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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山说：”我只想做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有情有感的、真真正正的公民。做一个行动的公民。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中国。”
一个北大毕业的光鲜律师却因为垃圾成了“阶下囚”，同样是因为捣鼓垃圾他再次成为政府的“座上宾”，如今大家都开始叫他“垃圾商人”。
理性叛逆
你问我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一份比较确切的职业，比较准确的答案应该是，捣鼓垃圾的民间环保人士吧。不过也有人称我为“黄律师”、“混子公民”、“垃圾商人”，我还是比较喜欢叫自己“驴屎蛋”。1984年，我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1990年，我在整个社会都流行辞职的时候“下海”，开始了自己的个体律师生涯，主要办理经济合同案件。2005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的纳帕溪谷买了栋别墅，一有空就开着自己的越野车去球场打打球。没想到这球没打多久，我就被卷入到一堆垃圾中了，还被行政拘留了5天。
2009年7月，北京市政府计划在我家别墅附近的阿苏卫地区建造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9月3号晚上周围的居民自发组织投票决定是否要集体抗议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立，我是当时唯一反对集体上街抗议的。虽然我和大家一样害怕被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危害，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我更清楚反对抗议的结果是什么，以及大家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都说律师是最胆小的人，因为是投票表决，少数要服从多数，最后我还是去了，而且是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4号，我们130多个居民拉着横幅到北京市农展馆门口抗议建立垃圾焚烧厂。之所以去那里抗议，是因为当时“2009年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正在北京市农展馆举行，阿苏卫循环经济园刚好作为建国60周年“献礼工程”的一部分展出。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真的出事了。
那天下大雨， 9点多警察叫了句，抓住那个黄头发的，我就被拿下了。我这么帅的小伙子，淋得和落汤鸡似的，鞋、袜子、连三角裤衩都湿透了，头发本来是立着的，也全塌下来了。这也就是后来大家议论纷纷的“9?4事件”。现在我们回忆起那时候的事情，多的是调侃，我们没办法抹去，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回来之后，我想了很多，维权还得用高技术含量的方法。后来跟大家一起找来了相关专家，起草了一份39000多字，以及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的名为《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的研究报告，并提交给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2009年年末，那时候我正在埃及度假，接到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的电话。他是当时“主烧派”的代表，电话一通他说要邀请我作为市民代表参加政府对日本和澳门垃圾处理机构的考察。当时高兴啊，想从金字塔上跳下去！
请我去，可能是出于对我的一些观点的认可。我到现在都还佩服北京市政府。在当时那么一个敏感期，他们敢于选择一个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人作为“市民代表”。但是就算去，我也还是留了几个心眼。在东京考察的时候，我借口脱队，自己跑去见了两个日本的垃圾处理专家。之后我们去了澳门，在那里我和一个记者约好打车去了最近的居民区，调查居民对焚烧厂建在家附近的真实态度。
律师的职业特点和操守就是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并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当我看到小小的日本国土，竟有1300多个垃圾焚烧厂，我确实惊呆了；当我看到日本的国民那种发自内心、极具纪律性的垃圾分类习惯和国内的焚烧厂的入炉垃圾那种汤汤水水、黏黏糊糊的状态，就如当头棒喝。我这才有了一种顿悟：焚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经垃圾分类的混烧。我因此提出了“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口号。
夫妻关系
我是一个典型的白羊座，讲究完美，刚直不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原本呈报完考察情况后就可以回去继续做我的律师的，但是我却停不下来了，律师的工作一放就放到了现在。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律师是不能开设公司的。但是为了“绿房子”，我也就连律师证也不要了。“绿房子”是对居民的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一个系统。它有两个功能，就是把居民的垃圾进行分类，把“湿”垃圾脱干，污水会通过下水道排出去，把干的垃圾进行详细分类，一些可回收的拣出来留下，其他的和脱干的垃圾让环卫部门运走，是对要焚烧的垃圾的一个“预处理”系统。
做“绿房子”是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出来，我没有走NGO的道路，而是自己成立了一个叫做“北京绿诗丹环保科技”的公司。我把绿房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不放心给别人养。NGO组织在国内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政府和NGO组织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什么是NGO。而我的公司的定位是清晰的。在我看来，NGO就是一群有着某方面的知识和专业水准的人，站在非政府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现实中，那些NGO就是一定要与政府唱反调，在什么都不懂的的情况下，对一切都说不。社会已经到了一个民粹主义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人们都抱着一个非理性的，哗众取宠的心态去谩骂指责，这是很不正常的。政府和民众就是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合理的公司和公民应该是在承认现有的体制下，去解决问题。如果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想去解决问题，反而徒增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
