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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在今编者按：
观延安，知中国。
从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驻在延安13年。
延安是万里长征的“落脚地”，延安还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
拱卫中央，保卫边区，“西社部”创造并保藏了延安秘密战的生动故事。
延安秘密战，不是一般的地方故事，它关乎中央，牵动全国。
本篇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一书。
著名作家郝在今的又一部纪实力作。
激活“冷藏间谍”
国共合作期间，埋伏在国民党阵营中的中共情工人员停止敌对活动，进入长期“冬眠”。这种长期潜伏，直到关键时刻才启用的秘密力量，圈内称之为“战略间谍”。抗战胜利后，面临国共相争的局面，中央情报部决定“激活”这些人。
绥远距离边区最近，傅作义部准备与八路军争夺日军地盘，过去埋伏在傅作义身边的阎又文就该启用了。1945年8月，“边保”领导周兴、李启明当面向王玉交代任务，远赴归绥（呼和浩特），恢复同阎又文的联系。
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谨言慎行，努力工作，这时已经官升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的随从秘书、少将新闻处长，与党组织中断联系8年之久！
王玉化装成皮货商，帮助国民党军官做生意，绕了一个大弯子才接近了阎又文。阎又文和另一个地下党员杨子明，正焦急地等待组织召唤。阎又文对傅作义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立即向王玉作了详细汇报。“边保”又将这个重要关系移交中情部，由李克农副部长和一室主任罗青长亲自领导，获得诸多重要情报。
阎又文提供的傅作义抢夺绥远地盘这一重要情报，正是组织急需。
西北这里是启用一个人，东北那边是启用一个组！
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居然不堪一击？人们不知，关东军的防御部署早已被中共东北情报组侦知，由延安转送苏方。
强大的苏军进驻长春，却也是两眼一抹黑，那些罪孽深重的“满洲国”高官，早已提前匿藏郊区，准备往日本潜逃。这时，中共东北情报组主动出面接应，“红色间谍”张梦实奉命找到苏军司令部。这位“总理大臣”家的少爷，当然知道父亲和父亲部下的藏身之处。张梦实带领苏军抓捕了所有的伪满高官，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亲。
埋藏最深的情报员也该被激活了。
1945年10月的一个夜间，熟悉的敲门声！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的沈安娜，终于等来了上级领导吴克坚。由于交通员被捕，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同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三年来，沈安娜照常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高级会议，华明之照常将情报密写密藏，随时准备将情报上交组织。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每天晚上两党代表团都要密议第二天的谈判策略，沈安娜参加完国民党团的会议，当晚就把记录转给共产党代表团。第二天早晨，周恩来走上谈判桌的时候，已经有了应付对方的预案。
就在这战与和的紧要关头，长期埋伏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出手，中共中央准确把握对方动向，处处赢得战略先机。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撕毁《双十协定》开打内战，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作出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会后，速记员沈安娜立即将记录抄报延安。6月，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向解放军发起进攻，局部内战爆发。周恩来预先有安排，中原野战军得以转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战临头，情报当先。
围绕陕甘宁边区的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这不但要求提前获取情报，而且要求情报传递得快速及时。
最快的传递方式就是无线电通讯。延安各单位纷纷抓紧配置电台，中央军委的二局、三局均有大批电台，中情部在全国各战略区也都部署了密台。上海密台就派遣了一位红军干部李白。1946年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共各根据地、各部队之间，已经普遍设立无线电联络。这标志着解放军与情报系统都在走向现代化。“边保”也配备了自己的情报电台，大大加快了情报传送的效率。“边保”还尝试破译敌特密码，取得有效进展。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虽然也有密室电台，但经常遭受国民党特务的上门搜查，因此必须有备用电台。八办主任林伯渠多备一手，又布置王超北筹建秘密电台。
王超北是陕西本地人，1925年任中共延安特支书记，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王超北在西安有多年工作基础，曾为陕北和川北红军秘密运送电台等物资，后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输主任。
这个运输主任运的不只是一般物资，还有大功率电台！
红军在长征中丢掉了所有的大功率电台，同上海和莫斯科的联络不得不中断了。王超北奉命远赴上海，从外商那里采购一部大功率电台，又亲自押运到西安。延安由此沟通了对外无线电联络。
西安城里的“止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治安交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迁址8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信联络。
在西安设密台，最大的難题是安全。为了保证持续性使用，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地下工程。在地下5米深处挖了两个窑洞，地道有3个入口、2个出口，还有通向水井的通风口。万一特务前来搜捕，前院按铃报警，王超北就从后院钻入地道隐蔽。
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装备着美国的先进无线电测向设备，早已发觉这一带有秘密电台讯号，可是，几次突袭这个院落，都没找到任何线索。
夏季的一天，上午刚有特务进院搜查过，王超北以为下午不会来人，就出洞洗澡，正洗着，外面有人影晃动！妻子李天筠大喊：“不准进！我在洗澡！”趁外面的人犹豫之际，王超北抓空藏身，待到警察进屋，只见李天筠正在穿衣，孩子还泡在澡盆里。 这个地道密台，在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使用，从未被破坏。战前，它多次向延安报告胡宗南动向;1946年1月1日，报告胡宗南动员打延安;5月2日凌晨，报告蒋介石到西安督战;6月21日，又报告刘戡从南京归来的动向。
设計精巧的地下密台，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成为参观点。苏联专家看了说：这里的安全措施超过斯大林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过抗日战争复杂局面的锤炼，中共情报员的潜伏技能已经炉火纯青，面对国民党特务，更是应对裕如。
1946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接见国民党胡景铎部起义官佐，豪气万丈地说：“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国民党的军队是一个大军队，国民党的船很大，但千疮百孔，是一艘快要沉没的船。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想从这艘快要沉没的大船上跳下来，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这就上了共产党的船。这艘船现在虽然还很小，但这将是一艘不断扩大的船，它非常结实，非常严实，并不像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艘贼船，而是铁邦邦结实的大船。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失败走向胜利。虽然我们现在还处于困难时期，但统筹全局来看，我们在三年内就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武力打击是减法，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政治心战却是乘法，敌方减少的部分就会补充到我方。
毛泽东的预言后来得到验证：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总共被歼861万人，其中21%是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共计320起189万人。
美军情报官在延安
瓦解敌军，对于延安并非全新课题，毕竟多年来有过许多失败和成功的经验。可是，外事任务，就是“边保”面对的新问题——延安来了外国人！
抗日战争把中国带入世界大战，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往重庆，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偏远的中国西北也有了一座灯塔，全国的知识青年纷纷奔向西部，奔向西北，就连外国人也来了。美国记者斯诺来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来了，于是“边保”的保卫任务中还要包括保卫外宾。
延安的外宾中不乏一些神秘人物，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长期驻在延安，化名林哲，任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教育日军战俘转向反战。被日本侵占的东亚各国的共产党人，往往出入和居留中国。越南共产党领袖阮爱国（胡志明）在桂林，朝鲜共产党在中国的更多，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都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
最惹眼的外宾还是美国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军，不再是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而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盟友。美国政府现在也不坚持反共政策，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正是反法西斯作战的主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美军的盟军。
中共乐于同盟军合作，包括情报合作。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国际友人。英军服务团和东江纵队交换日军情报，成功地营救出89名英美战俘。
八路军司令朱德同美国上将史迪威成了战友，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决心拨出武器装备给积极抗战的八路军。可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不高兴了，一支枪也不愿意给共产党。蒋介石开始排挤这位美军名将，史迪威要的是反法西斯作战的胜利，才不顾老蒋的私欲权力。为了获得中国沿海的地略情报，美军不仅同执政的国民党合作，而且同参政的共产党合作。
史迪威上将派遣两个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派驻延安，欧戴义少校派驻东江纵队。袁庚领导东江纵队的情报人员，为美军提供日军在广东沿海的军事部署等情报，保护美军地面人员引导美国飞机轰炸在香港的日军目标，还帮美军找到神秘的日军“波雷”部队，为美军在敌后登陆提供情报。有着国际合作经历的袁庚，于20世纪80年代创建了深圳的蛇口开发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尖兵。
美国飞机轰炸日本返航时被日机击落，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从日军追捕中营救了美军飞行员，美方的答谢是空投情报电台给浙东游击队。
国际盟邦对日本情报的需求越来越多，中共也努力开展对外情报合作。
进驻中国重庆和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其实就是两个情报组，一个在重庆调查国民党，一个在延安调查共产党。
美军观察组进驻重庆，急需架设电台，可是，一周过去了审批程序还没有走完。
美军观察组又到了延安，当天电台就能通报！
重庆的美军观察组眼里看到的都是官僚习气，他们想见蒋委员长一面都难。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生活在民主气氛之中，机关、学校随便游走，还能到毛泽东的窑洞里聊天，小上尉也能教朱德将军跳舞。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战士一起拉石碾修机场，这让美军军官不由得感叹，延安比华盛顿更平等。
从腐败低效的重庆到达民主廉洁的延安，年轻的美军情报官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共产党更能体现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美军情报官又走出延安去调察八路军部队，回来就向上级报告：中国的八路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美国应该把抗战物资分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4年11月7日，一架美军飞机突然降落延安，从机舱里走出一位大人物赫尔利将军。延安赶紧组织阅兵仪式，毛泽东亲自欢迎这位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同毛泽东达成5点协议，中国的国共两党将组成联合政府。可是，赫尔利回到重庆，却没能说服蒋介石，美国特使和中共主席签署的协议也不算数了。
这天晚上，一个熟人来到美军观察组。常驻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叫出海军上尉希契，也不说去哪儿，带着希契就走。
希契意外地被带到毛泽东的住处，在这里见到了中共中央的多位领导人。毛泽东郑重委托希契：带上朱德总司令的信件，去华盛顿面交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
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合作。
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在反攻，采取跳岛攻击战术，逐步接近日本本土。可是，攻岛作战极其残酷，美军兵员损失极大，因此，美军正在计划直接空降日本本岛。欧洲战场上的对德作战已经胜利，美军计划调动一个空降师，先在中国的山东机降，再从这个距离日本最近的地方发起攻击。之后，直接空降日本！ 山东，此刻基本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美军这一战略设想，必须取得延安的同意和支援。正在这时，中共主动提出，愿意配合美军对日作战。毛泽东表态，山东根据地可以接应美军空降师并提供给养。
美国尚未援助中共，中共却主动向美军提供支援！美军观察组深受感动。
肩负重要使命的希契上尉，进入五角大楼，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面对满屋将星，这个年轻上尉说出了他在延安时的感受：“我并没有将对共产党的好恶掺杂在我的汇报里，但是我坚信，他们是现代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尽力加强同他们的合作。不论我们花多少钱援助蒋介石，最终赢得中国的一定是共产党人。”
华盛顿的将军们并没有听进去这些话，他们都认为这个小上尉大概是被延安的共产党人欺蒙了。4年后的新中国成立使他们知道，这个小上尉是最好的情报分析员;5年后的朝鲜战争使他们知道，这个小上尉的话有多大分量。
中共在延安，凭什么欺蒙美军情报官？
没有金钱收买，没有美色诱惑，只有敞开的房门、敞开的胸怀。
心战，斗的不是谁的心眼狡猾，而是谁的心灵美好，看谁更有心灵感召力。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抢着接收地盘。
