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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混淆了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把自在之物当成了可认识的现象，于是便产生了“先验的幻相”并为其所欺骗。与之相应，康德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展开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学说，赋予理性矛盾特有的形式，破除了旧形而上学的独断迷梦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康德；先验幻相；二律背反
一、先驗幻相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先验辩证论”中，为了说明人的认识产生谬误的必然性时提出了“先验幻相”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论证人的理性在客观认识中的不可能性。
“幻相”原有假相的意思，它是指对某种直接呈现的感性表象所作的不恰当或不正当的判断。幻相的着眼点在判断。“真理和幻相并不在被直观的对象中，而是在关于被思维的那个对象的判断中。”[1]康德在此书中使用“幻相”这一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先验感性论中，幻相即假象，相对于自在之物是不真实的显象；二是在先验逻辑中，幻相的逻辑是“一种给自己的无知、乃至蓄意的假象涂上真理的色彩的诡辩艺术，即人们模仿一般逻辑所规定的缜密方法，并利用它的用词技巧来美化每一种空洞的行为。”[2]在这里，康德使用“幻相”概念表达的两层意思其本质是一致的，即幻相通常是指“使人的理智陷于谬误的种种错误观念和虚妄意见，是人类经常发生的‘普遍的病理状态’。 人类心灵中存在的种种假相，扰乱人的理智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妨碍人们获得真实性的知识”。[3]
康德把整个世界分为“现象”的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把人的知性所企图达到的先验理念归为三类：第一类是灵魂，它是一切精神现象，即主体的最高、最完整的统一体；第二类是世界，是一切物理现象的最高、最完整的统一体，形成所谓宇宙论的“二律背反”；第三类是上帝，是以上两者的统一，即一切主客观所有条件的绝对统一。这三类知识所追求的理念统称为“自在之物”，是人类理性认识的范畴，
康德说：“这是一种根本不能避免的幻觉，如同我们不能避免海面在中央对我们显得比在岸上更高，因为我们是凭借比岸边更高的光线来看海中央的；或者更有甚者，甚至天文学家也不能避免月亮在升起时对他显得更大，尽管他并不为这一幻相所蒙骗。”[4]传统的形而上学混淆了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也把自在之物当成了可认识的现象，于是便产生了“先验的幻相”，并为其所欺骗。
二、“二律背反”的内容及康德的论证
先验幻相因为涉及感性经验的现象综合，所以康德认为仍可用范畴的四项，即量、质、关系、模态来表示它们。相当于“量” 的是时空有限无限的矛盾；相当于“质”的，是物质能否无限分割的矛盾。相当于“关系”的，是能否有不同于自然因果的自由；相当于“模态”的，是能否有宇宙万物的最后原因。这些问题是以相对立的正论、反论的形式出现的，从而形成了一些不相容的命题。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道理，无法相互反驳，这即是所谓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在康德看来，这样的“二律背反”有四个。第一个是关于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第二个“二律背反”是关于构成宇宙的究竟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东西。第三个“二律背反”是关于宇宙中有无自由。第四个“二律背反”是关于宇宙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
先验宇宙论的四个“二律背反”与康德范畴论中的量、质、关系和模态对应。前两个“二律背反”双方都混淆了现象和物自体，因而都是错的；后两个“二律背反”双方可以从现象和物自体两个不同的立场来看，因而也可以都是对的。理性在这里必然陷入“二律背反”即自相矛盾中。要避究这种矛盾关键是要划清一个界限：即现象和物自体不可混淆。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二律背反思想指的就是道德与幸福的矛盾。“德性和幸福是被人思想为必然结合在那对我们说来有实践作用（即可以通过我们的意志实现出的）的至善里面的，因此，纯粹实践理性只要一假设其中的一项，而其余的一项也必连带而来”[5]“要么对幸福的欲求必须是德行的准则的动因”、“ 要么德行准则必须是对幸福的起作用的原因”。 然而，这两个命题都可以证明不能成立。
三、“二律背反”的解决
怎样解决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这是康德伦理学说中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它的正确解决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精神道德文明必然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康德不同意英国功利主义者的解决办法，即以功利为基础的福德同一论，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必然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奴隶主义和利已主义，康德认为解决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办法不是别的，而是“至善”。