从“阶下囚”到“座上宾”的转变，我不断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修正。我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好比夫妻的关系；哪一天说不定就闹起来了，抱着枕头大半夜跑别人家住一晚。但是这就真的要离婚吗？老婆毕竟还是老婆，还得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还得在一张床上睡觉。所以有的时候必须做出自我的牺牲，为了共同的家庭。我不想做烈士，我有我的家庭，我有老婆，我有漂亮的女儿，我还要穿着我红绿灯似的衣服去打球。在我看来，从一个公民的角度，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一个英雄。在这一路上得耐得住寂寞，虽然有时候自己写的几万字的建议都不如杨幂写的一个字引起的反响大，但是还是要勇敢往前走，哪怕只是带来一点点的改变。
垃圾哲学
垃圾问题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什么叫哲学？哲学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反思，我们甚至说什么是哲学问题的终极问题？我们常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这些问题是一种对人性、心灵的一种反思，我一直认为垃圾其实是一面社会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里，呈现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以及一个人的个人素养，甚至包括一个人的种种生活迹象。 很多人说垃圾分类了，我们的垃圾就会减少了。这些人只是看到了一个点，从这个点上的无限夸大。但是从一定的深度来看，垃圾问题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何谓“政治”，政为大政，治为治理。垃圾处理引发的一系列抗议事件不就是我们的政治吗？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我们宏观地看，一个社会也是，丢弃垃圾的行为，以及垃圾的成分，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一种发展现状以及国民素质。中国5000年的文明，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来谈论随地吐痰问题，开车问题和垃圾处理问题？我们的文化为何缺失了，这些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的一种习惯。现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浮躁的，没有底蕴的，缺乏普世价值的混乱不堪的无文化状态。现在的文化是什么，就是看“小燕子”，看《宫》。基本的自我约束，信仰和道德我们都没有，中国要解决的不光是垃圾问题而是一个全局的问题。
垃圾焚烧完就没有了吗？肯定还是有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问题，需要我们站在宏观的高度上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制造垃圾，我们如何制造垃圾。我建“绿房子”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试验，寻求一个有效的，暂时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就是“绿房子”的使命。
【对话黄小山】
这一路是孤独的
北大毕业的难免张扬点，但是当亲眼见到黄小山还是会大吃一惊。一头直楞楞指向天的“莫西干”头发和一身红绿灯似的奇装异服，倒是像极了一个艺术家。可是他不是个艺术家。你要是硬这么问，他也会厚脸皮地跟你说：“其实我出生于文艺世家，多少还是有些文艺细胞和气质的。我不管穿什么，做什么都不喜欢装，我喜欢追求自然的状态。”他那头发就像他桀骜不驯的个性，而红绿灯似的衣服也的确如同他的经历一样出人意料，真实自然。
记者：关于“9?4事件”，一开始你是投反对票的，可是为什么到了第二天你却站在了抗议队伍的最前面呢？
黄小山：当时我们去了130多个人，其中100多个都是女性。这些住别墅的女性都不是小姑娘了，都是30到40岁的母亲。其实我发现在中国做环保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而且她们比男性都要勇敢，执著，坚韧。而且如今的女性是敢于表达的，不管是和自己的丈夫还是和政府的沟通上。可能是因为女性天生就对环境比较敏感，所以她们为了环境也比较豁出去些。
我是不写诗的，但是那次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诗：“记得那天的阴，记得那天的雨；记得那天的激动，记得那天的恐惧；记得那天我们肩并着肩、手挽着手，记得那天你依着我、我偎着你。”你问我一个唯一不愿去的人为什么到了现场却站在了最前面？后来我看了《泰坦尼克号》，我发现其中有句话说的就是我当时的心境：我是一个男人，必须选择死亡，不能让女人和孩子受苦。就这么简单。
记者：这些年来的实践来看，做环保是否和你刚开始的设想一样？
黄小山：在当下中国，环保精神乃是一种稀缺的“奢侈品”，没办法环保还属于第三世界。所以，如果你决定投身环保，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就必须放弃哗众取宠、争名夺利的心态，就必须以微笑和宽容面对残酷的现实，就必须以一种信念支撑自己站直了，别趴下！正像我最近常说的：环保，就是一条不归路！
记者：目前“绿房子”的项目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黄小山：“绿房子”是我的梦想，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信念。“绿房子”目前仍处于“听起来很美”的状态，本月底，“绿房子”将在世人瞩目下开始试点。通过试点，对“绿房子”的建设成本、运行成本、垃圾组分、垃圾减量、居民接受程度、盈利模式、盈利规模等采集相关数据，用这些数据来论证“绿房子”社区源头生活垃圾分类、预处理、废品回收系统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成功了，自不必说，会有荣誉，会有掌声，会有财富，会有美女，哈哈。失败了，则后果很严重，有多严重？我也不知道。但这条不归路是一定会走下去的，哪怕蹒跚地走，哪怕孤独地走，哪怕流着眼泪走，哪怕饿着肚子走，就这样，一路地走。虽困难重重，但我信心满满。