国民党部队袭击陕甘宁边区爷台山，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应共产党邀请到关中视察，调解冲突。
沿海那边，美国海军派出军舰，运送国民党部队抢占东北。
延安这里，美军观察组也有飞机，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共产党将领迅速运往山西前线。这架飞机为中共节约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调兵遣将。
周恩来说：统战带动情报，外交掩护情报。周恩来在重庆，毛泽东、朱德在延安，都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可惜，尽管重庆和延安的美军情报官有着良好的合作愿望，华盛顿最终却倒向蒋介石，而且按照蒋介石的愿望放弃同中共的合作。包瑞德上校本来已经上报提拔准将，却最终被取消任命。
当年的延安，美军观察组还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美国还是国共双方的调停人，国民党打延安总不能连调停人一起打吧。
蒋介石越来越不耐烦这样的调停，他认为，国民党军实力强大得多，完全可以将延安一举拿下！
“特务”入党
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兵力对比是10：1，胡宗南部30万人，解放军3万人。别人都说解放军是弱势，可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说了：毛主席统帅的是4个方面军！既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还有地下统战军和地下情报军。
4个方面军加起来，敌强我弱的态势就逆转了。
向来重视顶层设计的毛泽东，每当战略转换，总是提前给相关部门提出方针性要求。在内战到来之际，毛泽东对情报保卫部门发出指示：“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这就是说，不仅要用情报辅助作战决策，还要让对手阵前倒戈！
这样，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又增添一项“策反”的重任。
策反敌军，就是在对方阵营内部培养“叛徒”。这种特殊工作，“边保”早就开始了。反用军统“汉训班”特务，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不过，以往的“反用”，还是在和平时期，一旦进入战争，那些“叛徒”就会再次遭遇生存危机。
“叛徒”的处境相当尴尬。新的东家当然重视他们，遭到背叛的老东家却恨之入骨;接下来，老东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问计”，新东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这些“叛徒”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却始终保持对这些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他一些闲差。后来，中统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他，委托他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在叛徒那里吃过很大的亏，因此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黨。
“叛徒”如此，“特务”呢？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特别是善于反用叛徒、特务。
国民党潜入边区的特务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也急于掌握边区的新情况。到了1945年，眼看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更要侦察中共中央的新战略，国民党上峰决定，派人进延安侦察。
“国特”进延安，那不是找死吗！西安的特务机关没人报名，谁都不敢去，有公开掩护身份的也不敢去。
这时，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自告奋勇：我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当然敢去延安，去延安正好向组织汇报工作。1945年秋，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
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深入虎穴的无名英雄啊！徐恩曾哪里知道，这深入虎穴其实是送上虎子。
像李茂堂这样的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不须候补期，也不参加组织生活，秘密为党工作。中共的“特别党员”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国民党元老王昆仑、著名记者范长江、民盟创始骨干胡愈之……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起到的特别作用。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 内战将临，国民党军图谋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就是前中统，他们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在边区的官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军统有5人在延安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其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都被逮捕判刑。
军统“汉训班”中最早主动交代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吴南山的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赶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镇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怀疑，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这“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会让他们杀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审讯贺铸，特意叫吴南山来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壁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朗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武器！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经过，以及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破坏合作，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
国民党军统本部看了“吴南山”这署名，也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果然是此人叛变出卖了“军统延安组”！
军统本部严令西北区，暗杀吴南山、李春茂、王星文等军统叛徒！
此刻，这些军统叛徒，正在共产党情报部门的领导下，与军统特务搏斗。
国民党的强力机关是“军”“警”“宪”“特”。军队人多枪多，当然是策反的主要对象。可是，特务却关乎国民党的核心安全，更是策反的焦点。
能不能策反国民党特务，考验的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工作能力。
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就是“兩面人”，谁能识破两面之下的真心谁就是高手。
真正胜利的一方，必须能够感召心灵，让间谍心甘情愿地奉献牺牲。
战争降临，军事斗争就是首要任务，专责保卫边区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要大力扩充地下情报军。
明确任务的“边保”各情报组，积极开展策反工作。第一步，努力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内线。
国民党军官陈汝杰主动找“边保”联络，被派到洛川驻军，任职一六五师政治部少尉司书。陈汝杰又发展了受命监视自己的中尉干事刘良骥，刘良骥又利用同学关系结识军统洛川组负责人冯集义。陈汝杰、刘良骥将一六五师的编制情况及洛川党政军联席汇报的记录全部密报给中共，1946年春又将国民党军队重新颁发的《剿匪手令》送到“边保”。
国民党下级军官郑琏投奔延安，经关中保安分处培训后派回。郑琏到宝鸡暂编五十九师发展了参谋孙元昌、郑鸿飞、卢文德、陈立民，以及孙妻陈玉琴、郑妻郭淑熏，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组，报告宝鸡敌军情况。
大战来临之前，西北局社会部的情报工作已经打开局面，布下网络，提升档次。
蒋介石总是高估自己的军事实力。1946年11月，国民党索性甩开共产党和民盟，自己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返回延安，全面内战开始。
蒋介石召见西北王胡宗南，设计了一个绝妙的挖心战略：先偷袭关中囊形地带，而后奇袭延安，直取中共最高首脑机关。
胡宗南十分积极，抗战八年没有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打延安正好可以显示一下身手。
1947年2月，胡宗南密令第三十六整编师和马步芳骑兵旅突然发动攻击，没想到扑了一个空，共产党驻关中的两个旅和分区机关已经提前转移。没几天，共产党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偷袭陇东，敌整编第四十八旅损失惨重，旅长何奇被击毙。 偷袭作战，关键在于保密。可是，胡宗南这次偷袭，却被“边保”多个情报系统提前侦知。
驻扎在囊形地带对面的国民党一六五师，埋伏着“边保”的情报力量陈汝杰和刘良骥，“边保”一科科长于桑到前线的富县情报组直接指挥。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一六五师奉命协同，陈汝杰和刘良骥提前将情报密报“边保”。
毛培春此时正在洛川担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组长，也从军统系统拿到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的计划，提前报告“边保”。
还有一个“西安军事情报组”，打入胡宗南补给区司令部的杨荫东，也拿到胡宗南的偷袭计划。
兵马未动，谍报先行。提前拿到这种战略性质的军事情报，表明中共的情报系统已经在国共情报战中抢占主动。
一条渠道提供的情报，有时难免令人犹疑。斯大林接到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时，以及罗斯福接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情报时，都难以确定真假。可是，毛泽东得到的偷袭延安情报，来自多条渠道！
能够下出精妙好棋的高手，无不洞悉对手内心阴谋，无不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企图。这就是斗智，这就是情报斗争。
情报重要，力量更重要。在敌人内部建立的情报力量，可以源源不断地送回各种情报，辅助作战决策;而且，在关键时刻能阵前倒戈，从内部攻破敌人的堡垒。
中共地下工作“十六字方针”中最后一句是“以待时机”，现在内战开打，那等待许久的时机就到了，长期埋伏的地下力量也该走出地上有所作为——白区情报系统变成白区情报军！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国武学的最高境界。白区情报军和白区统战军加入战局，使得中共的战斗力大大提升。但是，心战虽然高明，毕竟不能取代武器之战。蒋介石不顾全国军民和平建国的愿望，凭借优势兵力，对共产党的两大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山东已经战火纷飞，陕甘宁这边却暂时平静。虽然内战已经开打一年之久，延安这里依然驻有美军的观察组。
1947年3月11日，美军駐延安观察组乘飞机撤离延安，7小时后，毛泽东的住处落下炸弹！
值得回味的是，美军观察组撤离时并未带走全部物资，那部世界上最先进的情报电台，留给了共产党。
值得警醒的是，这些美军情报官后来大多遭受政治迫害。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美国政坛继续追究“丢掉中国”的责任，驻华美军观察组成了政治错误的替罪羊，谢伟思在麦卡锡反共运动中被赶出国务院。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当年的外国友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关系时，又发挥了引路人的作用。
1947年3月的延安来不及思索太多，国民党军飞机临空轰炸，胡宗南20万大军钳形包围，蒋介石要对共产党斩首掏心！
延安，骤然进入战争状态……
突袭延安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中原“围剿”没能吃掉李先念，在东北进攻遭遇林彪反击，就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时，蒋介石想出一条毒计——斩首毛泽东！
蒋介石已经多次策划突袭陕甘宁边区，过去只想拿下临近西安的囊形地带，这次则要直取中共的首府延安。
这是一次彻底解决中共的战略突袭，必须严加保密。西安那边被渗透得厉害，蒋介石把胡宗南召到南京密商。1947年2月28日，两人议定：蒋介石调动全国力量，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率部奇袭延安，一举打掉中共的首脑机关！
胡宗南信心满满，皮包里装着的秘密，整个西北只有他—人知哓，再也不会泄密了。
延安之战，胜负的关键，居然是保密。
从兵力上讲，胡宗南对延安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也不能大意。过去精心策划的几次突袭囊形地带计划，都是因为泄密，引起舆论反弹而不得不取消。这次突袭延安，国民党已经不再顾忌民意，所担心的是泄密会让斩首目标提前转移。胡宗南小心吸取过去的教训，以往的几次泄密，事后动用各种手段都查不出来！现在保密的最好办法是缩小知密范围，把秘密锁在自己一个人这里！胡宗南暗自决定，不到大军开动那天，连心腹大将都不通气。
不过，再保密也要有人干事，胡宗南只能倚重能干而可靠的熊向晖。
他哪里知道，熊向晖正是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布下的闲棋冷子，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拿出来使用。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密电胡宗南乘机闪击延安，限期6月底完成部署，7月9日发起进攻。在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提前拿到作战计划密报延安。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揭露国民党破坏合作发动内战的阴谋。由于泄密，这次突袭没能发起。
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请求闪击延安，熊向晖立即通过王石坚密报延安。
6月7日，周恩来不慎将一个小本子遗忘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上，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地址。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向来谨慎的周恩来，也犯了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他立即向中央发报请求处分。
一个战略间谍，有可能因此暴露！
怎么办？
按照情报工作惯例，应该立即通知熊向晖转移。可是，这个长期潜伏在对手核心位置的情报员，实在是太重要了。毛泽东说过，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作用顶得上几个师！
周恩来反复思考，判定马歇尔不会将这个材料报告给国民党。美国正在调停国共冲突，必须保持中间立场。但是，也不能对自己的情报员见危不救。
周恩来反复思忖，让熊向晖向胡宗南请假，先隐蔽半个月，观察动向。
1947年1月，熊向晖在南京成婚，胡宗南派代表致辞祝贺，蒋大公子蒋经国亲自担任证婚人。按照胡宗南的安排，熊向晖将去美国留学。看来，这场危机可以平安渡过了。熊向晖请示周恩来，自己不想离开情报岗位去美国。周恩来却说，国民党出钱给我们培训人才，为什么不去？
