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3日，九辆新加坡装甲车被香港海关查扣。据报道，被扣装甲车是参加完新加坡与台湾当局2016年度“星光计划”演训后被装上货船准备运回新加坡的。可是当货船经停香港时，货船上运载的装甲车却被卸落码头，并且没有报关。依据香港特区相关法律规定，装甲车被查扣完全合理合法。虽然事情起因是海运报关技术问题，但却牵出近期高度敏感的两岸关系和中新关系问题，成为舆论焦点。新加坡与台当局延续40多年的军事合作“星光计划”是否就此终结，备受关注。
　　由来已久，“星光计划”是特殊时代的“怪胎”
　　新加坡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合作“星光计划”由来已久，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新加坡建国之初面临的复杂安全形势密切相关。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与吉隆坡政府多次发生意见冲突，并且爆发种族骚乱事件。1965年，新加坡被当时的吉隆坡政府逐出联邦，被迫成为独立国家。前宗主国英国在新加坡独立后又决定撤出在新加坡的所有驻军。仓促间独立的新加坡，迫切需要迅速建立起一支独立的、高素质的国防队伍。而当时的新加坡既缺少军事专家，又因空间狭小没有足够的训练场地，急需对外求助。

　　当时，美苏冷战正在亚欧大陆展开，新加坡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愿倒向任何一方。而相邻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新加坡颇有敌意，关系不甚融洽。新加坡也曾向泰国、文莱等东南亚国家求助，但这些国家都担心得罪马来西亚和印尼，不敢施以援手。最终，新加坡只好与以色列展开军事合作，但新加坡两大邻国都是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公开与以色列合作并非长久之计。一方面，新加坡反复强调，与以色列合作是因国内急需、没有其他援助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新加坡也在积极寻找其他可以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将以色列取而代之。
　　新加坡的民族组成以华人为主，与同为华人社会、地理环境相似的台湾有共同之处，且当时的台军训练水平较高，于是寻求与台当局加强军事合作就成为其尽力争取的选择。自1967年开始，新加坡与台湾当局协商就军事合作事宜展开谈判，后双方达成一致，臺湾自上世纪70年代起派遣一部分军用飞机飞行员、教官和技术人员赴新加坡，协助训练飞行员和建立军用飞机维修部门。在1973年开始的“联星计划”中，台湾派出了精锐军官协助新加坡建立海空军，新加坡的首任海空军司令甚至由台湾地区退役军人担任。
　　1975年4月，台新双方进一步达成协议，新加坡武装部队可以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代号“星光计划”。台湾南部恒春一带地形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交界处比较相似，于是被划定为“星光计划”具体实施地区。依据计划，新加坡每年都派送新兵到台湾恒春进行为期半年的野战训练，台湾只对新加坡军人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协议有效期是一年，后来一直延续至今。如今40多年过去了，“星光计划”在实施期间也经历不少波折，新加坡派到台湾轮训的人数从高峰时的每年1.5万人降到了现在的仅3000人左右。
　　由于台当局的特殊性，台新军事合作始终秘密进行。新加坡“星光部队”在台湾着台军制服，外界几乎无从知晓。2007年5月11日，一架参与“汉光”演习的台湾F-5E战机坠入新竹湖口的军营，当场砸死了在此基地秘密驻训的两名新加坡士兵，同时造成九名新加坡军人受伤。此后，“星光计划”才越来越多地被媒体披露出来。
　　时移势易，“星光计划”不再是新加坡救命稻草
　　如今，新加坡面临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军事合作状况已和独立之初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加坡外交高度务实，即便在新台“星光计划”热络期，新加坡也避免过度依赖台湾，不断寻求更多对外军事合作。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参与东南亚国家间的联合军事演习。1979年新加坡和文莱海军开始代号“塘鹅”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1980年开始，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空军开展联合军事演习，1989年印尼还同意新加坡军队使用其位于南苏门答腊的巴都拉惹训练基地。1984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海军开始执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陆军部队在1989年展开了联合军事训练。
　　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是新加坡的重要军事合作伙伴和训练基地来源地。1990年新加坡派出1200名武装部队人员到澳大利亚肖尔沃特湾训练区进行训练，并展开代号“袋鼠”的联合军事演习。1990年的美新备忘录规定，新加坡为美国提供海空军基地。1992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基地开始为新加坡空军执行F-16战机换装培训计划。新加坡同印度也开展了军事合作，1994年起双方开展了一系列海军训练行动。2007年双方签订为期五年的联合军演协议，根据协议，新加坡可以使用印度在西孟加拉的卡莱昆达军事基地训练新空军，协议到期后又进行了续签。新加坡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也不断提升，从2016年起新加坡每年两次、每次派遣500名士兵到德国坦克实战基地训练。同时，新加坡还同越南等国强化了军事关系。由此可见，当前新加坡依赖“星光计划”保障训练的需要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迫切了。