一个北大毕业的光鲜律师却因为垃圾成了“阶下囚”，同样是因为捣鼓垃圾他再次成为政府的“座上宾”，如今大家都开始叫他“垃圾商人”。
理性叛逆
你问我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一份比较确切的职业，比较准确的答案应该是，捣鼓垃圾的民间环保人士吧。不过也有人称我为“黄律师”、“混子公民”、“垃圾商人”，我还是比较喜欢叫自己“驴屎蛋”。1984年，我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1990年，我在整个社会都流行辞职的时候“下海”，开始了自己的个体律师生涯，主要办理经济合同案件。2005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的纳帕溪谷买了栋别墅，一有空就开着自己的越野车去球场打打球。没想到这球没打多久，我就被卷入到一堆垃圾中了，还被行政拘留了5天。
2009年7月，北京市政府计划在我家别墅附近的阿苏卫地区建造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9月3号晚上周围的居民自发组织投票决定是否要集体抗议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立，我是当时唯一反对集体上街抗议的。虽然我和大家一样害怕被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危害，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我更清楚反对抗议的结果是什么，以及大家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都说律师是最胆小的人，因为是投票表决，少数要服从多数，最后我还是去了，而且是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4号，我们130多个居民拉着横幅到北京市农展馆门口抗议建立垃圾焚烧厂。之所以去那里抗议，是因为当时“2009年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正在北京市农展馆举行，阿苏卫循环经济园刚好作为建国60周年“献礼工程”的一部分展出。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真的出事了。
那天下大雨， 9点多警察叫了句，抓住那个黄头发的，我就被拿下了。我这么帅的小伙子，淋得和落汤鸡似的，鞋、袜子、连三角裤衩都湿透了，头发本来是立着的，也全塌下来了。这也就是后来大家议论纷纷的“9?4事件”。现在我们回忆起那时候的事情，多的是调侃，我们没办法抹去，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回来之后，我想了很多，维权还得用高技术含量的方法。后来跟大家一起找来了相关专家，起草了一份39000多字，以及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的名为《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的研究报告，并提交给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2009年年末，那时候我正在埃及度假，接到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的电话。他是当时“主烧派”的代表，电话一通他说要邀请我作为市民代表参加政府对日本和澳门垃圾处理机构的考察。当时高兴啊，想从金字塔上跳下去！
请我去，可能是出于对我的一些观点的认可。我到现在都还佩服北京市政府。在当时那么一个敏感期，他们敢于选择一个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人作为“市民代表”。但是就算去，我也还是留了几个心眼。在东京考察的时候，我借口脱队，自己跑去见了两个日本的垃圾处理专家。之后我们去了澳门，在那里我和一个记者约好打车去了最近的居民区，调查居民对焚烧厂建在家附近的真实态度。
律师的职业特点和操守就是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并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当我看到小小的日本国土，竟有1300多个垃圾焚烧厂，我确实惊呆了；当我看到日本的国民那种发自内心、极具纪律性的垃圾分类习惯和国内的焚烧厂的入炉垃圾那种汤汤水水、黏黏糊糊的状态，就如当头棒喝。我这才有了一种顿悟：焚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经垃圾分类的混烧。我因此提出了“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口号。
夫妻关系
我是一个典型的白羊座，讲究完美，刚直不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原本呈报完考察情况后就可以回去继续做我的律师的，但是我却停不下来了，律师的工作一放就放到了现在。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律师是不能开设公司的。但是为了“绿房子”，我也就连律师证也不要了。“绿房子”是对居民的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一个系统。它有两个功能，就是把居民的垃圾进行分类，把“湿”垃圾脱干，污水会通过下水道排出去，把干的垃圾进行详细分类，一些可回收的拣出来留下，其他的和脱干的垃圾让环卫部门运走，是对要焚烧的垃圾的一个“预处理”系统。
做“绿房子”是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出来，我没有走NGO的道路，而是自己成立了一个叫做“北京绿诗丹环保科技”的公司。我把绿房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不放心给别人养。NGO组织在国内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政府和NGO组织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什么是NGO。而我的公司的定位是清晰的。在我看来，NGO就是一群有着某方面的知识和专业水准的人，站在非政府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现实中，那些NGO就是一定要与政府唱反调，在什么都不懂的的情况下，对一切都说不。社会已经到了一个民粹主义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人们都抱着一个非理性的，哗众取宠的心态去谩骂指责，这是很不正常的。政府和民众就是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合理的公司和公民应该是在承认现有的体制下，去解决问题。如果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想去解决问题，反而徒增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