“至善” 就是幸福和道德的有机结合、必然统一。康德指出理性在其实践运用中，“它作为纯粹实践理性也照样为那在实践方面受制约者（这是依靠于好恶和自然需要上的）寻求无制约者，而且这个无制约者还不是作为意志的动机，而是，在这个原理已经被发现之后（在道德法则中），它还在寻求纯粹实践理性的无制约的对象全体，那就是所谓‘至善’”[6]在康德看来尘世难寻“至善”。 在康德那里，“至善”是先验必然性概念。“通过意志自由来实现至善，乃是一种先天（道德的）必然。”[7]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两个命题中，第一个命题“对幸福的追求就产生了德性意向的根据”， 是绝对虚妄的；但是第二个命题“德性意向必然产生幸福”， 并非绝对虚妄的，而是在某种条件下虚妄的。在康德看来，感性世界的最终原因要到理性世界本体中寻找。而人的理性本身就是一个本体，在实践中表现是自由意志。正是意志自由能与理性世界相通。康德的实现“至善”的纯粹实践理性的第一个公设，是“灵魂不朽”。实践理性的第二个公设就是“意志自由”。 康德强调理性为人本身立法，而这种“法”就是自由的法则，因而有自由才有道德，并且道德律的存在是以自由为前提的。“第二个悬设的发生，是由于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8]这个公设表明对感性世界的超脱，同时通过道德法则又确立了自由的实在性，这样理性世界的法则才得以确立。
实践理性的第三个公设就是“上帝的存在”。康德认为“福”与“德”的矛盾对立的解决，在尘世只靠人力是难以解决的。这就必须设定超自然界的最高存在者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设定成为至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康德把上帝理性化、道德化，成为理性借助实现至善的条件和根据。这里“神的存在”是由理性设定的，是实现“至善”的条件。
康德解决实践理性二律背反中所呈现出来的调和倾向，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了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它深刻地告诫人们，经济发展和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是个矛盾对立统一的问题，忽视任何一项，都会给社会历史的发展带来难以补救的损失。
注释：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杨祖淘、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196页.
[2]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5页.
[3]冯锲《哲学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84页.
[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73页.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关文运译，116页.
[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关文运译111页.
[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关文运译116页.
[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关文运译，135页.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杨祖陶，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温纯如.认知、逻辑与价值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
[4]郑昕.康德学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
关键词：康德；先验幻相；二律背反
一、先驗幻相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先验辩证论”中，为了说明人的认识产生谬误的必然性时提出了“先验幻相”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论证人的理性在客观认识中的不可能性。
“幻相”原有假相的意思，它是指对某种直接呈现的感性表象所作的不恰当或不正当的判断。幻相的着眼点在判断。“真理和幻相并不在被直观的对象中，而是在关于被思维的那个对象的判断中。”[1]康德在此书中使用“幻相”这一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先验感性论中，幻相即假象，相对于自在之物是不真实的显象；二是在先验逻辑中，幻相的逻辑是“一种给自己的无知、乃至蓄意的假象涂上真理的色彩的诡辩艺术，即人们模仿一般逻辑所规定的缜密方法，并利用它的用词技巧来美化每一种空洞的行为。”[2]在这里，康德使用“幻相”概念表达的两层意思其本质是一致的，即幻相通常是指“使人的理智陷于谬误的种种错误观念和虚妄意见，是人类经常发生的‘普遍的病理状态’。 人类心灵中存在的种种假相，扰乱人的理智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妨碍人们获得真实性的知识”。[3]
康德把整个世界分为“现象”的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把人的知性所企图达到的先验理念归为三类：第一类是灵魂，它是一切精神现象，即主体的最高、最完整的统一体；第二类是世界，是一切物理现象的最高、最完整的统一体，形成所谓宇宙论的“二律背反”；第三类是上帝，是以上两者的统一，即一切主客观所有条件的绝对统一。这三类知识所追求的理念统称为“自在之物”，是人类理性认识的范畴，
康德说：“这是一种根本不能避免的幻觉，如同我们不能避免海面在中央对我们显得比在岸上更高，因为我们是凭借比岸边更高的光线来看海中央的；或者更有甚者，甚至天文学家也不能避免月亮在升起时对他显得更大，尽管他并不为这一幻相所蒙骗。”[4]传统的形而上学混淆了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也把自在之物当成了可认识的现象，于是便产生了“先验的幻相”，并为其所欺骗。
二、“二律背反”的内容及康德的论证