3月1日，正在上海家中准备行装的熊向晖，突然迎来了保密局的客人。客人邀请熊向晖去南京一趟，却不言明此行任务。这保密局就是由过去的军统改名而来，熊向晖判断，自己还是暴露了！匆匆回家与妻子谌筱华诀别后，熊向晖去南京准备迎接审讯。 韩继恩在众多记者面前侃侃而谈，还写了一本名为《延安今昔》的书，糟蹋共产党。曾任“边保”科长的韩继恩因刑讯逼供、贪污吸毒、道德败坏，被“边保”撤职查办。但是，“边保”在“跑反”的时候，没有想到处置这个人，留下了后患。
韩继恩不但在舆论上给共产党抹黑，还带人到安塞挖出了“边保”埋藏的档案！
延安“跑反”，既有主动，也有被动;共军撤退，既有英雄，也有叛徒。这才是真实而完整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包括战争！
“边保”和军统同时追悼他
战争是世上最严酷的考验，不仅考验军队的战斗力，更考验间谍的忠诚。
甘冒暴露危险也要保卫中央的熊向晖，侥幸没有暴露，而且依然受到胡宗南的信任。西北剿总司令官胡宗南杀进延安，吉普车上只带了一个军官，就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情报员熊向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杀进延安，吉普车上也只带了一个军官，他就是中共西北局社会部的秘密情报员毛培春。
“边保”在抗战初期派出的毛培春，成功打入军统，逐步升任洛川特高组组长。刘勘率军进驻延安，需要熟悉本地的特务，当然就要带上毛培春。这样，“边保”就通过毛培春掌控了军统在延安周边的全部特务，也掌握了延安驻军的情报。可惜的是，从未暴露的毛培春却死于事故，国民党飞机轰炸解放军，误炸了自己的部队，毛培春不幸丧生。
痛失情报英才！共产党“边保”、国民党军统，敌对的双方都为毛培春举行了追悼会。
这就是情报斗争的复杂性，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敌我难辨：这就是军事情报斗争的残酷性，子弹不认人，刀子快了也会割伤握刀人的手。
战争是诞生英雄的时候，英雄的前途又往往是烈士。“边保”派出的“刘伍情报组”在战前潜入西安，又超出情报工作范围秘密发展军事组织。1948年2月10日，国民党将刘伍等32人押到耀县药王山下集体活埋。至今，这里的烈士纪念碑还镌刻着其中19人的名字，但把“章炳南”误写为“张炳南”。
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带头参军，一入伍就被破格任命为二纵队民运部长。这老兄当了高级干部却未改农民本色，撤退时合不得扔掉马背上的战利品，导致行动慢了而被俘。胡宗南当即将这个陕北名人空运南京，又是记者采访，又是电台演说。解放军攻克南京后，胡宗南又将吴满有送回延安。吴满有虽然当过干部，但毕竟只是一个农民，党组织没有对其进行追究。吴满有郁郁不欢，患病而逝。
残酷的现实表明，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准方向，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走到底。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有人搭错车，一失足成千古恨。
保卫昆仑纵队
打蛇先打头，蒋介石把西北战场作为进攻的两大重点之一。另一个重点是山东，那是因为山东根据地临近南京，威胁国民党中央的安全。将西北战场列为重点，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西北。
毛泽东撤离延安，却不肯离开陕北，说是要用自己这块“臭肉”招来“苍蝇”，牵制蒋军的主力部队。这也正合老蒋心意，奇袭延安就是要吃掉中共的最高首腦机关，毕其功于一役！
两边想到一起，毛泽东整日整夜在陕北的山沟里转悠，胡宗南的23万大军就昏头昏脑地到处搜寻。蒋介石志在必得，好像只要发现你的行踪，一巴掌就能拍死你。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走的是一着险棋，必须有必要的保险措施。
撤出延安10天后，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开会，决定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转战陕北，指挥全国战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至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领导土改和根据地建设;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负责后勤工作。
三线布置，损失一线还有一线。毛泽东还特意布置两个苏联医生转移到后方，以免人家说让洋人参加中国内战。
前委是一线，深陷敌后，风险最大，当然要配备一支警卫部队。说是一个团，其实就是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4个连的小小兵力就能保护最高统帅部？
就算是支小小的兵力，毛泽东也要试试身手。走着走着，毛泽东不走了，说是要看看敌人什么样子！
这可急坏了保卫干部。“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二室主任汪东兴随前委活动，分别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现在都用上了。罗青长骑马去追回部队，保护毛主席看敌人。纵队司令任弼时想了个点子——派汪东兴代替主席去看敌人。
汪东兴带领一个加强排，在贺家疙台、王家湾一线梯次据守，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硬是把胡宗南的大部队阻挡了12个小时！
毛泽东这才高兴了，摸到了敌军战斗力的底牌。汪东兴从此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直负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直到毛泽东去世。敢打仗，或许是毛泽东欣赏汪东兴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不怕身边的兵力太小，只怕身边的兵力太大。前委转战陕北，不是乞丐与龙王比宝，而是老鼠与大象斗智，就是要缩小目标，就是要让胡宗南闻得到却抓不到！
连机关带部队不足千人的中央前委，一律轻装，指挥机关、军委二局、军委三局、新华社编成4个大队，化名九支队。领导干部也一律化名：军委主席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总参谋长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化名史林，九支队政委陆定一化名郑位。这支精干的队伍，随便找个小山村都能隐蔽起来。
九支队撤到王家湾后，“中社部”的慕丰韵立即找农民座谈，了解小村庄的阶级、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群众对战争的看法。毛泽东看了报告，当即决定在九支队司令部新设一个调查科，慕丰韵任科长。这么小的支队还增编一个科，毛泽东太喜欢调查研究了。
带着小部队住进小村庄，毛泽东有了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毛泽东在这个贫瘠的小村庄住了两个月，在这里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以小搏大，外人看来是场豪赌，胜率不高。毛泽东却是胸有成竹：知己知彼啊！
这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九支队在这个山头，胡宗南部队就在相邻的山头。两个山头却是两个世界，胡宗南部队在明处，九支队在暗处，毛泽东了解胡宗南的行踪，胡宗南却始终找不到毛泽东。 这是因为毛泽东身边有秘密电台，能逐日收到胡宗南部队的调动电报！
就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前夜，干忙万忙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一个令人惊异的决定：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与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由周恩来领导。城工部秘书长童小鹏任秘书处长，社会部秘书长罗青长任秘书处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统归秘书处指挥。
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城工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堪称工作最忙的人。这个最忙的人却要一手抓作战，一手抓电台？不！应该说是一手抓军事作战，一手抓情报作战！
童小鹏带来“国统区”、海外、南洋党组织的电台呼号，罗青长带来西安、北平、兰州、沈阳4个敌后情报电台的呼号。两个密台每日收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秘密情报，周恩来又及时转发解放军各部。
无线电联络也是“双刃剑”，既可获得敌方情报，也可泄漏己方秘密。周恩来亲自为军事首脑机关策划电讯联络方案。撤出延安，周恩来命令总部电台停止发报三天。又致电各野战军，在作战前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的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周密的部署，来自对敌情的把握。
1947年3月10日，熊向晖随同胡宗南进驻洛川，在这个距离延安最近的据点，胡宗南下达了三天后袭击延安的作战命令。胜利在望，大将军似乎闲情逸致起来。副官熊向晖却发现，胡宗南秘密会见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
这魏大铭是国民党的通信技术专家，从南京专程赶到陕北，还带了一个无线电分队，配备最先进的美国无线电测向装备，其任务是侦测共军的指挥电台。
陕北这地面并不宽阔，发现指挥电台，就能找到指挥部位置;找到共军指挥部，就能调动飞机轰炸突袭，斩首挖心毕其功于一役！
这阴谋直接威胁党中央安全，熊向晖必须立即上报。可是，熊向晖远离西安，身边没有秘密电台！
情急之中，熊向晖想出最简单也是最危险的密报方式——使用胡宗南的通信渠道。
大信封套小信封，大信封是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经理潘裕然收”，内里小信封写着王石坚的代号，信封里面封着机密情报。潘裕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默契地配合着，立即把情报转交给王石坚。
这个通信环节非常危险，一旦出纰漏将全盘皆输。
可是熊向晖赢了。
周恩来也赢了。
周恩来巧妙实施电子对抗，这20年后才风行的战法，周恩来在1947年就实践了。胡宗南一直不能判定中共最高首脑机关的去向，一会儿说向北，一会儿又说过了黄河，大军追不上，飞机炸不着。
胡宗南进占延安后急于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可是情报不灵，挥舞着拳头却找不到对手，只得凭主观判断，派遣主力向安塞方向寻战。共产党的西北野戰兵团却躲在暗处，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凭借可靠的情报，始终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寻找空隙。
右翼掩护的三十一旅相对孤立，被彭德怀抓住，青化砭一战活捉敌旅长李纪云。占领延安才6天的胡宗南，对这次失败很不服气，立即派兵追击。毛泽东设计了一个“蘑菇战术”，让彭德怀避免作战，牵着国民党军在山沟里面转磨，消耗敌军锐气。
又是一次情报战果。军委二局的侦听电台截获国民党军动向，瓦窑堡一战全歼国民党军一三五旅。
周恩来又放出假情报，蒋介石判断共产党总部在绥德，命令胡宗南向东北进击。其实，毛泽东就隐身在400多公里以外的王家湾，在这个安静的小山村指挥着远方的战事。
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绥德空跑，有如“武装大游行”：西北野战军主力抄敌后路，把胡宗南的后方补给站蟠龙给端了！这背后又是“西安军事情报组”提供的情报。
撤出延安40天，解放军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周恩来突然在延安门口的真武洞露面，在祝捷大会上公开发言。
胡宗南又被钓上了，往真武洞方向追击。大军距离毛泽东隐身的王家湾只有5里路，这晚大雨，九支队与敌军居然走到一起！九支队在山梁上行军，不敢出声：敌军在山沟里行军，人喊马叫。天亮时分，九支队方才脱出险境。
连续多日，九支队始终处于敌军火力控制范围之内，人不解衣，马不卸鞍，头上还顶着飞机。可是，敌军就是没能发现毛泽东！
长征期间时常坐担架的毛泽东，如今年龄长了10岁，身心却更加强健，再没有坐过一次担架。军情紧急，毛泽东还让副参谋长汪东兴带着一个连深入敌军后方，在延安、安塞地区打游击，汪东兴率队打了34天，才回到毛泽东身边汇报。
毛泽东平安转移到小河村。前线大将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汇聚到一个凉棚底下，召开了部署战略反攻的重要会议。各路将领担心前委安全，要求调兵陕北，保卫毛泽东。毛泽东却说：其实我在陕北是很安全的，因为我了解情况。情况从哪里来，一个是明的，就是解放军侦察到的情况;一个是暗的，就是从敌人内部搞到的情报。
小河会议明确：解放战争前期的方针是内线作战，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现在开始实行“打出去”的方针，转入战略进攻！
会后就是扭转陕北战局的沙家店大捷，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潜伏的情报员田光，从交通计划中得知敌军的行军路线，西北野战军预先设伏，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
帅旗飘飘。毛泽东在陕北牵制老蒋的战略预备大军，毫发无伤，腾出自己的主力部队，刘邓、陈粟、陈谢三路挺进中原。
毛泽东转战陕北也算得上一次“小长征”：369天，行程2200里，经过1 2个县，路过村庄几百个，住过37个村子有42家房东，在小河村住过两次，在杨家沟住了半年，开过重要会议。这么长时间这么多驻地，多少老百姓见过毛泽东，杨家沟的房东马醒民还是个大地主出身的大学生，可是，没有一个老百姓向国民党报信。胡宗南天上飞地下跑，斩首行动搞了一年，就是找不到毛泽东！ 毛泽东感叹：陕北的老百姓好啊！
陕北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好，那还是因为共产党把陕北治理得好。这里面，西北局社会部功不可没。陕北的老百姓好，可陕北也有叛徒、特务、奸细，西北局社会部把那些坏人都治住了。
彭德怀和习仲勋抢先收到胡宗南的作战电报
西北战场有两个称“安”的城市，陕北有个延安，是中共的中央根据地首府;关中有个西安，驻有国民党最大的军事集团。
从西安进攻延安，胡宗南统一指挥西北地区的党政军警宪特。
从延安反攻西安，周恩来部署多路多层情报网络。
这就是西北战场的基本态势：胡宗南有军力优势，周恩来有情报优势。
周恩来自1937年开启情报部署，10年來，已经多线渗入，布线联网。中共在西安有多个情报网络：“王石坚系统”“王超北系统”“西安军事情报组”“胡宗南总部电台组”……
中央社会部直辖的“王石坚系统”的情报员不仅做到“社会化”和“职业化”，而且实现了“党派化”和“特务化”，深入西安的军警宪特各机关，熊向晖、陈忠经、申健都成为胡宗南身边的亲信。西安给中央的报告，有陕西党政军机关的系统概况、名人简传，甚至有胡宗南的个性特点分析，还有特务密码。
熊向晖深得胡宗南的信任，当上侍从副官。胡宗南在西安城里有4个点，其中3个点的文件由熊向晖管理。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下部队视察，都找熊向晖陪同。就连太子蒋经国到西北访问，也由熊向晖全程陪同。“西北王”身边有个共产党卧底，胡宗南的机密早被送到了延安。
胡宗南政治野心很大，特别喜欢拉拢能干的青年搞小圈子。投其所好，陈忠经、徐晃同他喝血酒盟誓，深得信任的陈忠经面见胡宗南不用事先通报。陈忠经高居三青团陕西省支团书记，又有申健任三青团西京市分团书记，实际控制了胡宗南的小组织。
除了这三人埋伏很深之外，还有更多的情报员埋伏在胡宗南周围。
胡宗南总部的机要处长戴仲榕，是地下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妻子黄葳的兄弟，能够拿到胡宗南所有的机密电文。
姚天斌潜伏在胡宗南的情报组。曾任重庆北碚特支书记的姚天斌，发展国民党秘书长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入党。中央社会部物色情报人才，把姚天斌从重庆调到延安，经过培训后派往西安。情报组的工作地点就在胡宗南住宅旁边。一次，姚天斌看见蒋介石夫妇在后花园散步，还听见宋美龄感叹：“到这里就放心了！”细心的姚天斌发现，让宋美龄放心的陪同人只有一个——熊向晖。
王石坚的情报电台被中统盯上了，陈忠经就出面解释，说这是我三青团的特务电台。从此，王石坚就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作掩护，在西安特务界活动。王石坚的情报电台，就隐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之中，向延安发出大量情报。
指挥全国大战的蒋介石，对情报战争没有丝毫放松。
