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工作难做，反腐败的文章难写。所谓“难”，就是都难以实现真正的突破创新。反腐败的实践若无突破创新，民众就难以树立反腐败的信心；反腐败文章若无突破创新，读者就激发不起阅读的欲望。
　　客观地说，当前有利于增强民众反腐败信心的积极因素不少，比如，谁都不会也不可能否定反腐败斗争迄今取得的成绩，这便是民众的信心之源。但与此同时，反腐败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那么利于增强民众信心的因素。我曾问一位同事，阁下对反腐败信心几何？她的回答是：“我有反腐疲劳。”此种观感，应非个别。有人把反腐败比作割韭菜，虽未必“中”，却很形象。当新一茬“韭菜”长出之时，或许意味着是对前一个“割”的结果的取消。人们对反腐败的信心，可能在此轮回中被蚕食。又有人把腐败分子比作鱼缸里的鱼，想捞哪条捞哪条，而且一捞一个准儿，听起来仿佛胜券在握。但人们却不能不想：为什么不去给这“鱼缸”换水，或者更彻底一些，干脆砸掉这诱“鱼”腐败的“鱼缸”呢？
　　“制度高于一切”的主张大体无错。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具名举报腐败者，有几个能逃脱打击报复的厄运？一部举报史，几乎就是一部举报人的酸辛史、血泪史。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高于一切”的举报保护制度的缺失，从而成为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被悬置的一个著例。
　　再比如监督，就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八类监督形式和监督主体，且都有相关的制度性规定，简直可说是制度林立。按说，这么多监督主体和监督制度，若形成监督合力，或者说，只要其中一部分真正管用，腐败分子断不至如此争先恐后地“前腐后继”。可是，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制度建设之上时，很可能忽略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腐败的是人，而不是制度；即便有为腐败提供庇护、支持、激励的腐败制度，也是腐败的人制订出来的。因此，在反腐败工作中，不能放弃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人进行主体性观照。实际上，人们对现有反腐败制度文本并无焦虑，焦虑的是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公款大吃大喝的嘴这样一类的制度失灵。而制度的失灵，常常不是因为制度本身存在致命缺陷，而是制度之外的人作用的结果。
　　 制度与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博弈关系。但让很多人疑惑不解的事实是：一些人何以竟能一再突破林立的“好制度”编织成的高压之网，做了腐败的俘虏？换言之，那些手握权柄之人，何以竟能将本应处于支配地位的制度，贬为自身可以随意操纵的从属物？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从制度上说，绝对的权力从来没有获得合理合法的地位，而导致绝对腐败的绝对权力却在客观现实中大量存在。那么，这种名义上不允许存在而事实上大量存在的绝对权力，根源何在？笔者以为，根源就在于权力来自人民的理念，因未获得制度性支持，听起来激动人心却至今仍在空中盘旋。在一些腐败分子眼里，自己的权力是上级给的甚至是个别领导给的，自己的荣辱浮沉决定于上级或个别领导，他的心中只有上级或领导，唯独没有人民。于是，本应统一的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被严重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此种以人治治吏的思维和机制一日不消除，法治就难以确立真正的、持久的权威，已有的法治成果也可能被吞噬，在制度林立的背景中如入无制度之境的腐败就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反腐败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唤起民众反腐败的信心，使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真理透过用人制度的变革得以真正实现与体现，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和关节点。反腐败有没有“灵丹妙药”呢？有人坚持说“没有”，也有人认为“可能有”，但我们还没有找到。若把选人用人权真正还给人民，不但可能有效改善人民对反腐败的预期，或许也是走在通往发现“灵丹妙药”的路上。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