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之美胜于釉色，三分人力，七分天成，其间色彩的流淌与幻化，惟巧思才可成就，尤以紫钧最为典雅，釉彩之绚丽宛若晚霞，而釉质之细润，犹似一泓静谧的湖水。其烧造颇为周折，先需模制成型，再经多次素烧、施釉。因釉彩本身乳浊黏稠、流动缓慢，故上下加迭色泽不同的釉彩，极易形成斑斓交织的现象，乃至一窑一火烧制的钧瓷，变化万端，无一相类，故有“钧瓷无双”之誉。据悉北京保利本年度秋拍就将推出一件罕见的明初或更早官钧窑丁香紫葵花式三足洗，有望成为本年度秋拍的一大亮点。
　　本品原为钧窑宫廷陈设花器之盆托，因其形制古雅精致，置于案头也赏心悦目，后世文人遂以之为笔洗。其形制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器身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口沿与外壁为玫瑰紫，灿若晚霞，绚丽夺目而变化无穷，内壁则是天蓝色，静穆谧，与外壁的炽烈瑰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冷暖色泽的搭配符合美学的原则，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皇家审美的品位。其釉色流光含韵，乃人间炉焰之功，使之瞬息交融，颇为奇异。
　　釉色之美更由造型之妙相称，俯视本品，器内每一处转折均见釉色浅淡，以致黑褐坚硬的胎骨隐现，使得造型轮廓鲜明，釉质的温柔婉约和器型的刚健硬朗合二为一，别见一番古朴典雅之风韵。
　　底部下承三足，敷涂褐色护胎釉，斑驳古拙，与莹润釉光对比鲜明。周缘存支烧痕十余枚，古朴豪迈，一侧清晰可见刻出“七”字款，笔道遒劲，荡漾出独特的时代气息。
　　此类花器属于钧窑历史上独特的一类，底部各刻一个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基本规律是数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若如本品式样与釉光者，底部刻“七”字，存世稀少，检视目前公私典藏资料，同类仅见二例，其中之一源自清宫旧藏，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若两者相比较，本品之釉色则远胜清宫旧藏者，其釉色之浓妍展示出玫瑰紫一色无以伦比的魅力，也为官钧花器当中极为罕有的隽品。另一例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藏品。近20年国内拍卖市场未见同类“七”字刻款器皿出现，其珍罕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本品原为官钧花器之一，与之配套使用的花盆，亦为铭刻“七”字款的玫瑰紫釉葵口者，现存世实物可见三例，分别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由此可见，镌刻“七”字款的玫瑰紫釉葵口花器流传至今甚罕，更因为盆托作为花盆的配套，在使用中耗损率远远高于花盆本身，所以至今盆托较之花盆更为稀少。
　　此类钧窑花盆确是盆景栽植的经典器用，一直深受古代文人之推崇。明万历高濂《遵生八笺》载：“均州窑，有朱砂红，葱翠青（俗所谓鹦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此窑惟种菖蒲，盆底甚佳。”由此可见，明代钧窑花盆的盛行，与种植菖蒲有关联。弘治乙未（1499年）吕纪、吕文英所绘《竹园寿集图》，描绘有一对置于庭院山石之上的天蓝釉渣斗式花盆及盆托。从造型与釉色分析，应为“官钧”制品。盆中植物为石菖蒲。菖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可防疫驱邪的灵草，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菖蒲先百草于寒冬刚尽时觉醒,因而得名。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耐苦寒,安淡泊”，生野外则生机盎然，富有而滋润,着厅堂则亭亭玉立，飘逸而俊秀，自古以来就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以官钧花器培植，二者相映，殊为清雅，故明代以降成为风尚，世人自然对官钧花器的关注更甚于前。
　　对官钧花器的狂热从明清两代历朝文人大量的品评文字之中更是流露无遗，如明嘉靖、万历张应文《清秘藏》：“均州窑，红若胭脂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再如清顺治汪介人《中州杂俎》卷二十“钧窑、汝窑、柴窑”条记载：“钧州瓷器，谓之钧州青，最为海内所重，久不制造，自寇燹后已如彝鼎不可复得。”入清之后，此类独特的官钧花盆彰显出宫廷艺术独有的气息，自然深得清宫珍视，作为前朝珍玩的它们获得雍乾二帝之钟情。雍正皇帝对官钧花器的喜爱体现在摹古方面，雍正七年（1729年）曾谕旨唐英摹制，无论是窑变釉器皿或是仿均釉器皿皆以官钧花器之釉色造型为范。是年三月唐英为求此釉复烧成功，不惜派厂署幕友吴尧圃亲赴河南禹县探求古配方，谓之“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关国宝。”（见唐英《陶人心语》卷一《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七月，钧釉终于复烧成功。成功烧造的仿钧釉花器被送至清宫，融入帝皇后妃的日常生活当中，装点和提升生活情趣，例如雍正朝内府所绘《十二美人图之对镜》当中，菱形仿钧釉盆奁一套安放在窗台，发色瑰丽，应为玫瑰紫，其上水仙绽放飘香，极得幽静之趣，此情景为后宫真实生活的写照。
　　乾隆皇帝独具好古情怀，对此厚爱则体现在大量使用官钧花器盆植花卉或是装饰金属玉石盆景。因为富具情趣的乾隆皇帝对盆花艺术非常钟情，若以前朝古物与奇花异草相搭配最见雅致，自然不容错过。另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述，乾隆皇帝曾不止一次谕旨制作各类金属玉石盆景之后安放在此类钧窑花盆之上。因此，钧窑花器在清宫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为独特，融陈设与实用于一体，在清宫花道艺术方面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
　　传世所见不少官钧器皿底部刻有宫殿、斋堂名号，表明陈设的位置，其铭刻内府堂名款遵循严格的格式，皆呈“T”字形布局：先横刻大的宫殿名称，后竖刻具体的安放厅堂，例如前述清宫旧藏“七”字款玫瑰紫釉葵口式花盆，其底部横刻“建福宫”，竖刻“竹石假山用”，可见这些刻宫殿款的花盆在乾隆朝被广泛地实际使用，装饰清宫里面最尊贵的场所。
　　清末民初之际，因欧洲、日本等海外买家的狂热追捧，不仅钧窑瓷器价格高涨，连仿钧瓷器都甚受欢迎，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世纪前期名震四海的戴维德爵士的收藏，其典藏品中可见官钧花器11件（其中盆托5件），且以施紫釉者为多数，显见其所受当时中国品位的影响。
　　正因为西方收藏家的介入和推崇，以致欧美日本古陶瓷学界对官钧花器的关注和研究持续近百年，至今热情不减，备受重视。而西方收藏界秉承传统风尚，在收藏和拍卖中继续演绎着对官钧花器钟情不变的经典传奇，例如2008年春季香港苏富比第2508号拍品“15世纪明代钧窑天青釉仰钟式花盆”以4400万港元成交，创官钧花器成交记录之最；纽约佳士得?2009年9月15号第2196号拍品,成交价为125.85万美元；纽约佳士得2010年9月17日 第2239号拍品,元或明早期钧窑成交价78.25万美元。由此可见，西方收藏界对官钧花器无比推崇的历史感情成为官钧花器市场价值不断高升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