军统从美国进口大批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装备，在北平侦破中共秘密电台，又顺藤摸瓜，侦破西安密台。横跨西北、华北、东北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获，1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4个密台都被破坏。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立即在小河口召集机要会议。周恩来与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副处长罗青长，一起讨论20多天，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的空中检测、地下破坏及密码破译。
周恩来说，这种机要战线上的斗争，是政治与技术结合的斗争。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国民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严格的制度，这是他们永远也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政治上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上下相欺，制度不执行，有许多漏洞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制度，同时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这个重要的机要会议，整顿了中共的无线电通信制度，保障了敌后电台的安全，保障了前线电台的隐秘，也确定了政治与技术结合的工作方针。
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机要人员要始终跟随在首长身边，电台要提前到达驻地沟通联络，机要科和电台都要24小时值班，电报随收随译随送，绝不耽误。行军作战中，收报译好立即送周恩来，凡属十万火急以上等级的电报，睡了也要叫醒。毛泽东经常彻夜不眠，睡前总是先到机要科看看有没有电报。一觉醒来，第一句话也是让叶子龙去机要科取电报。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密战艺术已炉火纯青。周恩来亲自指挥的这场通信斗争，堪称当今电子战之雏形。
西北野战军攻打清涧县城，周恩来命令所有电台停止发报。守城的师长廖昂向胡宗南求救，可胡宗南的侦测电台没有发现解放军调动，竟然批评廖昂谎报军情。这一仗，西北野战军全歼清涧守军整编七十六师，活捉敌师长廖昂。周恩来的电子作战创造了新战果。
无线电通信都有两端，收发互通。周恩来带着电台转战陕北，发送情报的电台就设在敌人地盘。潜伏敌营的电台分外危险，敌人可以通过无线电测向抓到电波，测准电台位置，上门抓捕。密台反侦察的手段主要是缩短发报时间，让你抓不到。为防万一，还得有预备电台，主台一旦被破坏，立即启用备台通信。
在西安，“王石坚系统”“王超北系统”“地下陕西省委系统”，分别备有密台。实践证明，这种分网部署提高了情报工作的可靠性。在解放战争期间，虽然“王石坚系统”遭到破坏，可“王超北系统”依然运行。
藏在地下5米深处的王超北密台，先后发出电报十多万字！这个密台不但发出“王超北系统”的情报，而且转送了其他系统的情报，继续保持情报渠道的畅通。
西安还有一个“西安军事情报组”。
1946年1月，正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周恩来，向秘密党员杨明轩布置了一项任务：利用在西北军工作的秘密党员，打入胡宗南部队，成立“西安军事情报组”。关中地委接到周恩来指示，决定由工委书记赵伯平负责，蒙定军组织实施。 蒙定军和赵寿山商议，派杨荫东和赵古振两个党员打入。这时，赵寿山任司令的第三集团军总部被撤销，总部里杨荫东等军官被编入其他部队，借机转入老教官沈涛任参谋处长的西北行辕，又从西北行辕转入西北补给区司令部。
这个补给区司令部，负责西北地区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供应，在这里拿到国民党军在西北的补给计划，也就掌握了作战计划。蒙定军为杨荫东设计了这个情报岗位，长期潜伏。
杨荫东是国民党军校的高才生，多次帮助长官拟定作战方案，颇得长官欣赏，西北补给区司令周士冕委任杨荫东为办公室少校参谋。杨荫东获取的军事情报，通过关中地委的密台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战事紧张，杨荫东的情报又多又快，蒙定军就带着密台住在杨荫东附近，随到随发。
西安的国民黨特务也大力侦测密台，蒙定军台被迫撤离。这时又有接力，这个掩护在杂货铺里的王敦英密台，报务员是周恩来从八办调来的杨才和龙文英。这部电台在蒙定军撤离后又坚持了一年，也被迫撤离。杨荫东的紧急情报，又通过另一情报系统的王超北密台发往中央。
“西安军事情报组”始终盯紧胡宗南的军事行动，胡宗南军用地图上23万兵力每移动一次，彭德怀的作战地图上兵力也同时移动。
1947年4月下旬，胡宗南集中兵力向北，企图压迫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西北野战军得到杨荫东密报，调兵南进，发起蟠龙战役。胡宗南部的补给物资集中在蟠龙镇，几万套夏装都给了解放军。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调整作战计划，“西安军事情报组”又及时上报调整方案。中央得报大喜，奖励“西安军事情报组”40两黄金！
1948年2月，胡宗南命令二十九军集结宜川待命。西北野战军前委急需了解敌军意图，彭德怀发电赵伯平，要求3日内查明刘勘的行动计划。正在这时，“西安军事情报组”杨荫东报来，刘勘率部从洛川前往宜川。彭德怀在瓦子街设伏，一举歼敌3万多人，击毙敌军长刘勘。
这一仗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彭德怀向关中地委发出嘉奖令，还特意把赵伯平和蒙定军找来参加祝捷大会。彭总当面表扬：“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可靠，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彭德怀还幽默地说：“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比胡宗南少得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比胡宗南强得多。”
彭德怀此言，说准了西北战场的基本态势：胡宗南军力强，解放军情报力强。
战争史上没有绝对的以弱胜强，势弱的一方，必须以强补弱，才能由弱转强。面对掌握政权和军队的国民党，中共并非处于绝对劣势，中共的情报工作历来比国民党高明！
作为中共西北局的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更负有西北军事情报的重任，多年来致力于保卫中央、保卫边区，基本属于内卫性质。解放战争开始后，内卫工作上升为自卫战争，这标志着保卫工作进入激化状态。
情报保卫部门本来就是一把宝剑，和平时期宝剑在匣中嘶鸣，一旦打仗就要利剑出鞘！延安的情报保卫干部个个兴奋，恨不得手刃强敌。可是，即便在战时，情报保卫战线的主要职能也并非上阵杀敌。刀对刀，枪对枪，那是正规军的特长。情报保卫干部的看家本事，还是开展情报侦察工作。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情报工作，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斗争上。
内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虽然相对平静，但西北局已经预见到敌人会进攻延安。西北局社会部发出指示，确定中心任务：搜集敌人进攻陕北的军事情报。
1947年1月，刘良骥和陈汝杰报来情报，胡宗南和马步芳要夹击关中地区。关中机关和部队及时转移，保存了实力。
1947年年底召开的西北局义合会议使情报工作一度收缩停顿，1948年9月，西北局又发出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立即大力恢复和发展情报工作。
绥德分区恢复了榆林的工作，同时向东胜札旗王府发展，并继续对绥包工作。
三边分区向宁夏的敌军二线战略城市发展。
陇东全力向甘肃的二线战略城市兰州、天水、平凉、西峰开辟。
关中分区将敌中心城市西安作为战略重点，同时对汉中线、川陕路开辟工作。
黄龙分区首先在蒲城、富平、朝邑、大荔等附近地区开展工作，相机向潼关、西安、陕南开辟。
府西分区开辟分州、长武、宝鸡地区的工作，并向汉中、天水、川陕路发展。
这是两种同心圆：1937年进入延安设置重重防御，一圈一圈向心收缩：1948年放弃延安转向进攻，情报部署一层一层向外放射。
自卫战争，现在已经改称人民解放战争。中共情报工作确定了进攻性战略，正在构建大情报格局。
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兵力，与胡宗南的23万大军硬拼还缺乏本钱。增加本钱的途径，一是靠陕北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二是靠情报工作掌握敌军动向。榆林方向争夺激烈，攻打镇川城原计划内线能带领一个连起义，里应外合打开城门。可是发起攻击后，城门却始终牢牢地关着，不少战士倒在坚城之下。蒙受无谓牺牲，彭老总发了一顿脾气。“边保”干部也更加慎重，搞军事策反工作并不容易！
“边保”各部门扎扎实实地在敌营内部建立内线力量。
胡宗南联勤系统的内线刘布谷购置了一部电台，内线郝登阁当了县长也有电台，敌新编九十九师师长赵国桢要求派人控制该部电台，商县丹阳中学校长吉午要求派电台派人，可是，“边保”这里却没有报务员可派！陇东发展了西北长官公署二处镇原潜伏台台长刘丕清，可是，“边保”电台的功率太小连不上。
正在周兴为电台焦虑的时候，胡宗南内部有电台人员上门了。
胡宗南委托自己的机要室主任王微，为自己的部队培训一批可靠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年仅15岁的吕出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三十四集团军电台，非但没有上前线抗日，还整日抄收共产党的新华社广播获取情报。通过这个工作机会，吕出反而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对国民党越来越反感。1945年8月，吕出在第十一战区随副长官高树勋起义。晋冀鲁豫军区敌工科副科长盛北光布置吕出打入西安国民党部队。 吕出于1947年6月回到西安，凭借西安通信军官训练班同学的关系，进入胡宗南总部通信营。在这里，吕出与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高孟吉、王冠洲、赵继勋等7人志同道合。可是，吕出原来所属的晋冀鲁豫部队已经挺进大别山，无法与盛北光建立联系。
军情紧急，“边保”也急于在敵内建立情报关系。韩城保安科长高步林派高勉斋到西安，找到同乡高孟吉了解情况。1948年10月，吕出和薛浩然借口出差潜往边区，与晋南公安总局驻陕情报站取得联系，又转归“边保”领导。
这个情报组就是“边保”的情报聚宝盆。仅一次输送就有：先进的英式小型特工收发报机各一部：绥署二处密码本两套：绥署二处机构设置、各级负责人简历：绥署二处在边区周围10个情报组、电台的负责人名单及地址;胡宗南总部机要室的人员情况和工作制度;总部通信四团以及各军、师电台的编制情况和呼号、波长、联络时间：西北国民党军队通信用暗语、密码：胡宗南所部各师代号：西安党、政、军、特首脑姓名、地址、内部电话号码：胡宗南总部机要室特工训练班派遣人员的姓名、代号：西安市区地图、城防工事图：胡宗南新组建战略机动兵团裴昌会第五兵团情况;胡宗南部6个军的驻地、装备、士气情况;国防部西安电讯监测总台的内部组织及对西北解放军电台侦察情况;国民党部队内部军心涣散情况：胡宗南与陕西省长祝绍周内斗情况。
西北野战军总部和中共西北局所对面的敌人，已经无密可保！
“边保”专门建立一座情报电台，由长征时期的报务人员周世朝任台长，以常见的《总理遗嘱》和《分省地图》作为加码表的密本。1949年2月，胡宗南总部电台的李福泳首先联通;接着，特工电台薛浩然联通;3月19日，裴昌会第五兵团电台吕出、徐学章、王冠洲联通。国民党军队的三部机要电台，直接与延安联络。国民党在西安的监测电台有60多部，却始终没有怀疑自己电台发出的电波。
电台每晚收发电报二三份，每当遇到重要的作战电报，就特意将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联络时间推迟6个小时，却提前2至4个小时发给“边保”。“边保”情报科张继祖每晚守在电台边，电报收到译出后，直接送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各一份。
彭德怀和习仲勋拿到胡宗南的作战命令，比国民党的军长、师长还早！
扶眉战役敌众我寡，吕出提前两周就把胡宗南的部署通报“边保”，吕出电台还故意延误胡宗南部和马鸿逵部的通信，解放军乘机从胡、马两军的接合部穿过悬崖深沟，夜行150里包抄后路。解放军以劣势歼敌43000多人，马家军退回甘肃，解放军乘胜追击，连克宝鸡、兰州。
秦岭战役，胡宗南见西北野战军主力进军甘肃，又企图反攻宝鸡。这个计划再一次被密台报告“边保”，解放军两个师提前隐蔽在秦岭的深山密林之中，裴昌会兵团正中埋伏，一天被歼灭13000人。
9个多月，吕出等三个密台发出情报600多份。
1949年7月20日，由从未谋面的张继祖、袁心湖担任介绍人，李启明、习仲勋签字批准，入党的消息从电波传到敌营，两个电台在空中握手相庆，新党员通过空中向党宣誓。
除了胡宗南部电台情报组以外，“边保”还有几个重要的情报组织打入敌军内部。多渠道情报互相印证，保证了军事情报的质量。共产党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情报工作却远远胜出对手。
周恩来说：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得用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各个情报系统每天送来的情报！
毛泽东有言：解放战争的情报’工作是最好的。他还称赞：西北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情报工作好，保卫工作也好。
毛泽东转战陕北，胡宗南找不到;毛泽东住在陕北不动，胡宗南还是找不到。
1947年11月12日，中央前委住进米脂县的杨家沟。这杨家沟，从沟外看就是一个狭窄的小山沟，里面不会有什么名堂。可进到沟口一转弯，就豁然开朗，一条阔大的山涧，两边分出许多岔沟，每条山沟的两侧崖壁，都潜藏着一排排窑洞。与延安不同的是，这里的窑洞不是黄土里掏出来的土窑，而是砖石砌就的石窑。原来，这里是陕北最大的窑洞庄园——马氏庄园。马氏庄园的房东都姓马，72户地主聚族而居，设山寨自卫。
毛泽东居住的地方位于“九龙口”，险峻的崖壁有九水下泻，房东雕刻了8条石龙，避讳皇家少造一条。九龙后身是一排石窑，是陕北窑洞最高等级的“明五暗四六厢窑倒座厅房”。最神奇的是窑洞的内部构造，砖地之下盘旋着烟道，这窑洞不但能烧热炕，还有地暖！
原来，建造这个现代化窑洞的马醒民，在上海同济大学主修建筑。杨家沟的马家地主大多是开明士绅，支持共产党抗日。这里的马家还出了西北局马明方、延安市市长马豫章等许多共产党人。1942年，张闻天到这里做社会调查，1947年初，周兴又在这里搞土改，这里不但生活条件好，而且群众基础好，安全。
几百人的解放军总部住在杨家沟，这么大的动静，蒋介石天上的飞机、胡宗南地上的军队，居然都没发现！
这是因为保卫工作周密。总部进驻杨家沟，但沟里的居民包括地主并不外迁，沟口一卡，外面的特务进不来。沟里有中央警卫部队，沟外有“边保”的保安团和游击队，20里外的吕家沟是西北野战军总部，多层防卫，内紧外松。
隐真示假，这也是情报斗争的重要手段。这解放军总部，从外面看就是一个普通山沟，毛泽东连续在这里住了120天，备好的防空洞一次都没有用上。
从延安到全国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前出华北，指挥全国大反攻！
从1935年10月抵达西北，到1948年3月离开西北，中共中央在西北13年，这13年里，西北根据地就是中央根据地，延安就是全国的指导中心。
想当年，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西北也有个陕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是红军的出发地，红军从井冈山走到瑞金，开辟了中央根据地;又从江西走到西北，陕北成了新的中央根据地。
中央根据地就是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从这里指挥全国，壮大力量，又从这里出发，解放全中国。
决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规模战争即将开始，中国的秘密战也将进入新的境界。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十年驻防，一年离别，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周兴又回来了。
眼前却是一片残破，房屋毁坏，市民流散。
周兴立即下令，在全城实行军事管制，集中管理残留城中的特务、警察、散兵游勇，将城中的灾民送回老家安置。正式逮捕的人只有一个——“边保”的叛徒韩继恩。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处长还是周兴，可是，部下却有很大变化。布鲁、王卓超等大批老骨干组成干部大队，远征东北。延安市公安局迅速恢复工作，就连三八式的局长郝苏也参军了，年轻的副局长康世昌升任局长，本地干部梁济任副局长。“边保”向来有大量外来干部，现在的班子却由本地干部组成。这是因为，中共的地盘开始向外扩张，那些外来干部多被调往外地接收自己的老家，新的地盘也需要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接管！
