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山区是多雨的季节。雨下了一夜，马路上到处是积水。一大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的单采血浆站内就来了不少人，他们或戴着斗笠，或披着雨衣，一些布依族和苗族妇女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来了，到县城还不到8点钟。”一名30岁左右的苗族妇女说，“早点来可以早回去，还要喂猪、带娃娃，要做的事很多。”
　　龙里县单采血浆站位于贵阳至都匀高速公路的出口旁，新修的3层综合楼整洁漂亮。大门是水泥修成的“H”状，门口一侧草书写成的“龙里县单采血浆站”几个大字，被雨冲刷后更显得苍劲有力。浆站离县城中心有两公里，是县城的边缘地带，围墙外面就是农田。在门口站一会儿，不断能见到从县城方向走来的三三两两的人。
　　“雨水大，今天人不多。”来自龙里县三元镇的陈明德（化名）很庆幸自己的选择，“田里的活才忙完，来抽血的会越来越多，赶在下雨天来人肯定少。”
　　陈明德不希望别人过多地提及“卖”这个字。他把抽血过程分为“抽小血”和“抽大血”。小血用来化验，大血才是正式“卖”，一次600克（大约580毫升）。按规定，供血浆者每次供浆前必须进行常规体检及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丙肝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等各项检验，合格后方可供浆。其一般流程为：登记、体检、采小样、采浆、领款。
　　在登记窗口，陈明德掏出自己的供血浆卡。这是浆站发的，上面有他的姓名、年龄以及每次卖血浆的记录，里面别着一张照片。每次陈明德就是凭这张卡到浆站抽血、领钱。“有人把这张卡叫银行卡”，他很不自然地笑了笑。
　　出示供浆卡后，站里的工作人员给准备卖血浆的村民们登记、排号，供浆者每次卖血浆的信息被输入电脑。领到号的村民到体检室体检，然后“抽小血”化验。
　　在等待化验结果的时候，又黑又瘦的陈明德聊起了自己的“抽血史”。他今年36岁，2002年开始卖血。家里地少，一家五口只有1亩多地，不够种，老婆有病，自己又不能出门打工。陈明德当初是在亲戚劝说下试着到血站抽血，结果一发不可收，除去生病、过节等“意外情况”，一直没断过。靠卖血收入，陈明德家不久前盖起了新房。“儿子已经16岁，没上学，出来打两年工，就找对象了。”
　　“周围不少人靠抽血为生，有的还两口子一块来。”陈明德说自己的老婆要不是因为生小孩时留下后遗症，也会跟他一块儿来抽血。现在一家人全年的收入有3000块钱，其中抽血所挣的是大头儿。
　　“老抽血对身体有影响吗？”记者问。
　　“觉不出来。”他说，“前几年抽得比较频繁，几天一次，有时感觉身体累。现在改成14天抽一回，身体没啥感觉。血站管得越来越严，时候不到不让抽。还有，年龄大了，抽得多怕身体吃不消。”
　　一楼的体检和抽血化验合格后，陈明德来到三楼采浆。三楼大厅由两部分组成，外面是候采大厅，里面是采浆室。一位医务人员在叫号，叫到谁，谁就进去抽血。
　　看到陈明德坐下来等着叫号，记者跟他告别。刚走两步，他突然追上来嘱咐，不要把他的名字写到报纸上。“孩子大了，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这种对“卖血”身份的敏感在供浆员中并不是个别现象，很多人不愿意回答问题，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在龙里县单采血浆站一楼化验室旁的椅子上，记者注意到一位满脸稚气的年轻人，正用棉签捂着胳膊等化验结果。记者想跟他聊聊，他把头扭向一边，用当地话嘟哝着什么。旁边的一位中年汉子拍拍记者肩膀，示意不要理他。
　　龙里县卫生局一位曾经在浆站工作过的同志介绍，农民出来卖血浆在思想上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一般是成片成片的，往往是亲属带亲属。”很多“浆源”（浆站管理者对卖浆者的统称）卖过一段时间后不卖了，但后来又纷纷走“回头路”。为什么？经济原因。他说，当地山多，可利用的土地很少，再加上一些地方20多年没有对土地进行调整，导致很多农民没田可种。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出打工。没法出去打工的，就选择卖血浆。
　　在农民眼里，房子是男人娶妻成家的先决条件。因此，只要有一户靠卖血盖了新房，就会在周围人中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一般情况下，卖血所得除满足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开支外，全部积攒起来盖房。当地人给记者算了笔账：按一个人每次卖血最高回报80元，每年卖血20次计，只要连卖5年就能建起新房；如果每年卖的次数多，或者夫妻共同卖，时间还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