　　相反，当前台湾军队对台新军事合作的依赖却与日俱增。首先，台湾希望通过新加坡获取国际先进的军事训练经验，提升战力。因为新加坡军队经常与美日英等军事强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台湾因身份特殊不可能公开与这些国家进行演习，因此台湾希望通过与新加坡的军事交流获得一定国际经验。台湾空军还把长途飞行训练范围扩展到新加坡，海军舰队也多次访问新加坡，争取难得的远程军事训练机会。其次，台湾希望以新加坡为中介获取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由于台湾对外交往的困境，武器只能以美式为主，而新加坡可以充当台湾与外国的军火中介。台湾曾通过新加坡向欧洲国家购买过一些先进武器，如波佛斯40毫米高射炮、快艇等。第三，台湾也希望与新加坡的合作能在国际社会产生政治象征意义，以图打破“国际空间”困境，并产生示范效用，争取与更多东南亚国家发展实质性关系。 　　但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国力发展给“星光计划”带来相当大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发展迅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今非昔比。近年来，大陆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关系日益紧密。2010年1月1日，大陆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两岸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新加坡过去在两岸间的平衡战略难以维系，天平逐渐倾向大陆，于是，新加坡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淡化甚至取消“星光计划”。
　　角色特殊，新加坡更应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
　　多年来，新加坡在两岸之间扮演了非常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两次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会谈都是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是“汪辜会谈”。1993年4月27?29日，通过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居中传递信息、牽线搭桥，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之间的首度正式会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开创了两岸在第三地正式接触与签署协议的新模式，也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次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第二次是“习马会”。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新加坡利用其华人社会的独特优势在海峡两岸关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为新加坡赢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彰显了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的务实风格。
　　对两岸关系的熟悉，也让新加坡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有充分认识，新加坡在涉及两岸关系的处理上一向比较小心谨慎。蔡英文上任后，台当局驻新加坡代表人事案一波三折就是明证。最先曾传出民进党高层人士苏贞昌要驻新加坡，后因为其民进党前主席的身份不了了之。后来换了台当局前“国安会”秘书长江春男，所有手续办完后，江春男却因酒驾被捕。之后又传出由台当局“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主任黄志芳出任，但这一人事任命却被外界质疑台当局要把新加坡当成台湾“新南向”的“抗中”基地遭到新加坡拒绝。直到2016年11月14日，悬空半年之久的台湾驻新加坡代表才最后敲定，由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梁国新出任。现年65岁的梁国新曾在马英九执政期间担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及政务次长，参与推动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由于梁国新曾为两岸关系做出过积极贡献，又没有绿营背景，因此才得以成功上任。可见，新加坡非常清楚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在涉及两岸关系问题上始终试图低调处理。
　　这次“装甲车查扣”事件让台新之间长期存在的“星光计划”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在当前台当局始终回避“九二共识”及其“一个中国”核心内涵的背景下，大陆对企图依靠外部势力培植“台独”拒统力量的行为更加不能容忍。11月28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提出交涉，要求新方严格遵守香港特区有关法律，并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11月30日，国防部发言人也回应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这是大陆对新加坡长期与台湾当局保持军事合作的强烈不满。11月29日，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和国防部长黄永宏分别就“装甲车查扣事件”强调，新加坡向来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向奉行现实主义务实外交的新加坡应借此次“装甲车查扣事件”审时度势，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顺势斩除历史毒瘤。“星光计划”可以休矣。
　　（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时事评论员）