周兴的任务，现在已经变了。“边保”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保卫中央，中央过黄河了，毛泽东忙得顾不上回延安庆祝，要去华北打大仗了。
“边保”的新任务，是迎接大西北的胜利，迎接全国的胜利。
向前！向前！向前！
西北战场的情报保卫人员，向全国出发……
观延安，知中国。
从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驻在延安13年。
延安是万里长征的“落脚地”，延安还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
拱卫中央，保卫边区，“西社部”创造并保藏了延安秘密战的生动故事。
延安秘密战，不是一般的地方故事，它关乎中央，牵动全国。
本篇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延安秘密战——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一书。
著名作家郝在今的又一部纪实力作。
激活“冷藏间谍”
国共合作期间，埋伏在国民党阵营中的中共情工人员停止敌对活动，进入长期“冬眠”。这种长期潜伏，直到关键时刻才启用的秘密力量，圈内称之为“战略间谍”。抗战胜利后，面临国共相争的局面，中央情报部决定“激活”这些人。
绥远距离边区最近，傅作义部准备与八路军争夺日军地盘，过去埋伏在傅作义身边的阎又文就该启用了。1945年8月，“边保”领导周兴、李启明当面向王玉交代任务，远赴归绥（呼和浩特），恢复同阎又文的联系。
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谨言慎行，努力工作，这时已经官升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的随从秘书、少将新闻处长，与党组织中断联系8年之久！
王玉化装成皮货商，帮助国民党军官做生意，绕了一个大弯子才接近了阎又文。阎又文和另一个地下党员杨子明，正焦急地等待组织召唤。阎又文对傅作义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立即向王玉作了详细汇报。“边保”又将这个重要关系移交中情部，由李克农副部长和一室主任罗青长亲自领导，获得诸多重要情报。
阎又文提供的傅作义抢夺绥远地盘这一重要情报，正是组织急需。
西北这里是启用一个人，东北那边是启用一个组！
苏联红军进攻东北，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居然不堪一击？人们不知，关东军的防御部署早已被中共东北情报组侦知，由延安转送苏方。
强大的苏军进驻长春，却也是两眼一抹黑，那些罪孽深重的“满洲国”高官，早已提前匿藏郊区，准备往日本潜逃。这时，中共东北情报组主动出面接应，“红色间谍”张梦实奉命找到苏军司令部。这位“总理大臣”家的少爷，当然知道父亲和父亲部下的藏身之处。张梦实带领苏军抓捕了所有的伪满高官，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亲。
埋藏最深的情报员也该被激活了。
1945年10月的一个夜间，熟悉的敲门声！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的沈安娜，终于等来了上级领导吴克坚。由于交通员被捕，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同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三年来，沈安娜照常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高级会议，华明之照常将情报密写密藏，随时准备将情报上交组织。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每天晚上两党代表团都要密议第二天的谈判策略，沈安娜参加完国民党团的会议，当晚就把记录转给共产党代表团。第二天早晨，周恩来走上谈判桌的时候，已经有了应付对方的预案。
就在这战与和的紧要关头，长期埋伏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出手，中共中央准确把握对方动向，处处赢得战略先机。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撕毁《双十协定》开打内战，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作出进攻解放区的部署。会后，速记员沈安娜立即将记录抄报延安。6月，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向解放军发起进攻，局部内战爆发。周恩来预先有安排，中原野战军得以转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战临头，情报当先。
围绕陕甘宁边区的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这不但要求提前获取情报，而且要求情报传递得快速及时。
最快的传递方式就是无线电通讯。延安各单位纷纷抓紧配置电台，中央军委的二局、三局均有大批电台，中情部在全国各战略区也都部署了密台。上海密台就派遣了一位红军干部李白。1946年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共各根据地、各部队之间，已经普遍设立无线电联络。这标志着解放军与情报系统都在走向现代化。“边保”也配备了自己的情报电台，大大加快了情报传送的效率。“边保”还尝试破译敌特密码，取得有效进展。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虽然也有密室电台，但经常遭受国民党特务的上门搜查，因此必须有备用电台。八办主任林伯渠多备一手，又布置王超北筹建秘密电台。
王超北是陕西本地人，1925年任中共延安特支书记，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王超北在西安有多年工作基础，曾为陕北和川北红军秘密运送电台等物资，后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输主任。
这个运输主任运的不只是一般物资，还有大功率电台！
红军在长征中丢掉了所有的大功率电台，同上海和莫斯科的联络不得不中断了。王超北奉命远赴上海，从外商那里采购一部大功率电台，又亲自押运到西安。延安由此沟通了对外无线电联络。
西安城里的“止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治安交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迁址8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信联络。
在西安设密台，最大的難题是安全。为了保证持续性使用，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地下工程。在地下5米深处挖了两个窑洞，地道有3个入口、2个出口，还有通向水井的通风口。万一特务前来搜捕，前院按铃报警，王超北就从后院钻入地道隐蔽。
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装备着美国的先进无线电测向设备，早已发觉这一带有秘密电台讯号，可是，几次突袭这个院落，都没找到任何线索。
夏季的一天，上午刚有特务进院搜查过，王超北以为下午不会来人，就出洞洗澡，正洗着，外面有人影晃动！妻子李天筠大喊：“不准进！我在洗澡！”趁外面的人犹豫之际，王超北抓空藏身，待到警察进屋，只见李天筠正在穿衣，孩子还泡在澡盆里。 这个地道密台，在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使用，从未被破坏。战前，它多次向延安报告胡宗南动向;1946年1月1日，报告胡宗南动员打延安;5月2日凌晨，报告蒋介石到西安督战;6月21日，又报告刘戡从南京归来的动向。
设計精巧的地下密台，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成为参观点。苏联专家看了说：这里的安全措施超过斯大林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过抗日战争复杂局面的锤炼，中共情报员的潜伏技能已经炉火纯青，面对国民党特务，更是应对裕如。
1946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接见国民党胡景铎部起义官佐，豪气万丈地说：“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国民党的军队是一个大军队，国民党的船很大，但千疮百孔，是一艘快要沉没的船。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大家都想从这艘快要沉没的大船上跳下来，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这就上了共产党的船。这艘船现在虽然还很小，但这将是一艘不断扩大的船，它非常结实，非常严实，并不像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艘贼船，而是铁邦邦结实的大船。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失败走向胜利。虽然我们现在还处于困难时期，但统筹全局来看，我们在三年内就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武力打击是减法，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政治心战却是乘法，敌方减少的部分就会补充到我方。
毛泽东的预言后来得到验证：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总共被歼861万人，其中21%是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共计320起189万人。
美军情报官在延安
瓦解敌军，对于延安并非全新课题，毕竟多年来有过许多失败和成功的经验。可是，外事任务，就是“边保”面对的新问题——延安来了外国人！
抗日战争把中国带入世界大战，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往重庆，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偏远的中国西北也有了一座灯塔，全国的知识青年纷纷奔向西部，奔向西北，就连外国人也来了。美国记者斯诺来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来了，于是“边保”的保卫任务中还要包括保卫外宾。
延安的外宾中不乏一些神秘人物，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长期驻在延安，化名林哲，任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教育日军战俘转向反战。被日本侵占的东亚各国的共产党人，往往出入和居留中国。越南共产党领袖阮爱国（胡志明）在桂林，朝鲜共产党在中国的更多，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都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
最惹眼的外宾还是美国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军，不再是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而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盟友。美国政府现在也不坚持反共政策，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正是反法西斯作战的主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美军的盟军。
中共乐于同盟军合作，包括情报合作。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国际友人。英军服务团和东江纵队交换日军情报，成功地营救出89名英美战俘。
八路军司令朱德同美国上将史迪威成了战友，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决心拨出武器装备给积极抗战的八路军。可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不高兴了，一支枪也不愿意给共产党。蒋介石开始排挤这位美军名将，史迪威要的是反法西斯作战的胜利，才不顾老蒋的私欲权力。为了获得中国沿海的地略情报，美军不仅同执政的国民党合作，而且同参政的共产党合作。
史迪威上将派遣两个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派驻延安，欧戴义少校派驻东江纵队。袁庚领导东江纵队的情报人员，为美军提供日军在广东沿海的军事部署等情报，保护美军地面人员引导美国飞机轰炸在香港的日军目标，还帮美军找到神秘的日军“波雷”部队，为美军在敌后登陆提供情报。有着国际合作经历的袁庚，于20世纪80年代创建了深圳的蛇口开发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尖兵。
美国飞机轰炸日本返航时被日机击落，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从日军追捕中营救了美军飞行员，美方的答谢是空投情报电台给浙东游击队。
国际盟邦对日本情报的需求越来越多，中共也努力开展对外情报合作。
进驻中国重庆和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其实就是两个情报组，一个在重庆调查国民党，一个在延安调查共产党。
美军观察组进驻重庆，急需架设电台，可是，一周过去了审批程序还没有走完。
美军观察组又到了延安，当天电台就能通报！
重庆的美军观察组眼里看到的都是官僚习气，他们想见蒋委员长一面都难。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生活在民主气氛之中，机关、学校随便游走，还能到毛泽东的窑洞里聊天，小上尉也能教朱德将军跳舞。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战士一起拉石碾修机场，这让美军军官不由得感叹，延安比华盛顿更平等。
从腐败低效的重庆到达民主廉洁的延安，年轻的美军情报官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共产党更能体现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美军情报官又走出延安去调察八路军部队，回来就向上级报告：中国的八路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美国应该把抗战物资分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4年11月7日，一架美军飞机突然降落延安，从机舱里走出一位大人物赫尔利将军。延安赶紧组织阅兵仪式，毛泽东亲自欢迎这位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同毛泽东达成5点协议，中国的国共两党将组成联合政府。可是，赫尔利回到重庆，却没能说服蒋介石，美国特使和中共主席签署的协议也不算数了。
这天晚上，一个熟人来到美军观察组。常驻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叫出海军上尉希契，也不说去哪儿，带着希契就走。
希契意外地被带到毛泽东的住处，在这里见到了中共中央的多位领导人。毛泽东郑重委托希契：带上朱德总司令的信件，去华盛顿面交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
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合作。
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在反攻，采取跳岛攻击战术，逐步接近日本本土。可是，攻岛作战极其残酷，美军兵员损失极大，因此，美军正在计划直接空降日本本岛。欧洲战场上的对德作战已经胜利，美军计划调动一个空降师，先在中国的山东机降，再从这个距离日本最近的地方发起攻击。之后，直接空降日本！ 山东，此刻基本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美军这一战略设想，必须取得延安的同意和支援。正在这时，中共主动提出，愿意配合美军对日作战。毛泽东表态，山东根据地可以接应美军空降师并提供给养。
美国尚未援助中共，中共却主动向美军提供支援！美军观察组深受感动。
肩负重要使命的希契上尉，进入五角大楼，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面对满屋将星，这个年轻上尉说出了他在延安时的感受：“我并没有将对共产党的好恶掺杂在我的汇报里，但是我坚信，他们是现代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尽力加强同他们的合作。不论我们花多少钱援助蒋介石，最终赢得中国的一定是共产党人。”
华盛顿的将军们并没有听进去这些话，他们都认为这个小上尉大概是被延安的共产党人欺蒙了。4年后的新中国成立使他们知道，这个小上尉是最好的情报分析员;5年后的朝鲜战争使他们知道，这个小上尉的话有多大分量。
中共在延安，凭什么欺蒙美军情报官？
没有金钱收买，没有美色诱惑，只有敞开的房门、敞开的胸怀。
