对较少会比较有利于外资来华和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一些中小企业的出路之一是尽量把自己变为不再是“中小企业”。
“知本”。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要看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二要量力而行地合理创新。
“人本”。多哈谈判近期可能重启。如果顺利结束，其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新规则会对中国中小企业提出严重挑战。长期指望《劳动法》、《环保法》的不严格执行而苟活的企业最终是要吃亏的。
扩大消费关键是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 纲
2007年中国的储蓄率是51%，49%的GDP是消费，而这49%里面有14%是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只占35%，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到底是什么制度原因导致了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率？通常的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居民爱储蓄，但其实中国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并不高，还比不上亚太区的平均水平。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在最近几年来相当稳定，大约在27%~31%之间。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为什么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基本稳定，而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过去60%降到35%了呢？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储蓄的增长，加上一点政府储蓄的增长。过去在中国的总储蓄当中，企业占20%，居民占60%，另外20%是政府储蓄，现在变成了总储蓄当中40%是企业储蓄，40%是居民储蓄，政府的储蓄还是20%。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储蓄的增长。
中国的消费低不是因为中国的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没钱。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统计局的研究最低收入的群体消费倾向是99%以上。所以中国消费低的问题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
企业的利润大量滞留在企业，如果转移出来，国家就能够通过减税，或者转移支付的办法，充实社保基金，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样才能改变企业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下降的趋势，才可能使中国的消费得以提高。
什么才是保就业的良方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今年就业状况与政府的投向有关，现在看并不太乐观。是因为现在如果我们的政策的措施仅仅是通过搞投资拉GDP，而不是直接有效拉动就业，这个政策方向就值得研究和进一步商榷。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未上台之前就已经提出要创造250万个就业机会，并没有把GDP增长作为许诺指标，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虽然搞项目、修铁路，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这种就业是临时性的，而不是长远性的。当然GDP拉动会对就业有所帮助，但是项目结束之后，还是会出现失业。一条数百亿元的铁路建设，能够提供几万人的就业就已经不错了。一个就业岗位需要靠上百万元的成本来提供，效率太低。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要依赖于出口拉动已经是不行的。服务业的发展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因为服务业拥有大量的就业机会，而目前服务业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现在服务业的价格很贵，最明显的是医疗和教育，国家办教育之外的教育产品都非常昂贵，贵的原因就是供不应求。而这就需要政府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降低准入门槛。
一方面，国家应该帮助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另一方面，解决高中生、大学生就业困难出路也是在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求政府放松对于服务业企业的管制，这就要求政府为这些服务业企业提供服务，而不是依赖于审核。
前30年国富，后30年民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魏 杰
如果说改革前30年是解决国富问题，而后30年则是要解决民富问题。
要解决民富的问题，就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政府不能控制太多的社会财富。政府控制的财富太多，就会形成强政府，在强政府的条件下，民富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国家权力体系是对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服务的，而不是国家权力体系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
为了有效界定国家权力体系与人权体系、财产权体系的关系，在经济上应该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应该实行民主政治。在混合经济体制条件下，任何财产都拥有了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都拥有“国民待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法律上的平等和竞争上的平等，这样就既可以保证经济充满活力，又可以保证任何人都有致富的平台，实现财产上的平等，从而有效推动国家与居民同时富有起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们可以实现人权上的平等，从而有效约束国家权利体系的过度扩张，为混合经济创造良好的政治体制。
总之，经济上的混合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是我国今后三十年改革的主要内容。
长三角和珠三角模式不能盲目复制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曹和平
在我看来，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地区“五省三市”经济的增长方式没有区别，都是“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大进大出”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老子”是“新港澳台日韩”模式，而“祖师爷”在欧洲大陆。
除了“欧洲大陆模式”，还有没有其他的发展途径？有，比如瑞士。瑞士地处欧洲内陆山区。当欧洲大陆搞批量车间生产的时候，瑞士制造钟表，搞精工制造，成功规避了在大工业时代的运输成本劣势。瑞士人还造雀巢，有一整套标准的管理方法和程序管理加盟企业。瑞士人还搞旅游，是全球酒店管理的圣地；瑞士人还搞ABB，基本上所有的通用标准是瑞士人做的；瑞士人还搞金融，瑞士银行保管着世界3/4的私人长期储蓄；瑞士还搞医药，用蛋白质三维构造制药。所以瑞士是根据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有意识地和欧洲大陆平原模式区分，使它多少年来的人均GDP处于欧洲之巅。
瑞士经验表明，一两个产业具有和本地资源匹配的技术进步路线还不足以称为一种模式，而是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群和本土的经济资源所内涵的技术进步路线相耦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正加外部性，才可以和沿海岸线经济区的发展相匹敌。
中国有很多地区和城市适合学习瑞士模式，这些若再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而是会毁掉自我，也可能酿成中国灾难。
海盗的民主启示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董志强
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海盗问题，乃至诸多反社会行为问题，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被逼出来的！
同时，海盗社会的秩序也并不一定就比主流社会的秩序要差。在海盗社会内部，实施的实际上是比主流社会秩序所坚持的更为平等和民主的管理体制。按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李森教授的研究，由于不可能向更高级的法律机构提出诉讼，海盗成员面临严峻的管理挑战，被迫创造自己的组织、宪法以及对执行权的制衡。海盗船长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政府海军和商船舰队中的方式，他们保留了在战略、战术和航行方面的权威，但把纪律、配给和惩罚权力下放给司务长（由船员选举）。而在政府海军和商船舰队中，船长历来对船员拥有绝对权力，权力滥用也就令人触目惊心，以至于它们成为了海盗的招募工具。
海盗问题对公司管理有启示吗？在许多公司，管理层获得了全部的权力，员工没有任何发言权，在组织中也看不到可以激励自己努力的未来，那么势必也会出现组织倡导一种秩序（正式的秩序），但员工如海盗般却积极地从事着反组织目标的活动。如果像海盗组织一样，对经理的权力给予一定限制，员工完全可能因为感觉到自己受到更公正的对待而更加效忠于公司。无论对于解决海盗问题，还是面临公司管理问题，最佳的答案也许在于：所建立的制度和秩序，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让人们停止掠夺的最好方法，就是确保在所建立的秩序中，让人们选择尊重他人利益正好是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克服管制危机须转向公共治理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邓聿文
随着改革3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管治危机的发生并非由于政府没有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的经济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要克服政府管治危机，须从目前的威权治理转向公共治理。
首先，转变行政方式，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要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制程度。
其次，要建设一个透明的公共财政。中国现行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公共财政“缺位”和“错位”问题，即在明显市场失效领域，公共财政还没有完全到位，而在非市场失效领域，公共财政却涉入过深。
第三，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关系。改革以后，尽管政府的权力相对过去有所削弱，但还是在社会的公共事务中扮演着最终评判者的角色，而企业、社会和群众，则沦为政府的小伙伴。由于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的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利益组织，建立起各种民意表达机制，形成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和群体抗争行为要好得多。
第四，构建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综合保障体系。
第五，加强官员的问责制，开放媒体，特别是树立司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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