从“阶下囚”到“座上宾”的转变，我不断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修正。我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好比夫妻的关系；哪一天说不定就闹起来了，抱着枕头大半夜跑别人家住一晚。但是这就真的要离婚吗？老婆毕竟还是老婆，还得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还得在一张床上睡觉。所以有的时候必须做出自我的牺牲，为了共同的家庭。我不想做烈士，我有我的家庭，我有老婆，我有漂亮的女儿，我还要穿着我红绿灯似的衣服去打球。在我看来，从一个公民的角度，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一个英雄。在这一路上得耐得住寂寞，虽然有时候自己写的几万字的建议都不如杨幂写的一个字引起的反响大，但是还是要勇敢往前走，哪怕只是带来一点点的改变。
垃圾哲学
垃圾问题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什么叫哲学？哲学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反思，我们甚至说什么是哲学问题的终极问题？我们常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这些问题是一种对人性、心灵的一种反思，我一直认为垃圾其实是一面社会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里，呈现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以及一个人的个人素养，甚至包括一个人的种种生活迹象。 很多人说垃圾分类了，我们的垃圾就会减少了。这些人只是看到了一个点，从这个点上的无限夸大。但是从一定的深度来看，垃圾问题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何谓“政治”，政为大政，治为治理。垃圾处理引发的一系列抗议事件不就是我们的政治吗？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我们宏观地看，一个社会也是，丢弃垃圾的行为，以及垃圾的成分，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一种发展现状以及国民素质。中国5000年的文明，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来谈论随地吐痰问题，开车问题和垃圾处理问题？我们的文化为何缺失了，这些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的一种习惯。现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浮躁的，没有底蕴的，缺乏普世价值的混乱不堪的无文化状态。现在的文化是什么，就是看“小燕子”，看《宫》。基本的自我约束，信仰和道德我们都没有，中国要解决的不光是垃圾问题而是一个全局的问题。
垃圾焚烧完就没有了吗？肯定还是有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问题，需要我们站在宏观的高度上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制造垃圾，我们如何制造垃圾。我建“绿房子”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试验，寻求一个有效的，暂时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就是“绿房子”的使命。
【对话黄小山】
这一路是孤独的
北大毕业的难免张扬点，但是当亲眼见到黄小山还是会大吃一惊。一头直楞楞指向天的“莫西干”头发和一身红绿灯似的奇装异服，倒是像极了一个艺术家。可是他不是个艺术家。你要是硬这么问，他也会厚脸皮地跟你说：“其实我出生于文艺世家，多少还是有些文艺细胞和气质的。我不管穿什么，做什么都不喜欢装，我喜欢追求自然的状态。”他那头发就像他桀骜不驯的个性，而红绿灯似的衣服也的确如同他的经历一样出人意料，真实自然。
记者：关于“9?4事件”，一开始你是投反对票的，可是为什么到了第二天你却站在了抗议队伍的最前面呢？
黄小山：当时我们去了130多个人，其中100多个都是女性。这些住别墅的女性都不是小姑娘了，都是30到40岁的母亲。其实我发现在中国做环保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而且她们比男性都要勇敢，执著，坚韧。而且如今的女性是敢于表达的，不管是和自己的丈夫还是和政府的沟通上。可能是因为女性天生就对环境比较敏感，所以她们为了环境也比较豁出去些。
我是不写诗的，但是那次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诗：“记得那天的阴，记得那天的雨；记得那天的激动，记得那天的恐惧；记得那天我们肩并着肩、手挽着手，记得那天你依着我、我偎着你。”你问我一个唯一不愿去的人为什么到了现场却站在了最前面？后来我看了《泰坦尼克号》，我发现其中有句话说的就是我当时的心境：我是一个男人，必须选择死亡，不能让女人和孩子受苦。就这么简单。
记者：这些年来的实践来看，做环保是否和你刚开始的设想一样？
黄小山：在当下中国，环保精神乃是一种稀缺的“奢侈品”，没办法环保还属于第三世界。所以，如果你决定投身环保，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就必须放弃哗众取宠、争名夺利的心态，就必须以微笑和宽容面对残酷的现实，就必须以一种信念支撑自己站直了，别趴下！正像我最近常说的：环保，就是一条不归路！
记者：目前“绿房子”的项目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黄小山：“绿房子”是我的梦想，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信念。“绿房子”目前仍处于“听起来很美”的状态，本月底，“绿房子”将在世人瞩目下开始试点。通过试点，对“绿房子”的建设成本、运行成本、垃圾组分、垃圾减量、居民接受程度、盈利模式、盈利规模等采集相关数据，用这些数据来论证“绿房子”社区源头生活垃圾分类、预处理、废品回收系统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成功了，自不必说，会有荣誉，会有掌声，会有财富，会有美女，哈哈。失败了，则后果很严重，有多严重？我也不知道。但这条不归路是一定会走下去的，哪怕蹒跚地走，哪怕孤独地走，哪怕流着眼泪走，哪怕饿着肚子走，就这样，一路地走。虽困难重重，但我信心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