心战，斗的不是谁的心眼狡猾，而是谁的心灵美好，看谁更有心灵感召力。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抢着接收地盘。
国民党部队袭击陕甘宁边区爷台山，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应共产党邀请到关中视察，调解冲突。
沿海那边，美国海军派出军舰，运送国民党部队抢占东北。
延安这里，美军观察组也有飞机，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共产党将领迅速运往山西前线。这架飞机为中共节约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调兵遣将。
周恩来说：统战带动情报，外交掩护情报。周恩来在重庆，毛泽东、朱德在延安，都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可惜，尽管重庆和延安的美军情报官有着良好的合作愿望，华盛顿最终却倒向蒋介石，而且按照蒋介石的愿望放弃同中共的合作。包瑞德上校本来已经上报提拔准将，却最终被取消任命。
当年的延安，美军观察组还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美国还是国共双方的调停人，国民党打延安总不能连调停人一起打吧。
蒋介石越来越不耐烦这样的调停，他认为，国民党军实力强大得多，完全可以将延安一举拿下！
“特务”入党
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兵力对比是10：1，胡宗南部30万人，解放军3万人。别人都说解放军是弱势，可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说了：毛主席统帅的是4个方面军！既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还有地下统战军和地下情报军。
4个方面军加起来，敌强我弱的态势就逆转了。
向来重视顶层设计的毛泽东，每当战略转换，总是提前给相关部门提出方针性要求。在内战到来之际，毛泽东对情报保卫部门发出指示：“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这就是说，不仅要用情报辅助作战决策，还要让对手阵前倒戈！
这样，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又增添一项“策反”的重任。
策反敌军，就是在对方阵营内部培养“叛徒”。这种特殊工作，“边保”早就开始了。反用军统“汉训班”特务，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不过，以往的“反用”，还是在和平时期，一旦进入战争，那些“叛徒”就会再次遭遇生存危机。
“叛徒”的处境相当尴尬。新的东家当然重视他们，遭到背叛的老东家却恨之入骨;接下来，老东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问计”，新东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这些“叛徒”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却始终保持对这些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他一些闲差。后来，中统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他，委托他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在叛徒那里吃过很大的亏，因此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黨。
“叛徒”如此，“特务”呢？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特别是善于反用叛徒、特务。
国民党潜入边区的特务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也急于掌握边区的新情况。到了1945年，眼看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更要侦察中共中央的新战略，国民党上峰决定，派人进延安侦察。
“国特”进延安，那不是找死吗！西安的特务机关没人报名，谁都不敢去，有公开掩护身份的也不敢去。
这时，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自告奋勇：我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当然敢去延安，去延安正好向组织汇报工作。1945年秋，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
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深入虎穴的无名英雄啊！徐恩曾哪里知道，这深入虎穴其实是送上虎子。
像李茂堂这样的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不须候补期，也不参加组织生活，秘密为党工作。中共的“特别党员”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国民党元老王昆仑、著名记者范长江、民盟创始骨干胡愈之……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起到的特别作用。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 内战将临，国民党军图谋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就是前中统，他们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在边区的官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军统有5人在延安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其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都被逮捕判刑。
军统“汉训班”中最早主动交代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吴南山的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赶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镇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怀疑，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这“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会让他们杀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审讯贺铸，特意叫吴南山来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壁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朗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武器！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经过，以及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破坏合作，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
国民党军统本部看了“吴南山”这署名，也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果然是此人叛变出卖了“军统延安组”！
军统本部严令西北区，暗杀吴南山、李春茂、王星文等军统叛徒！
此刻，这些军统叛徒，正在共产党情报部门的领导下，与军统特务搏斗。
国民党的强力机关是“军”“警”“宪”“特”。军队人多枪多，当然是策反的主要对象。可是，特务却关乎国民党的核心安全，更是策反的焦点。
能不能策反国民党特务，考验的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工作能力。
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就是“兩面人”，谁能识破两面之下的真心谁就是高手。
真正胜利的一方，必须能够感召心灵，让间谍心甘情愿地奉献牺牲。
战争降临，军事斗争就是首要任务，专责保卫边区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要大力扩充地下情报军。
明确任务的“边保”各情报组，积极开展策反工作。第一步，努力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内线。
国民党军官陈汝杰主动找“边保”联络，被派到洛川驻军，任职一六五师政治部少尉司书。陈汝杰又发展了受命监视自己的中尉干事刘良骥，刘良骥又利用同学关系结识军统洛川组负责人冯集义。陈汝杰、刘良骥将一六五师的编制情况及洛川党政军联席汇报的记录全部密报给中共，1946年春又将国民党军队重新颁发的《剿匪手令》送到“边保”。
国民党下级军官郑琏投奔延安，经关中保安分处培训后派回。郑琏到宝鸡暂编五十九师发展了参谋孙元昌、郑鸿飞、卢文德、陈立民，以及孙妻陈玉琴、郑妻郭淑熏，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组，报告宝鸡敌军情况。
大战来临之前，西北局社会部的情报工作已经打开局面，布下网络，提升档次。
蒋介石总是高估自己的军事实力。1946年11月，国民党索性甩开共产党和民盟，自己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返回延安，全面内战开始。
蒋介石召见西北王胡宗南，设计了一个绝妙的挖心战略：先偷袭关中囊形地带，而后奇袭延安，直取中共最高首脑机关。
胡宗南十分积极，抗战八年没有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打延安正好可以显示一下身手。
1947年2月，胡宗南密令第三十六整编师和马步芳骑兵旅突然发动攻击，没想到扑了一个空，共产党驻关中的两个旅和分区机关已经提前转移。没几天，共产党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偷袭陇东，敌整编第四十八旅损失惨重，旅长何奇被击毙。 偷袭作战，关键在于保密。可是，胡宗南这次偷袭，却被“边保”多个情报系统提前侦知。
驻扎在囊形地带对面的国民党一六五师，埋伏着“边保”的情报力量陈汝杰和刘良骥，“边保”一科科长于桑到前线的富县情报组直接指挥。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一六五师奉命协同，陈汝杰和刘良骥提前将情报密报“边保”。
毛培春此时正在洛川担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组长，也从军统系统拿到胡宗南偷袭囊形地带的计划，提前报告“边保”。
还有一个“西安军事情报组”，打入胡宗南补给区司令部的杨荫东，也拿到胡宗南的偷袭计划。
兵马未动，谍报先行。提前拿到这种战略性质的军事情报，表明中共的情报系统已经在国共情报战中抢占主动。
一条渠道提供的情报，有时难免令人犹疑。斯大林接到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时，以及罗斯福接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情报时，都难以确定真假。可是，毛泽东得到的偷袭延安情报，来自多条渠道！
能够下出精妙好棋的高手，无不洞悉对手内心阴谋，无不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企图。这就是斗智，这就是情报斗争。
情报重要，力量更重要。在敌人内部建立的情报力量，可以源源不断地送回各种情报，辅助作战决策;而且，在关键时刻能阵前倒戈，从内部攻破敌人的堡垒。
中共地下工作“十六字方针”中最后一句是“以待时机”，现在内战开打，那等待许久的时机就到了，长期埋伏的地下力量也该走出地上有所作为——白区情报系统变成白区情报军！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国武学的最高境界。白区情报军和白区统战军加入战局，使得中共的战斗力大大提升。但是，心战虽然高明，毕竟不能取代武器之战。蒋介石不顾全国军民和平建国的愿望，凭借优势兵力，对共产党的两大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山东已经战火纷飞，陕甘宁这边却暂时平静。虽然内战已经开打一年之久，延安这里依然驻有美军的观察组。
1947年3月11日，美军駐延安观察组乘飞机撤离延安，7小时后，毛泽东的住处落下炸弹！
值得回味的是，美军观察组撤离时并未带走全部物资，那部世界上最先进的情报电台，留给了共产党。
值得警醒的是，这些美军情报官后来大多遭受政治迫害。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美国政坛继续追究“丢掉中国”的责任，驻华美军观察组成了政治错误的替罪羊，谢伟思在麦卡锡反共运动中被赶出国务院。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当年的外国友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关系时，又发挥了引路人的作用。
1947年3月的延安来不及思索太多，国民党军飞机临空轰炸，胡宗南20万大军钳形包围，蒋介石要对共产党斩首掏心！
延安，骤然进入战争状态……
突袭延安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中原“围剿”没能吃掉李先念，在东北进攻遭遇林彪反击，就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时，蒋介石想出一条毒计——斩首毛泽东！
蒋介石已经多次策划突袭陕甘宁边区，过去只想拿下临近西安的囊形地带，这次则要直取中共的首府延安。
这是一次彻底解决中共的战略突袭，必须严加保密。西安那边被渗透得厉害，蒋介石把胡宗南召到南京密商。1947年2月28日，两人议定：蒋介石调动全国力量，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率部奇袭延安，一举打掉中共的首脑机关！
胡宗南信心满满，皮包里装着的秘密，整个西北只有他—人知哓，再也不会泄密了。
延安之战，胜负的关键，居然是保密。
从兵力上讲，胡宗南对延安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也不能大意。过去精心策划的几次突袭囊形地带计划，都是因为泄密，引起舆论反弹而不得不取消。这次突袭延安，国民党已经不再顾忌民意，所担心的是泄密会让斩首目标提前转移。胡宗南小心吸取过去的教训，以往的几次泄密，事后动用各种手段都查不出来！现在保密的最好办法是缩小知密范围，把秘密锁在自己一个人这里！胡宗南暗自决定，不到大军开动那天，连心腹大将都不通气。
不过，再保密也要有人干事，胡宗南只能倚重能干而可靠的熊向晖。
他哪里知道，熊向晖正是周恩来在抗战初期布下的闲棋冷子，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拿出来使用。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密电胡宗南乘机闪击延安，限期6月底完成部署，7月9日发起进攻。在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晖，提前拿到作战计划密报延安。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揭露国民党破坏合作发动内战的阴谋。由于泄密，这次突袭没能发起。
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请求闪击延安，熊向晖立即通过王石坚密报延安。
6月7日，周恩来不慎将一个小本子遗忘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上，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地址。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向来谨慎的周恩来，也犯了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他立即向中央发报请求处分。
一个战略间谍，有可能因此暴露！
怎么办？
按照情报工作惯例，应该立即通知熊向晖转移。可是，这个长期潜伏在对手核心位置的情报员，实在是太重要了。毛泽东说过，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作用顶得上几个师！
周恩来反复思考，判定马歇尔不会将这个材料报告给国民党。美国正在调停国共冲突，必须保持中间立场。但是，也不能对自己的情报员见危不救。
周恩来反复思忖，让熊向晖向胡宗南请假，先隐蔽半个月，观察动向。
1947年1月，熊向晖在南京成婚，胡宗南派代表致辞祝贺，蒋大公子蒋经国亲自担任证婚人。按照胡宗南的安排，熊向晖将去美国留学。看来，这场危机可以平安渡过了。熊向晖请示周恩来，自己不想离开情报岗位去美国。周恩来却说，国民党出钱给我们培训人才，为什么不去？