先验幻相因为涉及感性经验的现象综合，所以康德认为仍可用范畴的四项，即量、质、关系、模态来表示它们。相当于“量” 的是时空有限无限的矛盾；相当于“质”的，是物质能否无限分割的矛盾。相当于“关系”的，是能否有不同于自然因果的自由；相当于“模态”的，是能否有宇宙万物的最后原因。这些问题是以相对立的正论、反论的形式出现的，从而形成了一些不相容的命题。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道理，无法相互反驳，这即是所谓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在康德看来，这样的“二律背反”有四个。第一个是关于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第二个“二律背反”是关于构成宇宙的究竟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东西。第三个“二律背反”是关于宇宙中有无自由。第四个“二律背反”是关于宇宙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
先验宇宙论的四个“二律背反”与康德范畴论中的量、质、关系和模态对应。前两个“二律背反”双方都混淆了现象和物自体，因而都是错的；后两个“二律背反”双方可以从现象和物自体两个不同的立场来看，因而也可以都是对的。理性在这里必然陷入“二律背反”即自相矛盾中。要避究这种矛盾关键是要划清一个界限：即现象和物自体不可混淆。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二律背反思想指的就是道德与幸福的矛盾。“德性和幸福是被人思想为必然结合在那对我们说来有实践作用（即可以通过我们的意志实现出的）的至善里面的，因此，纯粹实践理性只要一假设其中的一项，而其余的一项也必连带而来”[5]“要么对幸福的欲求必须是德行的准则的动因”、“ 要么德行准则必须是对幸福的起作用的原因”。 然而，这两个命题都可以证明不能成立。
三、“二律背反”的解决
怎样解决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这是康德伦理学说中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它的正确解决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精神道德文明必然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康德不同意英国功利主义者的解决办法，即以功利为基础的福德同一论，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必然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奴隶主义和利已主义，康德认为解决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办法不是别的，而是“至善”。
“至善” 就是幸福和道德的有机结合、必然统一。康德指出理性在其实践运用中，“它作为纯粹实践理性也照样为那在实践方面受制约者（这是依靠于好恶和自然需要上的）寻求无制约者，而且这个无制约者还不是作为意志的动机，而是，在这个原理已经被发现之后（在道德法则中），它还在寻求纯粹实践理性的无制约的对象全体，那就是所谓‘至善’”[6]在康德看来尘世难寻“至善”。 在康德那里，“至善”是先验必然性概念。“通过意志自由来实现至善，乃是一种先天（道德的）必然。”[7]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两个命题中，第一个命题“对幸福的追求就产生了德性意向的根据”， 是绝对虚妄的；但是第二个命题“德性意向必然产生幸福”， 并非绝对虚妄的，而是在某种条件下虚妄的。在康德看来，感性世界的最终原因要到理性世界本体中寻找。而人的理性本身就是一个本体，在实践中表现是自由意志。正是意志自由能与理性世界相通。康德的实现“至善”的纯粹实践理性的第一个公设，是“灵魂不朽”。实践理性的第二个公设就是“意志自由”。 康德强调理性为人本身立法，而这种“法”就是自由的法则，因而有自由才有道德，并且道德律的存在是以自由为前提的。“第二个悬设的发生，是由于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8]这个公设表明对感性世界的超脱，同时通过道德法则又确立了自由的实在性，这样理性世界的法则才得以确立。
实践理性的第三个公设就是“上帝的存在”。康德认为“福”与“德”的矛盾对立的解决，在尘世只靠人力是难以解决的。这就必须设定超自然界的最高存在者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设定成为至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康德把上帝理性化、道德化，成为理性借助实现至善的条件和根据。这里“神的存在”是由理性设定的，是实现“至善”的条件。
康德解决实践理性二律背反中所呈现出来的调和倾向，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了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它深刻地告诫人们，经济发展和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是个矛盾对立统一的问题，忽视任何一项，都会给社会历史的发展带来难以补救的损失。
注释：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杨祖淘、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196页.
[2]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5页.
[3]冯锲《哲学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84页.
[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73页.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关文运译，116页.
[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关文运译111页.
[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关文运译116页.
[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关文运译，135页.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杨祖陶，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温纯如.认知、逻辑与价值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
[4]郑昕.康德学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