3月1日，正在上海家中准备行装的熊向晖，突然迎来了保密局的客人。客人邀请熊向晖去南京一趟，却不言明此行任务。这保密局就是由过去的军统改名而来，熊向晖判断，自己还是暴露了！匆匆回家与妻子谌筱华诀别后，熊向晖去南京准备迎接审讯。 韩继恩在众多记者面前侃侃而谈，还写了一本名为《延安今昔》的书，糟蹋共产党。曾任“边保”科长的韩继恩因刑讯逼供、贪污吸毒、道德败坏，被“边保”撤职查办。但是，“边保”在“跑反”的时候，没有想到处置这个人，留下了后患。
韩继恩不但在舆论上给共产党抹黑，还带人到安塞挖出了“边保”埋藏的档案！
延安“跑反”，既有主动，也有被动;共军撤退，既有英雄，也有叛徒。这才是真实而完整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包括战争！
“边保”和军统同时追悼他
战争是世上最严酷的考验，不仅考验军队的战斗力，更考验间谍的忠诚。
甘冒暴露危险也要保卫中央的熊向晖，侥幸没有暴露，而且依然受到胡宗南的信任。西北剿总司令官胡宗南杀进延安，吉普车上只带了一个军官，就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情报员熊向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杀进延安，吉普车上也只带了一个军官，他就是中共西北局社会部的秘密情报员毛培春。
“边保”在抗战初期派出的毛培春，成功打入军统，逐步升任洛川特高组组长。刘勘率军进驻延安，需要熟悉本地的特务，当然就要带上毛培春。这样，“边保”就通过毛培春掌控了军统在延安周边的全部特务，也掌握了延安驻军的情报。可惜的是，从未暴露的毛培春却死于事故，国民党飞机轰炸解放军，误炸了自己的部队，毛培春不幸丧生。
痛失情报英才！共产党“边保”、国民党军统，敌对的双方都为毛培春举行了追悼会。
这就是情报斗争的复杂性，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敌我难辨：这就是军事情报斗争的残酷性，子弹不认人，刀子快了也会割伤握刀人的手。
战争是诞生英雄的时候，英雄的前途又往往是烈士。“边保”派出的“刘伍情报组”在战前潜入西安，又超出情报工作范围秘密发展军事组织。1948年2月10日，国民党将刘伍等32人押到耀县药王山下集体活埋。至今，这里的烈士纪念碑还镌刻着其中19人的名字，但把“章炳南”误写为“张炳南”。
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带头参军，一入伍就被破格任命为二纵队民运部长。这老兄当了高级干部却未改农民本色，撤退时合不得扔掉马背上的战利品，导致行动慢了而被俘。胡宗南当即将这个陕北名人空运南京，又是记者采访，又是电台演说。解放军攻克南京后，胡宗南又将吴满有送回延安。吴满有虽然当过干部，但毕竟只是一个农民，党组织没有对其进行追究。吴满有郁郁不欢，患病而逝。
残酷的现实表明，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准方向，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走到底。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有人搭错车，一失足成千古恨。
保卫昆仑纵队
打蛇先打头，蒋介石把西北战场作为进攻的两大重点之一。另一个重点是山东，那是因为山东根据地临近南京，威胁国民党中央的安全。将西北战场列为重点，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西北。
毛泽东撤离延安，却不肯离开陕北，说是要用自己这块“臭肉”招来“苍蝇”，牵制蒋军的主力部队。这也正合老蒋心意，奇袭延安就是要吃掉中共的最高首腦机关，毕其功于一役！
两边想到一起，毛泽东整日整夜在陕北的山沟里转悠，胡宗南的23万大军就昏头昏脑地到处搜寻。蒋介石志在必得，好像只要发现你的行踪，一巴掌就能拍死你。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走的是一着险棋，必须有必要的保险措施。
撤出延安10天后，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开会，决定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转战陕北，指挥全国战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至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领导土改和根据地建设;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负责后勤工作。
三线布置，损失一线还有一线。毛泽东还特意布置两个苏联医生转移到后方，以免人家说让洋人参加中国内战。
前委是一线，深陷敌后，风险最大，当然要配备一支警卫部队。说是一个团，其实就是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4个连的小小兵力就能保护最高统帅部？
就算是支小小的兵力，毛泽东也要试试身手。走着走着，毛泽东不走了，说是要看看敌人什么样子！
这可急坏了保卫干部。“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二室主任汪东兴随前委活动，分别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现在都用上了。罗青长骑马去追回部队，保护毛主席看敌人。纵队司令任弼时想了个点子——派汪东兴代替主席去看敌人。
汪东兴带领一个加强排，在贺家疙台、王家湾一线梯次据守，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硬是把胡宗南的大部队阻挡了12个小时！
毛泽东这才高兴了，摸到了敌军战斗力的底牌。汪东兴从此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直负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直到毛泽东去世。敢打仗，或许是毛泽东欣赏汪东兴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不怕身边的兵力太小，只怕身边的兵力太大。前委转战陕北，不是乞丐与龙王比宝，而是老鼠与大象斗智，就是要缩小目标，就是要让胡宗南闻得到却抓不到！
连机关带部队不足千人的中央前委，一律轻装，指挥机关、军委二局、军委三局、新华社编成4个大队，化名九支队。领导干部也一律化名：军委主席毛泽东化名李得胜，总参谋长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化名史林，九支队政委陆定一化名郑位。这支精干的队伍，随便找个小山村都能隐蔽起来。
九支队撤到王家湾后，“中社部”的慕丰韵立即找农民座谈，了解小村庄的阶级、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群众对战争的看法。毛泽东看了报告，当即决定在九支队司令部新设一个调查科，慕丰韵任科长。这么小的支队还增编一个科，毛泽东太喜欢调查研究了。
带着小部队住进小村庄，毛泽东有了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毛泽东在这个贫瘠的小村庄住了两个月，在这里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以小搏大，外人看来是场豪赌，胜率不高。毛泽东却是胸有成竹：知己知彼啊！
这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九支队在这个山头，胡宗南部队就在相邻的山头。两个山头却是两个世界，胡宗南部队在明处，九支队在暗处，毛泽东了解胡宗南的行踪，胡宗南却始终找不到毛泽东。 这是因为毛泽东身边有秘密电台，能逐日收到胡宗南部队的调动电报！
就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前夜，干忙万忙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一个令人惊异的决定：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与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由周恩来领导。城工部秘书长童小鹏任秘书处长，社会部秘书长罗青长任秘书处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统归秘书处指挥。
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城工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堪称工作最忙的人。这个最忙的人却要一手抓作战，一手抓电台？不！应该说是一手抓军事作战，一手抓情报作战！
童小鹏带来“国统区”、海外、南洋党组织的电台呼号，罗青长带来西安、北平、兰州、沈阳4个敌后情报电台的呼号。两个密台每日收到来自国民党内部的秘密情报，周恩来又及时转发解放军各部。
无线电联络也是“双刃剑”，既可获得敌方情报，也可泄漏己方秘密。周恩来亲自为军事首脑机关策划电讯联络方案。撤出延安，周恩来命令总部电台停止发报三天。又致电各野战军，在作战前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的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周密的部署，来自对敌情的把握。
1947年3月10日，熊向晖随同胡宗南进驻洛川，在这个距离延安最近的据点，胡宗南下达了三天后袭击延安的作战命令。胜利在望，大将军似乎闲情逸致起来。副官熊向晖却发现，胡宗南秘密会见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
这魏大铭是国民党的通信技术专家，从南京专程赶到陕北，还带了一个无线电分队，配备最先进的美国无线电测向装备，其任务是侦测共军的指挥电台。
陕北这地面并不宽阔，发现指挥电台，就能找到指挥部位置;找到共军指挥部，就能调动飞机轰炸突袭，斩首挖心毕其功于一役！
这阴谋直接威胁党中央安全，熊向晖必须立即上报。可是，熊向晖远离西安，身边没有秘密电台！
情急之中，熊向晖想出最简单也是最危险的密报方式——使用胡宗南的通信渠道。
大信封套小信封，大信封是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经理潘裕然收”，内里小信封写着王石坚的代号，信封里面封着机密情报。潘裕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默契地配合着，立即把情报转交给王石坚。
这个通信环节非常危险，一旦出纰漏将全盘皆输。
可是熊向晖赢了。
周恩来也赢了。
周恩来巧妙实施电子对抗，这20年后才风行的战法，周恩来在1947年就实践了。胡宗南一直不能判定中共最高首脑机关的去向，一会儿说向北，一会儿又说过了黄河，大军追不上，飞机炸不着。
胡宗南进占延安后急于同解放军主力决战，可是情报不灵，挥舞着拳头却找不到对手，只得凭主观判断，派遣主力向安塞方向寻战。共产党的西北野戰兵团却躲在暗处，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凭借可靠的情报，始终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寻找空隙。
右翼掩护的三十一旅相对孤立，被彭德怀抓住，青化砭一战活捉敌旅长李纪云。占领延安才6天的胡宗南，对这次失败很不服气，立即派兵追击。毛泽东设计了一个“蘑菇战术”，让彭德怀避免作战，牵着国民党军在山沟里面转磨，消耗敌军锐气。
又是一次情报战果。军委二局的侦听电台截获国民党军动向，瓦窑堡一战全歼国民党军一三五旅。
周恩来又放出假情报，蒋介石判断共产党总部在绥德，命令胡宗南向东北进击。其实，毛泽东就隐身在400多公里以外的王家湾，在这个安静的小山村指挥着远方的战事。
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绥德空跑，有如“武装大游行”：西北野战军主力抄敌后路，把胡宗南的后方补给站蟠龙给端了！这背后又是“西安军事情报组”提供的情报。
撤出延安40天，解放军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周恩来突然在延安门口的真武洞露面，在祝捷大会上公开发言。
胡宗南又被钓上了，往真武洞方向追击。大军距离毛泽东隐身的王家湾只有5里路，这晚大雨，九支队与敌军居然走到一起！九支队在山梁上行军，不敢出声：敌军在山沟里行军，人喊马叫。天亮时分，九支队方才脱出险境。
连续多日，九支队始终处于敌军火力控制范围之内，人不解衣，马不卸鞍，头上还顶着飞机。可是，敌军就是没能发现毛泽东！
长征期间时常坐担架的毛泽东，如今年龄长了10岁，身心却更加强健，再没有坐过一次担架。军情紧急，毛泽东还让副参谋长汪东兴带着一个连深入敌军后方，在延安、安塞地区打游击，汪东兴率队打了34天，才回到毛泽东身边汇报。
毛泽东平安转移到小河村。前线大将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汇聚到一个凉棚底下，召开了部署战略反攻的重要会议。各路将领担心前委安全，要求调兵陕北，保卫毛泽东。毛泽东却说：其实我在陕北是很安全的，因为我了解情况。情况从哪里来，一个是明的，就是解放军侦察到的情况;一个是暗的，就是从敌人内部搞到的情报。
小河会议明确：解放战争前期的方针是内线作战，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现在开始实行“打出去”的方针，转入战略进攻！
会后就是扭转陕北战局的沙家店大捷，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潜伏的情报员田光，从交通计划中得知敌军的行军路线，西北野战军预先设伏，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
帅旗飘飘。毛泽东在陕北牵制老蒋的战略预备大军，毫发无伤，腾出自己的主力部队，刘邓、陈粟、陈谢三路挺进中原。
毛泽东转战陕北也算得上一次“小长征”：369天，行程2200里，经过1 2个县，路过村庄几百个，住过37个村子有42家房东，在小河村住过两次，在杨家沟住了半年，开过重要会议。这么长时间这么多驻地，多少老百姓见过毛泽东，杨家沟的房东马醒民还是个大地主出身的大学生，可是，没有一个老百姓向国民党报信。胡宗南天上飞地下跑，斩首行动搞了一年，就是找不到毛泽东！ 毛泽东感叹：陕北的老百姓好啊！
陕北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好，那还是因为共产党把陕北治理得好。这里面，西北局社会部功不可没。陕北的老百姓好，可陕北也有叛徒、特务、奸细，西北局社会部把那些坏人都治住了。
彭德怀和习仲勋抢先收到胡宗南的作战电报
西北战场有两个称“安”的城市，陕北有个延安，是中共的中央根据地首府;关中有个西安，驻有国民党最大的军事集团。
从西安进攻延安，胡宗南统一指挥西北地区的党政军警宪特。
从延安反攻西安，周恩来部署多路多层情报网络。
这就是西北战场的基本态势：胡宗南有军力优势，周恩来有情报优势。
周恩来自1937年开启情报部署，10年來，已经多线渗入，布线联网。中共在西安有多个情报网络：“王石坚系统”“王超北系统”“西安军事情报组”“胡宗南总部电台组”……
中央社会部直辖的“王石坚系统”的情报员不仅做到“社会化”和“职业化”，而且实现了“党派化”和“特务化”，深入西安的军警宪特各机关，熊向晖、陈忠经、申健都成为胡宗南身边的亲信。西安给中央的报告，有陕西党政军机关的系统概况、名人简传，甚至有胡宗南的个性特点分析，还有特务密码。
熊向晖深得胡宗南的信任，当上侍从副官。胡宗南在西安城里有4个点，其中3个点的文件由熊向晖管理。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下部队视察，都找熊向晖陪同。就连太子蒋经国到西北访问，也由熊向晖全程陪同。“西北王”身边有个共产党卧底，胡宗南的机密早被送到了延安。
胡宗南政治野心很大，特别喜欢拉拢能干的青年搞小圈子。投其所好，陈忠经、徐晃同他喝血酒盟誓，深得信任的陈忠经面见胡宗南不用事先通报。陈忠经高居三青团陕西省支团书记，又有申健任三青团西京市分团书记，实际控制了胡宗南的小组织。
除了这三人埋伏很深之外，还有更多的情报员埋伏在胡宗南周围。
胡宗南总部的机要处长戴仲榕，是地下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妻子黄葳的兄弟，能够拿到胡宗南所有的机密电文。
姚天斌潜伏在胡宗南的情报组。曾任重庆北碚特支书记的姚天斌，发展国民党秘书长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入党。中央社会部物色情报人才，把姚天斌从重庆调到延安，经过培训后派往西安。情报组的工作地点就在胡宗南住宅旁边。一次，姚天斌看见蒋介石夫妇在后花园散步，还听见宋美龄感叹：“到这里就放心了！”细心的姚天斌发现，让宋美龄放心的陪同人只有一个——熊向晖。
王石坚的情报电台被中统盯上了，陈忠经就出面解释，说这是我三青团的特务电台。从此，王石坚就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作掩护，在西安特务界活动。王石坚的情报电台，就隐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之中，向延安发出大量情报。
指挥全国大战的蒋介石，对情报战争没有丝毫放松。
军统从美国进口大批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装备，在北平侦破中共秘密电台，又顺藤摸瓜，侦破西安密台。横跨西北、华北、东北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获，1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4个密台都被破坏。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立即在小河口召集机要会议。周恩来与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副处长罗青长，一起讨论20多天，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的空中检测、地下破坏及密码破译。
周恩来说，这种机要战线上的斗争，是政治与技术结合的斗争。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国民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严格的制度，这是他们永远也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政治上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上下相欺，制度不执行，有许多漏洞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制度，同时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这个重要的机要会议，整顿了中共的无线电通信制度，保障了敌后电台的安全，保障了前线电台的隐秘，也确定了政治与技术结合的工作方针。
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机要人员要始终跟随在首长身边，电台要提前到达驻地沟通联络，机要科和电台都要24小时值班，电报随收随译随送，绝不耽误。行军作战中，收报译好立即送周恩来，凡属十万火急以上等级的电报，睡了也要叫醒。毛泽东经常彻夜不眠，睡前总是先到机要科看看有没有电报。一觉醒来，第一句话也是让叶子龙去机要科取电报。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密战艺术已炉火纯青。周恩来亲自指挥的这场通信斗争，堪称当今电子战之雏形。
西北野战军攻打清涧县城，周恩来命令所有电台停止发报。守城的师长廖昂向胡宗南求救，可胡宗南的侦测电台没有发现解放军调动，竟然批评廖昂谎报军情。这一仗，西北野战军全歼清涧守军整编七十六师，活捉敌师长廖昂。周恩来的电子作战创造了新战果。
无线电通信都有两端，收发互通。周恩来带着电台转战陕北，发送情报的电台就设在敌人地盘。潜伏敌营的电台分外危险，敌人可以通过无线电测向抓到电波，测准电台位置，上门抓捕。密台反侦察的手段主要是缩短发报时间，让你抓不到。为防万一，还得有预备电台，主台一旦被破坏，立即启用备台通信。
在西安，“王石坚系统”“王超北系统”“地下陕西省委系统”，分别备有密台。实践证明，这种分网部署提高了情报工作的可靠性。在解放战争期间，虽然“王石坚系统”遭到破坏，可“王超北系统”依然运行。
藏在地下5米深处的王超北密台，先后发出电报十多万字！这个密台不但发出“王超北系统”的情报，而且转送了其他系统的情报，继续保持情报渠道的畅通。
西安还有一个“西安军事情报组”。
1946年1月，正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周恩来，向秘密党员杨明轩布置了一项任务：利用在西北军工作的秘密党员，打入胡宗南部队，成立“西安军事情报组”。关中地委接到周恩来指示，决定由工委书记赵伯平负责，蒙定军组织实施。 蒙定军和赵寿山商议，派杨荫东和赵古振两个党员打入。这时，赵寿山任司令的第三集团军总部被撤销，总部里杨荫东等军官被编入其他部队，借机转入老教官沈涛任参谋处长的西北行辕，又从西北行辕转入西北补给区司令部。
这个补给区司令部，负责西北地区所有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供应，在这里拿到国民党军在西北的补给计划，也就掌握了作战计划。蒙定军为杨荫东设计了这个情报岗位，长期潜伏。
杨荫东是国民党军校的高才生，多次帮助长官拟定作战方案，颇得长官欣赏，西北补给区司令周士冕委任杨荫东为办公室少校参谋。杨荫东获取的军事情报，通过关中地委的密台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战事紧张，杨荫东的情报又多又快，蒙定军就带着密台住在杨荫东附近，随到随发。
西安的国民黨特务也大力侦测密台，蒙定军台被迫撤离。这时又有接力，这个掩护在杂货铺里的王敦英密台，报务员是周恩来从八办调来的杨才和龙文英。这部电台在蒙定军撤离后又坚持了一年，也被迫撤离。杨荫东的紧急情报，又通过另一情报系统的王超北密台发往中央。
“西安军事情报组”始终盯紧胡宗南的军事行动，胡宗南军用地图上23万兵力每移动一次，彭德怀的作战地图上兵力也同时移动。
1947年4月下旬，胡宗南集中兵力向北，企图压迫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西北野战军得到杨荫东密报，调兵南进，发起蟠龙战役。胡宗南部的补给物资集中在蟠龙镇，几万套夏装都给了解放军。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调整作战计划，“西安军事情报组”又及时上报调整方案。中央得报大喜，奖励“西安军事情报组”40两黄金！
1948年2月，胡宗南命令二十九军集结宜川待命。西北野战军前委急需了解敌军意图，彭德怀发电赵伯平，要求3日内查明刘勘的行动计划。正在这时，“西安军事情报组”杨荫东报来，刘勘率部从洛川前往宜川。彭德怀在瓦子街设伏，一举歼敌3万多人，击毙敌军长刘勘。
这一仗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彭德怀向关中地委发出嘉奖令，还特意把赵伯平和蒙定军找来参加祝捷大会。彭总当面表扬：“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可靠，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彭德怀还幽默地说：“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比胡宗南少得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比胡宗南强得多。”
彭德怀此言，说准了西北战场的基本态势：胡宗南军力强，解放军情报力强。
战争史上没有绝对的以弱胜强，势弱的一方，必须以强补弱，才能由弱转强。面对掌握政权和军队的国民党，中共并非处于绝对劣势，中共的情报工作历来比国民党高明！
作为中共西北局的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更负有西北军事情报的重任，多年来致力于保卫中央、保卫边区，基本属于内卫性质。解放战争开始后，内卫工作上升为自卫战争，这标志着保卫工作进入激化状态。
情报保卫部门本来就是一把宝剑，和平时期宝剑在匣中嘶鸣，一旦打仗就要利剑出鞘！延安的情报保卫干部个个兴奋，恨不得手刃强敌。可是，即便在战时，情报保卫战线的主要职能也并非上阵杀敌。刀对刀，枪对枪，那是正规军的特长。情报保卫干部的看家本事，还是开展情报侦察工作。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情报工作，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斗争上。
内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虽然相对平静，但西北局已经预见到敌人会进攻延安。西北局社会部发出指示，确定中心任务：搜集敌人进攻陕北的军事情报。
1947年1月，刘良骥和陈汝杰报来情报，胡宗南和马步芳要夹击关中地区。关中机关和部队及时转移，保存了实力。
1947年年底召开的西北局义合会议使情报工作一度收缩停顿，1948年9月，西北局又发出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立即大力恢复和发展情报工作。
绥德分区恢复了榆林的工作，同时向东胜札旗王府发展，并继续对绥包工作。
三边分区向宁夏的敌军二线战略城市发展。
陇东全力向甘肃的二线战略城市兰州、天水、平凉、西峰开辟。
关中分区将敌中心城市西安作为战略重点，同时对汉中线、川陕路开辟工作。
黄龙分区首先在蒲城、富平、朝邑、大荔等附近地区开展工作，相机向潼关、西安、陕南开辟。
府西分区开辟分州、长武、宝鸡地区的工作，并向汉中、天水、川陕路发展。
这是两种同心圆：1937年进入延安设置重重防御，一圈一圈向心收缩：1948年放弃延安转向进攻，情报部署一层一层向外放射。
自卫战争，现在已经改称人民解放战争。中共情报工作确定了进攻性战略，正在构建大情报格局。
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兵力，与胡宗南的23万大军硬拼还缺乏本钱。增加本钱的途径，一是靠陕北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二是靠情报工作掌握敌军动向。榆林方向争夺激烈，攻打镇川城原计划内线能带领一个连起义，里应外合打开城门。可是发起攻击后，城门却始终牢牢地关着，不少战士倒在坚城之下。蒙受无谓牺牲，彭老总发了一顿脾气。“边保”干部也更加慎重，搞军事策反工作并不容易！
“边保”各部门扎扎实实地在敌营内部建立内线力量。
胡宗南联勤系统的内线刘布谷购置了一部电台，内线郝登阁当了县长也有电台，敌新编九十九师师长赵国桢要求派人控制该部电台，商县丹阳中学校长吉午要求派电台派人，可是，“边保”这里却没有报务员可派！陇东发展了西北长官公署二处镇原潜伏台台长刘丕清，可是，“边保”电台的功率太小连不上。
正在周兴为电台焦虑的时候，胡宗南内部有电台人员上门了。
胡宗南委托自己的机要室主任王微，为自己的部队培训一批可靠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年仅15岁的吕出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三十四集团军电台，非但没有上前线抗日，还整日抄收共产党的新华社广播获取情报。通过这个工作机会，吕出反而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对国民党越来越反感。1945年8月，吕出在第十一战区随副长官高树勋起义。晋冀鲁豫军区敌工科副科长盛北光布置吕出打入西安国民党部队。 吕出于1947年6月回到西安，凭借西安通信军官训练班同学的关系，进入胡宗南总部通信营。在这里，吕出与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高孟吉、王冠洲、赵继勋等7人志同道合。可是，吕出原来所属的晋冀鲁豫部队已经挺进大别山，无法与盛北光建立联系。
军情紧急，“边保”也急于在敵内建立情报关系。韩城保安科长高步林派高勉斋到西安，找到同乡高孟吉了解情况。1948年10月，吕出和薛浩然借口出差潜往边区，与晋南公安总局驻陕情报站取得联系，又转归“边保”领导。
这个情报组就是“边保”的情报聚宝盆。仅一次输送就有：先进的英式小型特工收发报机各一部：绥署二处密码本两套：绥署二处机构设置、各级负责人简历：绥署二处在边区周围10个情报组、电台的负责人名单及地址;胡宗南总部机要室的人员情况和工作制度;总部通信四团以及各军、师电台的编制情况和呼号、波长、联络时间：西北国民党军队通信用暗语、密码：胡宗南所部各师代号：西安党、政、军、特首脑姓名、地址、内部电话号码：胡宗南总部机要室特工训练班派遣人员的姓名、代号：西安市区地图、城防工事图：胡宗南新组建战略机动兵团裴昌会第五兵团情况;胡宗南部6个军的驻地、装备、士气情况;国防部西安电讯监测总台的内部组织及对西北解放军电台侦察情况;国民党部队内部军心涣散情况：胡宗南与陕西省长祝绍周内斗情况。
西北野战军总部和中共西北局所对面的敌人，已经无密可保！
“边保”专门建立一座情报电台，由长征时期的报务人员周世朝任台长，以常见的《总理遗嘱》和《分省地图》作为加码表的密本。1949年2月，胡宗南总部电台的李福泳首先联通;接着，特工电台薛浩然联通;3月19日，裴昌会第五兵团电台吕出、徐学章、王冠洲联通。国民党军队的三部机要电台，直接与延安联络。国民党在西安的监测电台有60多部，却始终没有怀疑自己电台发出的电波。
电台每晚收发电报二三份，每当遇到重要的作战电报，就特意将国民党部队电台的联络时间推迟6个小时，却提前2至4个小时发给“边保”。“边保”情报科张继祖每晚守在电台边，电报收到译出后，直接送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各一份。
彭德怀和习仲勋拿到胡宗南的作战命令，比国民党的军长、师长还早！
扶眉战役敌众我寡，吕出提前两周就把胡宗南的部署通报“边保”，吕出电台还故意延误胡宗南部和马鸿逵部的通信，解放军乘机从胡、马两军的接合部穿过悬崖深沟，夜行150里包抄后路。解放军以劣势歼敌43000多人，马家军退回甘肃，解放军乘胜追击，连克宝鸡、兰州。
秦岭战役，胡宗南见西北野战军主力进军甘肃，又企图反攻宝鸡。这个计划再一次被密台报告“边保”，解放军两个师提前隐蔽在秦岭的深山密林之中，裴昌会兵团正中埋伏，一天被歼灭13000人。
9个多月，吕出等三个密台发出情报600多份。
1949年7月20日，由从未谋面的张继祖、袁心湖担任介绍人，李启明、习仲勋签字批准，入党的消息从电波传到敌营，两个电台在空中握手相庆，新党员通过空中向党宣誓。
除了胡宗南部电台情报组以外，“边保”还有几个重要的情报组织打入敌军内部。多渠道情报互相印证，保证了军事情报的质量。共产党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情报工作却远远胜出对手。
周恩来说：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得用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各个情报系统每天送来的情报！
毛泽东有言：解放战争的情报’工作是最好的。他还称赞：西北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情报工作好，保卫工作也好。
毛泽东转战陕北，胡宗南找不到;毛泽东住在陕北不动，胡宗南还是找不到。
1947年11月12日，中央前委住进米脂县的杨家沟。这杨家沟，从沟外看就是一个狭窄的小山沟，里面不会有什么名堂。可进到沟口一转弯，就豁然开朗，一条阔大的山涧，两边分出许多岔沟，每条山沟的两侧崖壁，都潜藏着一排排窑洞。与延安不同的是，这里的窑洞不是黄土里掏出来的土窑，而是砖石砌就的石窑。原来，这里是陕北最大的窑洞庄园——马氏庄园。马氏庄园的房东都姓马，72户地主聚族而居，设山寨自卫。
毛泽东居住的地方位于“九龙口”，险峻的崖壁有九水下泻，房东雕刻了8条石龙，避讳皇家少造一条。九龙后身是一排石窑，是陕北窑洞最高等级的“明五暗四六厢窑倒座厅房”。最神奇的是窑洞的内部构造，砖地之下盘旋着烟道，这窑洞不但能烧热炕，还有地暖！
原来，建造这个现代化窑洞的马醒民，在上海同济大学主修建筑。杨家沟的马家地主大多是开明士绅，支持共产党抗日。这里的马家还出了西北局马明方、延安市市长马豫章等许多共产党人。1942年，张闻天到这里做社会调查，1947年初，周兴又在这里搞土改，这里不但生活条件好，而且群众基础好，安全。
几百人的解放军总部住在杨家沟，这么大的动静，蒋介石天上的飞机、胡宗南地上的军队，居然都没发现！
这是因为保卫工作周密。总部进驻杨家沟，但沟里的居民包括地主并不外迁，沟口一卡，外面的特务进不来。沟里有中央警卫部队，沟外有“边保”的保安团和游击队，20里外的吕家沟是西北野战军总部，多层防卫，内紧外松。
隐真示假，这也是情报斗争的重要手段。这解放军总部，从外面看就是一个普通山沟，毛泽东连续在这里住了120天，备好的防空洞一次都没有用上。
从延安到全国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前出华北，指挥全国大反攻！
从1935年10月抵达西北，到1948年3月离开西北，中共中央在西北13年，这13年里，西北根据地就是中央根据地，延安就是全国的指导中心。
想当年，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西北也有个陕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是红军的出发地，红军从井冈山走到瑞金，开辟了中央根据地;又从江西走到西北，陕北成了新的中央根据地。
中央根据地就是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从这里指挥全国，壮大力量，又从这里出发，解放全中国。
决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规模战争即将开始，中国的秘密战也将进入新的境界。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十年驻防，一年离别，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周兴又回来了。
眼前却是一片残破，房屋毁坏，市民流散。
周兴立即下令，在全城实行军事管制，集中管理残留城中的特务、警察、散兵游勇，将城中的灾民送回老家安置。正式逮捕的人只有一个——“边保”的叛徒韩继恩。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处长还是周兴，可是，部下却有很大变化。布鲁、王卓超等大批老骨干组成干部大队，远征东北。延安市公安局迅速恢复工作，就连三八式的局长郝苏也参军了，年轻的副局长康世昌升任局长，本地干部梁济任副局长。“边保”向来有大量外来干部，现在的班子却由本地干部组成。这是因为，中共的地盘开始向外扩张，那些外来干部多被调往外地接收自己的老家，新的地盘也需要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接管！
周兴的任务，现在已经变了。“边保”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保卫中央，中央过黄河了，毛泽东忙得顾不上回延安庆祝，要去华北打大仗了。
“边保”的新任务，是迎接大西北的胜利，迎接全国的胜利。
向前！向前！向前！
西北战场的情报保卫人员，向全国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